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一个多月，新栏目就要开播了，再过小半年儿，研究生就要开考了，为了以饱满的精力和体力应付接下来的两项重要任务，除了必要的业务训练和考试复习外，即日起，一项针对体内基础设施重建与加固的“百日养生计划”正式启动，为了保证这一计划的顺利实施，特作以下声明。
一、即日起，原则上谢绝一切傍晚后举行的非必要活动；
二、即日起，原则上谢绝接听和回复一切21点后的非官方致电及短信；
三、即日起，原则上戒酒百日，戒辣百日。
以上声明，望诸理解，私人行为，无须评点，亦请监督以为心愿。
6月13日开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引得全国乃至世界的娱记蜂拥而至，当然，也包括我这个伪娱记，于是，提前两天，我就从北京直飞上海，继续我的娱记之旅，虽然还是为了栏目那点事，不过，较之上周，这次的体验更接近于一个标准的狗仔。
在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里，各色品种的明星就像路边的生煎包子铺般不绝于眼前，更何况有了电影节的召唤——不过众多明星中，Halle
连续几天的蹲坑守候，算是基本达到了预期的采访目标，录了几个大腕，不过没有我真正喜欢的。电影节没结束，我已经回到了大连，此行历时12天，有点累了，也有点腻了，第一次出差出到恶心~
近日一直做娱记，眼下漂移到北京……
节目开播前要炒作——电影电视圈的一贯伎俩——不管会不会下厨，先把幌子挂出来，再咋呼出点动静，而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就是“找腕儿”友情客串，也叫“名人效应”（近似代言，区别是人多钱少没风险）。从来没接触过这个圈子，QQ了一位在娱乐圈打拼多年的前辈，很快，一份“大腕通讯录”到手了。当时还是有了一点小小的兴奋，设想着将来某时可以发个恶作剧短信，整一个“信骚扰”，看看他们都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不过很快，兴奋就变得麻木，再后来，开始了各种痛苦。因为我要给腕儿们海发短信，海打电话，表达出我们想找他们来录制节目宣传片的强烈而又合理的愿望。在我看来，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就是低三下四地求人，还要时刻准备接受对方抛来的冷眼儿，这是让我不爽的。我生性怕被拒绝，更怕接近拒绝的过程，但无奈这是我分内的工作，只得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地执行。不过，实际上似乎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恶劣，大部分“名人”还是比较“通人性”，甚至出人意料地爽快答应，让我窃喜窃喜再窃喜——停！得意忘形，等成功录制后再喜不迟。
一些曾被圈内誉为“媒体杀手”、“记者克星”、“剧匪戏霸”的腕儿竟然也会主动及时并礼貌地回复你的短信，让你油然而生了一种错觉，喜欢上了这些冷面柔情的艺人。而另一面，舞台上常常表现出亲民近众甚至傻得有些可爱的人，却在下面尖酸刻薄得很，貌似有意让你知道，舞台上演的是戏，靠的是寡人高超却并不高尚的演技，一霎时，颠覆了我原有的“偶像观”和“呕像观”，看来演技高有时并不是什么好事，它会把现实中的那个你衬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以上问题有点展开了，现实没那么可怕。好吧，飞到北京，开始与“腕儿们”正面交锋（我不爱说亲密接触，暧昧得自己都不信）……
昨天夜里发烧，没试表，体温未知，凌晨开始辗转反侧，心里琢磨着万一被隔离了，蝎子咋办。不到六点起床，上网查了查，发烧、头痛、体乏、肌酸，都对症了，咳嗽倒没有，不过好像有了心理暗示，下意识的吭了两声。七点多，叫了辆计程车，直奔本地一家大型医院的发热门诊，下车时向司机要了票据，以防万一之时能寻找到被我牵连的她。
