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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太原作家作品评论精选 |
一部值得当代文人一读的反思录
——读诗人梁志宏《太阳下的向日葵:一个正统文人的全息档案》
郑学诗
记得在2002年,老友、诗人梁志宏赠给我刚刚出版的五卷本《梁志宏文集》,挑灯夜读,感慨万千。他虽然长期在太原市宣传文化部门工作,事务繁忙,但默默耕耘,著作颇丰,创作出版了诗集、长诗、长篇小说近20部,在省内外产生一定影响。当时,他对我说,如有可能,过些年还将把
“文集”未选和新创的尚有价值的作品,以及文坛、诗界对我的作品的评论,作为文集后续卷本推出。
翻阅全书,他把这本自己的档案体传记,纵向列为“卷前档案”和8大卷宗,横向分了家园、校历、诗档、文综、情秘、广角6个类别,共计100小节。作者将其六十春秋归结为“仰面旋转和俯首沉思”的向日葵人生。
就体裁来说,本书属传记文学,又有文体上的某种创新。他是想用档案体这一文体,“再现一部融汇文档、心档于一体的、更为真实和丰厚的全息档案”
。“以平实的叙述及相关资料呈现一个真实的自我”
,“在尽力还原真实的历史背景下,构成我的人生历程的全真现场和逼真心态,裸呈一个知识分子的真实足迹和真切脉跳。”他努力而且较好的完成了这一点。
正视自己的一生经历,用手术刀解剖自己,需要勇气,需要科学的思维方式。需要在25万字的篇幅中浓缩对自身经历的梳理、反思和本质的抽象。志宏在书中把他的一生,比作向日葵的一生,“在仰面旋转和俯首沉思之间走过了而立、不惑与花甲之岁。”可以说,他的成长的每一步都与共和国的历史同命运,共呼吸的。这自然成了这部传记的主脉和题旨;这样的历史背景也就决定了他的观察视角:“共和国体制内一个循规蹈矩、也在逐渐嬗变的正统文人。”
志宏所说的“循规蹈矩”,是长时期接受“子曰”、“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的单一性思维的积淀结果,造就成这一代知识分子“正统文人”缺少独立思考,缺少创造性的思维特征。但中华优秀的文化积淀,使他成为一个有良心、有抱负的文学家。他有自己格言:“文学应为人类的良心和历史的证词”,期望为国家作一番事业。从他的格言和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古代诗人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生小”的胸襟,以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审美心态的烙印。
他的经历是丰富的,回眸的历史叙述是真实的。自我解剖的勇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值得同代文人借鉴的,但本书在祖国全方位崛起的21世纪转型时期出版,面对的是一个重视跨空间思维、重视人性解放,提倡自由创造的大文化背景,如果还是按常规“逐渐嬗变”的速度,那就跟不上时代了。志宏这本新著,由于带有仍未摆脱思想镣铐束缚的痕迹,因此也就缺乏一个作家强烈的个性色彩。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缺憾。但是我们应当肯定,志宏今年出版长篇自传《太阳下的向日葵:一个正统文人的全息档案》是长达数年反思后,哲学意识相对成熟的一个重要成果。值得祝贺。
当然,受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制约“正统文人”,丢掉长期的思维定势是很困难的,因为,反思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做引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的。”
这种反省回溯,它不只是把人们的目光,从现实引向历史,而更重要的是从历史的生成与展开中,更深刻地理解现在,更清楚地洞察未来。
志宏已逾六旬,但他还像年轻时那样,有着对国家、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时时关切着中华文化的不断发扬光大;有着“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文人奋笔时”般的勤奋;依然执著于文化的苦恋;依然心忧天下、情系苍生;依然像向日葵一样,仰俯之间笑迎头顶阳光,报效脚下土地。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的座右铭——不做权势的帮忙和帮闲;不做金钱的帮忙和帮闲;不做大众的帮忙和帮闲。这其实是中国当代文人最缺乏的品质。
