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书店里的青春小说专柜，都会聚集不小的人气。围拢在一起的读者们，有着一张张青涩的脸庞。他们翻看的，是一本本出自“80后”甚至“90后”对于生活的思考与情感理解的作品，从作品中，他们可以找到自己对于未来的想象和憧憬。

    然而，纵观现今的青春小说，大量存在的死亡情节、伤痛爱情故事、悲伤结局，却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到底是什么让青春小说悲伤“成瘾”？

    青春小说，记录成长“伤痕”

    采访中，一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大二女生表示，一直都很喜欢“青春疗伤小说教主”饶雪漫的作品。她说，“因为伤感的青春小说可以疗伤。少年的情感很丰富，也很容易受伤。阅读别人失败的爱情经历，可以汲取教训，也可以让悲伤在泪水中淡却。”

    华中农业大学附中的余同学对小说《荼糜》很着迷：“因为里面的故事是我们一直想象，却不可能完成的。开心的故事很容易被忘记，伤感的故事却会引起我们的共鸣，也更有悬念。爱情本来就是残忍的，人生就是从无尽的痛苦中寻找到欢乐！”小说作者泽婴，生于1983年，《荼糜》是他的代表作。作者用断章的形式书写了一首叙事性的散文诗：大学生活的困苦与无奈，以及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是个有些令人感伤的故事。

    绕着武汉光谷图书城青春小说柜台走一圈，《抹不去的悲伤》《青春疼痛系列》《那些迷惘的爱》《悲伤逆流成河》《爱与痛的边缘》等书名，不断映入记者眼帘。华中科技大学大二的吴同学正在翻看郭敬明的《爱与痛的边缘》，他说，“平时有时间，就会看一些这样的书，喜欢欢笑中带着伤痛的文字，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如此，成长是个蜕变的过程，当然会伴随着疼痛。从这些文字里，我们很容易找到熟悉的回忆：初次爱情的甜蜜和痛苦，朋友之间真挚的友谊。”

    武汉光谷图书城的管理人员许先生介绍说，市场上的青春小说，分为“青春疼痛文字”、“青春狂爱”、“青春影像”等类型，以“青春疼痛文字”为最多。这些青春小说，大多描写哀伤的爱情故事，或者惨痛的生活经历，结局大都是不圆满的。

    记者从武汉光谷书城以及长江出版城了解到，购买青春小说的人群，以高中生为主，大学生和初中生次之。在两个书城的随机采访中发现，大多数学生看的青春小说，都是以残酷的生活为背景，并以伤感的爱情故事作为主题的。

 

  

 

    “青春小说，放大了青春悲伤”

    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残酷青春小说”的《北京娃娃》，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这部自传体小说描述了作者春树从14岁到17岁之间坎坷的情感经历和令人心痛的生活历程。名叫许峰的洪山高中学生，并不认同小说中的残酷，他说：“可能每个人都会在书中找到自己曾经的影子，叛逆或疯狂。但绝对不会和作者一样厌恶校园生活，与一个又一个的男朋友产生爱情与肉体关系，到最后甚至彻底休学。朋克、摇滚、地下乐队、倔强偏执的女孩与面目模糊的异性来往，所有的一切都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了。”

    中南民族大学大一的冯同学回忆道：“在进大学之前的一个月里，我特意去书店看了很多关于大学生活的书，比如《草样年华》、《海恋》等等。但是书中随处可见的颓废的生活描述与悲惨的爱情故事，让我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偏差。当我体验到了真正的大学生活，才知道并不是书中描写的那样。我们可以奋斗，可以自由追求。颓废和残酷只是短暂的体验和感受，在我看来这样的大学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彬表示，“大多数青春小说的作者为‘80后’。他们生活在物质与文化逐渐丰富的时代，但作为独生子女，却被限制了活动空间。他们在时代的转型中成长起来，思想里难免填塞过多的忧愁和焦虑。”谈及悲伤，她认为：“那是青春的记忆，他们感性的心灵，也许会让回忆更加疼痛。但应意识到，作品中大量的悲伤，是被艺术化的，是创作时的感情喷发，不能代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感。