一个含糊的箭头让我出出进进了三次小白楼，里面很空，空得让每一个进入其中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异类或准异类。最后鼓足勇气试探着深入了一下，发现了一名躺在担架上的值班护士，要不是她身上的白大褂，还以为她是昨晚送来的三无患者。被吵醒的她像受了多大冒犯，欠了欠身，问我干什么。我说我昨晚发烧了。话音未落，护士睡意全无，眼睛里掠过一丝恐慌，像变魔术一样不知从哪拽出一副口罩，戴在嘴上，整个动作连贯迅速，毫不拖泥带水，我心里暗自叫绝。她问我从哪来。我说从家来，之前没去过疫区，只是参加了两次婚礼。她问我现在感觉怎样。我说好了很多，就是没劲。这时她松懈下来，转而很不满地问我，好了还来干吗？我说为了自己和别人负责，我得确认一下。她说你别没事找事了，来了就走不了，要被关在小黑屋里接受各种审问，并告诉我如果非要试试，也得等到早上八点。看着她愈加烦躁的眼神，我悻悻然退出了小白楼，想象着她这样劝退了多少发热病患。然后走进医院大堂，门口没有安装红外体温探测装置，我穿过人群，径直走到分诊台，要了根体温计试表，37度7的数字后面，护士要求我填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刚刚感到程序上有些正规，却随即被告知去内科挂号，并没有要求我去发热门诊排查。二楼内科走廊，足有上百人挤在这里，护士医生带着口罩，谨慎地看着眼前的患者，这里空气闷热，咳嗽声、喷嚏声不绝于耳，很多人在向白衣天使询问自己的发热究竟是什么原因。我开始感到这里绝没有外面的环境安全，于是舍弃了四块钱挂来的平诊号，退出了医院，耳边再次响起刚才躺在担架上那位护士对我的劝诫。
到了中午，我的体温恢复了正常，但心里却更惴惴了。眼下，虽然本地还未出现甲型H1N1疑似及确诊病例，但至少我所经历的这些让我感受到了一丝隐患，隐患猛于疫情，比甲型H1N1更可怕的就是侥幸的心理和由此形成的淡漠。据了解，本市在飞机场、火车站出入口处都安装了红外体温探测装置，而同时还听说有人虽然出现了发热症状，但仍顺利从疫区回到家里，躲过了隔离。这就说明我们并不能有效阻止疑似病患进入市区。另外，加上至少我所去的那家大型医院，防控态度并不积极，对出入患者体温的监测也不主动，而是仅靠患者个人自愿试表登记，待诊大厅的通风很差，空间狭小，咳嗽声喷嚏声络绎不绝。虽然我们强调这类病毒可防可控，不必过度恐慌，但作为实现这一承诺的主体——医院，应该时刻保持谨慎，否则，又有什么理由让民众放心，让理性普及？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型系列纪录片《咱这三十年》之
《唱出来的风波》
（上）
现如今，当有人向你提起“喇叭裤”、“长头发”、“流氓歌曲”这些名词时，你一定会觉得俗不可耐，即使你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曾疯狂地追逐过它们。然而，相比眼下的流行元素，这种“俗不可耐”的生活背影留给我们的印象却是深刻清晰的，因为它们见证了三十年来，人们对美的态度由羞涩到开放，由批判到宽容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今天，我们就从当年的一次舞台风波说起，去共同追忆三十年间那些远去的生活背影。
【画面】灯光照在一台卡式录音机上，里面传出一段乐队演唱同期。
【解说】这段声音录制于三十年前的一个傍晚，演唱者是当年英国著名的乔洛斯乐队。那天，他们乘坐本国的一艘豪华游轮途经大连，在有关方面的特批下，为我市文艺界内部举办了一场演出。
【采访】原大连歌舞团创作组成员李雨岷：在大连剧院演出一场，当时我们大连歌舞团创作组的全体同志都应邀去看这个演出，我还在一楼的前排。
【解说】时任大连歌舞团创作组成员的李雨岷还只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在那样一个连外国人走在大街上都会引起围观的年代，能在大连舞台上亲眼看到外国人的演唱，对李雨岷来说，实在是破天荒的一件事。尽管已经做了充足的思想准备，可当红色大幕徐徐拉开的那一瞬间，一种强烈的视觉震撼还是远远超出了李雨岷的预期。
