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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泰戈尔的诗(2009-07-21 23:42)

书架上还残存了的几本旧书,其中有一本,就是《泰戈尔诗选》。

无华的胶版纸封面,底色是素雅的灰绿,缀着淡淡的花纹,有些褪色了。

因为多年未翻,不觉尘封了。书页上方的切边处,能看到薄薄的一层灰印,如同浸染一般。

打开书前白色的衬页,有一行斜斜的钢笔字:

1984.8.6于长沙君子书社,P.D.

我这才恍悟,原来这本书,不是我的,而是借别人的。

那么,P.D是谁呢?想了很久,也未能记起。

再翻到版权页,更有隔世之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8年5月北京第一版,定价1.00元……

目录前有一黑白插页,是一幅泰戈尔的木刻侧面像,髯发苍苍,目光凝重,似沉思,也似忧伤……

随意地翻着,一行行长长短短的诗句,流动、跳跃。一些远逝的记忆,似又忽隐忽现。

忽然想起来了,那位P.D,是我八十年代任职于杂志社时的一位同事,他叫彭丹。

那时,我们常常于酒酣耳热之际,谈论诗歌。他谈起他对泰戈尔的敬慕,真的无以复加。

记得他说过,泰戈尔的诗,不是在地上写的,而是在天上写的。

为了他这一句话,我是从那时开始,沉醉于泰戈尔的诗。

我不懂原文。但比较而言,众多译家中,我还是觉得,当属冰心的译笔最美。

泰戈尔诗的那种梦幻、空灵、纯净,惟经冰心之笔译来,方觉浑然天成。

特别喜欢泰戈尔的短诗,极简,而意味无穷。那种幻影之美,真的令人迷醉:

 

你将在我里面象满月在夏夜中沉默的居住。

你含愁的目光将在我的游荡中看视着我。

你面纱的影子将投放在我的心上。

你的呼吸象夏夜的满月将在我的梦上翱翔,使它芬芳。

 

读这样的句子,年轻时的那种一往深情,忽如泉涌。再读到另一首,不知为什么,会忍不住落泪:

 

我的亲近的人们不知道你离我比他们还亲近。

同我说话的人们不知道我心中充满了你所未说出的话语。

在我的路上拥挤的人们不知道我在和你一同行走。

爱我的人们不知道是他们的爱把你带到我的心中。

一封家信(2008-09-06 21:44)

自进入网络时代后,自己的纸笔,已全然退化。平时给亲友所写的书信,几乎都为电子邮件。

自然,也为同样的原因,我平时也很难能收到别人的亲笔信了。我住所的邮箱,除了时不时有一些广告垃圾之外,可以说乏善可陈。每天经过邮箱,我基本不看。

但非常意外的是,去年圣诞节的那天,在我住所的邮箱,却收到一封家信。

信封上的笔迹,熟得不能再熟,那是我姨父的墨迹,疏朗,飘逸。信封的左上角,清晰地写着寄信人的名字:“周殿芳”,那是我的小姨,我母亲的妹妹。

忽接一封来自美国加州的书信,那一刻,我多少有些惊讶。那信封,那墨迹,那邮花,也似乎在唤醒我一种久违的记忆。

去年的8月,在武汉的小姨和姨父,因要去美国看他们的女儿,路经北京。他们的行程太紧,故我只在机场,与他们匆匆见了一面。他们去美国后,海天远隔,即很少再有联系。时隔数月,忽接此信,确在我意料之外。

打开信封一看,内有二信:一封是我小姨写的,一封是我姨父写的。另外,还夹有几张剪报。

小姨和姨父,五十年代都毕业于华中师大。他们二位,在武汉从教多年,都可以说是武汉资深的中学语文教师。

当年,我们一家在长沙,他们一家在武汉,一湖之隔。自我少小记事之日始,我的父母与他们,即频相往来,音书不绝。

而且,我从小父母就给我一“特权”:凡家中来信,无论是谁写来的,我都可首先“过目”。

我父母这样做的理由是:多看别人写的信,才知道怎样写信。

因为从小经常读到姨和姨父的来信,应该说,我的成长,与他们有很深的关联。也可以说,我是看他们的信长大的。

或受益于外祖父家风的影响,印象中小姨的书信,字里行间,总有一缕书香,诗情盎然。

可能与我从小有这样的经历有关,直到今日,我一直喜欢读别人的书信。那种见信如面的感觉,确很难在其它的文字中找到。

每次搬家,有很多旧物我都一弃了之,唯独有一大袋私人旧信,总难舍难弃,珍爱如宝。

一封家信,本为一种私人文本,不足与外人道也。但我以为,正是这种文本,恰好能照见一个人的内心,并折射出他的往事、经历、时代和家国情感。

因此,我想借此文将我小姨的这封家信抄之如下,也算是在我的博客中,留下一个纪念。

 

洪声、香妹子贤伉俪:

京都一晤,机场一别,恍惚间竟到了岁晚。在这异国自感恩节便已开始的绵延一月的节日高潮氛围里,扯不断的思亲念亲的乡愁也油然升起。在众晚辈中,数你们一直亲近着中国文化。尽管你们置身商海,但骨子里却浮游于文学的梦幻,沉湎于跨越时空的求索。读着你博客中的文稿,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怀旧气息和思辨之美,甚慰我心!行色匆匆,加之姨子短于言辞,每次都未能畅谈,此次归国回思起来,最大不足莫过于此!其次便是未能见到你们那一双优异可人的宝贝!

新岁即将降临,除了深深祝福你们家境财运旺发之外,特寄浪迹海外谪人---耶鲁大学苏炜(学者、作家)长文系列,陪伴你们的年节。愿我祖邦传统文化之精髓和代代士人才子的襟怀风骨,代继有人!也许是姨子孤陋寡闻,跟不上时代,我在这边每读到这样宏博的文章,都激奋不已,是心灵的净化与升华。也许你们在网上能读到多得多的雄文巨制,我的此举显得多余,但我其实是想奇文共赏。况且洪声曾要求我写点你辈有生之初乃至往昔共和国风云的回忆,那得在我书稿完成之后才有余力,而且不知迟滞到何等的田地,眼下先借花献佛。此文亦是你所未历的时空的见证者,虽是中年人,但和你的父辈有共同的遭遇,他能将自己的不幸遭遇融入深厚的文化底蕴,尽得迁客谪人们的宝贵精神遗产,这正是你们探索历史时空的真谛,不知贤侄伉俪以为然否?海外这样的奇文常令我耳目一新,确是思想自由飞翔者方能为之,绝非戴着镣铐之舞者所能企及于万一也!我也带回去一些,曾给小舅看过,他太忙直到临走时才还给我,你若喜欢,我要李耘去书房找到寄给你,如果网上看得到,就不必多此一举了。

听李耘说你们要外祖父四十首诗油印件,我记得上次来美之前用大信封寄还给二姐了,但事过境迁,记忆模糊,又不敢确认。因为你妈叮嘱过仅此一份,用过要寄还,选登于《新国风》上的约在2001-2年。

遥祝圣诞、新年快乐!

 

姨2007.12.10

 

收到姨父和姨的信后,几次想回信,竟每每难以下笔。一直到今年的5月,方才作复。那么,也借此博客,将我的回信一并抄上,以表达我的感激。

 

姨父、姨:

还是在去年圣诞节后收到您们的信,然忙忙碌碌,竟拖到今日方复,失礼之至,罪莫大焉。

其实,这笔信债,一日未还,则一日难安。迟迟未复,不仅是因为忙碌,而更确切地说,是因为我读信后似觉一时失语,百感交集,却殊难言表。

收到您们寄自万里之外的亲笔信,我很感动。特别是看到您们熟谙的笔迹,那种亲切感,更是油然而生。记得少小住在湘农新村时,我们家就常收到您们的信。您们可能有所不知,那时只要从邮递员手中接到您们的信,我们家第一个拆开信封读信的,就是我。可以说,那时您们给我家的信,我几乎无一未读。

应该说,您们那时的书信,也在无形中,影响到我的成长。在那个贫瘠的年代,我常常能于您们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温暖的亲情,和您们对国家的忧思。您们的文笔之美,书法之美,也深深的感染了我。如果说我今日还能写一些文字,则毫无疑问,当得益于您们往日的书信。

当然,更让我深铭不忘的,仍是您们数十年对我的慰勉、关怀和帮助。尤其在当年艰难的时日,您们给我们小辈的点点滴滴,我一直难以忘怀。姨,您还记得吗?在我小时候,您带我到长沙桂香斋吃馄饨,手头同样拮据的您,那时却那样慷慨,让嘴馋的我,竟一口气连吃三大碗馄饨!您知吗?您那时的慷慨,在我的眼中,真若一饭之恩!

