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意见平台”

——我国报纸言论版的回顾与思考

涂光晋

　　今天的中国报纸评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压力之一来自报纸之外的媒体评论。广播电视评论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不仅找到了更能发挥其媒体特色和传播优势的新的评论样式（如广播电视述评及各种谈话类评论等），在舆论监督和意见表达方面也已打造出自己特有的社会影响力；伴随着网络的迅速崛起和大范围普及，各类网络论坛、BBS、个人博客上的网络评论及数量巨大的新闻跟贴，使网络言论所具有的优势日益显现，包括选题的及时性与随动性、议论的参与性与互动性、观点的多元化与开放性、形式的多样性与随意性等等，前所未有的低门槛和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空间，使网络评论对报纸评论形成巨大的冲击；压力之二来自报业本身，扩版热、都市报热带来的报刊市场的激烈竞争和产业化、集团化带来的报刊市场的重新分割，使报纸必须突

　　新的一年开始了。我终于浮出水面——其实没在“潜泳”，而在岸上“晒网”。

　　一个多月来，经历的事情太多，几乎来不及回忆。

　　12月上旬去上海出席了两个新闻教育的学术会议，在第一个会议上简要地对我国新闻学硕士生培养情况做了一个调查汇报，也了解了其他几个专业（如传播学、广播电视、编辑出版等）研究生培养的基本情况——先后上马的几十个硕士点和十来个博士点继续源源不断地“生产”着越来越难于进入日益饱和的实践部门的高学历人才。而在第二个会议上听到了世界范围内新闻传播教育的共同困惑：新闻传播人才需求与培养的对口与错位；新闻的社会责任面对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压力做出的思考与挣扎……不由得感触良多。

　　12月下旬，作为组织者之一，参加了方汉奇先生80寿辰和从教55周年的研讨活动。在主持上午后半场活动之余，更多时间在品

　　这几天，不断收到“生日快乐”的祝福，但说真的，虽然生日来临，但并不觉得“快乐”——55了！好吓人的年龄！记得前些天浏览同事们的博客，在胡百精的博客留言中看到这样一段，大意是：连涂光晋都开博客了，是否也动员童兵开一个？一看就是一位过去的学生写的。有趣！
　　虽已“年过半百”，但从心理年龄来说，我一直认为自己才30多以至20多岁。并不是因为总想“老黄瓜刷绿漆——装嫩”，而是因为一直当老师，一直在与20多岁的年轻人打交道，所以，岁月虽如白驹过隙，可我一直把自己当年轻人看待，无论心理上，还是身体上。当然，这与我的性格也有一定关系。
　　记得10年前，我招收的第一位硕士生毕业前要赶往接收单位面试，情急之下，我用自行车带着她从人大东门赶往西门，路上恰被一位同事看到，事后吃了一顿批评：“哪有你这样的导师，给学生当车夫！”
　　其实，这样当“车夫”的何止于我。若干年前，我的一位师妹去拜见导师方汉奇教授，那天方先生正蹬着一辆三轮车往新家搬书后空车返回，师妹要帮忙，“会骑三轮车吗？”导师的一句问话就把师妹难住了，“那就上车吧，总比走着快些。”人大校园里，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蹬着三轮车，车上坐着

　　实在太忙了，这阵子就像一个猛子扎进水里，连个“泡儿”都不冒。虽然如此，心里总觉得有点儿不太“仗义”，于是，20天来，就像到别人的博客作客一般，稍有空闲我就到自己的博客上“瞄”一眼，看看有没有必须回复的留言，免得显得过于失礼。
　　半个多月前，初次见面的南师大王少磊老师在聊天时说：“涂老师的博客更新的不太快呀！”我连声道：“惭愧！惭愧！”没想到这些天来，几个学生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提出的问题都是：“涂老师怎么没更新博客？”甚至连我的婆婆和小姑子昨晚都说：“你可有日子没写博客了！”……看来，博客既是心甘情愿给自己安的“电子探头”，也是一条很难靠岸的“贼船”。不过，想到有这么多好心的朋友以至亲友通过这个虚拟的客厅关心着自己，又不免生出一种莫名的感动。
　　更让我心生感动的是刚刚结束的福州之行。此行是应福建电视台新闻中心之邀去讲电视评论，再三推托不过，只好前往。谁知那天傍晚刚刚走出福州机场的候机厅，迎面就听见有人高声招呼：“涂老师，我来接你啦！”原来，代表电视台接我的，是12年前曾担任我两门课程课代表的一位91级的学生，如今，他已是厦门记者站的副站长，今年6月还拿到了经济学博士

　　今天傍晚，已硕士毕业3年的苏芳和李峰来我家，送来了他们一同毕业、并共同供职于中央电视台的7位同学的论文集《中国电视实践论文选》。两年前，他们有了把自己的硕士论文公开出版的共同心愿，并找到我为他们的论文集作序。当时，我以各种理由再三推辞，因为觉得自己实在没有什么给人作序的资格，此后类似的事也都婉言谢绝并“转嫁”他人，但这次没有逃过（个中原因“序”中有所提及）。记得当时我正准备去香港授课，行前他们再三催要，并以出版社合同已经到期、如不交稿可能违约等为由相“要挟”，我只好“缴械投降”。该书于 2004年12月出版，今天看到，很是欣慰！
　　李峰还同时送来了自己新近出版的大作《李峰说台湾》，书的设计很是精美，粗粗翻了一下，内容也很丰富。作为《海峡两岸》的资深主持人，她主持该栏目的这6年多，正是台湾政局及两岸关系风云变幻最为剧烈的时期，如今，她把自己积累的实践与积淀的思考写了出来，让我更是欣慰！该书的最后部分是她硕士论文的浓缩版——回想2003年她硕士答辩时，正赶上“非典”肆孽，那时学校封校，小区住宅楼也禁止“生人”入内，我只好在楼下的咖啡屋与她一次次地讨论论文，提出修改意见，幸亏当时咖啡屋生意