【采访】李雨岷：所有演员穿着所谓的奇装异服，超短裙，露胸袒背，拿着麦克又蹦又跳又唱，完全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一种演出，当时把我们都惊呆了。
【画面】卡式录音机里播放现场录音，响起热烈掌声。
【解说】剧场里响起的阵阵掌声不仅仅是一种礼节性的回应，它比舞台上的电声乐器更能精准地传递出那个时代的精神气息，那是一种发自心底压抑已久的释放与喘息。
【采访】李雨岷：原来我们身边的世界是这样精采地存在着，而我们却在十年的封闭中什么也不知道。
【解说】乔洛斯乐队的演出不仅震撼了李雨岷，也同样震撼了当时整个大连文艺界，并像一股春风，一下子吹进大连歌舞团，引起了不小的躁动。时任大连歌舞团团长的郑建春，就想搞一场这样的演出。
【采访】原大连歌舞团歌唱演员邹本娜：我们大连歌舞团劈出一帮人来，作为大连歌舞团的轻音乐团，这是一个新的改革，因为当时国内没有轻音乐。我们从日本进了非常简单的电子琴、电吉他、电贝斯。
【解说】1979年9月，大连歌舞团成立乐团，李雨岷和女高音歌唱演员邹本娜都被分到了这个团。成立当天，郑团长就在全体大会上铿锵有力地说出了两个字——改革。
【采访】李雨岷：在舞台上边走边唱，服装也经过改革，完全是一种新潮的服装。
【采访】邹本娜：都是大开领的，大裙子，乐队全是西服，扎的领结。
【解说】边走边唱，在以前的中国舞台上也并不是没有过先例，然而那却是一个让人一想起就心有余悸的先例。
【采访】李雨岷：文革前第一届沈阳文化周，当时辽宁歌剧院有个演员叫赵新，是当时比较著名的一个歌唱家，他在舞台上拿着麦克又走又唱，在当时就遭到了文艺届的口诛笔伐，大批判，认为他这是资产阶级情调。
【解说】不过考虑到，距离那次大批判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应该不算顶风上，大家准备试试看。可接下来的具体演出内容却让很多人保持了沉默，因为当时全国文艺界正在围绕着一个人物产生着大的争论。
【画面】李谷一演唱《乡恋》。
【解说】1979年底，在一部名为《三峡传说》的电视片中，李谷一演唱了这首《乡恋》，本来缠绵悱恻的一首歌竟像一块巨石，激起了千层巨浪。
【采访】李谷一：唱了三年，批了三年。
【解说】在当时，和《乡恋》一起被诟病的还有电影《小花》的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绒花》等，有人批评李谷一演唱这些歌曲，严重模仿了西方和港台的黄色唱法，是靡靡之音，是“流氓歌曲”，而李谷一也因此一度被贬斥为“黄色歌女”。
【采访】李雨岷：因为之前，不是宣扬文化大革命，就是配合当年任务，类似这种歌曲在那个阶段是严厉禁止的。
【解说】然而，郑团长却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他的第二点改革方案，就是在乐团的演出单中，增加《西班牙女郎》、《绒花》、《妹妹找哥泪花流》等10多首所谓的“流氓歌曲”，这让一些人捏了一把汗。
【采访】邹本娜：怕再有一次文化大革命，一些老同志他们也经历过进牛棚、下乡，他们就怕再有一次。
【解说】面对种种质疑和反对的声音，郑团长坚持认为，改革既然是冒险，就要拿出点勇气，尝尝这个螃蟹，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在节目的开头和结尾分别安排了一首《为了四化胜利向前》和《没有共产当就没有新中国》的严肃曲目。在排练了一段时间后，全团整装南下，第一次全国巡演就在这种既期待又惶恐的气氛中启程了……
【画面】火车鸣笛，行进。
（待续）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型系列纪录片《咱这三十年》之
《唱出来的风波》
（中）