我在文后引用他的警局,只是希望我们这一代“正统文人”在今天这样一个中华崛起的史无前例的大文化背景下,严格审视自身的文人弱点,努力站在新的起跑线上,造就新时代中国当代文人最佳品质的新的积淀。
太原市第九届文艺创作奖、第六届“九个一工程奖”开评。媒体已于早些时候发表启事,行政部门及行业渠道也于早先发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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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评作者应符合下列条件:具有太原市户口,非省直属单位工作;参评作品应为2006-2007年度内发表的文学作品。参评作品一式三份(可复印),于本月15号之前送往太原市文联组联部。也可先在此留言告知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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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影响甚广、描述纳粹集中营种族灭绝的儿童诗,一个小姑娘对活埋她的刽子手说:“亲爱的刽子手叔叔/请您把我埋得浅一些/再浅一些/您埋得太深了/明天我妈妈来了/就找不到我了。”这首诗,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流传好多年了。好多年来一些伤痛或者说是一些温暖的事情都已经斑驳和模糊了,但这首诗却像我记忆中一份不会遗失的档案,常常在我的泪水中浸泡着。
说一首诗的好坏并不能用语言的深浅来判断,成熟诗人的写作是要考虑到读者的利益的,不管诗人将语言怎样地分配和设置,最终都会像在地图上行走一样,不会让我们游离于目的地之外。
我们并不能要求一个诗人用直白或是复杂的语言来写作,对于一个严肃的诗人来讲,一首诗的诞生是天生的并且包含了极其的偶然性。它需要灵机、心境、时刻、苦心和上天赋予的神性以及眷顾,达到浑然天成的凝聚,才能使一首诗如绸缎一般地到来。
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是浑然天成的一首诗。这首诗并没有复杂的语言成分,并没有高深的写作技巧。这首诗大多数人,甚至是文字的无产者们都能够领略其涵义。有的人会说这是非常小儿科的一首诗,不屑一顾,这种自大和狂妄的说法,并不会出自一个真正的诗人之口。
时下有些人把写诗看的比垒积木还要简单,不是有一首《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的诗吗,我在一家刊物上见到过这首诗,并附有一些鼓噪的文章。看这首诗时我是用读者的眼光看的,看那些吹捧的文章时我是用敌人一样的眼光看的。那叫诗吗?那种玩法,充其量也只能配是一种诗歌的邪教。
我不反对一个诗人怎样去写诗,那是个人的自由,我怀疑的是一个编辑所缺少的强硬的判断能力,猎奇、从众、暧昧和自以为是,误导着读者走上歧途。同时我也怀疑那些评论家们一个个慈善家的样子,心肠好得真想让人掉泪。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是诗人田间写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却能够震撼一个民族和国家,这样的诗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是能够载入诗歌史册的。
前两天,我看到某民间诗歌报刊在搞什么×年诗歌评奖。其实内行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圈子里的几个人在给自己评奖。那个热闹的劲儿,还真是想装出一副正统和严肃的样子来。在我看来,那真是一场自恋、自慰的把戏和闹剧。闹剧中,还真有人尴尬、生硬而牵强附会地为自己的诗派(我说是帮派)搞出了整版的诗歌评论和总结来,还有无比灿烂的颁奖词。让人看着看着就笑了。要说写诗歌评论文章,年轻人应该学的,一个是深圳的徐敬亚,一个是山东的唐燎原。二位兄长的学养、做派和诗学观点,够我们一辈子学了,我们想模仿都模仿不了,那文章的趣味和不吐不快以及鞭辟入里的景致,对虔诚的读者来讲简直有一种精彩的打击。