贫困的岁月,一直如暗影在内心徘徊。有时,抚今追昔,思及今日富足的生活,恍在梦中。姨,您那时带我在桂香斋吃馄饨时,何尝能够想到,多少年后的今日,您们会安逸地住在美国漂亮的房子里过圣诞节!

早几天过节时,我们带着孩子,到涿州去拜访了扬鉴叔叔。言谈中,他们一家人都特别感念您们的亲情。李萍还特别提及,那时他们常在您们家“中转”的往事。我也笑说,那时,您们在武汉的家,当年可是一个著名的“中转站”呵。远到我父亲这边的亲友,都时常到您们的家中过往。那种情景,真如古人所言:相呴以湿,相濡以沫……

姨转来苏炜的文章读过了,谢谢!海南的东坡书院恰好我也去过,故读此文,特别有会心之感。姨父的文章,也在一一拜读,薄物细故,读之兴味盎然。姨父之书生本色,亦处处可见也。好文自远方来,不亦悦乎?

我们一家都好。岑儿读初一,和儿读小一,同寄宿于一校。发上几张他们的照片,给您们看看。

星虹、旷达及爱女可好?想念。代向他们问好!

暂写到此,容后叙。祝安康!

 

洪声2008.5.8

谭嗣同的遗书(2008-03-30 23:22)
近读李敖的《北京法源寺》,不意之中,读到了五篇谭嗣同的遗书。

这五封遗书,是他在戊戌八月九日遭捕之前,写于寓所。写这些信时,他即已准备献身。

人之将逝,其言也真。变法失败后,本可逃生的谭嗣同,却选择了死。其决绝如此,也只有读到他的遗书,方可理解。

不知为什么,谭嗣同的这些遗书,以前竟从未读过。此次读之,方自愧对中国的近代史,有太多的盲区。

而展读之下,对这位先烈的景仰,又更深一层。

我总觉得,中国如谭嗣同这样的人,无论如何,都不应被遗忘。

因是之故,应该将他的遗书抄录如下,以广流布。

 

第一封信,是写给他密友王五、胡七等:

 

“变法维新本未期其能成,弟之加入,目的本在以败为成,叫醒世人。真正以为能成功者,大概只有康先生一人而已。皇上是满人中大觉悟者,受我等汉人影响,不以富贵自足而思救国,以至今日命陷险地,弟义不苟生;兄等昆仑探穴,弟义不后死。特留书以为绝笔,愿来生重为兄弟,以续前缘。”

 

第二封信,是写给他父亲谭继洵:

 

“不听训诲,致有今日。儿死矣!望大人宽恕。临颍依依,不尽欲白。”

 

第三封信,是写给他妻子李闰:

 

“结缡十五年,原约相守以死,我今背盟矣!手写此信,我尚为世间一人;君看此信,我已成阴曹一鬼,死生契阔,亦复何言。惟念此身虽去,此情不渝,小我虽灭,大我常存。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迦陵毗迦同命鸟,比翼双飞,亦可互嘲。愿君视荣华如梦幻,视死生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我与殇儿,同在西方极乐世界相偕待君,他年重逢,再聚团圆。殇儿与我,灵魂不远,与君魂梦相依,望君遣怀。”

 

第四封信,是写给他佛学之师杨文会:

 

“金陵听法,明月中庭,此心有得,不胜感念。梁卓如言:‘佛门止有世间出世间二法。出世间者,当代处深山,运水搬柴,终日止食一粒米,以苦其身,修成善果,再来投胎人世,以普度众生。若不能忍此苦,便当修世间法,五伦五常,无一不要做到极处;不问如何极繁极琐极困苦之事,皆当为之,不使有顷刻安逸。二者之间,更无立足之地,有之,即地狱也。’此盖得于其师康长素者也。嗣同深昧斯义,于世间出世间两无所处。苟有所悟,其惟地藏乎?‘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今使无余;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是;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是。’

“嗣同诵佛经,观其千言万语,究以真旨,自觉无过此二愿者。窃以从事变法维新,本意或在‘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今事不成,转以‘未愿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度不为人后,赴死敢为天下先,丈夫发愿,得失之际,执此两端以谋所处,当无世间出世间二法之惑矣!吾师其许我乎?”

 

第五封信,是写给他的同学唐才常:

 

“弟冲决网罗,著《仁学》以付卓如,朝布道,夕死可矣!《仁学》题以‘台湾人所著书’,假台人抒愤,意在亡国之民,不忘宗周之陨。前致书我兄,勉以‘吾党其努力为亡后之图’,意谓‘国亡,而人犹在也’。今转而思之,我亡,而国犹在也。我亡,则中国不亡。嗣同死矣!改良之道,当随我以去;吾兄宜约轸兄东渡,以革命策来兹也。临颍神驰,复生绝笔。”

 

 见信犹见其人。这些百年之前的遗书今天读来,也还能感到,谭嗣同的影子,仍如墨夜中的灯火,鲜烈如生。

忘不了他1896年摄于上海的那幅黑白照片。那眼神流露的沉郁、坚毅,恰与他悲壯的遗书,浑然一体。

今日之京城,当年的阴冷、灰暗、肃杀,已毫无一丝。总觉得今日读这样的文字,有异样的刺激。

遗书的文字极简,当为一挥而就。但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些遗书,都是无可置疑的美文。

五封遗书中,最令人深味的,是他给大师杨文会的信。由此信才可体味,他之毅然赴死,有更高的境界。

前几年到浏阳,特意去看过他的故居“大夫第”,印象至深。

那座旧居,始建于明末。青砖绿瓦,雕梁画栋,庭院深深。面积之阔,多达二千平米。一望而知,是典型的豪门大宅。

谭嗣同当年即是在这里与妻相别,赴京变法。

变法的党人中,其思想之激烈,无人可比。“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 中国近代暴力革命的思想,当源自于他吧?

遭捕的前夜,梁启超苦口劝逃,不从。次日的黎明,命管家大开馆门,品茶,安然待捕。

本可安乐,却选择了艰危;本可逃生,却选择了受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何以致此?

非独为忠义二字,更为救中国,救众生。往深一层看,他对世间之苦,怀有慈悲心。

“块然躯壳,除利人外,复何足惜。”其实,奋笔书《仁学》之际,他即有舍身之志。

“我自横刀向天笑” ---这是何等的豪气!不要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恰恰相反,若无热血之志,诗风岂慷慨如此?

 “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当引颈就戳的一刻,地藏之语,或深深地激励着他吧?

后据目击者说,谭嗣同受刑之际,死状极惨。刽子手一连三刀,都未将他头颅砍下。监斩见状大惊,遂命将他按倒在地,又连补数刀。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但那一年,他才三十三岁。

不要问他的死该不该、值不值。我们太习惯实用主义。但谭嗣同的死,却超越了世间的功利。

他只是以自己的性命证明,他绝非坐而论道。因为他的死,近世积弱的中国,方不致一无希望;因为他的死,方有更多后继的流血者。

高谈理想并不难,而行之者难。知行合一,谈何容易?

记得去青岛,到过康有为晚年的旧居“天游园”。那是一座倚山望海的小楼,原为德国总督副官的宅第。不用说那座小楼的精致和奢侈了,后看到很多资料我才知道,康有为自流亡而始,可以说他的大半生,都未离享乐,钟鸣鼎食,妻妾成群……

这就是“万木草堂”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康有为?这就是“公车上书”振臂一呼的康有为?这就是写《大同书》高谈理想国的康有为?这就是谭嗣同尊之为“先生”的康有为?

我忽然有一古怪的念头:享乐的康有为,声色之中,还记得起谭嗣同的死?

“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书此联而悲叹的康有为,内心可含有愧色?

而以激烈的《仁学》骇世、并大声疾呼的谭嗣同,却真的是杀身成仁了。知行合一,臻于极致。

敢以生命而践行理想,其气节之高,即便是我们的敌手,也肃然起敬。殉难之后,他的遗诗《狱中绝笔》,在日本被谱为乐歌。

他的死,如一声炸雷,令麻木的中国人,猛然震醒;他的死,若一座丰碑,令无数的志士们,接踵而继。

史坚如、吴樾、徐锡麟、秋瑾、林觉民……那些为救国而舍命的义士们,都曾为谭嗣同的悲壮而深深感动吧?

先烈的血,一百年流淌不止。若非他们的流血,屈辱的中国,何能有今日?