【解说】就在大连歌舞团到外地巡演的这一年，一个怀揣理想的大连女孩也坐上了一列南下的火车。她，就是于梅。从小就爱美的她，生活在一个谈美色变的年代，直到有一天，她感觉到，这一切就要改变了。
【采访】模特于梅：一个夏天，大连那时刚有夜市，我和同学去逛夜市，就被一家模特公司选中，第三天就去我所在单位办手续，调到杭州去做职业模特。
【解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只有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几座城市成立了职业模特公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模特”这个词不仅陌生，而且充满了暧昧。
【采访】于梅：因为刚刚兴起，很多夜总会，娱乐场所，也有模特演出，就把模特这个行业多少有点扭曲化了。
【解说】公开追求美，在那个年代被看作是不良青年的做法，甚至会招致社会舆论的口诛笔伐，但这并不能阻挡于梅的脚步，她面对的真正阻力是她的妈妈。
【采访】于梅：我们家主要的反对者是我母亲，她本身是做商业的，对服装有很多了解，对模特也是最早了解的，但虽然了解，根本不理解。
【解说】妈妈的反对让于梅陷入了矛盾，本来平静的家庭从那天晚上开始，多了些激烈的辩论甚至争吵。而最后，于梅的外婆，一个思想开放的老人为外孙女做了担保。几天后，于梅踏上了追梦的旅程……
【画面】火车鸣笛，行进。
【解说】此时的大连歌舞团已抵达重庆，并在那里开始了改革后的首场演出。
【采访】李雨岷：我记得是在重庆大会堂演出，场面非常大。
【采访】邹本娜：至少能有四五千人，每一个演员都非常紧张。
【画面】大幕徐徐拉开
【采访】邹本娜：我们改革了，手拿麦克演唱，观众在下面也看蒙了，演完之后，好半天也没掌声，寻思我们演得不好？当时演员更紧张。过了一会儿，观众才反应过来，这时候掌声就热烈得不行了，唱完一首歌又一首歌，演员就是下不了台了。
【解说】首场演出成功，大家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接着，大连歌舞团又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展开巡演，每到一处都掌声如雷。碰巧的是，正在杭州等待报到的于梅听说家乡院团来了，也特地赶到上海看了一场演出。
【采访】于梅：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演员，现在记不得是谁了，因为以前的演出没有任何一个演员会把麦克风从支架上拿起来，但大连这个演员把麦克风拿起来，加了很多漂亮的舞蹈动作，当时场面非常轰动，大家非常喜欢。
【解说】与观众一同陶醉在艺术之美中的于梅，却在第二天的当地报纸上看到了关于这场演出的另一种态度。
【采访】于梅：对这场演出，包括这些演员的创新，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
【解说】突如其来的反对声也给刚刚沉浸在成功喜悦中的乐团带来了沉重打击。
【采访】李雨岷：纷纷指责我们，甚至都找到团里来了，认为这种做法就是一种资本主义酒吧间做法，当时给全团上下搞得人心惶惶，是不是一种批判又要来了？
【解说】很快，吉林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多家媒体纷纷刊登批评文章，指出大连歌舞团的演出“洋味浓”、“出洋相”、“流行歌曲多”，“让人感到失望”，是横行海外的“港台资产阶级腐朽台风”。
【采访】作家邓刚：简直是群起而攻之，简直像一场风波一样。
【解说】此时的邓刚，因为不久前发表了一篇小说《迷人的海》，已经从一位普通工人成长为了一名作家。出于思想解放前沿的他，也被这种强大的舆论搞得有些迷茫。
【采访】邓刚：应该说当时我也比较保守，就觉得他们说得也有道理，因为歌舞团演唱应该严肃点、正规点，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娱乐。
