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一根火柴，烧起一把稻草，微弱的稻火又把柴爿引得熊熊地“扑扑”作响。汩汩的水涌了上来，眼间便烧开了。揭开木头做的锅笼，阿婆把自己新择的青菜切碎了，投入大铁锅里，手中的锅铲随之飞舞起来——又一锅阿婆最拿手的菜饭出炉了。
  柴米和油烟熏黑了……略略熏黑了阿婆的脸庞，还有那绘着绚丽的农民画的灶台。可是，扑鼻的香气却盈满了整个院子。在河边的廊桥下凝望那一团团袅袅的炊烟，美不胜收。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又是乡村，将城市与城市连接了起来。世博会，不只是世界各国最新科技的汇聚地，更是各种文化展现、相遇、碰撞、融合的舞台。上海世博会还有一个副主题：“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因为无论建城已有700多个春秋，但上海的根却永远地系于那一个茫远的小渔村。
  如果说，“世博人家”为世博游客找到了城市中休憩的一夜扁舟，那么，随之而起的“世博农家”，则在水网如织之中，捧出了江南上海的心灵港湾。
  “唔呶喔哩”的“世博农家”有多美？《心周刊》记者奔赴金山廊下镇中华村和枫泾镇中洪村，带你先睹为快。

 

廊下流连

  这里万亩良

引子

 

　　我早已不满足于在云南餐馆吃一碗过桥米线、过桥饵丝。
　　因为艳羡西南联大学子的生活，又网购十几包饵块，炒了、煮了，在咀嚼中追忆一番《未央歌》中米线大王、米线二王家的风情。
　　“吃”联大，更要吃他的精神食粮。于是，与这所学校有关的书在书架上摆了将近一排。看得多了，许多书倒也可以融会贯通起来。甚至有时候会想，能不能拍一部电视剧，把《未央歌》中的余孟勤、童孝贤、伍宝笙、蔺燕梅和《野葫芦引》中的孟家、庄家的所有这些人物全都融入其中……
　　2009年，关于联大又出了本新书——宗璞的《野葫芦引》第三部《西征记》。81岁的宗璞不顾年迈、失明和亡夫之痛，呕心沥血终于又完成了“南渡”、“东藏”、“西征”、“北归”中的第三步。《西征记》讲的是西南联大学子投笔从戎的往事，虽然我对战争素无兴趣，却还是一睹为快。而对宗璞最大的祝愿，除了身体康健，便是可以在有生之年完成《野葫芦引》的最后一部喋血之作。

 

一·蒋文长的原型是汪曾祺？

 

　　翻开《西征记》，第一章的开头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
　　开篇，作者就便

  该在十字路口右转弯了，司机张师傅的右脚仍然搁在油门上往下踩，在应该减2档时速小于20公里的弯角，土方车仍然挂着4档保持着50码的速度飞驰过去。在巨大的离心力作用下，驾驶座的左侧车门突然蹦了出去。“又坏了！”车速仍然没有减慢，他的嘴里咒骂了几句，用力关上车门，可是几次挣扎之后，车门还是没能合上。无奈之下，张师傅只能停下车，熟练地用保险带在驾驶座和车门的连接口绕了几圈，打了个结。车门享受了原本应该属于驾驶员的“安全措施”，终于老老实实不再给司机添麻烦了。张师傅放心地重新上路，硕大的土方车又在午夜的街头飞驰起来。

直击
土方车是这样开的

  凌晨1点，张师傅的驾驶座里，香烟燃烧的雾气已经散去，却还留着浓重的气味。在排队装点的等候中，迷迷糊糊瞌睡了一个小时，他醒了过来——该是自己的车装土方的时候了。
  张师傅的精神状态完全可以说是无精打采，因为他所面对的本来就是一场与寂寞的较量。这个无形的对手赐予了土方车司机两点一线的生活，驾车从装点到卸点，再从卸点到装点，如此往复，毫无新意。只有到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你才能从他们的眼中看到一丝难得的热情。