好诗太多了,自恋、自慰的诗人们,要不要我给你们开一个诗歌的方子?调调你们的气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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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少琳给他的这本集子命名为《蜂鸟的段落》,这是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蜂鸟是世界上已知最小的鸟类,能够通过快速拍打翅膀而悬停在空中。在所有动物当中,蜂鸟的体态最妍美,色彩最艳丽,人类所有精雕细镂的极品也无法同这大自然的瑰宝媲美。赵少琳就是这样的一只鸟儿,他的文字轻盈、迅疾、敏感,优雅而圣洁,闪烁着绿宝石、红宝石、黄宝石般的光芒,他从来不让地上的尘土玷污他文字的翅膀。我欣赏着这些优美的文字,仿佛看到可敬的少琳幻化成一只辛勤的蜂鸟,在一朵花前一动不动地停留片刻,然后箭一般朝另一朵花飞去。它用细长的舌头探进它们怀中,吮吸它们的花蜜,用舌头点燃火焰般的灵感与激情。
《蜂鸟的段落》第一部分为赵少琳为文友们写的评论。对于品头论足的文章,我一向很怵,许多这样的东西多以夸夸其谈为能事,追求所谓的抬举和捧场,那些吹得不着边际的词语,常使我不忍卒读。而这本书中的评论文字,却避免了这类通病,更多的是少琳对朋友的真诚、炽爱和客观的论述,充满了情感和情趣,使我的阅读始终在轻松愉悦中进行。
面对文朋,有着腼腆,有着健康肤色的卡雅从来没有因得到褒扬而沾沾自喜显出夸张。她总是习惯幸福地听着别人的叙述。体态清澈,眸子发亮,有时也借助别人叙述的惯性演绎出连篇的妙语。我以为日常生活中的卡雅是带着露水和春色的,相识得久了你就会发现她身上的这些段落。——《须根的卡雅》
不是吗,自从强子母亲去世后,强子的诗歌写作一下子就多了起来,一下子就对以往的岁月有了判断,一下子就有了狠劲。说到写诗,依我个人的看法是有两种做法的:一种诗是写出来的,一种是诗是流出来的。有灵感的诗是流出来的。——《我档案中的强子》
的确,人类的死死生生,人生的真谛和诗歌与情感的脉络,是少琳在本书中着力寻索与思考的。凡此种种,均在他血液中汹涌奔腾,在他的心弦上振荡鸣响。
时下有些人为达到一己的目的真是不择手段,他们在巧取豪夺上有着过人的本领,他们的脸皮曾经过无耻的修饰和卑鄙的淬火,他们把刀藏在常人难以识破的地方,犹如狡黠的蜘蛛体内的毒液。这种人真是让人瞧不起,他们连乞丐的磊落都没有,当乞丐讨要不到东西时会转身离去,而他们却懂得迂回、算计和攻击。我厌恶这种人,甚至对包裹他们肉体的衣服的颜色都有一种条件的反射和厌恶,仿佛我看到了这种颜色,就看到了他们的嘴脸。——《家常话》
少琳是追求圣洁的,人的圣洁、情感和灵魂的圣洁,思想和文字的圣洁。他没有刻意去叙述一个人,而是用 一颗晶莹剔透的灵魂,去感受这个肮脏的世界,感受某些肮脏的人和肮脏的内心。他一方面为读者呈现着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一方面呈现着这个肮脏而病态的世界,另一方面则折射出真诚的好兄弟那晶莹剔透的心灵,三者进行巧妙的比对,从而构成一种有理有据的魅力。
海子是农民的儿子,从本质上奠定了他的仁爱、朴素、宽厚、与世无争的美德。从诗歌意义上讲,他把更多的内心体验刻画下来,使诗歌的核心更加地庞大。我时常把海子的诗放在我的身边。我不相信一个纯粹的生命能够轻易地走远、轻易被抹煞。海子没死,海子把诗已经朗诵进了秋天。——《我心中的海子》
在曲折多难的岁月里,海子们始终就像扎根在那里就带到那里的那弯明净如水的新月——闪耀着圣洁的信仰之光,辉映着崇高的理想之光,倾洒着温柔的善良之光,放射着不屈的灵魂之光,呈现着顽强的信念之光。以它的清亮、新颖、独特,牵动着铮铮的亚洲铜——这根亚洲乃至全世界诗人坚强不屈的骨头。所有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只有用心灵、用真情去感受,才能更为刻骨。我的心被震撼了,许多的时候,我吃惊地望着赵少琳这些诚恳的文字,半天说不出话来。不是我不愿意接受这个使命,而是因更深地了解了他而被震惊、被感动。是的,残酷而奢侈的生活是多么极不公平地对待着我们的诗人啊,而我们的诗人赵少琳又是多么无私地将满腔的爱和心血,全部奉献给了他的好朋友,奉献给了他无比炽爱的文字。我们的诗人如此真诚地对待着脚下这片热土,不愿亏欠它丝毫的情分。我突然觉得,挂在对面楼上的,不是红红的灯笼,而是少琳那颗永远面对着朋友们的赤诚之心。
《蜂鸟的段落》的另一部分,是朴实而饱含热情的散文。每篇散文,其实都是一次“树根寻找树叶”的访问——如果母亲能代表身后高大粗壮的大槐树的话,这又像是一次“游子寻找母亲”的旅行——我认为我的这种比喻是既深切又形象的。我在读《烤红薯》时,常常感受到一种家的温暖和家园之“根”本身带给诗人的甜蜜和幸福。