当年的菜市口,如今一片繁华,高楼林立,车流如织。每次路经此地,谭嗣同的影子,都会在脑海不期而至。

但长长的菜市口大街,却怎么也看不到谭嗣同的雕像。

当年的行刑之地,已成为宵夜吃喝之地。一到傍晚,人行道上便铺满了餐桌,烧烤、麻辣烫,热气腾腾,菜水横流……

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北半截胡同41号,一座蜷缩在高楼旁的旧院,灰色瓦檐,外墙刚被刷成白色。一棵苍老的古槐,从院中伸出。这座老宅,就是当年谭嗣同最后的寓所---浏阳会馆。

只是,这一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的史迹,今已残败不堪。

大门的外墙旁,停放着破旧的三轮车;一个硕大的垃圾桶,近在眼前。如不是看到门旁墙上有“谭嗣同故居”的字样,还真的会以为,这只是北京胡同中一个常见的大杂院。

因大院内已为民居,我只得小心翼翼地探门而入。在征得里面的一位住户同意后,才进入了院内。

原来宽阔的院落,现已密不透风。胡乱搭建的私屋,将大院切割得七零八落。院内的住家,据说有二十几户。窄窄的小道,自行车东倒西歪。煤灰、污水、盆盆罐罐,到处是脏乱的杂物……

进门的左墙上,还写有一行歪字:拾垃圾、收废品者禁止入内!

一位正在扫煤灰的女人指了指,我这才知道,靠大院西侧的一屋,即为谭嗣同的住所。

门窗紧闭,透过窗户的玻璃望去,里面很暗,什么也不能看清。台阶上充斥着杂物,又脏又乱。门框和窗框,都被涂成了绿色,显然不是原貌。现在的住户是谁,亦不得知。

斑驳欲朽的屋梁,颓坏的老砖,灰暗的石阶……要不是旧迹隐约可见,真的不敢相信,这就是谭嗣同当年的“莽苍苍斋”。

“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谭嗣同当年自书的门联,已不复可见。我只能胡思乱想:烈士的遗书,是写于哪间屋?

院落中央的那棵古槐,已完全被乱盖的私屋围住,看不到根。惟见枯槁的树干,孤立无助,伸向天空……

安然待捕的谭嗣同,当年就坐在这大树下品茶么?

见过一篇报道,西屋原存有谭嗣同一幅遗照。1968年,因一场冰雨,被打湿的遗照,最后被住户揉成一团,扔弃到下水道……

英雄故地,已沦落如斯。每欲瞻仰的游人,竟只能望而止步。

浩烈英风,哪还看得见一丝踪影?百年前惨死的壮士,似与这大街无一丝关联了。

此等情景,若在欧美,或在东邻日韩,是不可想像的。

记得以前到夏威夷旅游,就亲眼看到,在檀香山的大街上,竟立着一尊孙中山的雕像。我当时惊讶不已。

韩国著名古楼崇礼门遭纵火焚毁后,我同样惊异地在电视上看到,前去凭吊的民众,不仅是献花,甚至还有人跪在地上,如丧考妣,痛哭流泪。

而我们呢?

早些年在长沙,常爱爬岳麓山。每到山顶,总会去看看近旁的黄兴墓。墓地很美,苍柏环绕,墓碑形如利剑,直插云天。拾级而望,真有仰止之感。

但不知从何时起,石阶下的围拱,已被小摊小贩占领。凉粉、茶鸡蛋、游戏机等等,乌七八糟。本该有的静穆,已荡然无存。

麻木,冷漠,油滑,无崇高感,无敬仰心。一百年过去了,国民性依然如故。那些举着相机拍个不停的老外,目睹此状,是否有鄙夷的感觉?

与浏阳会馆仅咫尺之隔的,是一座高耸入云的豪华商厦。两相对比,格外刺目。我们有能力建那样多的高楼豪宅,却无能保护一处伟大的史迹,这真的是一种耻辱!

骨子里的实用主义,我们对承载着传统和文化的一砖一瓦,已不知珍惜;先贤英烈,我们已不知敬重;商业主义的泛滥,我们正丧失历史感。

若失去历史感,即为无根之木。哪怕有再高的GDP,我们也只是侏儒。

弹丸小国日本,百余年来,从来就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在其骄人的国力背后,赖以支撑的,究竟是什么文化和精神?他们的“靖国神社”,何以上百年雷打不动,参拜不息?

从院内走出,我又在会馆的门外再看了一遍。有几个泥工在墙外粉刷。奇怪的是,“谭嗣同故居”的“谭”字,几乎被白粉涂掉。粉饰外墙,据说是为了奥运。

路经此处的行人,都行色匆匆。没有人会多看它一眼,更没有人会因它而停下脚步。

说不清那种怪异的感受,我只是忽然想到:那些烈士的亡灵,九泉有知吗?

离开会馆,又忍不住再回望一眼。斜阳西沉,远远地看着它的墙影,和那棵孤独的古槐。烈士的遗书,此时也历历可见,宛如悲怆的旋律,奔涌,蔓延……

 

 

二梁之间(2008-03-04 10:36)
    近读梁漱溟一文,文中述及了一段有关梁启超的往事,印象颇深。

    梁漱溟之父梁巨川,清末举人,曾任朝中微官。虽位卑无闻,却一生忧国,伤时愤世。因对梁启超甚为仰慕,曾致信梁启超求写扇联,未获回音;后五次欲访,亦不得见。遭此冷遇,大感失望。1915年,他读到梁启超挽麦孺博之诗文,遂有感而发,写成一文,记录了他的心迹:

 

    “吾真心倾慕梁任公,积仰数十年,以为救中国之第一人,癸丑年至欲以死荐诸国民之前。徒以吾性迂拘不事酬应攀缘之末,故未与通声气。仅以尺书道达萍踪鸿雪,求写扇联,自谓闻声之思,气类相感,必邀鉴也。乃于往事近事绝不咨询,吾往五次不得一遇,扇联迄未一写,绝无答复一言,并口传亦未有。曾托瘿公代询,亦不知问及否。要之其意以为草茅之中决无佳士,朴鲁不能文,暗淡无名位者,决不足与谈治国之事也。其所与谈者皆饮酒赋诗,能文章,工翰墨,身居显贵,应酬联络,金可任挥之人,以哀时托之文字,以气节寄诸诗歌,以救国救民为口头禅,而日以聊且自娱为务者也。壬子年任公演说云:京师恶空气太多,吾来京半月已觉恶空气触吾脑易薰染,恐久而不自知,亟当避去以免官场恶习。此言岂非高洁?何以为总长后亦随俗同化与旧官僚无异?至其对于人才,他人吾不知,而吾则躬逢鄙弃。与余未见一面,未接一谈,安知余一钱不值?彼日日唱和之文人又何尝真以民事为心?绝不计寒俭中有人才否,亦不问我来历何如,并扇头写字小事亦永久杳然,是否与滥官僚同一为搆造恶空气之人?而一生之痛哭救亡,救真才行实事,亦不过言焉而己耶?”

 

    在此文中,他还特别提到梁启超为京剧名优谭鑫培题画一事。对梁启超之“势利”,疾言厉色,语甚愤慨:

 

    “顷见其为小叫天题刺绣渔翁图,有‘四海一人,偶然玩世,歌泣劝人’诸意,甚矣文人之不求真际,古今黑白是非全颠倒也!叫天贱优,为社会之大蠹,其一生积秽稔恶纸不胜书。此辈万事懵然,姑不必责望私德,但就其迎合孝钦大势观之。戊戌八月此辈谄谀声口,谓‘康有为、梁启超叛逆大罪,虽剁成肉酱不足蔽辜。若使我叫天遇之,亦能于已死之尸上跺三脚,又唾之,以报老佛爷之恩,消胸中之恨也’。似此语气实为戊戌八月之流行品,而优伶、太监相见,则的的确确尤以此为亲切畅快之言。不独对康、梁如此,即对德宗亦如此。吾实真知灼见,而又知不足为此辈责备,盖彼等惯例若此也。至其奸恶诈骗,骄傲狠毒,凌虐穷民,倚势招摇,皆彼辈之第二天性,不能胜言。独怪一入文人品评,便成圣贤节义之流。而任公有暇为叫天题诗,无暇为我写字,何其无气类之观念至于如此。或者以叫天为有名之人,而我之卑微无闻不足以动之耶?”