【解说】纷纷扬扬的议论让大连文化界如坐针毡，此事最终闹到了当时正在大连开会的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那里，沉默了半晌，任仲夷问了一句，“马克思是怎么说的？”，当听到“没有听说”的回答时，任仲夷立即表示，既然“老祖宗”都没讲过站着唱是无产阶级，走着唱是资产阶级，让我怎么表态？共产党的省委只管唱什么，不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
【采访】李雨岷：他说，如果大连歌舞团的演员拿着麦克唱歌是资本主义酒吧间做法，那么我们公共汽车的售票员拿着麦克喊站，也是资本主义酒吧间的喊法了吗？关键不在于拿不拿麦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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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出来的风波》
（下）
【解说】就这样，一场“麦克”风波因为省委书记的一番话平息了下去。一年后，中央电视台的首届春节联欢晚会上，李谷一一连演唱了《乡恋》等六首歌曲，从此，“流氓歌曲”的叫法不见了，“通俗歌曲”走上舞台。台上的走着唱传到了台下，传到了大街上，一些年轻人拎着录音机也学起了边走边唱。
【画面】年轻人拎着录音机边走边唱。（电影资料）
【解说】这样的场景也曾在于梅的记忆中清晰地存在着，现在看来，二十多年前发生在街头和舞台上的那一幕幕，既让人觉得有点可笑，还让人有一丝酸楚。在经过了十多年的人性禁锢之后，那时的年轻人只能用模仿的方式来释放天性和找寻自由。
【采访】于梅：那个年代的我们是一个模仿的年代，没有自己的审美观点，也没有关于流行色、流行服饰的一些概念和理念，更多的是从一些港台电影去模仿人家的穿衣打扮，比如说喇叭裤、蛤蟆镜、蝙蝠衫。
【解说】在于梅的圈子里，人们对奇异的装扮有着大得多的宽容心态。但在当年社会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家庭因为条喇叭裤甚至上演过激烈的父子冲突。
【采访】原大连国营理发店经理廉良臣：跟我儿开始就这样，为这个事，打了多少仗，他那阵就穿喇叭裤，他晚上脱了以后，叫我拿剪子给豁开了，我说如果再穿的话，你就别登这个门。
【解说】当时，廉良臣是大连一家国营理发店的经理，他认为，在那个年代，身穿黄军装或灰制服的年轻人才是好青年，而喇叭裤、蛤蟆镜、尖头鞋都属于奇装异服。发生在廉良臣家中的这场小风波恰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采访】邹本娜：那时外贸处理了一批喇叭裤，我们团很多年轻人就去买，上大街，警察就不让，给喇叭裤剪了，我们那时演出要留长发，他们也不理解，也给弄到派出所，把头发也给剪了，后来经过团里领，才给他们领出来。
【解说】从职业角度出发，比奇装异服更难让廉良臣入眼的是一些年轻人留起来的长头发。在他看来，年轻人想留什么发型并不是自己说了算，单位学校都可以进行干预，廉良臣就曾被多次请到单位和学校，为年轻人剪掉长发。
【采访】廉良臣：他们在大礼堂开会，召集好几百号人，有的头发特别长，男的也披肩，都叫他男不男女不女，不男不女阴阳人，当场都给剪了不少。
【解说】因为帮助年轻人剪掉长发，廉良臣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报纸上，也成为了当时“五讲四美”的标兵式人物，一直做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后来，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廉良臣对千变万化的发式也开始习以为常了。但是到了1990年，电视里偶然看到的一场模特大赛，又让他心里开始不舒服了。
【采访】廉良臣：不舒服，看不惯啊，那个女的模特出来一晃，我说就跟妖精一样。