　　昨晚，我第一次真切的体会到什么叫“插翅难飞”！
　　下午4点多，接我上课的司机师傅已等在我家小区门口，为怕上课迟到，我把北京日报通常5点钟接老师的规矩改了。今天学校有事，骑车急匆匆赶回家，取了笔记本电脑和讲课的“家什”，上车后的第一件事，仍是与司机商量选择哪条路线最节省时间。
　　此前，四次去北京日报上课变换了三条路线：第一次走北三环转东二环，那叫一个堵，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到；第二次走西四环转地铁路，出奇的顺畅，提前45分钟就到了报社，只好在空无一人的教室中“卖呆”；第三次照方抓药，可在第一个掉头处就排了20多分钟的队；第四次换成西三环转长安街，又原因不明地在京西宾馆前堵了20多分钟，险些迟到。大概是北京日报司机多，每次派人都不同，因此每次都要总结上次的经验教训，选择正确的行车路线。
　　昨天仍走长安街，一路不断有些小堵，但还不错，5：35已过了人民大会堂，眼看东单近在眼前。谁知，“噩梦”就此开始。
　　不知为什么，天安门西侧的红绿灯好像一直没变，车子原地趴了20分钟未挪一寸，眼看上课时间快到了，我心急如焚！汽车终于动窝了，但前进速度可与蜗牛爬相比，从天安门西侧到东侧不足1

　　16日晚的一期《新闻调查》改了栏目包装，傍晚时分，该栏目的制片人张洁发来的短信预告了这个消息，使我没有错过观看的机会。
　　节目又是涉及医疗卫生行业的：2004年7月至2005年9月，连续9名患地中海贫血症的孩子，先后在广州珠江医院儿科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后死亡。节目同样秉承了《新闻调查》的一贯风格：从疑窦丛生的事件结果出发，循着事件的发展过程一步步进行追踪式调查，通过对一个个当事人和相关者的深入访谈，逼近隐秘的事实真相，揭示潜在的利益链条，也触动着人们心灵深处最为柔软的部分。节目开头，是头戴博士帽、穿着博士服的东东的照片（那博士服与人大的博士服很相象，这是首先令我一震的地方），7岁男孩儿天真顽皮中透出的些许斯文，让我几乎可以想象出他长大后的模样；节目结尾处是东东生前的一小段DC影像，他不安分地在镜头前晃来晃去，然后把小脸凑过来，轻轻地说了声“Hello”……
　　《新闻调查》悄悄地变了：没有了原先节奏强烈的音乐伴奏下醒目的片花，换之以快速切换的几幅画面短暂的闪回，并专门处理成放映电影老胶片时所特有的斑驳闪烁；包装的基本色调从冷峻的蓝色变成了的黑、灰、白色，如黑白老照片一般深沉、厚重，唯一

　　昨晚照例去北京日报为专接本的学生上课，下课后照例是先生来接我，照例吃着专门为我买的肯德基，也照例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在这个时段直播的互动谈话节目《新闻观潮》——如今除了坐车外，已很少听广播了，近两三年广播着力打造“伴随式”媒体，也主要是盯上了“有车族”及“打车族”——当然这些是题外话。
　　昨天的节目讨论的是：对江苏溧阳一家农耕文化园国庆黄金周期间推出的“当一天地主”的体验项目怎么看；请进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一位研究心理学，一位研究法学。一路听下来，我听得有些着急，搞不懂为什么谈话内容老是“回归”到9999元一天的价格是否有人消费得起，以及是否“物有所值”上来。这个活动颇受争议的原因是价格太高吗？大概是为了增加“争鸣”的气氛，主持人公布的第一条手机短信是“我也挺想当一天地主的”。
　　此外，嘉宾中的社会学者担心这一项目对某些人阴暗心理的满足，这个意见对我有些启发；而那位研究法学的学者担心的是合同中服务项目不够细化可能引发的法律纠纷，以及扮作仆人的服务人员可能受到的人身伤害——如同电影《甲方乙方》中假扮的黄世仁他妈拔下簪子恶狠狠地扎向自讨苦吃的“顾客”一样。但我更

　　今年“十一”我给自己放了假，为此，连我的博客也跟着一起放假了，好在聊以自慰的是，每逢这几天一些报纸也总是将版面“浓缩”成了4版。
　　“今天是国庆节了，时间过得真快！”这是“十一”那天早上醒来时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句话，几乎同时，几十年来一个个让我很难忘却的“十一”片断竟像过电影一样令我挥之不去。
　　记得小学四年级时，我第一次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组字，广场上的一块块方砖，成了我和同学们的坐标。在烈日下苦练了一个多月，终于可以用红黄两色的花球齐唰唰地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字样。虽然“十一”早上天刚蒙蒙亮就来到天安门广场，整个上午，除了灯柱上的信号旗外只能看到挡在眼前的花球，但让当时的我们最期盼的，是所有游行队伍通过后广场上的少先队员欢呼着涌向天安门的那一时刻。
　　国庆15周年时，我上中学了。在连续三年广场组字之后，终于有资格参加游行，并成为少先队“彩虹大队”红色方队中的最前排的一员。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年“十一”冷飕飕的晨风中，穿着白衬衣、白袜子、白球鞋，系着红领巾、戴着红花冠、手捧红花束的我，坐头班公交车赶往学校时紧张而又迫切的心情。
　　1970年代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