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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社会里岂能“不理陌生人”

 

本报评论员 李晓亮

 

  昨天一条关于“火车站问路”的社会新闻,竟然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关注。说的是,汉口火车站的一块提示牌上,赫然写着“请不要搭理陌生人问话,谨防上当受骗”的字样。这让不少外地游客不爽,觉得这雷人的提示,饱含歧视,很不友好。但当地警方却不这么看,他们说车站一带常发诈骗案,挂牌提示,是善意的。(9月15日《武汉晚报》)
  一块小小的提示牌,引来无穷争议,本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其实,相信走南闯北的朋友,看到这条新闻应该不会觉得特别吃惊,因为这类“温馨提示”,并算不是汉口站的首创。在不少城市车站都能听到类似的广播,大意也都是提醒旅客防范车站骗术。这种广播一般不会将所有陌生人、外地人一律视为面目可憎的骗子,广播内容也多是针对骗术本身的讲解,教你如何见招拆招。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播,只能让你感受到广播员的苦口婆心和车站民警的良苦用心。你可以烦它,但不至于怨恨它。
  而汉口站“不搭理陌生人”的提示牌,却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它无视骗术的复杂性,只是简单地将一切陌生人均视为假想敌。企图通过让人们与假

“行贿黑名单”何以总是温情脉脉

 

     李晓亮

 

记住作为醉驾符号的“孙伟铭”

 

 

 

 

     李晓亮

 

天灾难测,但我们可以却严防“人祸”

□     李晓亮

离“5·12”一周年,还剩不到一周的时间,这300多个日日夜夜,没能冲淡我们对逝者的哀伤。就像贾平凹所说,他们的死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死亡。是以时隔一年,人们对瞬间吞噬万千生灵的公共建筑的质量问题,仍耿耿于怀,难以释然。

所以,日前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四川省司法厅厅长刘作明说“追究公共建筑质量问题的情绪,在民众中始终没有完全化解掉。”这本应算是好事。毕竟,民间的持续质问,有利于相关部门对渎职者究责,也有助于灾后重建能最大限度地纳入监督视野,尽量杜绝可能酿成灾难的腐败的滋生。

但刘作明厅长却表示自己并不主张追究大地震后的建筑质量问题。原因是,除了高强度地震作为不可抗力之外,大规模校舍垮塌的问题出在建筑设防标准,规范存
选中罗彩霞的过程就是一条权力溃败链条

□     李晓亮

  如果不是一次偶然,湖南隆回的罗彩霞也许永远不知道,2004年高考后她没有被任何高校录取,而冒名顶替她的同学王佳俊却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罗彩霞被迫复读一年后考上大学,本应今年毕业却面临因身份证被盗用而被取消教师资格证书等一系列问题。(55日《中国青年报》)

  在“一考定终身”的语境下,通过考大学实现人生价值,是大多数寒门子弟唯一的社会上升通道。对农家女罗彩霞而言,尤其如此。但现已毕业的“假罗彩霞”王佳俊,却抢先堵死了罗彩霞步入社会的通道。更憋屈的是,准备诉诸法律的罗彩霞,反而要为家人安全担心。
  让罗彩霞担心的,或许是王佳俊的家世背景。王佳俊之父王峥嵘,是隆回县公安局政委,
猝然临之的“幸福”竟然也能“致命”……
不忍再见“高兴死了”的悲剧

□     李晓亮

“幸福死了”,“高兴死了”,这两个词想来我们都不陌生。当一种美事猝然临之,人们通常会将这类词挂在嘴边,以形容当时那份难以名状的愉悦之情。

研究一下这个语词搭配,会觉得很有意思。那种心情,似乎必须将“幸福”、“高兴”和“死”进行搭配,好像只有通过如此极致的词性对比,才能准确描摹出当时境况下,当事人心情达到的那个临界状态——再多一分一毫,就会突破界点,乐极生悲,直接从喜剧转入悲剧了。

这个悲剧,就是因为太过“幸福”和“高兴”,抑或这种幸福太过稀缺,所以激动之余加之身体本身原因,甚至可能出现猝死或诱发其他突发状况。比如,在赵本山的小品《心病》中,就能看到人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幸福突来遽然发病的情况:小品中,范伟饰演一个心理病人,买彩票一中大奖,就会幸福得“抽”(犯病)过去;而赵本山饰演心理医生,但当范伟痊愈后,提出分赵一百万酬金时,赵却“抽”了。为了营造喜剧效果,小品显然是经过别有匠心的艺术处理,所
宽容上诉书中的文字恶搞也是一种文明
法院难道想告诫大家以后慎用多音字?

