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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激动地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当国家违背人民意愿时，人民亦有权要求国家必须按人民的利益行事。国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使个人的个性、创造力充分发展，“充其本然之能”，各人“谋充各得其所”的手段。
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自然包括、甚至可以说首先是观念的转变，这种观念先行的转变，即通常所谓“启蒙”。在种种启蒙的观念转变中，最重要的当属“国家”观念的转变。当然，在中国的现代性追寻中，近代国家观念的变化虽最为重要却并非最先，各种观念转变从鸦片战争开始渐次发生，真正使“国家”观念变化的则是半个多世纪后的戊戌维新时期。因为变革国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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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梁启超就预言清王朝将在1912年垮台，新的共和国将定都南京，新共和国的首功之臣将是一个叫“黄克强”的人，而且，他还预言世界将出现中文热，再过几十年将在上海召开“世博会”……
雷 颐
1898年秋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匆忙乘日舰逃往日本。舰长将一本当时在日本极为畅销的小说《佳人奇遇》送给梁启超，供他在亡命途中消愁解闷、缓解心情高度紧张之用。没想到，这本原来供梁消遣的小说竟令他激动不已、引起强烈共鸣。
《佳人奇遇》是日本政治家、作家柴四郎写的“政治幻想”小说，书中虚构了留学美国的日本青年东海散士邂逅相遇流亡异国的西班牙将军的女儿幽兰、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女志士红莲和助其从事复国活动的明末遗臣鼎泰琏的故事。小说把这几个不同国度、时代的流亡志士汇聚一起，将从北美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直至朝鲜东学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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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效率是衡量制度优劣的标准。既有公平又有效率是优秀的制度，侧重公平忽视效率或侧重效率忽视公平是水平一般的制度，而既无公平又无效率则是最坏的制度。很遗憾，中国“教改”设计出的种种招生制度实行起来就是这种既无公平又无效率的最劣的制度。此次北大授权部分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如果不“推广”，对中国教育制度毫无意义。如果推广开来，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越改越坏：中国“教改”十年总批判
中国教育：防止更坏
雷 颐
十几年前，包括笔者在内的少数人就对当时提出的“素质教育”颇有看法，并针对大学、中学招生的一系列“改革”一直提出批评、反对意见，但一直未引起更多关注。近来教育部长周济被免职另用与北京大学确定39所中学校长具有“实名推荐权”再次将“教育”推向风口浪尖，就事论事，意义有限，如果以此为机将十余年提倡“素质教育”引发的“教改”略作反思，当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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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当“音乐沙皇”
雷 颐
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这位意大利指挥大师生于1867年，去世于1957年，在他90年的人生旅程中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在他的祖国的兴起与破产，虽然作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他对政治本来兴趣不大，但历史却使他与同时代人一样不得不面对政治。在错综复杂、纷繁险恶的政治风云面前，许多人由于种种原因做出铸成“千古恨”的错误选择，不谙政治的托斯卡尼尼却能明辨是非，嫉恶如仇，不畏强暴，洵属可贵。
一
托斯卡尼尼出生在意大利帕尔马市一个贫穷的裁缝家中，从小就显示出在音乐方面有特殊天赋，九岁半时，就被位于帕尔马市著名的“皇家音乐学院”录取。父母之所以把他送去学音乐，倒不是考虑到他的兴趣爱好，而是音乐学院实行寄宿制，只要品学兼优，就可免费食宿，大大减轻家庭负担。经过九年苦读，年轻的托斯卡尼尼以最优秀的成绩于1885年夏从皇家音乐学院毕业。毕业后他的事业一帆风顺，不到30岁就被公认为意大利最优秀的指挥家，欧美各大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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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起来保路的“两湖”之所以最先平息，因为清政府对“两湖”实行的是路股照本发还政策，这也说明“民营”并非刻意反对“官营”、反对政府收购，只是政府也应尊重契约、尊重市场规则、尊重“等价交换”。而清政府秉承中国“强政府”政治传统，毫无契约意识，认为自己权力无限、强大无比，手操对民企的生杀大权，更可对其予取予夺。正是在这种观念主导下，才可能做出以低价“收买”四川民营铁路股权的错误决定。它以为自己“低价收买”降低了成本，其实是付出了巨额代价，即以政府信用为代价，代价之高，难以想象，最终付出整个王朝作为代价。