【解说】在模特界，经过多年打拼的于梅正是参加了这场被廉良臣看不惯的电视大赛，获得了中国第一届模特大赛的“十佳模特”称号，成就了事业上的第一个辉煌。可尽管如此，于梅说，当时人们对模特的认识依旧模糊。
【采访】于梅：获奖以后，我们出去庆祝，选择了在深圳的一个大连饭店，经营者也是大连人，去的时候，人家介绍，这是来自大连的于梅，她在这次模特大赛中获奖，他当时就握住我的手说，你这么小这么瘦，怎么会在摩托车大赛中获奖？很惊讶的感觉。我说不是摩托车大赛，是模特大赛，连这个词很多人都是模糊认识。
【解说】几乎同时，身在大连的邓刚又拿起了笔，用自己的理解来澄清人们对模特职业的模糊认识，此时的他对于于梅的职业分析已远离了政治、思想、社会等沉重的话题，纯粹的只有对美的欣赏。
【采访】邓刚：于梅对美的追求是很了不起的，那时只要谁敢追求美，就被叫“浪包”，臭美，但她还是挺勇敢的，最终以模特的美来打响了。
【解说】邓刚说，大连人对美的追求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只不过这种追求曾被一度压抑下去，但美就是美，一个社会只有足够宽容，才能欣赏美，一个欣赏美的社会才称得上是健康正常的社会，因为追求美是人类的天性。
【采访】邓刚：大连人对美的追求在全国排行我认为是第一，超过上海和北京，大连有句话，“苞米肚子料子裤子”，宁可吃糠咽菜，也得穿一件漂亮衣服。
【画面】大连国际服装节，《大连大连我心中的爱》主题歌。
【解说】1988年，大连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国际服装节，并凭借这一城市品牌闻名全国，2008年，大连国际服装节整整举办了20届。20年来，追求美的大连人在服装节中不断承担着自己的一份责任。
【画面】照片+人物命运字幕
李雨岷——服装节主创之一，参与十多届服装节晚会的排练和撰稿工作。
邹本娜——新任大连歌舞团演出部部长，组织排练服装节文艺演出是她的重要工作。
于
廉良臣——历任大连三大国营理发店经理，多位徒弟已成服装节指定造型师。
（本集终）
《咱这三十年》报道组的每一位成员都经历了改革开放，而且相信，在每个人的身上几乎都有一个特殊的故事与它相关，但是对我来说，不需要搜索什么故事，三十年前的那个时刻，就是缘分的开始——我和改革开放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
有了这层“特殊”关系，我对这次报道格外增添了一份感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和这年代“庆生”。
如此“庆生”并非易事，“庆”当欢悦，而“生”则难矣。
因为同年同月同日出生，我和三十年前的那个时代一样，经历了对这个世界由无知到模糊，由神往到理性，由颠覆到扬弃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回忆痛苦并非使你有种苦尽甘来的快感，而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其中。
我常把“写稿”比作“分娩”，惊喜出自阵痛，而之前的“采访”就是“受孕”的过程，积累、甄选、探究，还要祈求“偶然”的邂逅。
拿到这期选题，一些画面开始呈现，但清晰的不多，大都模糊甚至空白。钻进故纸堆，爬上互联网，广听老人言，遍把旧人访，积累的过程繁复却不失诱惑，好像妈妈在一个夜晚，讲述着我的童年，听着陌生，但很真实，仿佛经历，却又有着那么一点儿的不可思议。
很庆幸在自己懵懂的那段日子里，还有好多人记录下了曾经发生的故事，就像看到自己的百日照、周岁照一样，看着已经褪色的相片和胶片上，渐渐远去的背影转身朝自己走来，由形单影只很快变成了排山倒海，我必须确立主题，以便进行甄选，当然，要想把它们完全请出我的脑海，已经为时晚矣，因为我觉得自己早就爱上了它们，这份爱，来自神秘，来自好奇，更来自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
