在西安行走
2001年夏天那个清晨,西安火车站。天色微明,晨风习习。狭小的站前广场。不多的行人。穿着丝袜、短裤的摩登美女。戴着墨镜,用手机打着电话的年轻人。穿着中山装和旧军装的中年人。打扮得如同黄土高原的放牧者的老人。戴着白色圆帽的小贩,推着自行车,后架上托着两个大大的白色泡沫塑料箱子,边走边叫卖着馍(馒头)和馕。四周没有高楼大厦,地面建筑低矮。火车站座北朝南,一条宽阔、笔直的大道沿南北方向伸展出去。东西方向的大道在站前广场绕了半个圆圈。一辆小轿车不停地压响着喇叭,骑自行车的回头说了一句什么,继续骑了十好几米才不慌不忙地往旁边让出了道。
这是我第一次来西安,却以的是一个西安人的身份。——那一年,我从北京一所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安东郊一所军校工作。要是以出现不了天上掉馅饼一样的意外,我将在西安长久地生活下去。在站前广场,我站了七八分钟。呼吸着清冷的晨风,看着四围的景致,心底涌起一股惬意。身边没有人可以交流,我忍不住低声告诉自己:“西安,不就是一个大县城吗!”像是把一个美貌的人儿娶到手了一样,我幸福地咧开了嘴巴,怕别人笑我傻,又忙装着打
一位编辑老哥约写关于西安和延安的散文。最初觉得很简单的一个事呀。但后来一些杂事缠身,写起来磕磕绊绊。文章还是要快写的好,有一点感觉就写出来,那应该是精彩之作。现在这样过了好久再来写,已经出不出那种感觉了。
贴上第一段,慢慢地凑吧。
西安,最中国的城市
2001年夏天那个清晨,西安火车站。天色微明,晨风习习。狭小的站前广场。不多的行人。穿着丝袜的摩登美女。戴着墨镜,用手机打着电话的年轻人。穿着中山装和旧军装的中年人。打扮得如同黄土高原的放牧者的老人。戴着白色圆帽的小贩,骑着自行车,后架上托着两个大大的白色泡沫塑料箱子,边走边叫卖着馍(馒头)和馕。四周没有高楼大厦,低矮的地面建筑,呈现灰蒙蒙的外形。火车站座北朝南,一条宽阔、笔直的大道沿南北方向伸展出去。东西方向的大道则从站前像个半圆似的绕了过去。开公交车的压响了喇叭,骑自行车的回头说了一句什么,继续骑了好几米才不慌不忙地往旁边让了让道。
所有中国大陆的学生,都学习过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还都模仿它写过若干作文。这几天,很多媒体人面前又摆着这样的作业,素材是温家宝总理为一个小小的口误向读者致歉。
鲁迅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一滴水能反射太阳的光辉,一个人要善于从小事中受教育。做个有心人,就会发现一些不起眼的形象“刹时高大了”,“须仰视才见”,“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这是非常重要的自我成长的方法。
不过和鲁迅先生的文章内容很不一样的是,在中国主流媒体中,底层人的“小事”越来越少了,他们口中说的,从“阶级斗争”到“和谐社会”,无一不是国家大事;大人物的“小事”倒是层出不穷,什么补丁衣服啊,旧手表啊,什么和小战士亲切聊天啊,给小学生回信啊,等等,都成为教育人民的活教材。
鲁迅先生指出了小事的一种用法,也就是用来感动和教育自己。其实在更多的时候,小事虽小,五脏俱全,里面包含着复杂的东西,更适宜用来观察和分析。鉴于温总理的这一件小事,各个媒体关于感动和教育的功课已经做得够多了,我在这里不妨把它作为观察和分析的对象。
舞 打
(曾经写过一篇《唱骂》,当时就该接着写这个《鲁夫舞打》,可是懒惰让我到今天才动起笔来。)
我老家农村的妇女因为生活的压抑委屈,因为家长里短,邻里纠纷,时常会爬上高岗,如高音歌唱家般亮开嗓子,拖长声调,高声叫骂上两三个小时。那可以算是农村里所独有的“唱骂”。我们那里的男人,却没有女人们的耐心,更没有女人们指桑骂槐、一骂二唱的本领。他们一旦觉得蒙受了羞辱,遭遇到不平不公,当场就会跟人吹鼻子瞪眼睛,吼不得两声就伸拳出腿,打将过去。打斗中,强者凭身高凭力气,弱者却也不肯吃明亏,想法借助“武器”还击。往往是手边抓上石头就是石头,抓起棍棒就是棍棒,抓起刀片就是刀片。既便身边一无所有,明知要吃亏也不退缩,非要拚个头破血流。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教育我,在外面打不过别人也要咬别人几口,总之不能服软,不能吃亏。所以,我们老家那里,要是把一个男人惹毛了,他肯定是要和你打上一架的,要是没人拉架,不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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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天,第22届东京电影节就要开幕。一个注定要成为中国媒体重点关注的展映影片是《建国大业》,新华社已经给出了理由:“这是国庆节献礼影片《建国大业》首次在海外放映”。
这个理由相当诱人,不过我怀疑它的准确性。在这六十个国庆中,献礼或者“被献礼”的影片多不胜数,有一些相当有名,如1959年的《青春之歌》、1964年的《东方红》、1979年的《小花》、1989年的《开国大典》等,难以想象它们从来没有在海外放映过。
然而我承认,新华社呈现的这一个新闻点,大体上说是成立的。这些中国人反复观看、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来说,确实非常陌生,甚至闻所未闻,由此可以看到国与国之间的封闭、人和人之间的隔膜,其程度有多么严重。