 

    行文至此,激愤已难自抑。然到文末,却仍对梁启超抱以期望:

 

    “我终不忍没任公二十年救中国之心,而犹希望其能行所言,不判成两橛也,故于挽麦孺博诗文犹极钦重之。”

 

    1918年,因痛感世态污浊,梁巨川于六十岁生日前夕,投积水谭自沉,以死警世。很快,他的遗书见诸报端,令各界为之震动:

 

    “今日世局因何故而败坏至于此极? 正由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既卖旧君,复卖良友,又卖主帅,背弃平时之要约,假托爱国之美名,受金钱收买,受私人嗾使,买刺客以坏长城,因个人而破大局,转移无定,面目靦然,由此推行,势将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既不成人,国焉能成为国?欲使国成为稳固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以聊为国性一线之存也。”

 

    此时,梁启超也在报上读到梁巨川的遗书,非常感动。只是他并不自知,梁巨川曾受过他的冷遇。

    而且,他同时也不知道,因佛学研究而令他称许、关注的梁漱溟,即为梁巨川之子。

    后由友人林宰平相告,梁启超方才得知,梁巨川乃梁漱溟之父。至此,梁启超对梁漱溟,始有结交之意。

    1920年,梁启超游欧归来,读到梁漱溟新著《印度哲学概论》,甚为感佩。其后不久,即偕蒋百里、林宰平、梁思成等,亲赴崇文门梁漱溟寓所,屈尊访晤。自此而后,彼此常有往来,交谊益深。

    1925年,梁漱溟客居清华园,将其父遗存的日记、文稿等,加以整理,辑印成《桂林梁先生遗书》,分赠亲友。后几经思量,又送梁启超一册,并于函中特别提及其父自记当年求访不遇一文,请其过目。

    梁巨川那一段文字,原辑于该书《伏卵录》中。梁启超读到后,万分感愧。于是,他特复函梁漱溟,痛切自责:

 

    “读报知巨川先生遗文已裒辑印布,正思驰书奉乞,顷承惠简先施,感喜不可言馨。读简后,更检《伏卵录》中一段敬读,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许者如此其厚,而启超之所以遇先生者,乃如彼其无状。今前事浑不省记,而断不敢有他辞自讳饰其罪。一言蔽之,学不鞭辟近里,不能以至诚负天下之重,以致虚骄慢士,日侪于流俗人而不自觉,岂唯昔者,今犹是也。自先生殉节后,启超在报中读遗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后读兄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兄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纳交之心益切。)岂知先生固尝辱教至四五,而我乃偃蹇自绝如此耶!《伏卵录》中相教之语虽不多,正如晦翁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至大。末数语,盖犹不以启超为不可教,终不忍绝之;先生之德量益使我知勉矣。愿兄于春秋絜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报先生也。遗书尚未全部精读,但此种俊伟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即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吾漱溟其益思所以继述而光大之,则先生固不死也。……”

 

    赫赫京华,梁巨川本藉藉无名。应该说,无论政冶地位、学术名望等,二梁之间,显然都不在一个层面。故梁巨川投书不答,屡访不遇,若以世俗的眼光观之,似不足为怪。

    我宁愿相信,以梁启超一贯之性情,其“虚骄慢士,日侪于流俗人而不自觉”,或为无心之失。

    但他这封情辞诚恳的致歉信,却还是令人感动。

    他有那样高的地位、名望,却不耻于自省、责己,且一无饰非之辞。小而言之,这是一种修养;大而言之,这是一种品格。

    然观今日之文坛学界,傲慢冷漠,势利成习,仁风殆尽。虚骄慢士、拒人千里者何其多也。衮衮名流,有梁启超之人格魅力者,几希矣!

外祖父诗抄(2007-11-28 23:52)
    外祖父周祖佑,字笠渔,生于1900年,湖北浠水人。出身贫寒知识分子家庭,幼读私塾,1920年毕业于县立旧制中学,后任教于县立小学。1927年赴省,考取湖北省政府科员,从此投身政界,历任国民党省民政厅科员、股长、县长(广济、竹山、郧县、蒲圻)、省政府科长和秘书。1946年,获南京政府抗日功勋奖状。1948年,加入民盟。1949年建国后,入湖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曾任蕲春县法院书记员、县中教员、武汉十中教员、湖北省文史馆地方志编委会采编人员。1968年病逝。

    外祖父熟谙中国古典文学,尤好旧体诗词。公余之暇,常踱步吟诗,或与友朋唱和,以此为乐。60年代,浠水县博物馆主编《浠水诗征》,辑入外祖父旧体诗四十余首,母亲留有抄件,并寄我。

    1968年,年幼之我,曾随母亲到武汉看望外祖父,至今尚有印象。时值文革动乱,外祖父迫于政治高压,抱疾之身,已觉风烛残年。少时常闻母亲言,外祖父旧学深厚,一生正直清廉,于家风深有影响。今特抄外祖父旧诗若干,录之网上,以为纪念。

 

    《回家过五车岭口占》(1926年)

    此地曾经驻孔丘,五车一去不回头。万株岭上青松栎,曾沐春风化雨否?

 

    《送子青移枝江》(1935年)

    子来才七月,秋至又迁官。丰载同居易,长途惜别难。名场谙世味,古调许今弹。好是枝江道,依然政尚宽。

 

    《难民叹》(1940年)

    三载他乡未得归,十年抗战心不灰。今朝七里坪前路,领取寒衣带笑归。

 

    《减租吟》(1940年)

    造物太不仁,民生何草草。富者忧有余,贫者苦不饱。最苦是佃农,长年忧旱潦。主人逼交租,稍缓稻场扫。衣食而父母,终身在襁褓。

 

    《鹤峰行》(1942年)

    望乡台,望乡台,一台二台又三台。行人至此一回首,泪落衣裳剧可哀。山八峰,桥九峰,十峰百峰千万峰。晓行辄欲瞻星斗,夜行哪复计西东。我原来自长安陌,忧时空上长安策。前年曾赋减租吟,今年又作查租客。漫说驩虞无从补,太息民生亦何苦。共道收成各半分,谁识减租为二五。中朝敷政自优优,从此人间得自由。吟罢城头良久立,娄水深深日夜流。

 

    《抗战胜利后回武昌渡江口占》(1946年)

    遥望云中鹤,归来雪里鸿,江山晴有韵,楼阁景初融,汉室衣冠美,郊原战垒空,故居凝睇在,回首八年中。

 

    《赠二女殿芬南下》(1949年)

    生落家贫只自知,又遭丧乱苦流离。常将劳作依慈母,强把心情学教师。每乏供求余亦愧,常闻叹息汝何思。临行回首一呼父,月色昏黄泪暗滋。

 

    《哭文斗儿》(1957年)

    一别七年期,存亡两不知。春浦旋里日,晨露别家时。弱弟吞声泣,衰亲彻夜思。招魂向何处,双鬓已成丝。

 

    《红安访古》(1958年)

    好山招得异人来,美酒还邀学士陪。七角遥分三角秀,桃花时并杏花开。游仙不羡云中鹤,访友同看雪里梅。最是二程钟毓地,临风犹忆耿天台。

 

    《哭长女殿秋》(1964年)

    满堂儿女汝先来,堂上慈亲眼为开。学苦流离滕堡月,教怜清冷汉郊梅。生前历劫唯馀恨,死后双雏更可哀。那料龙钟余老矣,抚棺送汝上泉台。

 

    《无题》

    枉费推移力,何如造化工?春山含远色,秋水起长虹。

父亲的遭遇(2007-11-24 14:49)
    还是在去年,应我的要求,母亲将父亲生前遗留的一些文字,整理成一包后,都寄给了我。

    除了少量的剪报,这些文字,基本上都是父亲的手稿。

    剪报上是他过去在部队报社时,发过的一些新闻,我小时候看过。但这次寄我的,却只有零星几篇。似乎有许多剪报,都不见了。

    手稿的部分,主要是他写的一些小说、散文之类,其余的,则是一册日记,及其它文字材料。

    但意外地,在一堆手稿中,我发现了他写的一份简历,和两封申诉信。

    两封申诉信,都是父亲写给广州军区的。一封写于1978年5月15日,另一封写于1978年11月12日。

    简历的末尾,日期是1978年12月14日。此时,父亲已年近五十,其政治身份,仍为“右派”。

    其实,我很小就知道,父亲是因政治问题,在50年代被军队打成右派。从小学到中学,每次填表,涉及到父亲的政治身份时,我都会无可奈何地,填上“右派”二字。

    在那个年代,右派是一个让人难以抬头的罪名。身为右派分子的子弟,我一直为此自卑。但父亲到底是因何原因而获罪,过程如何,我未知其详。

    直到1979年,父亲才获平反。沉浸于苦尽甘来的欣喜,我对父亲过往的遭遇,也未再深究。

    应该说,是父亲遗文中的这份简历和申诉信,才让我第一次,对父亲的遭遇,有了清晰的了解。

    据官方公布的数字,50年代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多达55万。而实际受牵连的人群,可能更广。

