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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伟东书隶书横幅《宋赵师侠诉衷情词》,2017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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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与1930年代的南京政府

(标准草书笔谈之四)

许伟东

 

于右任创制“标准草书”的1930年代前期和中期,正是国民党和它的南京国民政府最为关键性的十年。对1927-1937年间的国民政府的历史功过,史学界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但是,综合起来看,在这个十年中,南京的国民政府既遭遇到了内外交困的严峻局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执政成效。相比于1911-1927年间的混乱倾轧,1937-1945年间的战争动荡,1945-1948年间的全面溃败,短命的中华民国在1927-1937年间的执政算是相对平稳的。

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一直面对国内外危机交迫的巨大压力。国内方面,有大小军阀和地方实力派与南京政府的对抗乃至对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江西、福建苏区和其他根据地的武装割据;国际方面,有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大片国土陷于敌手;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中国被迫签订妥协退让的《淞沪停战协定》。在南京政府内部,则有蒋介石集团与粤系政军势力的激烈而频繁的争斗。但是与此同时,由于蒋介石手握军政实权,拥有训练有素的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的军队,并在实际控制的江浙皖赣豫数省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改革措施,遂在1930年代初的军阀混战中夺取了胜利。蒋介石军队在针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也取得了军事上的进展,这次进展当然与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军事领导权被王明路线和第三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所控制因而出现重大错误有关;在追击红军的过程中,蒋介石军事政治势力乘机进占和控制中南、西南各省,统治基础得到巩固和扩大。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在经济、金融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内工商业发展的改革措施,同时,加大了交通建设,这些措施缓解了1929-1933年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在此期间,“五卅”运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一二九”运动等都不同程度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刺激和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从1927年到1937年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在曲折危机中呈现出总体好转趋势,整体上超越了中国以往特别是清末和民国初年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实力。据中国社科院李新总编的《中华民国史》介绍,“全国各个行业发展到1936年时,各项经济指标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一年,农业已经复苏,财政收支有很大改善,交通运输和工矿企业发展迅速,因此,这一年是南京政府抗战前十年经济全面好转的一年,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高峰。”(李新《中华民国史》第八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59页。)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政府的治理心态和建设规划变得踌躇满志起来。

于右任在南京政府中是各方倚重的闻望之士,但是他并无实力参与或左右各大派系的倾轧纷争。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属于最高领导层的成员,参与的政治活动涉及到各个方面,但是真正能够决策的事务却非常少。国民政府实行所谓的“五院分立”(五院即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的制度,监察院按照规定享有纠举、审计和弹劾的权力,但是实际被赋予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于右任出任监察院长后,曾经发起对汪精卫的弹劾,但是不了了之;1934年于右任支持弹劾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再遭失败。顾孟余案的失败让于右任深受打击,愤而离岗,回乡暂居。他清醒地认识到监察院根本无法有所作为。不过,于右任仍然是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他意识到自己在政治层面能够为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所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在文化教育方面或可有所作为。他参与故宫文博事业管理、参与文字改革工作、参与教育工作、提议设立敦煌研究机构等,都体现出这一意向。

本文发表于《书法报》2018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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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追求与群体努力

标准草书笔谈之三

许伟东

 

于右任的决然转向“标准草书”并非率尔操觚,而是一个自觉的过程。

第一阶段是摸索阶段。大约在1927年前后,于右任开始研习草书。初始阶段,他在资料的收集方面下过巨大功夫,不仅广泛搜集历代草书的传世墨迹、刻帖拓本和相关论著,而且留心当时刚刚出土的西北地区的简牍资料。关于这一时期的书法探求,于右任曾赋诗记录:“月仪墨迹瞻残字,西夏遗文见草书。踏破沙场君莫笑,白头才到一踌躇。”(见杨中州选注:《于右任诗词选》。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2页。)这些简牍资料的出土,不仅帮助人们清晰地勾勒出隶书向行书、草书演变的轨迹,而且为人们提供了大量新鲜生动的草书范字。这是前人难以获睹的新鲜资源。于右任在书法方面是极具才情的,不过,尽管如此,他在草书临习中却并不一味依恃才情,而是以笃实的态度下笨功夫。为了准确、熟练地掌握草书中的草法,他集腋成裘、锱铢积累。作为当时已非常著名的书法家,他依然踏踏实实地从头学起。他曾毫不掩饰地介绍自己从头开始的学习过程:“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草。”其实,根据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在《记忆》一书中关于人类记忆曲线和认知规律的研究,于右任的草书记忆法未必是符合记忆曲线所示的效率最高的方法。但是,一般记忆规律与个体心智并不一定完全重合,于右任恰是凭着自己的点滴积累和不懈勤奋,逐步掌握了原来相对陌生的草法,顺利实现了自己大幅度的书法转向。(参见【德】艾宾浩斯:《记忆》。曹日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第二阶段是面世阶段。1931年,于右任在上海发起成立了“草书社”。1932年,于右任果断决定,将“草书社”更名为“标准草书社”,宣告一种前无古人的草书字体——“标准草书”正式创立。19367月,《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集字双钩百衲本)经过4年精心编制,由上海汉文正楷书局印行问世。为了慎重起见,第一版只印行了500本。