封闭与隔膜的结果,就是互相不了解,无法进行基本的对话。比如去年引发轩然大波的CNN主持人卡弗蒂“辱华事件”,美国人往往强调说,原因是中国人不了解美国电视文化,更不了解卡弗蒂,他几乎每天都在那里骂人,美国听众已经习以为常。在事情的另一面,没有看过《建国大业》这类献礼片的美国人,也不能理解中国人何以如此生气,只是简单当作一个笑话来对待。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好玩的笑
经常在一些公众场所见到一些留长头发、留长胡须的男人和一些头发染色或者把头发剃得很短的女人,他(她)们冷着脸,扬着头,脸上露出些冷漠和鄙夷,旁若无人般地从在人群中穿梭。似乎这个世界只有他们才活得是个人,其他的芸芸众生不过是路边的一只蚂蚁一只苍蝇一样。还有些人言必称我们那里怎么样怎么样,国外怎么怎么样,好像就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来自大都市,曾经出过国,留过洋一样。还有一些人随时随地都能挑起话头来谈国家大事,言中必把党政要员的姓去掉,呼其名加同志,好像党政要员就是他们家里人一样,或者露出旧时天子皇上的钦差大臣的作派……
这些人目中无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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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啊,我就要远走
那一年洪水突如其来,连日连夜的暴雨下透了大半个中国。我们部队驻地所在的这个省份很快洪涝成灾。部队奉命去抢险救灾。出发是在上午。车队前面一辆白色的警车拉响呜呜的警笛,紧随其后的部队开道车发闪着红色的信号。我们驻扎的这个城市平时异常的拥挤,我们每次进城至少得在路上堵上半个多小时。但这一天,路上无论是红灯绿灯,一律以我们通过为准。无论是上绕城高速还是进四环三环二环,入口全部被警车挡住,等我们的车队通过后才放行。无数的行人和车流对我们翘首,我们沉醉在路人的眼光里。我们不由自主地抿住了嘴角,保持严肃和悲壮。是庞大的车队和路边行人的目光成就了我们英雄的荣光。我们在车上心情激荡,军歌声不经意间响起,一个人刚起了个头,全车的人都拉开嗓门唱了起来。我们从未把军歌唱得如此激越高亢,震心撼魄。我相信这是我们一生中唱得最好、最投入的歌。
到达洪区,我却被抽调到师政治部。和我同时抽上来的还有两个人。我们都是下面团里小有名气的战士报道
在陕北看出殡
在陕北看到为一位老人举行的葬礼,看到了一种流传下来的风俗。先是搭起了灵棚,花圈从灵棚的两侧,一直摆到了外面。家庭中的子女儿孙,都穿着白色的孝服,有人来拜祭,家里孝子领着进门,递香,然后孝子领着亲属们跪下,磕头。下葬的前一天晚上,进行了隆重的“献祭饭”。仪式中,由男孝子跪请礼宾生出场,在哀乐声中引孝男孝女出守灵处,到盥洗处净手、洗脸,然后到灵堂前拈香、燃烛、化纸、三拜九叩,跪在灵柩前面。接着开始进行“进茶、进膳、进饼、进祝文(祭文)”仪式,仪式程序复杂,庄重肃穆。
看过之后,不住在想,人老死和大寿,其实是对人,特别是普通的民众生命的尊重。人如芥草,芸芸众生,世上有几人能赢得万民景仰?在平淡的一生中,确实需要几个亮点,确实需要几次风光。普通的民众,也惟有在大寿和老死时,才能引起别人的关注,赢得一些尊重,是一种至上的荣光。
中国人是好面子的,这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思想。我们没有西方那些大一统的宗教信仰,大多数汉人甚至没有宗教信仰,好面子可以说是我们的宗教。因为好面子,我们才谈吐文雅,穿着整洁;因为好面子,我们才用外在的表现体现出人心向善。普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长平 2009-08-14
《新闻联播》改版了。看了几天,感觉怪异。作为一个观众,我以前不爱看它,现在更不爱看了。从新闻专业的立场说,以前它做得不够好,现在做得更不好了。
央视发言人不承认这是改版,而称为“编播方式的尝试”,也许有些道理。因为就播出的新闻而言,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还是那么空洞和乏味。最大的变化是,领导人的活动报道和会议新闻几乎不见踪影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央视取消这两类报道,实乃顺应民心。因为这两类报道,几十年来不思进取,形式呆板,内容空洞,正如新民谣中所讽刺的那样:“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
《新闻联播》的整体风格也是如此,被人总结为“老三篇”:前十分钟讲领导人都很忙,中间十分钟讲全国人民都很幸福,后面十分钟讲世界其他地方都很乱。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它能这样坚持下来,也真是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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