    固然,在中国这场牵连广阔的政治灾难中,父亲之遭遇,本为沧海一粟。

    但历史存在于细节之中。当年右派中每个人的遭遇,或各有不同。然无论如何,都会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中国社会那一段阴暗的历史。

    一个人旧日的书信,沉淀着历史的影像。我一直以为,作为一种带有私密色彩的文本,或能更真实地映射历史。

    基于此,我便想将这份简历及申诉信,大段大段地摘抄,以求用原始的文本,来记录在中国那个特殊的年代中,父亲的经历和遭遇。

 

    “我出生于1929年,原籍沈阳。从1936年到1948年,我一直在读书。参军前,我是沈阳辽东学院新闻系的肄业生。”(简历)

 

    “1948年4月,我与其他六名同学一起,由当时国民党统治的沈阳,逃往解放区参军,被分配在辽北第五军分区政治部尖兵报社任见习编辑。1948年底,我随部队进关南下,相继参加衡宝战役和湘南剿匪战斗。1950年,我任郴州军分区跃进报社编辑不久,即被调至湖南省军区部队生活报社任编辑和编辑组长(副连级)。1952年5月,我被调至中南军区(后改为广州军区)战士报社任编辑(正连级),计达六年之久,曾多次立功受奖。1955年我被授予上尉军衔。1954年部队实行薪金制时,我的工资为95元,外加百分之十的军令补助,实际工资是104.50元。”(简历)

 

    “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唯一依据,是我在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采写和编发的有关新闻报道。……在大鸣大放期间,我负责编发和采写的稿件,不下数十篇,其中认为有问题的,计有:

    “《陈仁麒主任就鸣放问题答本报记者问》(集体采访,由我执笔,主要是谈部队要不要鸣放、如何鸣放的问题)

    “《谁是谁非》(批评翻译科压制俄文翻译人员汪飞白同志翻译苏联文学作品)

    “《一个青年诗人的遭遇》(批评42军宣传部门个别领导压制张永枚的创作活动)

    “《挖沟和填沟》(反映126师在处理军民关系上的两种做法两种效果)

    “《要关心人》(批评某些文艺部门个别领导对年轻一代文艺工作者的成长,漠不关心)

    “《军区首长主持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这是一篇消息报道,题目已记不甚清,集体采访,由我执笔。主要问题是:在报道中,点名揭露空军政治部文化处处长查金伦在罗浮山举行舞会,从广州接女演员去为他伴舞,并在舞后留宿)”(申诉信)

 

    “以上是已发表的稿件,还有一篇未发表的稿件,题为《跳舞成灾》……它的矛头所向,是反对在部队大跳交际舞。文章的结尾,我也略有记忆(文章中间是引用事实,例如:有的女演员一年伴舞140余次;有的女演员怀孕七个月,还在伴舞,稍感倦怠,即引起苏军顾问不满,个别领导竟而批评这个女演员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大意是说:‘试问这些同志,你们这是共产党的作风,还是国民党的作风?你们在部队是为了搞革命,还是为了贪图个人享乐?’”(申诉信)

 

    “由于我在报道工作中的错误,1958年3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的处分是:开除军籍(这是部队的统一规定,凡有军籍的,一律开除),撤销一切职务,保留公职,送地方劳动教养……”(简历)

 

    “由于我所犯错误和所受处分的牵连,我爱人于1958年底被开除党籍(我们是1957年7月反右斗争中经组织批准结婚的,她当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申诉信)

 

    “1958年6月至1959年11月,在湖南新生工程队劳动教养(这是当时专门负责收容广州军区下属单位和地方右派进行劳动教养的机构,地址:株州白马垅)。

    “1959年11月,新生工程队报经株州市委批准,我被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同时解除劳动教养。

    “1959年11月至1960年9月,我被通知继续留在新生工程队(地方右派摘掉帽子以后即回原单位),一边劳动,一边等待有关指示,以安排工作。月工资37.84元。其间,湖南省水电设计院(我爱人所在单位)两次写信商调我去该院工作,未果。理由:我是部队右派,他们无权调用。

    “1960年9月至1961年3月,新生工程队机构变动,将我送往耒阳新生煤矿,边劳动,边等待。

    “1961年3月至1963年3月,因新生煤矿系劳改单位,我不适于留在此处,又被送回新生工程队。时当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新生工程队经调整改为国营企业,我不宜在此工作,一再动员我投亲靠友,下放回家。我便将户口迁至长沙我爱人处,在家做饭带孩子整整两年……几乎全靠变卖衣物度日。

    “1963年3月至1964年7月,经由长沙警备区参谋长李玉亭同志(是我战友)介绍,到民办民建中学代课(地址:长沙市南区),月工资34元,工作三个学期即值‘四清’运动开始,我再不能在普通学校代课。

    “1964年9月至1966年8月,闲居两个月后,在长沙市一商业局职工业余学校大专班代课(这是成年教育,尚可代课),计时工资,每周授课4小时,每小时2元。

    “1966年8月至1968年底,职工业余学校解散,在一商业局下属煤球厂,手工制作蜂窝煤,计件工资,我因体力较差,每日可得1.2元。后蜂窝煤改为机制,我又分去推板车运煤,经常当夜班,顶风冒雨劳动,因而患风湿性心脏病,便再不能从事体力劳动。

    “1969年初至1970年2月,在长沙市西区如意街东方红电器厂当采购员,后因该厂派性斗争激烈,自动离厂。在这间民办工厂,工资略高,工资54.50元,但出差外地次数多,经常入不敷出,迄今尚欠该厂50元,无力归还。

    “1970年3月至1971年4月,在长沙市郊东岸机电厂当采购员,在这工作经济上更是不胜负担。时仅一年,欠款即达150元,我怕越陷越深,遂将一块金壳怀表(1956年在广州买的)、一部收音机变卖抵债,自行离开该厂。

    “1971年8月,在家闲居4个月以后,几经奔走,经人介绍,在长沙市南区向阳路镇流器厂当采购员,这是我这多年工作最久的一个地方,但生活依然毫无保障。到现止为止,我出差外地已经超过50次,欠款达360元。1977年我一场重病,住院一个多月,还是领导照顾,才报销十几元钱药费。”(申诉信)

 

    从1948年到1978年,父亲在此三十年间的轨迹,由以上抄录的文字,似足可印证了。

    他的遭遇,在当年中国一大批反右斗争的牺牲品中,只是一个标本。

    个人之沉浮,或微不足道,但作为一个标本,却有了群体上的意义。

    应该这样说,不止是他,而是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仅仅只是稍有独立的思想和正义感,就被那场政治运动,无情地剪灭了。

    自反右开始,到文革结束,中国残酷的政治斗争,一波接一波,一刻都未曾稍息。

    而父亲那一代人,他们的青春,乃至中年,人生最美的年华,都在这凄风苦雨的斗争中,被消磨殆尽。

    不知何故,在我少时,有关50年代的往事,父亲极少对我提及。

    印象中,每日从早到晚,我极少能听到他说话,更极少能看到他的笑容。

    常常,我只能看他坐在昏暗的油灯旁,一语不发,对着斑驳黯淡的墙壁,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他那时在想些什么,我不得而知。

    只是,近三十年前的这份简历和申诉信,才让我于今日,思量着他的心路。

    19岁,和同学放弃学业,逃出国统区,投奔共产党,那时的他,对未来的中国,一定怀着无比美丽的憧憬吧?

    26岁,荣升上尉军衔,胸前挂满奖章,英姿勃发,那时的他,一定为幸福和骄傲所陶醉吧?

    28岁,纯然出于职业的良知,愤而执笔,揭露军中的丑恶,那时的他,可能绝对没有想到,他的诘问,会成为他命运的拐点吧?

    29岁,一夜之间,突然被宣布削去军职,并判为劳教的对象,那时的他,对所谓的革命运动,在内心深处,有没有被暗算的沮丧?

    37岁,最终为生活所迫,竟至要变卖衣物,并沦为日薪1.2元的运煤苦力,那时的他,有没有对曾经坚信的理想,产生幻灭?

    42岁,那一年,中国乒乓球队出访美国。第一次从新闻片中,看到车如流水、高楼林立的美国,其繁华和富足,远超我们的想象,那时的他,是否深感震动?

    47岁,那一年,周恩来逝世,邓小平下台,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动荡的中国,正濒临崩溃,那时的他,对国家和个人的前程,是否深感绝望?