    武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李鲁平认为:“青春小说大都以悲伤为主题，这里面有商业因素的影响。比如，读者的期待。由于大多数的读者都是学生和青年人，写作者或多或少有一些投其所好的商业动机。对出版商来说，也是如此。出版商的商业追求会引导写作者朝既定的风格创作。”

 

驻京办:史上最牛的图书广告(图)

 

    网友称史上最牛图书广告。(网友“能闲着就闲着”/摄影)相关链接：天价图书广告惊现机场高速网友称其“史上最牛”。

    通过机场高速天价广告牌推销小说的“最牛作家”吴茂盛终于浮出水面了！今日，记者几经辗转，终于了解到国内首例“机场高速图书广告”的来龙去脉，在一般人眼中的“穷作家”之所以敢把图书广告做到机场高速，是因为该广告牌的主人便是身为湖南某广告公司老总的吴茂盛本人！这不由让许多网友跌破眼镜恍然大悟。

    记者了解到，《驻京办》是吴茂盛的第一本小说，在此之前，吴茂盛在国内诗坛还颇有一席之地，14岁便开始写诗的他在那个迷信诗歌的年代曾是炙手可热的“全国十大中学生诗人”，其诗作曾获潇湘文学奖、丁玲文学奖等多个奖项，曾有“南茂盛，北华栋”(邱华栋)之美誉。

    吴茂盛表示，《驻京办》是他从写诗到写小说的首次转型，为此用了整整的五年时间。与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丑化”驻京办不同的是，吴茂盛的《驻京办》反映出各驻京机构另外一些鲜为人知的生活常态，“并不是所有的驻京办都有王晓方笔下的那么差，王晓方的小说虽然畅销但并不客观，我的《驻京办》就是要一洗王晓方刻意制造出来的那种印象，从而给那些真正务实的驻京办正名”。

 

张一一

 

 

《努力》

 

    批蒋方舟、骂《奋斗》、损《赤壁》，出新书，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同为80后的他再放狂言

    继《我不是人渣》、《不》、《一夜成名》等作品之后，张一一新书《努力》于近日出版。张一一是韩寒、郭敬明之外第三位频繁出现在文化娱乐头条的“80后”写手。三年前，张一一因向李湘隔空求婚曾经轰动一时。随着新书的出版，他再次狂骂《赤壁》剧组没文化、指责蒋方舟进清华靠老妈、还号召“80后”抵制《奋斗》并得到多数人的响应。自称左手娱乐，右手文化的他昨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努力》因“敏感”

    辗转十多个出版社

    《努力》讲述了一个不甘平庸的青年“周周”，一个把爱情过度理想化的青年“周周”，为了自己的人生梦想，离乡背井，孤身一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打拼，在他付出比一般人多一百倍以上的努力，逐渐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同时，却由于疲于奔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经营自己的爱情，再加上自己的保守、误会、偏执和多情，错过了一生中最为绚丽最为华彩的爱情。 

    张说写《努力》的初衷，一是为了给80后正名，告诉更多人我们80后不是“迷惘的一代”，更不是“垮掉的一代”，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努力；另外，也希望正在创业中的80后能从我的书中得到一些经验和方法，生活和生存的智慧，从而少走一些弯路，缩短一些奋斗的历程，甚至表示，《努力》的不少章节完全可以作为中戏、北影、传媒大学和音乐学院等所有艺术院校的教材。

    张一一说他写《努力》其实用了不到一年，但是出版它却用了整整两年。原因是因为题材太“敏感”，很多出版社都认为该书影射了李湘、张艺谋等明星大腕，害怕惹官司，都不敢给我出，辗转了十多个出版社，最后才到了北方文艺出版社。张一一愤怒地表示，“路金波们只会跟风整些所谓‘名人书’，未免缺乏技术含量。”