这时,红薯烤得正好,皮色焦黄焦黄的,里面的肉质烤得不软也烤得不硬,香气从厨房中溢出来,远远地闻着就让人垂涎。——《烤红薯》
从少琳这些充满泥土芳香的散文里,我们能解读到的,是一种细腻的温柔,是一种朴素的本真,是一种美好“回归”意识的苏醒。因为回归含义的多层次性,少琳散文中的回归意识的体现也是多层次的。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字中,回归意识也以不同的具体形式呈现在我的面前。
屋檐处有一棵老树,至少在风尘中行走了百年。百年中,时光有时是欢乐的,有时是黯淡的。但这棵树始终在栉风沐雨,披星戴月地走着,向着目的地,向着无人去过的地方。年轮一回回地扩大,枝叶一年年的蓬勃,终于人们在扩建街道的时候,看到了这棵树的巍峨,看到了它宽阔的额头、目光和肩膀。此刻,虽然它顽强的身躯已被时间所颠覆而留下了疮痍,但是它的恪守与过人的性格,已使旁观者汗颜。——《七种方式与带着扳手上路》
少琳所关心的,是那些正在消亡而又必将在永恒高度上放射金辉的事物。诗人在朴素而神奇的文字中还乡,用理想的世界来装点他的人生,这使他获得了幸福和慰藉,更获得了对人生的觉悟和反思。但现实却生硬而野蛮地横亘在他的面前:老树沧桑般的坚守和城市贪婪的占有欲的鲜明对比,更凸显出老树非凡的风格。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诗人生涯的自由和贫穷,狂欢和寂寞,饱满和失落,迷醉和飞翔,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少琳不时地产生另一种形式的回归冲动,那就是“回归家园”。在这里,少琳仿佛一下子从自己的一种习惯创作思维中跳跃出来,转而把乐观而又纯洁的眼光投向家园,企望以积极的姿态去寻求一种希冀好久的生活。少琳对家园的热爱,对纯洁和朴素的向往,以一种近乎直白的方式一泻而出,让读者看到他那颗熠熠赤子之心。然而,这种回归毕竟是一种诗人内心的向往,少琳心中的家园与真正的世界仍不一致。回家的门已经砰然关闭。世俗中的追求,也无法让自己安居。于是,少琳给灵魂和文字插上了火焰的翅膀。
少年
喜欢在河边
喜欢在雪天
喜欢在任意一根吉他的弦上成长
少年,不知道忧愁是什么籍贯、什么血统、什么民族,不知道忧愁在什么方向。
少年
从一个寨子到另一个寨子
格调健康
少年,离书本很近,身边的路通得很远也很有影响。
少年,晨晓里是光线
暮色中还是光线……
——《少年:少年含金,少年含盐》
这个活泼的少年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想象着他身穿小马夹,蓄着好看的长发,有一双粗长相连着的乌黑的浓眉,更有一双顽皮机灵的水汪汪的眼睛和红彤彤的小脸蛋儿。我设想着这个少年一路高歌,一路舞蹈,一路欢笑,一路把幸福的火种撒播。
少琳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人。《蜂鸟的段落》的字里行间不乏诗意的流淌。散文与诗相伴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少琳自然而然地用真诚和灵感赋予散文以诗的意境、诗的神韵、诗的色调、诗的语言。假如你真想深刻了解诗人的情怀,你就不能不去认真地拜读这本书,假如你真诚地热爱着他的作家诗人兄弟们,你就一定会被他作品的真诚所感动。他的文字是诗人生活的一道折光,更是反射人类灵魂的一面明镜。他把多半生的心血奉献给了他的好兄弟们,奉献给了光辉的诗歌,更把满腔的激情挥洒给了生他养他的热土。让我们同少琳一样,怀着敬意,让心紧贴着这片土地,倾听和采撷一缕圣洁的月光,在神游中留下激情的感悟和诗意的温馨。记得一位哲人说过的一句话:一个生灵与另一个生灵的相遇是千载一瞬,分别却是万劫不复。茫茫人海中,相遇是缘起,相识是缘续,相知是缘定。一段段的邂逅、交会,组成了我们奇妙的生命,就如那流云、露珠、星空和月色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那些美好的瞬间记忆,是生命的漫漫路途上,不经意撒落的野生小花,我们一朵朵地采撷,又一点点地遗失,待到生命的尽头,它们会被我们可爱而顽皮的诗人们,编织成生命缤纷的花篮。待到渐远的过去在岁月雕琢之下慢慢清晰,记忆的波浪层层泛起,漫过现在,成为永远的美丽。少琳的这本书,为自己,也为读者,永远完整地留下了每一份缘,每一次相遇和思想的碰撞。让我们像少琳一样,以一颗感恩的心,虔诚地对待逝去的日子和命运的赋予与安排,虔诚地对待朋友,虔诚地对待土地和诗。看吧,春天已经来临,春风已经吹来,正因为如此的饱满和丰盈,我们的翅膀才不再孤单。