    当然,时至今日,对父亲内心的追问,已并不重要。我只觉万幸的是,直到“四人帮”的倒台,彷徨于黑暗的父亲,才渐渐看到了光亮。

    否极泰来,本为寻常古训。但那时候,这四个字,无论是用以形容中国的命运,或父亲个人的命运,还真的是意味深长。

    也许,还没有任何国家如中国,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政治命运,紧紧相连。

    写此简历和申诉信时,中国的政局,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就在第二年的不久,父亲终获得平反。

    劫后重生,做梦都难以想见。回首多年的辛酸,始终与父亲共苦的母亲,忽失声而泣……

    平反之日,父亲已年届五十。到出版社任职之后,他不分昼夜,拚命工作,只为弥补逝去的时光。

    但说来遗憾,年华渐去的父亲,最终能工作的岁月,也仅仅12年。

    到最后一年,因身体过早的衰弱,他抬脚上楼,都力不从心了。

    1991年,62岁,一个酷热的夏日,他心脏病猝发,在医院遽然离世。

姚老师(2007-11-12 21:40)

    默丁赠我的《百年雅礼纪念丛书》,我一直断续地在读。

    人过不惑之年,便开始回望了。读这本书,有回望之感。

    在雅礼读书,虽只有两年的高中,但于我而言,却绝对有特殊的意义。

    1978年,我以雅礼应届生的身份参加高考。应该说,那次高考,是我一生的转折。

    也应该说,在雅礼所受的教育,自离校之后,对我未来的成长,在很多的方面,都发生了影响。

    故对我而言,这套有关母校的校史,有特别的吸引力。

    忝为雅礼学子,但我对母校的历史,其实所知甚浅。故借这一套书,正好补此一课。

    在书的卷尾,可读到雅礼早年的校训和校歌。

    校训至简,只有四个墨写的大字:公勤诚朴。

    仅此四字,雅礼深厚的底蕴,即可体味。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用力甚勤的编者,竟将1906至2006百年以来,雅礼历届学生的姓名,一一详列,共计8万余人。

    我特别翻看了“1976年(秋)高84班”的名录,不禁惊喜。当年在我记忆中的同班同学,竟无一遗漏。

    后转到理五班相识的同学,亦能在76级各班的名录中,觅到踪影。

    但翻到印于书后的“历任教职员名录”,却令我非常诧异。

    不可思议的是,当年高中文理分班之前,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姚国斌,在此名录中,竟没有找到!

    名录是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的,姚姓的老师都排在了一起,但姚国斌的名字,我查了又查,仍遍寻无着。

    此历任教师名录,是以什么为依据编排的,我当然无从得知。

    只是,我有一种说不清的失望。我甚至觉得,我们高84班所有的同学,对这一事实,都难以接受。

    记忆中的姚老师,已离别多年了。

    现在回想起来,从小学到大学,真正令我印象至深的老师,也只有二人。

    而这二位老师,又都在雅礼。这其中的一位,便是姚老师。

    受父辈的影响,我从小比较喜欢语文。

    但奇怪的是,直到读雅礼之前,我平时对语文课,并无兴趣。

    我说不出什么理由。我只能说,我们那时上的语文课,乏味之至。

    语文课的无趣,有体制上的原因。我们从小所受的语文教育,从教材到教法,都完全被政治化了。

    换言之,在那个年代,语文课的文学性,几丧失殆尽。

    不要说那些本令人生厌的政冶八股文了,即便是稍有一点文学色彩的课文,一旦被庸俗地政治化,亦变得面目可憎。

    老师讲课文,基本是固定的模式:先讲“时代背景”,再讲“段落大意”,最后是“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篇篇如此。

    其实,老师所讲的,也无非是教参中的一些套话。每堂课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抄那些套话,背那些套话。

    上这样的语文课,何止是乏味,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不知为何,我那时内心还有一种不满。那些教语文课的老师,在我看来,亦相当无趣。

    说得严重点,他们不配做语文老师。

    有些老师,只能说太过平庸,既无气质,亦无个性。

    那些老师,文学素质极低,干巴巴的,除了照本宣科说一通套话,从来就没有自己的语言。

    至于语文课应有的品味、美感、想像力,就更不要奢望了。

    故从小学到初中,我上语文课,基本上是“目中无师”。

    我很少有兴趣听课,却经常低着头,偷偷看《三国》、《水浒》,自得其乐……

    但直到高中姚老师的出现,我对语文课的兴趣,始有革命性的转变。

    从电力子校初中毕业后,本分到十五中读高中,但临到快开学了,我却被转到了雅礼。

    人之一生,或有一些关键的转折。由十五中转到雅礼,对我而言,是一大关键。

    至少可以说,高中有缘受教于姚老师,是我人生的一种幸运。

    见到姚老师,是1976年的秋季,那是新学期开学的时候。

    姚老师走上讲台的样子,如今还隐约可见。

    印象最深的,是他细咪的双眼,和挺拔的鼻梁。

    他穿一短袖衬衣,中等身材,偏瘦,看上去非常年轻。他走路一步一踮,昂首挺胸,很朝气……

    他一开口,便能感受到他的热忱。他满含笑意,向我们新生作了自我介绍。

    我至今仍记得,他潇洒自若地,用粉笔将名字写在了黑板。虽只是简单的三个字,却如行云流水,很漂亮。

    他上的第一堂语文课,我便觉耳目一新。

    第一堂课讲什么课文,我印象稍有模糊,如没有记错,应是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长沙》。

    他刚一讲课,就如电影中的演员,很快进入了角色。

    讲着讲着,他的声音忽然高亢起来。

    很快,他会到旁若无人的境地。讲到激情洋溢时,他的表情和手势,便几乎不能自制。

    第一次看到语文老师,竟可以手舞足蹈般地讲课,倍觉新鲜的我们,都禁不住轰然而笑。

    刚开学没多久,毛泽东逝世了。中国的政局,已到了一个临界点,即将裂变。

    我能感觉到,那时的姚老师,似隐隐有一种兴奋。

    一天下午,他忽有惊人之举。在大多数老师仍小心翼翼之时,他竟自作主张,撇开课本,用他自选的范文讲课。

    虽即将到新旧转型之时,但我们所处的教育环境,仍未解禁。我们所用的课本,仍为文革的产物。

    可以说,除了少数几篇古诗,所选之课文,基本都是垃圾。但我们每天上课,又别无选择。

    故姚老师此次的越界,在当年仍旧禁锢的体制下,实为破冰之举。

    我清晰地记得,那天为我们讲的课文有两篇:茅盾的《白杨礼赞》,以及叶圣陶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我想,如今的中学生,恐很难体味我那时的感受。

    我只能说,当整个教室都回荡着姚老师激情的声音时,我那时的感受只有两个字:震撼!

    他的声音,抑扬起伏,读到激越时,如大浪奔涌。那声音至今也无法忘却:

 

    “……这是虽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那样粗细,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

 

    “……我想参拜我们的伙伴的血迹,我想用舌头舔尽所有的血迹,咽入肚里。但是,没有了,一点儿也没有了!已经给仇人的水龙头冲得光光,已经给烂了心肠的人们踩得光光,更给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严肃的脸,有如昆仑之耸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郁怒的脸,有如雷电之将作。青年的清秀的颜色隐退了,换上了北地壮士的苍劲。他们的眼睛将要冒出焚烧一切的火焰,抿紧的嘴唇里藏着咬得死敌人的牙齿……”

 

    听着听着,我不由惊叹了。原来,这世上还有如此的奇文!

    在那个灰暗的年代,我们是贫乏的。语文课之于我们,早已麻木生厌;文学之美,更几近绝缘。但姚老师这堂课,却如暗夜中一道闪电,照亮了我们的荒芜。

    或许从这一课开始,我对语文课的热情,被一下子点燃了。

    后来,我开始热衷于写作文。

    不为别的,哪怕只是为自已的文字能获得老师的过目,也会有一种满足。

    记得,有次在一篇作文中,我写了这样的句子:“我们亲爱我们的祖国,就如同我们亲爱自己的母亲……”

    在此句中,我将一般常用的“热爱”,写成了“亲爱”。

    我没有想到,仅此一字之差,竟获得姚老师的关注。

    他不仅用红笔在句子下大圈特圈,还在作文后,写下了密密麻麻的评语。随后,还特别在上课时公开点评。

    我猜想,或因这篇作文,平素沉默少言的我,给他留下了印象。

    这也许只是一桩小事,但对我的成长,却绝非小事。

    就因这一件小事,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丰满和细腻,我有如获知遇的感动。

    也或因他的嘉许,少年有些莫名自卑的我,找到了一些自信。

    其实,姚老师给我们的教益,何止是语文方面。

    他上课时,并无陈规,常常信马由缰,随兴而至。往往,他所讲的,常与正课无涉。

    但恰好是一些与课本无干的话题,却让年少的我们,由此及彼,开始思索人生和理想。

    印象最深的,是一天下午的语文课,不知缘何而起,他又撇下课本,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时光已逝去三十年了,但那个故事的大意,我还能记起。

    那是在苏联卫国战争,一位年长的大学物理学教授,应征入伍,在一位年轻中尉的手下,成为普通一兵。

    后在行军途中,因体力不支,教授不慎掉队,遭到了中尉的严厉训斥。

    受自尊心的剌激,教授终咬紧牙关,克服一切困难,追上了队伍。

    在一次炸毁德军坦克的战斗中,教授和中尉都双双负伤。教授双目失明,而那位年轻中尉,也失去了右臂。

    战争结束后,教授重返大学,继续任教。而非常巧合的是,那位年轻中尉,此时却成了教授的学生。

    战场上英勇善战的中尉,当面对一道又一道物理难题时,却开始心生畏惧了。

    这时,就轮到教授教训他了:“当年在战场上,你命令我不许掉队,现在我也要命令你不许掉队!”