    张一一“疯狂”语录：

    《奋斗》既不“励志”，更不“80后”，全是虚假宣传，说石康和赵宝刚是诈骗犯一点也不为过。石康都40多岁的人了，还拼命装嫩扮单纯，他不恶心我们都大吐不止。      

    《赤壁》编剧实在太业余，很多的文学常识都完全不懂。     

    韩寒叫一个“寒风不再凛冽”，郭敬明叫一个“明日黄花”，虽然都还在苟延残喘，但都撑不了几天了。      

    蒋方舟所谓“天才少女”之称完全是中国式的人际关系学下诞生的一个怪胎。 

 

    对话张一一——向李湘求婚只是一种自我营销手段

    《奋斗》是借80后之名招摇撞骗 

    广州日报：你向李湘“隔空求婚”一事，曾经轰动一时，而沉寂三年之后推出的新作《努力》女主角“LISA”身上，竟与李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能否给我们的读者详解其中的奥妙？

    张一一：《努力》中女主角女主持人“LISA”曾是“楚天电视台”的当家花旦，湖南古属楚境，有人说这与李湘前湖南电视台“一姐”身份暗合；还有人说《努力》中有关“偷拍”的许多细节描写，也和李湘当时在博客上正式承认和李厚霖离婚之前，与王岳伦在酒店被“偷拍”的情形极其相似；甚至还有人说“LISA”疑似李湘的英文谐音等，认为我是在“揭露李湘的私生活”，对此我无意置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咱老百姓的眼珠子都是贼亮贼亮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大家看过《努力》后，就无须我的解释了。

    广州日报：你曾誓言要打垮“伪80后圣经”《奋斗》，你怎么看《奋斗》，你的《努力》好在哪里？

    张一一：50后的导演，60后的编剧，70后的故事原型拼命杂糅进一些80后元素的《奋斗》，借80后之名招摇撞骗，纯粹是一“标题党”，《奋斗》自始至终压根就没有谁为了怎样的理想和目标付出怎样的行动，全是俩仨富家千金和纨绔子弟在谈情说爱打情骂俏，既不“励志”，更不“80后”，全是虚假宣传，说石康和赵宝刚是诈骗犯一点也不为过。

    如果一定要拿《努力》和《奋斗》做比较，我觉得这是在侮辱《努力》。所以我不会比。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努力》是真正80后的故事，也是80后人写的故事，《努力》绝不是像《奋斗》那样的“挂羊头，卖狗肉”，石康都40多岁的人了，还拼命装嫩扮单纯，他不恶心我们都大吐不止。

    文学青年要自我曝光

    广州日报：你自己怎么看三年前向李湘求婚一事？

    张一一：那不过是营销自己的一种手段而已。文学青年一定得“娱乐化”，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出版自己的书或者说畅销。

    现在早已不是过去那个“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了，随着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现在能写字的人，写得比韩寒、郭敬明、蒋方舟们好的青少年多的去了，但大家不一定都有韩寒和郭敬明那样好的机会，也不一定都有蒋方舟那样的好老妈。只有通过一些概念和切入点不断地让自己曝光曝光再曝光，文学青年才会有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会有那么多诸如乞讨作家、包养作家、下跪作家、裸奔作家。

 

    广州日报：你为什么说《赤壁》剧组应该狂补中文？

    张一一：《赤壁》的编剧实在太业余，很多的文学常识都完全不懂。譬如赵薇台词“匹女有责”的语法错误，又譬如周瑜到底是“左都督”还是“右都督”的身份问题，都反映出《赤壁》编剧的古文化底蕴严重欠缺，实在应该狂补恶补，大补特补。

    广州日报：你在博客上呼吁抵制《奋斗》，得到很多80后网友的支持，是否为了炒作《努力》？

    张一一：之所以会得到80后网友的支持，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80后网友认清了石康的本来面目。《努力》确实还需要炒作。但是如果说要借《奋斗》这样一部垃圾剧来炒作，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和尊重，我会很受伤。    