强烈抗议新浪博客对此文的屏蔽！
鉴于目前情况，只能用“道钩”二字代替“知名不具”的某两个字。

　　今天终于见到了一条关于“放道钩”的宣传通知。出了这种事情，有这么一个东西，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但是通知竟至这样晚才发出，倒似乎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了。
　　通知的精神出了一贯的不要炒作之外，还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不要再说“放道钩”了，要说就说“不规范执法”或者“不文明执法”。
　　呜呼，这样恶性的事件，竟然要用简单的“不文明”、“不规范”来轻描淡写一番，这是解决问题还是粉饰矛盾？这倒算是怎么一回事！

　　今天，我在车的前后窗贴上了自制的“拒载道钩”车贴——前小后大，有文字，也有我自己设计的图案。
　　开车在路上，我自己觉得很拉风，因为有一种快慰的宣泄感。
　　我在网上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呼吁很多人都能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闵行“道钩门”尤未平息，南汇又发同类事件，九零后司机激愤之下自砍小指。
　　执法犯法，愤怒指引我们表达诉求。
　　何谓民主？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需要我们为之斗争。
　　我们非暴力。但我们可以冷暴

　　前几天，有一位达人加了我的豆瓣，翻了翻我读过的书，便问我是不是摩羯座，是不是水星也在摩羯。在此之前，我完全不明白啥叫水星摩羯，不过达人查了下我出生时间的星盘，由此也证明了之前她的所有预测均为正确。之后，达人又根据这份星盘推测出了我的其他一些特质，也都相当之吻合。
　　当时，我感觉到一种震惊——因为她已经不是简单地用已知的星座来推测我的性格特质，而是通过我的行为表现反推我的星座排列，这实在是非得有一些规律性才能解释的。
　　这些年来，我从把星座当成是女孩子的玩具，到半信半疑，如今已经逐渐对之越来越认可。但在那一刻，卑微的灵魂中的惶恐与不安无可逃脱地到达了它的最高点。我当时竟至用“精神裸奔”来表达自己心灵的悸动。
　　我几乎是一个不相信（或者说不愿意相信）命运和先验主义的人，但那一刻，我心生畏惧，我似乎感觉到天地间有一个强大的气场，一种神秘的力量牢牢控制着我的生命，哪怕我竭力挣脱，最终蓦然回首，却只能徒然地发现，自己其实从未跳出她的手掌心。
　　达人解释说：“占星学认为，人诞生的那一刻，生命会与宇宙有交感，而那一刻天上星星的排列方式，就是宇宙给你的生命密码。”

　　午后的阳光让人有些慵懒。金桥沉寂在一片安静之中。经过艰苦卓绝的思想斗争，我终于走到了这里。迈进上海协和学校大门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吸引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在于，她是一所教会学校。
　　我想到上海曾经有一所大名鼎鼎的圣方济学堂，只是49年后由此改制而来的北虹中学着实算不得出彩。当然比起荒唐的全国院系大调整，这也算不得什么。记得奶奶曾经对我说过，她年轻的时候也想考圣方济学堂，只不过成绩不好，无力考取，只能去了无锡南门方桥镇就读锡南中学（最近搜索得知，这所学校仍然存在，很希望有机会去看一看）。
　　此行的目的是采访这所学校的校长柯逊博士。在此之前，我很排斥被莫名地安排去采访一个完全不知背景的人。但仅仅因为教会学校这一个理由，我原先的想法动摇了。
　　我承认，我在这个德州大学教育学博士面前班门弄斧了。我问他“Koerschen”这个姓氏是否来自德国，他一边惊讶，一边承认自己的祖上确实是德国人。
　　更为显摆的是，我向他讲述了1949年之前，中国存在着大量有外资背景的大学，乃至于教会学校。当然，在中国的教会大学读书，一般并不要求你必须拥有此教派的宗教信仰。
　　因为我蹩脚的

《希腊城邦制度》

 

希腊发展历程：

东方专制主义（克里特文明）—类似周朝的诸侯封建制（迈锡尼文明）—非神授的王权统治—贵族统治—僭主政治—民主城邦

 

因为可以通过民主途径获得政权，使辩论盛行，从而促进了哲学的发展。
朴素的自然主义哲学同时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辩证法与神学》

 