2008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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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定义和范畴
——由读李克仁小说《甜玉米》想到的
赵少琳
这是一个有倾向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可谓仁者见山,智者见水,要想打破僵局和超越定义与范畴,必须要有人进行空前的跋涉与无畏的实践,这样我们才能践约,才能完成一个童话,一种诺言。否则,我们只能在平静的河流上看到一只灯盏而看不到下一段流程里的另一只灯盏,我们将会停留在已有的一个渡口上,使我们的理智、精神和肉体得不到进一步的升华。
近来,全国各大报刊都登载了一条消息,消息内容是关于著名探险家余纯顺魂断罗布泊的,这些内容是上海探险家余纯顺风雨八年走中国,他行程四万两千公里,已完成五十九个探险项目,离走遍中国只剩下“一步之遥”,却倒在了扑朔迷离的罗布泊。为完成生命的辉煌而进行了慷慨一击。
余纯顺是这样的,而我们文学事业难道不应该像余纯顺那样去顽强地进行有益的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吗?不应该进入和完成一个个的文学的探险项目吗?不应该有一种不惧牺牲的阳刚之气吗?
新时期的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的声情并茂的时代,各种文艺形式和各种文学形式正日新月异,摧枯拉朽。小说作为文学艺术的一颗明珠,同样面临了选择和挑战,这种面临的选择和挑战,需要一种人文的精神和力量,而这种精神的建立,需要的是自我人格的建立,自我人格的信心。
近读作家李克仁先生的《甜玉米》,使我对文学的实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且相信人类的社会活动从他们人性的圆心而扩展出的新的客观生存环境,正折射出更加实在的光辉。
克仁先生的这篇小说(载《上海文学》1996年10月号),叙述了“她”在古老的乡村被挤压的灵与肉的切肤疾痛,通篇小说没有故事、情节,叙述的力量是以诗人的胸襟和诗歌的构思高屋建瓴,娓娓道来的。他把自然的暗示、暗喻全部婉约地贯穿于小说之中,使语言的张力、厚度以及弹性,机智地表现在他的小说的核心当中。
这篇小说应用了象征主义和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其节奏、跨度是非常强烈的,这无疑是一篇探索性先锋派的小说。
既然是探索性的先锋派的小说,那么,无疑这种小说的出世,就要有一种新的效应和轰动。时下,对这种探索性的先锋派的小说颇多微词,议论的焦点就是看不懂,读者的心理无法承受这种感觉。对于这种议论,我们不必过多地指责和不安,每一种新的文化载体和新的文学样式都要有一种全新认识的过程、鉴别的过程和接受的过程。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平静的中国诗坛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倾斜和断裂。一群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带着“文革”中心上的累累伤痕,带着与黑暗动荡的过去毫不妥协的决绝情绪,带着刚刚复苏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被遏制多年的人道主义思潮,带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使命感,在赞扬与诅咒交加掌声和唏嘘并起、鲜花和臭鸡蛋同时抛来的情况下,以北岛、顾城、杨炼、舒婷、江河为代表的“朦胧诗”派诗人,在整个诗坛掀起了一阵旋风,这种旋风的持续,是紧紧围绕着“朦胧”二字而展开的。
笔者不用过多地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你已经理解了我所诠释的含义。今天,“朦胧”诗的地位已被确立,并成为后来者的榜样,我想我们无权拒绝:麦子以及玫瑰。
先锋小说的出现,使我们进入了一种积极的审美的阅读领域,它使我们的层次和眼光有了一种新的追求;它使我们必须扬弃旧的观念与惯性所带来的因素与伤害,从而自觉地提高我们的文化素质。因此,我们应该宽容地接受历史无数次的冲动,使我们赶上始发的每一趟列车,这是愉快和福气。
秋夜,漫步街头,克仁先生的小说街头巷尾无处不见,他的小说被某出版社侵权与盗版。现在,我们姑且不论这些,单从克仁先生小说的态势上就足以证明克仁先生小说的生命力。