    蒋方舟进清华靠老妈    

    广州日报：你说蒋方舟之所以能上清华是因为有一个作家妈妈，此观点一出立即引来巨大反响和争议，你还坚持这个观点吗？

    张一一：当然坚持。

    蒋方舟写的东西其实很一般，网上的论坛，博客上比她写得好的多的去了，一抓一大把，蒋方舟之所以出了点名，是因为她母亲利用自己固有的人脉资源给她出了几本书而已。

    如果蒋方舟的母亲不是尚爱兰这样的“作家妈妈”，如果她出生在一个穷乡僻壤，她写得再好也不可能被出版。蒋方舟完全没有必要沾沾自喜，所谓“天才少女”之称也让我感到悲凉，这完全是中国式的人际关系学下诞生的一个怪胎。蒋方舟的所谓“作家母亲”不仅扼杀了自己女儿的天性，也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

    “郭敬明是诈骗犯”

    广州日报：你是怎样看待80后另外两位代表人物韩寒和郭敬明的？

    张一一：客观说来，韩寒和郭敬明的文字都还是有些许的可取之处的，但是他们的“成功”，更多是拜七八年前那个不成熟的图书出版环境所赐。韩寒、郭敬明走下坡路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这几年来他们的作品是每况愈下，韩寒叫一个“寒风不再凛冽”，郭敬明叫一个“明日黄花”，虽然都还在苟延残喘，但都撑不了几天了。我尤其不喜欢的是郭敬明，大家说他是“剽窃犯”，我觉得远不止如此，他还是个诈骗犯。他的《最小说》“以书代刊”本身就存在欺骗和违法，另外，《最小说》的名字就很不道德，好似“全国最低价”的虚假广告一般，难不成郭敬明的《最小说》已经是“小说之最”？

    核心提示：“清华录取谁是清华的权利，不过我倒不认为这就是人文特长学生的希望，我倒认为蒋方舟不上大学也无所谓，什么清华、北大，就是剑桥、哈佛我觉得也没必要去，中文系对理论系统训练可能有帮助，但是对写小说可能没什么用。”

 

 

余华在东莞接受记者采访。方光明摄

    “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都可能让一个人内心变得健康。”前天下午,著名作家余华出现在东莞,参加南方都市报与莞城文化周末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华语之巅———文化周末大讲坛”,开讲《文学给了我什么》。

    “余华可能是当代中国作家中被研究得最多的作家,关于他的研究著作早已远远超过他的作品本身。”在演讲开始之前,青年评论家谢有顺这样介绍余华。现场的反应印证了这句话:读者从四面八方而来。

    在演讲前与结束后,记者对余华进行专访时,他用与他的小说语言明显不同的快速语调,直言各种文学话题。但他似乎对经济和社会问题更感兴趣:次贷危机、奥运会、企业危机……说起这些他的话明显更多,尤其在谈论东莞面临最大的问题并非“文化沙漠”的问题,而是“经济怎么渡过明后两年难关的问题”的时候。

 

 

    写小说就跟学英文一样

    写小说有没有捷径?这是大多数文学爱好者最想破解的秘密。余华给了这些人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只有一个字,就是写,写个二三十年,写作就变成了你的生活。人都想走捷径,就跟学英文一样,我问朋友有没有捷径,对方告诉我,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背单词,越笨的人有时学得反而越好,就是因为他肯下功夫。”

    “慢慢写下去,你会越来越了解这个秘密。”余华说,他写的第一篇小说是一部很烂的小说,但他发现有两句话写得不错,不由意气风发,心想,“牛啊,我竟然写出了这么好的句子。”又写了几篇,他发现自己的人物也写得不错啊……“越写到后面,你就会知道,这种内心的激动和满足,就是写作给你的酬劳。”