    教授此言,令中尉大愧。后来,中尉发奋攻读,终取得优异成就……

    故事讲完了,不知为什么,竟有片刻之间,教室里鸦雀无声,一片安静……

    这个时候,姚老师才告诉我们,那是苏联作家冈察尔的一篇短篇小说,名字叫《永不掉队》。

    这篇小说对我日后的成长,究竟有何影响,也许很难评估。但我觉得,它确是我人生的第一堂励志课。

    那时,年少的我,前程似一片茫然,既无理想,更无大志。但这篇故事,却真的如一声惊雷,将我突然震醒。

    似从那时起,我开始收敛玩心。一向在学业上浑浑噩噩的我,忽然发奋起来。

    连我父母都觉得惊奇,素来贪玩的我,竟每晚都静伏于书桌,在昏暗的灯光下,用功至深夜……

    但我没有想到,到了1977年底的一天,讲台上的姚老师,才神情凝重地告诉我们,因为文理分班,下一个学期,他不再任课。

    他甚至向我们提到,有很大的可能,他会离开学校。

    我们都觉得这太突然,但他并没有解释原因。

    我抬头注视着他的表情。我忽然觉得,他有一丝悲凉。

    后来,从同学们辗转的议论中,才大约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因为师资的匮乏,七十年代初,学校有很大一批教师,都是从一些工厂的工人中临时选用的。这一批教师,多为文革前的高中生,并无高等学历。

    我这时才知道,姚老师来校任教之前,是灯泡厂的工人。

    而学校的政策规定,为适应教育新的形势,这一批非科班出身的教师,都将被陆续清退。

    听到这一隐情,我当时非常吃惊。我简直难以置信,我心目中那样出众的一位老师,竟会被学校清退!

    惊讶之余,我隐隐也有这样的质疑:难道只因他的工人身份,学校就不能继续留用?

    1978年的元月,我们84班的全班师生,照了最后一张合影。自此之后,我在校园中,便再也未见到姚老师。

    但大学毕业后不久,我便约了几位同学,一起去看望了他。

    那是一个夏天,我们在一条曲折的小巷,找到了他的住处。

    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很局促,也非常简陋。记得有一张书桌,陈旧的地板上,还架着一张竹床……

    他热情依旧,和我们有说有笑。但我总感觉,他似乎在掩饰着什么,却并非真正的快乐。

    我们想知道他的现状,但每一问及,他似乎都避而不答。总觉得他有一丝隐衷,不愿流露……

    后来,我们又去看过他几次。但每次见到他,都觉得他有一些失落。

    他的脸上,已不复当年的激情。

    八十年代,举国奋发,人心躁动。许多与他同龄的人,或从政,或经商,都非常活跃。

    但眼前的姚老师,却令我觉得,他渐渐被社会边缘化。

    说来奇怪,眼见他的失意,身为他的学生,却不知如何宽慰。

    后当我南迁海口,我与他的联系,便完全中断。

    一别就是二十多年,音讯杳无。他后来的境况如何,我全然不知。

    直到今年与久别的同学重聚,方才从他们的谈论中,得知一二。

    从雅礼退出后,他一直在灯泡厂。

    他后来与一位小学教师结婚,并有了一个小孩。但几年之后,便离异了。

    渐渐地,他与所有的同学,失去了音讯。

    九十年代,有同学试图找他,但最终也未能找到。

    直到有同学追寻到他厂里,厂里的知情者,才告知了真相。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和工厂的某位同事,发生了冲突。

    事后,那位怀恨的同事,为了报复,将硫酸泼到了他的脸上……

    他的面部,被灼伤到何种程度,尚不知其详。但有一点确凿无疑:从此之后,姚老师失踪了……

    听同学叙述至此,我真有被刺痛的感觉。

    那样浪漫、充满激情、始终为我们所敬重的老师,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局!

    只是到这时,我这才有所体味,看上去那样热忱、开朗、对学生厚爱有加的他,其实有不为人知的脆弱。

    我忽然想到,被暴力伤害的他,当走上不归之路,一定流下了很多眼泪……

    我能说什么呢?他不倦地鼓励我们上进、奋斗,自已却不堪自尊的重压,如一粒微尘,消失了。

    我无语,只觉得这人世很无常。我们所看重的生命,原来是这样不堪一击!

    我还在想,不止是姚老师,可能是他那一批教师,都在校史的名录中,被一笔勾销了。

    无论如何,我对此都难以理解。

    我强烈地认为,无论是谁,只要是曾经为雅礼做过点滴贡献,都不应被忘却。

    否则,就意味着一种无义和冷漠。

    厚厚的丛书中,有整整的一卷,是历届雅礼校友所写的忆旧之作。但翻遍了,也找不到一篇,与姚老师有关。

   今写此文,我稍觉心安了。总算,我能用我的文字,来弥补一点校史的缺憾。

    我知道,我的文字很微弱,但或许能如黑暗中的一点烛光,来表达我的纪念。

    写到此,似无言可写了,止笔。

    怀念你,我们的姚老师!

难忘的一日(2007-07-17 00:19)
    健期在同学录上的留言,提及到毛主席的去世。那已是非常遥远的往事了,但对我而言,那一幕往事,却似乎仍历历在目……

    那是九月的一天下午,天气非常闷热,刚刚进入高中的我们,照例还在上课。

    老实说,那时上课,并无多少趣味,大家都心不在焉。可是,突然间,老师停顿下来,我们被告知,暂停上课,马上听重要广播……

    那一瞬间,真是毕生难忘的一刻!不知为什么,我心陡然一沉,似觉有不祥之兆!

    整个的教学楼,忽变得异常安静。我开始胡乱猜想。就在此刻,学校的高音喇叭,传来了不同寻常的声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是中央台著名播音员夏青的声音。浑厚,凝重,庄严,如旷野的风,在四周回荡……

    不用说,那声音刚一响起,我们所有的同学,便全都明白了。

    那时,我坐在最后排,班上的动静,可一览无遗。我悄悄抬头望去,班上有一些同学,已伏案而泣……

    我没有哭,确实没有哭。而直到今天,我也难以言尽,我当时的感受。

    我们这一代,从小是喊“毛主席万岁”长大的。“毛主席万岁”这五个大字,也似乎是是我们那时所接受的唯一信条。在我们的习惯思维中,或真的以为,我们的伟大领袖,必能活到万岁。

    但直到噩耗传来,我的内心,才如同遭致命的一击!我这才意识到,原来他和所有的众生一样,也会死去。

    其实在此之前,我也曾无数次地在纪录片中看到,毛主席日渐苍老的面容。我甚至在脑海中有过罪恶的闪念:毛主席这么老了,他难道不会死吗?可是,当疑问一旦真的变为现实时,我在内心深处,却仍然难以接受。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当播音员读完讣告这最后的一句,一阵低沉的哀乐,如潮水袭来……

    我那时悲痛吗?是的,在如泣的哀乐声中,我似乎感到了某种悲伤。但我不能不说,在那样的时刻,我感受更多的,却是慌乱和茫然。

    那一年,正值国家多难之秋。少年多感的我,已开始和大人一样,在关注艰危的时局。

    周总理去世,天安门事件,邓小平下台,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国家一连串的不幸,似接踵而至。

    坦率地说,那时我对国家的政治,并无深刻的认知和理解。我只是隐隐有一种直觉:政局很乱,日子很动荡……

    那时候,晚间经常停电。我只能在惨淡的煤油灯下,吃饭,看书,做作业。对于个人的前景,我似乎从未有过美妙的憧憬,而只是觉得,今后的日子,也将如那暗夜……

    那个年代,我们真的是太压抑和无望了!难怪那天在放学时,竟会有一伙男生,全然不顾,冒天下之大不韪,一阵狂笑,扬长而去!