当然,作为作家、作为克仁先生、作为克仁先生的小说,过去的只能作为过去的陈旧了的颜色,现在新的颜色还等待克仁先生的进一步发掘和调制。漫漫岁月、茫茫天宇,如果我们稍不留神,稍不警觉,我们就会让落叶覆盖住我们的身体和声音,这一点,相信克仁先生是非常清醒的。这里,我不必再赘言,不必再画蛇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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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艺出版社在新千年伊始,推出银小骏的长篇小说《王旗》,是一部品位高且可读性强的好小说。《王旗》以辛亥革命前后的那一段历史为背景,虚拟出一批在正史中根本没有记载名姓的人物,让他们演绎出了一出出活生生的故事,其不同的命运轨迹令人咀嚼难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旗》可以归类于新时期以来评论界定位的那种新历史小说。
历史的延续从来都不能隔断。生活在当代的人自然不可能仅仅属于他眼下生活着的这个时代,必须自觉或不自觉地背负着历史而面向未来。历史不可能成为实验室里的产品,它在生活中一次完成,再不复现,留给后人的,不过是一些曾被史学家和民间传说修撰过的框架。历史学家们一丝不苟地在这框架中寻找,他们的目标是要印证这框架中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和物。小说家却在回望历史时,看到了那框架中一片蓑草枯枯的荒原上,曾有过种种灵与肉的胶结之旅。从1911年到1924年,那个地处中国北方黄土高原上叫做“义州”的小小的古城,那条被人叫作“旱河”,时有时无地流淌着似水似血的地方,就是作家笔下那些芸芸众生们顽强地生存,且激情而悲壮地挣扎着人生的历史舞台。身处炼狱之中的这些人,时不时地既受制于历史制造的苦难冲击,又受制于制造新的苦难者对他们的挤兑和打击。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在历史书上是那般泾渭分明,在生活中却永远无法
将其两页一下子隔断。来自武备学堂的造反者胡德彪的沉浮人生;富甲一方的义州第一大财主、大商人王德寿的兴衰轨迹;王家大院充满奴性的车夫王玉顺;以及那位前清举人,新朝师爷李儒清;那位偶然参与革命做了官,又在新政权的互相倾轧中使尽拳脚的刘崇武;那位精明过人的商人李续甫;那位地方戏名角儿五月仙;一个个都塑造得栩栩如生。
银小骏不是文联或作协的专业作家,是一位多年来坚持业余创作且不断有作品问世的文学追求者。以我所知,不为文坛上时不时地兴盛起的各种思潮所动摇,更不为文坛上时不时地时髦起来的各种流派所左右,坚定不移地固守着自己的文学操守,在自己的文学土地上默默地耕耘,是他恪守的创作态度。时下的文坛上,没有作品或不靠作品而奔忙混世的“作家”确有不少,作品尚未出版,出版社和作家结
合起来靠种种媒体哄炒一顿的做法也大有先例。但不论你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只有一心扎实创作的角色方可能有好作品问世。而好的作品,靠自身的魅力最终会广泛地获得读者的认同。长江文艺出版社不在文坛上寻找名人而是寻找佳作,出版银小骏的这部作品是有眼光的。
《王旗》中人物塑造的成功,增加了这部五十万字的作品的可读性。作家在历史的框架中,看重的是他笔下人物灵与肉的相搏,看重的是不时地对循环往复的历史的拷问,他带领读者看到的,不仅仅是做为“正史”的框架,而是散落在民间的,并非属于“正史”的历史的疤痕。这些疤痕一旦揭开,暴露的是亘古不变的人性,是历史深处变幻的王旗下,无法写进历史的芸芸众生们的喜怒和悲恸,它们与可以青史留名的那些大人物其实是一样的。我想,读者在阅读这部小说时,会有一种面对历史深处的感觉,那么,就让我们在“王旗”的晃动下,随了银小骏的笔触走入那一段历史,慢馒地倾听那出自民间而毫无矫饰的述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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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小骏
男,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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