    年轻时应该放开写长篇

    余华曾经写了七八年的随笔,但自从出版《兄弟》以来,他几乎不再涉足随笔,这让喜欢他的随笔的读者感到遗憾。余华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表达了一种出人意料的观点。他说,他曾经很喜欢写随笔,但有一次一个朋友跟他开玩笑说,“你现在写这些东西干什么,等到老了没力气、写不动的时候再写不迟啊。”他那时30多岁,觉得时间很多,后来突然发现时间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充足。

    “一个人应该合理分配自己的写作时间。”他说。随笔对记忆力的要求不如长篇那么高,应该趁着年轻、记忆力还没有衰退到不行的时候多写点大部头的长篇。老了再去写随笔,那时学问也长了；短篇也放一放。

    文学史是由读者来写的

    “著名作家有两种,一种是不断被人谈论的,一种是不断被人阅读的。”余华引用马尔克斯的话来回应众人对其新作《兄弟》遭遇热卖与冷评命运的质疑。这本书让作者遭遇到从事写作以来最严厉集中的批评,却也成为法兰克福书市的热点,甚至带动了余华旧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书的销售。

    显然余华并不只想做不断被人谈论的作家,他说,文学史最后是由读者来写的,假如你这本书50年后还有人读,之前评价它的人基本都已不在人世,就只留下了作品。《兄弟》的争议,在他看来是“生活对我的厚爱”,“假如我写出一部作品,没有批评,我会不习惯。如果你是一个圆的球,就不会有争议。我是一个对批评持开放态度的作家。如果有争议,我想是因为我弄出了一个新的东西,一个刺头,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他自己对《兄弟》的终极评价是:“不管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处于什么位置,它带来了一种新的东西,像一把锥子刺破了中国文学阅读者固有的审美观念。” 

 

    ■访谈

    高产对我来说比较困难

    记者:你是一位低产的作家,不知道你怎样看待高产和低产?

    余华:高产和低产我觉得有两个区别,一个是作家和作家的区别,有些作家确实能够不停地写,这是让我很钦佩的。我写一部书,得先把上一部书给忘了,起码要两年时间,所以高产对我来说相对比较困难。不过,我这个年龄,跟国外比已经算很高产了。因为我看到比我大十来岁的现在风靡全世界的英国大作家伊恩·麦克尤恩(1948年出生),他的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加起来也就10多本,跟我也差不多嘛(笑)。当然国外也有一些写作非常多的作家,像美国的多利斯·莱辛。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一个作家没有必要写这么多书,因为不管你写多少,最后能一直被读下去的也就一本两本,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那么多,最后被广泛阅读的也就是一部《百年孤独》。另外我这个人比较懒,也不像有些作家比较勤快(笑)。

    大学要学会读一部作品

    记者:去年浙师大成立了余华研究中心,你也是那里的客座教授,你给学生上课了吗?

 

 

    余华:现在还没有上课,很惭愧,(评论家)洪治纲的积极性比我高多了。我开始不想让他们做什么“余华研究”之类的东西,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但是这个研究中心也有个好处,就是国外的汉学家向我要个人资料的时候,以前都去找洪治纲,现在可以去找研究中心。还有浙师大的一个博士做我的助手,可以帮我翻译一些跟国外交流的英文信,这对我帮助很大。

    记者:如果你教学生写作,你怎么教?

    余华:以前中国大学总是教学生怎么研究一部作品,而没有教他们怎么去读一部作品。包括美国、全世界都一样。研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先要学会读一部作品。

    在中国大学中教学生写小说比较困难,我觉得我没有王安忆那么大的牺牲精神,做那么伟大的一项工作。不过在美国几所大学英文系都有作家的写作法课程,像哈金就是在波士顿大学当专门教写小说的教授。我个人好奇心比较重,所以应酬也比较多,王安忆似乎比我安静得多,所以这个工作对我来说还是很难做。但是我相信王安忆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而且如果王安忆愿意亲自授课的话,这是能够让很多年轻人少走很多弯路的。事实也证明,美国的写作课是成功的,因为美国很多好的作家都是从大学里出来的。

 

    作家文如其人没有几个

    记者:《兄弟》下部写了众多膨胀的欲望,这是你对中国现实的感受?