第三阶段是完善阶段。于右任等人对《标准草书》不断修订再版,前后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不下十余次。在从1936年到1964年于右任逝世前的三十余年中,《标准草书》共修订出版达9次之多。之后,又有出版。

第四阶段是传播阶段。于右任与同人和弟子不断研习、传播,在两岸三地以及日本、韩国、东南亚诸国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终于使标准草书成为一种被很多书法爱好者学习、选择、欣赏的一种新型草书字体,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草书群体。日本等国在编辑书法字典时,在草书栏目中有的已采用标准草书。我国大陆于1990年代在南京设立了中国标准草书学社。标准草书的传播工作主要依靠三种渠道;一是《标准草书》的编辑和修订;二是于右任本人的“标准草书”创作。于右任经常以作品赠送亲友、同事和部下,其作品在社会上存留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书法家;三是于右任弟子和再传弟子的学习、研究、教育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于右任的几位重要弟子发挥了较大影响。如胡公石在大陆、刘延涛和李普同在台湾、金泽子卿在日本分别在不同方面作出了贡献。

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工作是互有交叉的。其间,为了振兴草书,于右任还和一些书法专家于1941年在重庆创办了《草书月刊》。这是有史以来我国惟一一本专门研究草书的期刊,虽然前后只出版了四期,但是在当时的书坛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激活自清代中期以来相对沉寂的草书创作和研究发挥了作用。

于右任创制“标准草书”的过程还是一次集中群体智慧齐心协力的过程。围绕草书所做的学习、研究、探索、组织、编辑、出版、推广等工作不仅需要广泛搜集图文资料,而且需要众多内行专家的融会贯通、商量研讨,所以,仅靠于右任一人之力是不足的。况且,中年时代的于右任,除担任监察部长之外,还兼任很多要职,忙碌不堪。于右任组织了一个小型工作团队,参与者包括“泾阳周伯敏、吴江杨天骥、鹿原刘海天、巩县刘延涛、洛阳曹明为、蓝田李生芳、盐城胡公石、长安李祥麟”等,但是“三原于右任”始终是这批专家中的核心人物。这批同好共同研究草书,广泛搜集历代文献,集中力量聚焦于“历代草书千字文”。进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共计收集到100余种草书千字文资料,涉及书家达140余位,内容包括墨蹟、刻石、拓本、典籍等多种载体。在初选阶段,共计搜集前人草字单字达六十万个,经过众人筛选之后,由于右任亲自遴选确定。选字的范围不仅涉及《急就章》、《月仪帖》、《出师颂》、《十七帖》、《书谱》、《怀素自叙帖》等传统经典名作,包括《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大型丛帖,包括当时刚出土的《楼兰文书》、《流沙隧简》上的墨迹,而且包括采用当时新技术影印的《故宫周刊》和来自日本的《书道全集》上的图片资料。少数字迹(大约77字)由于一时难以找到满意的字范,由于右任或同人补写,落款为“草书社”。

在这个小型工作团队之外,于右任还有交游广泛的书法界朋友。与他们的交往,对他的标准草书事业大有补裨。其中,王世镗是特别值得一提的,于右任与王世镗的交往已经是被书法界熟知的艺坛佳话;另外,当时已颇具声名的沈尹默对标准草书的尝试也饶有兴致,他和于右任不仅有书法之谊,而且同为南社成员,他经常去位于上海静安寺的标准草书社参与探讨。后来在重庆期间,沈尹默还回忆到这段时间的生活和交往,在《题于右任〈标准草书〉歌》中赞道:“高论尝闻静安寺,整齐百体刚草字。美观适用兼有之,用心大与寻常异”。(沈尹默:《题于右任〈标准草书〉歌》。《中国书法》2011年第6期。