1.唯物主义对应唯心主义，唯理主义对应经验主义。由此两两组合，就得出四种主义，包括唯理的唯物主义即辨证唯物主义。
2.黑格尔搞的是唯理的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
3.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唯理主义。唯理主义必然要追问“第一原因”，其答案至多是“寄予了神性的人”。就连马克思自己也曾经一度批评之为“泛神论”。
4.顾准认为，马克思将互相存在对立的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因而产生了“革命理论”的“实践化”。
5.马克思应该被认为是沿袭了黑格尔的一元主义。他承认这种规律必然实现的论述，看起来像先验的。
6.顾准认为，唯理主义似乎必然和唯心联系在一起的。
7.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把概念看得高于事物。我认为，这是他想标

　　那还是我读初中预备班时候的故事，仔细一数，距离现在竟然已经隔了差不多十四年。
　　记得刚进预备班的时候，有一个很宠我的班主任郁老师——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斜眼以及肥胖的中年妇女。可惜，还没到一个学期，她就病了，从此再没有教过我。
　　来接班的也是一个英语老师，姓陈，刚从大学毕业的样子，印象中一头长发，脸上总是一副刻意板出来的凶相。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位老师很不待见，至于其中的原因，实在隔得太久已经很难记起来了，或许是因为她常常莫名地处罚全班同学。现在猜想，原因之一也许是她不会像前任那样对我格外青睐。
　　后来，那时至多不过12岁的我竟然引发了可能是这所建校仅仅五年的初中历史上的第一次学潮。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斗争是非常有策略的。当时全年级正在进行大队长选举，班主任自己随便推举了一个人选，原来也是不指望她能够被选上。
　　但我却以此为由头，招募了全班65%的同学在自己起草的这份抗议书上签名，并把状子呈到了年级组长手里。拒绝民主的确是一桩摆得上台面的罪名，由此再带出她的其他“罪状”，自然一气呵成。
　　据说，我的这一番盛举害得班主任被年

　　2009年的5月4日，我参加了上海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纪念大会。
　　大会上播放了一部所谓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纪念专题片。看了之后，我无奈地摇头、苦笑，大失所望。
　　为什么呢？因为片子里说的根本与五四无关——虽然这些年五四原本就只是一个被严重误读了的符号，是1921年才出生的某党企图领导并且强加给1919年的——却是极力推销“我们”（主办方上海团市委）最近做了点什么政绩式的工作。五四本身，新文化运动本身，统统被剥离了所有的精神内涵，不过是他们拉大旗作虎皮的工具罢了。
　　想到这里，我又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人政绩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听来听去，似乎只听出了“志愿者”三个字。比如支教啊，APEC啊，奥运会啊，世博会啊……
　　最近较长一段时间来，似乎有了这样的一种风向，许多媒体都把志愿者当做了报道中必然突出的重点。胡core等国家领导人也对此给出了似乎超出了其应有层次的所谓高度评价。不久前，总编辑大人对我说：“奥运会上最光鲜的就是志愿者了。”我愣住了，他见我的表情便又解释说：“除了赛事本身。”我笑了。我有些惭愧，自己还是对他苦笑了，竟然没有当面反驳他的勇气。
　　真正的志愿者

　　以采访别人为职业，偶尔也会成为别人采访的对象。不过在不多的几次被采访的经历中，我常常宁愿选择向对方提供书面材料，一是方便同行工作，几乎连码字都不需要了。另一方面也是觉得，这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被误读。
　　前两天，被本报的一位年轻记者采访。虽然问我的事情纯属莫名其妙，第二天却也还是兴冲冲地去找了报纸。看完之后，很有一点失望，因为感觉作者似乎不太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自然，他的表述显然是和我的原意有分歧的。

 

　　冷静想想这个问题，突然觉得有一些可怕。
　　每一天，我们都会从媒体或者已经逐渐表现出媒体功能的网络平台获取大量的信息。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每一条信息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扭曲，那么我们生活在的是一个怎样可怕的世界啊。
　　于是，我开始扪心自问，在我的写稿过程中，是否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我想到的是有过这样一次事情，编辑把我的稿子导语改掉了，当天一看到稿子，我就连忙给被采访者打去电话，连连赔罪。
　　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自己一直是在努力表述当事人的原意。但我相信，即便是采访我的那个年轻记者，他本意也是想表达我真实的想法吧。由此，我突然很想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