跳动的旋律、多彩的服饰，一直让我有种世界“从来如此”的错觉。岂不知，三十年间，这些看似平常的事物曾被屡次卷进舆论的漩涡，被无助地浪打风吹，被无故地摇曳浮沉。我开始探究这其中的隐情，开始第一次思考起了从来认为都不应该被思考的“美”。而在这思考的过程中，无数个“偶然”与我“邂逅”。从“冲破传统禁锢，只身南下”的大连名模，到“为年轻人剪掉长发和喇叭裤”的劳动模范，从“走着唱引发全国讨论”的大连歌舞团，到“被指责为黄色歌女”的李谷一，一个又一个精彩而又令人震撼的故事和我迎面相遇。
彼时彼刻，博客的状态也被改写为，“我已受孕，感觉良好”。
随后便开始了“分娩”的阵痛，那阵痛不仅来自创作，更来自回忆和思考。
此时此刻，身边的一些“产妇”也在经历着同样的“阵痛”……
随后，呱呱声开始不绝于耳，有人“顺产”，有人“难产”，还有人因为“畸产”而不得不二次“重生”。
不过，新生的喜悦总是会冲淡生产的痛苦。看着自己这期节目开始被画面丰满、被音乐渲染，真有种怡享天伦的感动和满足，而我更多了一种对它的情愫，就是和改革开放的同龄情结，让我融入其中。
三十年前的那一天，我们共同“降生”；
三十年后的这一天，我们一起“庆生”。
下面播送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昨天中午，盛达的盛大生日宴会在广电中心二楼食堂隆重举行。宽敞整洁的“新闻一小时”包间里茶菜飘香，气氛非常，来自新闻采编领域的职工代表及刚从报道一线赶来的劳动模范济济一堂，共同聆听盛达同志27年人生旅途的点滴记忆及先进事迹。中午11点30分，当老一辈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代表宁首席、陈可笑缓步走入宴会现场时，全体与会人员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宴会由青年记者代表高墨墨同志主持，宁首席、陈可笑在开饭前作了重要讲话。宁首席首先代表新闻综合频道副科级以下领导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并向走过了27年光辉历程的盛达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宁首席指出，当前，举台上下正在隆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各编导组的采访和写稿工作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盛达同志坚守在日常节目报道岗位，不辞辛苦地采访、被毙、再采访、再被毙，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有效保证了日常节目播出的安全与纯净。陈可笑同志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每周都有饭局的方针，制定AA制和请客制相结合的配套措施，推进中西餐交替的创新体系建设，加强菜品研究、新店挖掘、打折店整理工作，最终实现由一个人的生日Party发展为全民狂欢的聚会格局。最后，盛达同志总结了27年来自己走过的毫无意义的人生旅途，并接受了宴会组委会为他专门准备的抹茶蛋糕和阳光礼物。会后，与会代表热烈讨论了盛达同志的光辉一生，一致认为这次宴会是一次胜利的宴会、团结的宴会、省钱的宴会。参加这次宴会的还有白川、QQ、豆豆、辣梅、小西、梦奇奇等。
本台报道。
我和“寿星”
我这不是妩媚造型，而是为了挡住脸上纸条，
旁边的白川已将五张纸条升级成一张大纸片！
盛达究竟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以下为群众的“宋祖德式猜想”
大家的想象力很好很强大
乍一想，没啥大事，一梳理，吓了一跳，最近小事不断且充满值得回味的片段。故而，我把由大事连贯起来的生活叫小生活，把由小事连贯起来的生活叫大生活，这就是我的主张，小中见大！OK，开始一边捡拾一边欣赏这些来自大生活里的点滴记忆，并和我最最喜欢的朋友们一同分享吧。也许你因为没有身临其境而感到一头雾水，也许你因为没有类似的经历而貌似毫无趣味，那也是正常的，生活有它的专属性，但不可否认，它，就是我的大生活。