许伟东:《自觉追求与群体努力》(标准草书笔谈之三)发表于《书法报》2018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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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书法史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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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然的转向

(标准草书笔谈之二)

许伟东

 

于右任由前期魏碑体书法转向草书,表现之坚决、干脆、彻底,令人瞩目。其决然之程度,大概可以称得上是书法史上独特的案例。台湾书法研究者庄小岑通过其学位论文对于右任作品中有明确编年的部分进行过整理。根据其整理结果,笔者进行了二次统计,为了直观起见,不妨以列表方式呈现如下:

时间跨度(年)

作品总数

楷书、行楷、行书

行草

草书

行草和草书占比情况

1918-1931

71

71

0

0

0

1932-1935

24

16

6

2

33%

1936-1964

361

9

25

327

97.5%

此表展现出于右任一生的书法创作在几个阶段里的书体变化轨迹。对表格中的数据,只要略作分析就可以看出显著的规律。数据表明,从1918年到1931年,也就是于右任从40岁到64岁的阶段,他基本上从事魏碑体楷书和行楷书的创作,行草和草书的出现概率是零。从1932年到1935年是过渡期,这是一个十分短暂的时期,前后仅仅三年的时光。在这个过渡期,于右任已经在集中精力埋头学习草书,但是由于对草法掌握得不够熟练,他一面学习草书、一面继续坚持以魏碑体从事创作以及应付各种请索;从1936年到1964年,也就是他69岁开始直到他86岁魂归道山,他都全力以赴从事“标准草书”的研究、创作与推广,很少甚至可以说他基本上不再以既往的魏碑体书法示人。

在表中的1936-1964的总数361件仍然有9件“楷书、行楷、行书”,需要作出说明。这于右任后期仅有的几件不属于“标准草书”的作品也多是由于非常特殊的原因而破例。例如1957年的一件落款为“待燕爱孙女”所书之作,可能是因为考虑到受赠对象年龄幼小,为了照顾其读懂文字而没有使用草书书写;再如1964年所作的《白母马夫人墓碑》是为国民党政要白崇禧夫人马佩璋所书碑文,这是因为双重原因所破例的:一是由于马佩璋原籍陕西,与于右任有同乡之谊;一是因为白崇禧指定书体;另外,也有整理者标注错误导致的误差,如1950年为台湾“国立图书馆”所书楹联属于标准的行草书,整理者误标为行书。如果剔除这几种情况,则于右任1936以后的作品草书的占比接近100%

于右任从魏碑体行书转向草书,这种坚决与过去告别的态度,这种坚决放弃已经取得较高成就且技法熟练的书体,重起炉灶探索新风的做法,在书法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这一转向首先显示出他个人的艺术和学术兴趣的转移有关。其次,这一转向还显示了于右任惊人的意志力。于右任是坐言起行之人,即使在他一生众多事业之一的书法这一项之内,他也远比很多专业书法家还要创作勤奋、事功卓著。没有意志力的坚持和自我控制是无法实现的。再次,这一转向还与于右任清楚地认识到书法史的碑帖变迁和他作为一代书坛领袖的历史责任有关。作为在魏碑体方面取得极高成就的书法家,他属于碑学派无疑,但是他的敏锐使他迅速意识到清代中期之后碑学大盛也导致了书坛的偏颇——草书的严重抛荒。他试图为改变这一状况倾注精力。

自北宋淳化年间创立《阁帖》之后,中国书法逐渐形成帖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到清代乾嘉时期,碑学崛起,并逐步与帖学并驾齐驱,经过一百多年的理论研究、观念传播和创作实践,到清代末期,碑学几乎达到独领风骚的地步。学者书法家取代了文人书法家,碑学的艰涩厚重取代了帖学的风流潇洒,篆隶的流行超过了行草,真正醉心草书的书家人数有限,草书整体上陷入了衰落的局面。但是,任何时候都不乏学术研究的有心人。此时,一些耐得住寂寞的书法专家,不约而同地致力于草书字法的研究整理和创新普及,希望通过学术清理带动草书的复兴与提升。在于右任之前或同时,有沈曾植(1850--1922)、张继(1882-1947)、王世镗(1868-1933)、罗复堪(1872-1955)、卓定谋(1886-?)、余绍宋(1882-1949),在于右任之后,有王蘧常(1900-1989)、朱复戡(1902-1989)、徐伯清(1926-2010)等,都分别作过不同的努力。这些人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完全雷同的,有的是整理字法,有的是探索一种新的风格,有的是对既有的草书历史进行学术清理。在这些复兴草书的努力中,于右任致力于“标准草书”,不仅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也取得了最为显著的影响。即使从碑学和帖学相互砥砺激荡的书法史角度来观察与评估,于右任的贡献也是不可小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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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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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格与入轨