    其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只是不能自知,我们个人的命运,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都系乎一个人的身上!

    但我们心中的太阳,最终却还是隐没了。顷刻之间,我们似一下子陷入了黑暗,既恐惧,又无助……

    一直到十月,“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传来,我们似乎才看到一线希望。渐渐地,中国在开始变化。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毛泽东的时代,正在终结。

理五班毕业照(2007-07-04 14:59)
    看我们的毕业照,总有一些感触。几次想写,又写不出。

    大家合影的那天,是78年7月25日。回首而望,真的是光阴疾驰。明年的此日,就是三十年了!

    岁月流逝,我们也在流逝。看看这张青春稚气的毕业照,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近照,此时才会惊觉,时光有多么无情。

    旧照中的同学,有许多已喊不出名字,但当年的模样,仍一见如故。

    一别近三十年,同学们的面容,有了许多的沧桑。哪天如果在街上迎面相遇,我们又何敢相认?

    但无论如何,那张有些黯淡的旧照,却将我们青春中特殊的一页,在记忆深处,永久地定格了。

    毕业后没多久,我们还来不及道别,便匆匆散去。我们为学业、工作和前途奔忙。是的,理五班那一页,在我们的记忆中,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被尘封了。

    只是,当我们的人生步入中年时,尤在夜深人静之际,那些很多沉淀已久的记忆,才在孤灯暗影下,蓦然浮现起来……

    其实,大家在理五班共处的日子,应该说是数得清的。太短、太短,短到有好多同学的名字,都不能脱口而出。

    但这个班给我们的记忆,却是太深刻了。我们当年的觉醒、奋发,都是从这个班开始。

    大家当年能考入理五班,应该说都是各班的精英。当年的我们,莫不以此为荣。

    袁老师在理五班成立时的演讲,至今言犹在耳。那一次激情四射的演讲,对我心灵的震撼,堪称石破天惊。

    还应该坦率地说,我是到理五班之后,才发现自己的骄傲,是多么不堪一击。我这时才痛悔,在进入理五班之前,我大部分的光阴,都是在玩乐中虚度。

    到了理五班,才开始洗心革面。理科成绩一向落后的我,此时方挑灯夜战,奋起直追。

    当年班上同学们那种紧张、刻苦、发奋图强的情景,至今仍令我怀念。

    毕业之后,大家便各奔东西,直至参加工作,踏入社会。大家分布在不同的地域、行业,几十年下来,皆各有所成。

    这时,回过头来我们才能发现,其实从某种意义而言,改变我们一生的起点,就是理五班。

    在网上创办这个同学录,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我想要说的是,这么多年来,理五班当年的情景,在我的在内心深处,总是忽隐忽现……

    那时我在班上坐在最后一排,默默无闻。唯一的好处是,班上的风景,可尽收眼底。

    毕业照中有很多同学的名字,若不是郑雪后来的提示,几乎都已失忆。但真是奇怪,只要目光在任何一位同学身上停留片刻,那些往日的浮光掠影,便会倏然而至……

    同学之间,有些深藏的情感,平时是难于启齿的。也只有借着网络,暂时忘掉矜持,一诉为快。

    为了这个同学录,从陶寅开始,才陆续和一些同学接上了联系。靠着同学们的辗转相传,又有更多的同学加入。看到那些曾经熟悉的名字频频闪现,那是何等的亲切!

    现在同学天南海北,相聚不易。但只要偶得空闲,便可到此一游。看照片,写帖子,和在线的同学发个小纸条。此中妙趣,不亦快哉!

    这么多年来,同学们的事业,亦各有际遇,这都很正常。但我想,无论是谁,只要到了这个平台,大家便不分彼此,便都是纯粹的同学关系。就象当年那样,谈笑无拘,挥洒性情,何其乐乎!

    几十年不见老同学,常怀惆怅。此时能为这个同学录尽一份薄力,倍感高兴。草此陋文,算是抛砖引玉。我知道,对这一段历史,同学们当有更多的感受。

父亲的旧文(2007-02-06 00:18)

    很小的时候,我就在藏于家中衣柜深处的一个旧公文包中,看到过一些父亲年轻时写的文字。

    那个旧公文包,是一个暗棕色的牛皮包,皮面已被磨得翻毛,但显得非常结实。那种款式的公文包,无论提手、搭扣、锁链,都绝对是五十年代的风格,置于今日,几可与古董媲美。

    而就在这个旧公文包,我们家中的“机密”,亦尽在其中了。父母的影集、书信、笔记、奖章等等,都存放于此。另外,还有厚厚一叠旧纸,便都是父亲年轻时所写的文字。

    这些文字,多见于一些被剪贴的、纸张已显暗黄的旧报,大多写于50年代,内容主要是当时的一些有关部队和社会的新闻报道,亦有少量评论。彼时,父亲才二十多岁,是广州军区《战士报》社的编辑、记者,上尉军衔。当年写这些文字,可以说是他的工作之需。

    很奇怪,我那时虽然很小,但旧报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繁体字,竟对我毫无障碍。

    坦率地说,那些新闻报道之类的文字,并无深刻印象。我只觉得,在他们那个年代,他和他大多数同龄人一样,都是共产党的忠实信徒。我怎么也无法从他的那些文字中,发现有“反党言论”。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50年代的中国,并无直接的感受。我们的了解,往往源自于父母。我那时常常能在他们的闲谈中,听到他们对50年代的怀念。另外,我也是从父亲这些旧时的新闻文字,对中国的50年代,多少有一点真切的触觉。

    比如,从一篇苏军元帅伏罗希洛夫访问广州的报道,即能感受到当年中苏两国的那种“同志加兄弟”的“革命友谊”。那种氛围,与六、七十年代铺天盖地的“反苏批修”运动,完全判若冰火。

    应该承认,可能是受父母的影响,我那时内心深处,其实是“亲苏”的。我一直不能理解,曾经在50年代有着那样亲密关系的中苏两国,何以会变得势不两立。我深觉惋惜。那时在我心目中,苏联绝对是一伟大的国家。

    另外,我还在父亲那一堆“故纸”中,读到过父亲的一首短诗,和一篇已发表于文学刊物的小说。

    那首短诗,是用钢笔写在方格稿纸上,笔迹工整,不长,不到两页纸,是一首有关退伍战士的抒情诗。那是我唯一见到的父亲年轻时的诗作。诗名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在诗中提到了“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并于诗的结尾,引用了保尔-柯察津的名言。

    而那篇小说,却似乎是父亲那些文字中的另类了。作品的具体内容,我现也记不起了,我只依稀记得,那是一篇描写一对年轻男女朦胧情感的故事,文字非常细腻、柔和,似乎结局还有些感伤。我当时暗暗吃惊,在我们儿子面前一向声色俱厉的严父,想不到在他内心深处,也会隐藏着不为我知的温情。

    谁可信呢?父亲当记者时用的那个旧公文包,在我的少年,那个灰暗迷茫的年代,有好长一段时间,都让我迷恋不已。一方面,透过那些火热的文字,我看到父亲曾经有过意气风发的青春岁月,令我暗自生羡;另一方面,我也多少能从父亲的文字中,追寻父亲的荣光,找到一点精神的补偿,摆脱因父亲“右派”身份而给我从小带来的自卑和抑郁。

    当然,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孩子。我当然无法看清历史的真相。但我总是难以接受父亲作为“右派”的事实,心里总是反复而抗拒地疑问:年轻时那样奋发向上、有着“革命理想”的父亲,怎么会变成“右派”?

    只是到了后来,当我渐渐长大成熟,对那一段历史有了真实的了解,我才有如梦初醒之感。

    1978年,我考上大学,自此告别了阴霾的少年时代。其后不久,父亲也得到“平反”,并恢复工作,被安排到出版社任职编辑。不过,当好不容易熬到苦尽甜来的这一刻,他却已年逾五十了。

    而父亲的那个旧公文包,自我读大学之后,便再也没有碰过。当我全然沉浸于自己青春的热烈和快乐,那些与父亲身世沉浮有关的文字,便如洇干的水印,在我内心渐渐淡化。甚至于当父亲于1991年去世之后,我也没有再去翻检父亲的那些旧文。

    岁月易逝,人生渐多感怀。尤于夜深人静,如烟之往事,常纷至沓来。今晚不知何故,忽忆起父亲的旧物。那个遥远的旧公文包,今可安在?由物思人,竟一时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