“国进民退”引爆辛亥革命
雷 颐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一直严厉禁止私人创办新式企业，李鸿章采取“官督商办”的变通形式，使私人得以参与新式工商业的创办与经营。这是中国现代“民营”的起点，但毕竟又头戴一顶“政府”之帽，埋下了以后“产权不清”的隐患。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巨大震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应象日本那样发展民族私营企业才是强国的根本；同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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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加拿大国庆节的阅兵仪式。
阅兵仪式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国会山庄前。
这些受阅士兵哪有威武之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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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塔”与“大桥”的命运
雷 颐
新中国成立前后，一首名为《你是灯塔》（又名《跟着共产党走》）的歌曲风靡全国，但因被指与苏联一首乐曲雷同而突被禁唱。二十余年后的“文革”中，电影《南京长江大桥》中的配曲亦因被指与苏联的一首歌曲雷同而被禁映，要修改配曲后才能上映。
1940年6月下旬，抗大一分校驻在山东沂蒙山区的鲁中根据地，正紧张筹备在“七一”召开该分校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党代会，要校文工团演节目，同时要创作新歌作为给党的生日和校党代会的献礼。词、曲创作任务分别交给年仅20的校政治部宣传干事沙洪（原名王敦和）和年仅22的文工团副主任、鲁艺音乐系毕业的久鸣（原名王岳）。接受任务后，两个青年人激动不已，灵感迸发。沙洪只用了10分钟左右就写好歌词：“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拿到歌词，久鸣也只用了十分钟左右，就把曲谱写出来。曲调流畅激昂，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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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悲剧
雷 颐
“太平天国”是中国、可能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造反起义，在短短几年内就席卷大江南北，定都“天京”，强烈震撼了大清王朝，几乎将其推翻。太平军的“兴”，无疑是清政府腐败专制逼迫农民“不得不反”的结果，但如此浩大轰烈的农民运动，最终仍然失败，当然原因多多，但最根本的还是其自身迅速、严重的腐败。
内讧
从1851年“金田起义”起，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大败清军，不久就攻占武汉三镇，随后沿江挥师东下，在1853年3月攻克向有虎踞龙盘之称的南京， 并在此定都，改称“天京”。
定都天京之后，虽然太平军的北伐失利，但其他军事行动却胜仗连连，尤其是1856年春夏，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在江西，太平军控制了全省五十二个州府；在湖北，西征将士保卫武汉，打退清军一次次围攻；更重要的是在天京外围，太平军先后击溃长期直接威胁天京的敌“江北”、“江南”两个大营，天京终于解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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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既是经历过革命的火与血洗礼、考验和以后历次“运动”的“老革命”，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是中共党史、民国史研究的老前辈、大专家。这种经历，使他的回忆录自然不同寻常。正如著名史学家也是这部回忆录的整理者陈铁健先生所说，这本回忆录“是革命者的反思，是历史家的批判，是学问家的质疑，是文化人的启蒙”。
王蒙写道，就在听李谈话前，刚刚11岁的他恰恰听到国民党北平市某局长的广播讲话，满口空话套话陈词滥调，与李的言谈成为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体会到一个政党的前景，从它的文风上已经可以看出端倪。我还说，一个政权的衰落是从语文的腐烂上开始的，可见我印象之深。”此言不虚，因为王蒙是“懂政治”的大作家，曾经官至文化部长，对政治、文字皆有特殊的敏感。读到影响自己人生道路的长者的回忆，王蒙感叹道：“此次有机会读到他的自传的一部分，真是令人感慨。他在书的开始所讲的关于写真话的想法，关于拍马式的史料的抨击，还有他的诗，也令人感到他的一身正气，甚至是迂直的书生气。”
一位革命者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