    余华:欲望的膨胀,我想在座的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不是我发明的。在北京有个经济学家跟我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有预见性?”说我1995年写《许三观卖血记》,两年以后河南“艾滋村”事件曝光了。但是我哪有预见性,卖血这个事实已经存在快半个世纪了,我才去写的。《兄弟》也一样,经济学家也特别感兴趣,如获至宝,觉得写得像他们的“草根经济学”的故事。

    作家其实不是科学家,作家就是把现实生活中存在了很久的事实写出来,而必须是存在了长久的事实才有价值去写,只存在一年两年就消失了的事实,没有很大的意义。

    记者:你也多次在访谈中说到生活的荒诞,这种荒诞感会不会影响你对生活的判断?

    余华:荒诞对我来说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不过这种事实比较别致。我在写作的时候可能是悲观的成分多一点,但是在生活中我还是充满希望的。可能你们会想起一句话叫“文如其人”,不过更多的情况是作家跟他的作品不一样,这才是常态。作家写出来的作品跟他这个人越不一样,反差越大,越是他想表达的那些东西。文如其人的作家,我认识的著名作家里好像很难找到。当然,到几十年以后,他死了,人们看资料,就觉得他文如其人了(笑)。

    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批评

    记者:最近“80后”作家韩寒批评老舍、巴金“文笔很差”引起很大争议,你认可这种批评吗?

    余华:媒体最喜欢把个人对文学的批评说成是攻击,这是不对的。任何一个作家包括已经去世的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都可以被批评,这是很正常的。只不过有些人可能在私下里批评,另外一些人可能将这些批评公开化。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批评的。“文革”时很多东西是不能批评的,一批评就去坐牢了。今天如果还有不能批评的作家,那是这个社会的倒退。

 

    记者:《兄弟》之后有什么写作计划吗?会更多考虑年轻的读者吗?

    余华:下一部小说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其实在80后90后中间我也有数量不低的读者群。那些(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可能很关心他们这个年龄层的作品,但是他们也在读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作品。比如说村上春树的作品他们就特别喜爱,村上比我就大多了,所以我觉得有些读者可能更爱读陌生的生活。不管写什么样的作品,我肯定还是写比较熟悉的生活,你要是让我写(上世纪)80年代出生那些年轻人,说实话,可能他们心里想什么我根本不知道,或者说我猜不透他们想什么。

    没拿什么奖我才有今天

    记者:《兄弟》热销,你会考虑文学市场吗?

    余华:来的飞机上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观点,很奇怪:文学要尊重市场。这是不可能的。根据我的经验,你写一本书,以为这本书能卖得好,结果很可能卖不出去；你觉得这本书卖不出去,很可能它卖得很好。市场不是说你尊重它,它就尊重你的,市场有自己的规律。文学就应该尊重文学,只有提供真正的文学作品,哪怕现在不受欢迎,几年以后也一定受欢迎。

    蒋方舟不需要上清华

    记者:蒋方舟被清华降60分录取,有人说这是有人文特长的学生的希望,你怎么看?

    余华:它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现有体制的问题,第二个是人才的问题。现有体制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文特长也很玄乎,不是每个北大清华中文系毕业的,都能像蒋方舟那样写出那么多东西来,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清华录取谁是清华的权利,不过我倒不认为这就是人文特长学生的希望,我倒认为蒋方舟不上大学也无所谓,什么清华、北大,就是剑桥、哈佛我觉得也没必要去,中文系对理论系统训练可能有帮助,但是对写小说可能没什么用。

    我们这代作家忧国忧民

    记者:这次四川地震,让人们再次关注到文学界参与公共事件的力量。你觉得当代作家应该怎样介入社会?