——刘登翰书法的大字和小字

许伟东

 

 

刘登翰书法中的大字和小字呈现出不同的追求,可以分开来观察。

刘登翰曾坦率地宣布:“吾学书,从无法始。”其实,不光是从无法始,也是从大字始。刘登翰最初一次书法结集,其中的大多数作品属于大字书法。这些大字作品,充分利用宣纸的渗化效果和丰富层次,全力追求水墨氤氲的柔婉凄迷的效果,显然受到了海外书坛的影响。这种风格类型的书法,部分被称为“墨象派”,部分被称为“少字数派”,在二战之后的日本书法界曾经多有尝试,并且构成日本书法中的劲旅。与日本联系较多的台、港、澳书法界,也不乏类似尝试。由于本职研究工作的需要,刘登翰曾多次出访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免耳濡目染。在大字作品的书写中,刘登翰濡墨挥毫、信笔挥洒,充分体验和享受书法艺术“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无边快乐。中国文艺传统历来强调创作者多种修养的重要性,注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复合修炼。刘登翰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北大中文系科班出身的文学研究学者,而且经历了建国后复杂的社会风云变幻,无论就阅读滋养后的心灵陶冶、还是从坎坷经历造就下的丰富阅历来看,他都具备足够深厚的蒙养。在文学研究之余,书法艺术的抒情性、便捷性、抽象性、模糊性特点,立即与他的蕴蓄丰富的心灵形成默契。他仿佛从书法中找到了另外一种怡情养性的渠道、安身立命的支撑。当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纵情挥洒中时,还没来得及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熟悉传统书法的繁文缛节。不过,传统书法几千年来长期积累的运笔、结构方面的陈法,丝毫没有束缚住刘登翰的书写欲望和表达激情。在反复书写大字的任情恣性的书法体验中,刘登翰不断收获无边的自由与充实的欢乐。这时,他几乎将传统书法的陈法弃之不顾或者束之高阁。

在小字作品中,刘登翰呈现出另外一种心态和做法,传统书法所长期遵循的笔法、结构、章法所组合起来的书法规则,重新得到了重视。这时,他像绝大多数书法家一样,努力尝试对这些技术要素进行精心地控制。抒情的快意退居次要位置,细致而耐心的技术调控重新成为作品关注的焦点。如果说在大字作品中,刘登翰不主故常,极力追求逸出传统书法规则的个性化自我满足,在小字作品中,他则是不遗余力重新回归传统书法的旧有轨辙。

书法不是刚刚产生的一门艺术。它曾经长期伴生于文字,也长期依附于文学,但是,它所具备的独立品格同样由来已久。刘登翰已经拥有十年之久的书法创作经验,对于一位书法家个体而言,这不算短暂;但是对于历史悠久的书法艺术来说,这并不漫长。我相信,他已经在既往的书写中猎获了妙不可言的精神收获,随着岁月的迁延和技法的精进,他必将在未来的作品中征服更多的技术关隘,进而捕捉到书法艺术深层的更多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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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伟东《书法:自然的迹化——道家的书法功能观念及其美学追求》。
发表于《学院美术》(即《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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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我的创作
许伟东书孝文法师偈语:“无端二月齐飞雪,风刀霜剑斩春枝。枝断连根痛三尺,尘归黄土终是痴。”
此作编入书法禅2018年挂历。
草书。2017年作。136cmX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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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我的创作
许伟东行书对联“修竹崇兰静观其趣,和风朗日足畅斯怀”。
丙申岁(2016年)书。96cmx22cmx2。
此作参加了书法禅2017年展,并编入孝文法师和陈志军主编的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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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水成川——福建师范大学校友美术作品集》于近期出版。
我的一副对联编入此书。
收到福建师大美术学院赖登峰老师寄来的这本沉甸甸的画册,
顿时回想起在长安山下的那段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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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伟东《天人同构的实现——传统书法的中介功能》,发表于《西北美术》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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