□     李晓亮

若“因言获罪、跨省追捕”,您已见惯不惊,那么下面这事儿,或许还能让你惊呼一声“哇!不会吧?!”

因为一个惹祸的多音字,深圳一陈姓男子或面临被拘15天的处罚。起因据说是陈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在上诉书“事实和理由”一栏中仅写了一个“操”字。深圳福田法院认为,这个字属于“下流语言”,侮辱了司法工作人员。(430日《新文化报》)

对此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个故事难道是想告诉我们,以后慎用多音字吗?我们知道,汉语的博大精深,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汉字的多音多义性。不同语境下的音义叠加,使得汉字的指代功能日趋复杂。加之地域广袤,“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汉字在不同时空,因人们的用语习惯,也会
孩子的耻感消失是社会不能承受之痛
受辱女孩再害人是对社会的多重戕害

□     李晓亮

近来,猪流感全球肆虐,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防控猪流感,全球总动员,严峻形势,可见一斑。当此之时,对中国潜伏着的一种隐性的“猪流感病毒”,同样不容轻视。那就是近日来,新闻报道出现井喷之势的“性侵幼女案件”。或许有人会说,在这个时间节点,将“性侵幼女”恶行比作让人闻之色变的“猪流感”病毒,有蓄意赚取眼球的哗众之嫌。

但是,就如“习水案”之后,各地关于“性侵幼女”、“强奸幼女”的新闻连篇累牍地出现一样,这本就可视为新闻报道的一种规律:借上一个案子聚集起的司法整饬力度和社会关注度,在舆论鼎沸之际,“趁热打铁”将相关罪恶“一窝端”地曝光于天下,有望最大限度最大效率地还原这些案中缺失的社会正义。

就像猪流感堪比SARS一样,此次备受关注的浙江“丽水案”,其恶劣程度也一点不比上次的贵州“习水案”差。日前,浙江丽水市相关部门向媒
陆川拍《南京》,重现本土废墟上舞蹈着的异族文化?
□ 李晓亮

“因为爱国,所以看《南京》!”在某报上看到这样一个标题,我很疑惑。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爱国逻辑”实在经不住推敲。

严格说来,陆川的《南京!南京!》,绝非此类爱国者眼中的主旋律爱国宣传片。若事先“做好让心灵承受重压、灵魂备受摧残的准备”,那么看完后,定会大失所望。由于导演拍摄手法的冷静与节制,以及片中所尝试的日本兵视角下的大屠杀场景再现,或许要让这部分爱国者感觉有些别扭。

有观众就直言:“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刺激和震撼,场面可以再渲染一点,尤其在暴力、血腥的方面,没有让我受不了。”这种观众和上述的“因爱国看《南京》”的观众,可能是支撑《南京》票房的主力军。其实两者有着共通之处,就是都带着强烈控诉的观影心理而来,都希望在片中看到日本军人如变态杀人狂魔一样,毫无人性的一面。

而且希望片子最好将侵略者杀人、强奸、蹂躏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等细节,用三秒特写类镜头展示。似乎唯有如此,才够过瘾,才是日军的残暴兽行的真实写照。而当这种控诉,仅仅停留在从商业影
一个让幼女频频受辱的社会是可耻的

□     李晓亮

“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羞姓秦”,若照此逻辑,在灭绝人伦的习水性侵幼女案后,人们绝不想再看到“性侵幼女”这个世间最恶毒的词。但,现实的残酷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仅在昨天某门户网站,就有《湖北男子连续强奸16名幼女,受害人最大10岁》、《浙江丽水多名女中学生遭强奸,传涉及多名村委会主任》等好几条关于强奸幼女的新闻。

其中,“丽水案”后的新闻跟帖竟达一万多条,民愤于此可见一斑。“丽水案”案情大致如下:浙江丽水市碧湖中学多名女生遭强奸,至少有1013周岁到16周岁的女初中生曾被陈伟军、大兵等人强奸,碧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