    余华:作家对公共事件有影响力,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因为那时除了文学期刊,没有其他太多的杂志。我觉得文学没有针对事件发言的功能,它的功能主要是针对成为了记忆的现实。所以它不像新闻那样可以马上作出反应,而是持久性的关注、雕刻记忆。可能过了二三十年,也还有很多人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文学对公共事件无所谓介入不介入,但作家还是可以介入的,只是每一个作家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次地震,有些作家马上就表现出来了,有些作家至今没有说话,比如我。我觉得我的感受没那么快,我还需要几年时间,我想看灾后重建的几年里,我们是否还会像今天这样关心汶川。当灾难发生以后,我们全国人民都奉献爱心,这让我感到很骄傲；燃放5年以后我们的关心程度仍然能够保持这种热度,那我才能真正的骄傲。我最怕5年以后没有人关心这个地方,媒体也不关心,个体也不关心。实际上,现在都有点冷了,别说5年之后了。

    作为一个作家,不是看事件本身,而是应该看事件背后,看事件发生以后会带来什么,这个才更为重要。我现在只写了一篇与地震有关的文章,还是给欧洲杂志的,后来给了《作家》杂志,应该会发出来。

    记者: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让作家在公共事件中缺席?比如勇气的缺乏?

    余华:也不能说缺乏勇气。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一个是个人的兴趣问题,有些人就热衷参加文学方面的活动,其他的一点兴趣都没有,还有的作家,反过来对文学活动没有兴趣,对其他活动有兴趣。我觉得主要是兴趣的问题,这也是作家的自由选择。所以我说我们这一代作家是最后一代忧国忧民的,比我们早一点的,王安忆、史铁生都一样,(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就不像我们那么忧国忧民了。我估计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作家们恐怕再也不会像我们那么忧国忧民。这跟我们的生活经历有关。这也没什么坏处,西方早就走到这一步了,比如说拉美的年轻作家,也早不像马尔克斯那样写了,因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

    记者:你说你对无关文学的活动很感兴趣,是不是这对你的写作而言更有帮助?

    余华:主要是可以满足我的好奇心,没有直接帮助,但是有间接帮助,能了解好多事情,这个非常有意思。(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北大西语系的教授赵德明翻译过略萨、马尔克斯的书,他写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说略萨、马尔克斯都悄悄地来过中国,跟他都见过面,他们根本不问中国有哪些作品,有什么作家,拼命地只问中国的社会、经济,对他们来说,文学不重要,中国有什么小说一点都不重要,他们的好奇心根本不在这上面。

    7月17至18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江苏调研时指出，江苏是重要的出版大省，要抢抓机遇，加快改革，积极培育年销售收入百亿元的大型出版企业，成为我国文化产业战略投资者。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省长罗志军会见了柳斌杰一行。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杨新力，副省长张桃林等陪同调研。 

    在听取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和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公司的工作汇报后，柳斌杰指出，近年来江苏省新闻出版和版权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一些精品力作影响较大，在服务大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产业发展稳步健康，体制改革整体推进，社会公共服务获积极进展，版权执法和出版物市场管理工作卓有成效。特别是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发行集团在跨地区经营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集团，为发展成为百亿元大型出版企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下一步一定要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加快转企改制进度，加大跨地区兼并重组力度，做强主体、做大主业，在全国率先实现总资产和年销售收入双超百亿元的出版集团公司。总署目前正在积极为出版集团的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争取三年内在全国打造几家国内一流、国际知名，主导中国整个出版市场的年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的大型出版企业，使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梁保华在会见时感谢新闻出版总署对江苏新闻出版工作的一贯支持。他指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改革起步顺利，在重组资产、理顺体制、酝酿上市等方面已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对江苏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当前江苏新闻出版业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时期，一定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和总署的具体意见，加大改革力度，抓紧进行转企改制工作，继续推进跨地区、跨行业重组，做大做强全省新闻出版业。

    罗志军表示，江苏将进一步加大新闻出版业的改革力度，有决心继续在全国同行业保持领先地位，并就有关版权保护问题与柳斌杰一行交换了意见。

    新闻出版总署办公厅主任张毅君、江苏省委副秘书长姚晓东、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唐建、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徐毅英、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谭跃等陪同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