● 今年我过了两次生日，阴历阳历只差三天，感谢所有的七零后和八零后，他们都尊重我的习惯把聚餐地点设在了素食餐厅，素菜超好吃，蛋糕超好吃，每个美眉和帅哥也都是秀色可餐，超好吃~
● 之后的一个晚上，缘中缘的樱花包间内坐着三位哲人，一人痛斥一夫一妻的伪自然性，一人阐释“人性本固”的非恶非善论，一人陈述纵欲灭国的超道德分析，一桌素食，三杯清水，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哲学的味道，有诗性描绘的酸，有理论碰撞的辣，有得觅知音的甜，也有忧国忧民的苦，可能你会觉得我们是无聊的“咸（闲）”，那谢谢你让我们五味得以俱全，总之我们那一晚很开心，并不是所谈论的命题都有了答案和观点，而是我们可以在这么完美的气氛中天马行空推心置腹，虽然是“遍插茱萸少一人”，但我们仍然很开心，因为缺席的宁姐因为那晚的缺席成全了一期片子，所以说开心不是完整和齐全，更多的时候它表现为残缺的成全。
● 再之后的一个中午，在台附近的中山公园里看到了一片扭曲的夕阳红。四零五零的欧巴桑以各种撩人的姿势溜边张望，很快，有位步履蹒跚的七旬老人踱了过来，两人一边嘀咕一边不住地用余光扫视周遭，听不清他们商谈内容，大抵应该是服务形式与服务费一类的，最后似乎没能达成一致，老人继续蹒跚前行，那女人在后面嘴角微动，应该是在劝老人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老人回头看了看，依旧觉得货色和价码存在很大差距，遗憾地微微摇了摇头，女人不再解释，把视线转到别处，目光里透露出一点点好女不愁嫁的坚定。可以肯定，中山公园在这个领域已经不属于卖方市场，沿途差不多隔十几米就会出现一个撩人的欧巴桑，她们期待能够用自己所剩无几的温存和技巧抚慰更多丧偶、离异、家有丑婆娘的老人，不仅可以赚取一些利润，而且在服务方面也是安全、高效、节能，毕竟前来消费的老人已经基本丧失或误认为自己已经丧失了那方面的能力，也就过过干瘾，寻找下初恋的感觉，按照大部分老年人心脑血管方面的承受能力，此项服务一般不会超过15分钟，遇到参加革命比较早的老人，或许还会在服务的过程中接受下革命历史教育，欧巴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了。
● 又之后的一天，我向大家宣布：我已受孕，感觉良好。别误会，知道内情的人都晓得“受孕”就是万事俱备开始写稿的术语，也可以叫黑话。因为我们正在筹备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特别报道任务，采访工作已接近尾声，之前的几位先驱已陆续“分娩”，有挥刀剖腹，有平安顺产，还有跟自己过不去，生出来看不上，又塞回去重生……总之，前辈们的经历只能给我更多的恐惧，特别是有的人还似乎患上了产后抑郁症，我的激情被瞬间摧垮……
● 抽空参加了非线特技的培训，没有任何收获，只是看着指导老师雀巢一样的后脑勺发愣，然后指责身边一些老记者连续追问的行为有砸场子的嫌疑，再就是和宁姐切磋了一下如何预防颈椎病的体会，同时心里还在思考着高姐的手机铃声究竟是哪首歌……现场，除了指导老师，就属我忙！当天晚上，和墨墨、小西、白川还有辣梅给盛达挑选生日礼物，最后站在阳光罐子前，大家表现出空前的一致，开始我也只是觉得这个靠“太阳能”发光的玻璃罐比较新奇而已，可自从墨墨说了一句，“这个罐子可以储存阳光”以后，我就觉得这个罐子超级浪漫，送给盛达再合适不过，住着海景豪宅，却无暇欣赏清晨的阳光，那就让这个罐子帮他记忆，然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为他重现那美丽的时光，也以此让他明白什么是生活的本原。不过对于白川来说，我想，面对这个可以储存阳光的罐子，他心里最想说的还是——“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