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巢印存》中的几个吴昌硕字号和斋名

《朴巢印存》是缶庐早年的印谱。其时他还在故乡安吉芜园过着耕读的日子，偶尔和施浴升等友朋外出求学，开阔眼界。其中有几方自用印，很可以看出其早年的志趣和抱负。号：芗圃、香补、杰生、梦香斋主人、梅花主人、金麓山樵、泛虚室主人。芗圃，桉《说文》的意思是“穀气也”。其时他正从曲园先生的诂经精舍学习，所以取义于《说文》也是很在意料中的事，也是其在故乡过着耕读生活的真实写照。盖亦和他后来执掌西泠印社的是所谓的“一耕夫来自田间”的意思是一脉相承的。香补，芗又通香。故香补当从芗圃谐音出，无疑。梦香斋主人梅花主人，又当从香补之寓意化出，志其喜梅爱梅之意。据施浴升《芜园记》，是时其在芜园植梅颇夥，有三十六株之多，故有此斋号也是纪实也。金麓山樵，金麓山在鄣吴，村前有玉华山，后有金麓山，最为有名，故作此号，亦可以看出当年其志在稼穑。泛虚室主人，杜甫《题张氏隐居》诗云：“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涧道馀寒曆冰雪，石门斜日到林丘。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乘兴杳然迷出处，对君疑是泛虚舟。”按吴氏此斋号或从此出，与前金麓山樵等一样，耕读人家，虽卜居乡间，亦有渊明之意焉。斋号：白苇花馆、听蕉吟馆、飞鸿庐、金钟玉磬山房、啸阁。白苇花馆，案苕溪其源有二：出浙江天目山之南者为东苕，出天目山之北者为西苕。两溪合流，由小梅、大浅两湖口注入太湖。夹岸多苕，秋后花飘水上如飞雪，故名。吴昌硕是时居安吉城东桃花渡，西苕恰经是处，故名之。金钟玉磬山房，据《安吉州志》玉磬山在安吉城西三里，曰落日山，亦名玉磬山（与金钟山相属故配名之）。与落日山相属者曰金钟山，其上有施将军庙。其友施浴升文集名也借用金钟山名云《金钟山房文集》，将军即施浴升先人。飞鸿庐，案其印风是时当有师法《飞鸿堂印谱》者，故是斋号当有慕该谱之义。盖是时吴昌硕窝居山城，见闻尚不广，取法尚不高，故有此举，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听蕉吟馆、啸阁，不详。

                          芜菁亭长

缶庐有“蕪青亭長”和“飯青蕪室主人”两枚印章，是他中年常用的两号，按其印款之所云，其蕪園之內有亭，故名號為蕪青亭長。然偶读吴藕汀先生《药窗诗话》大头菜条下云，“芜菁“一作“蔓菁”，俗名“大头菜”，又名“九英菘”和“合掌菜”。然后细看下去，遂有豁然开朗的感受。原来缶庐诗中常常提及的云可以充饥的芜菁原来就是指大头菜，缶庐不但赞不绝口，且以此为号，个中原因实非一言可以尽之。《后汉书·桓帝纪》亦载：“永兴二年六月蝗灾为害，诏令所伤郡国种芜菁以助人食。”以此充饥，原来自古而然。《广群芳谱·蔬谱》亦云：“人久食蔬，无谷气即有菜色，食蔓菁者独否。四时皆有，四时可食。春食苗；初夏食心，亦谓之台；秋食茎；秋冬食根。数口之家，能莳百本，亦可终岁足蔬。子可打油，燃灯甚明。每亩根叶可得五十石，每三石可当米一石，是一亩可得米十五、六石，则三人卒岁之需也。”药窗云湖州南浔的腌制大头菜是各处闻名的，“香而不酸，咸淡适中”，后来竟然大非昔比了。缶庐夫人施酒季仙系菱湖产，地近南浔，故想必也擅长此道，况缶庐诗中言及当年芜园之内多芜菁，看来他们是自种自腌，当寻常下饭菜耳。近年吾邑不闻有人种大头菜，但种腌芥菜还是很普遍的，山区百姓尤擅此，往往一年四季均有此菜上桌。菜肴丰富的今日尚且如此，何况当年疲于兵祸灾荒的年岁呢！性质和东阳一带流行的博士菜，即霉干菜一样，是寻常百姓过日子少不得的。刘梦得《嘉话录》云：“诸葛所止，令兵士独种蔓菁者，取其才出甲可生啖，一也；叶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则随以滋长，三也；弃不令惜，四也；回则易寻而采之。五也。冬有根可斸食，六也。比诸蔬属，其利不亦博哉？刘禹锡曰：‘信矣。’三蜀之人也，今呼蔓菁为诸葛菜，江陵亦然。”张宗子《夜航船》载：“蜀人呼之为诸葛菜。其菜有五美：可以生食，一美；可菹酸菜，二美；根可充饥，三美；生食消痰止咳，四美；煮食可补人，五美。故又为五美菜。”关于其做法，《齐民要术》蔓菁篇云：“蒸干芜菁根法：作汤净洗芜菁根，融着一解瓮子中，以苇获塞瓮里以蔽口，合著釜上，系都带，以干牛粪燃火，竟夜蒸之，粗细均熟。”《本草纲目》则云：“蔓菁根长而白，其味立苦而短，茎粗，叶大而厚广阔。夏初起台，开黄花，四出如芥。结角亦如芥，其子均园，亦似芥而紫赤色。六月种者，根大而叶蠹，八月种者，叶美而根小。惟七月初种者根叶俱良。……削净为菹，甚佳。今燕京人以瓶腌藏，谓之‘闭瓮菜’。” 吾邑乡下尚有以大头菜调侃人，云其与时宜不合。若云“飯青蕪室主人”是对其洪杨之乱事藉此物赖以存活之生活纪念。“蕪青亭長”则是存有乐于咬酸菜根虽有菜色而尚安贫乐道的明志之意；当然应该也还有一丝调侃之意味存在。然再证之以印款诗文，确矣！

       晓觉寺

《安吉县志》卷第六古蹟云：“王文殊宅。【刘志】即今晓觉寺基。【伍志】在晏子乡孝行里。【案】《南史》有传。”晏子乡即今之良朋镇。王文殊有传见于《南齐书》列传第三十六孝义：“王文殊，吴兴故鄣人也。父没虏，文殊思慕泣血，蔬食山谷三十余年。太守谢抃板为功曹，不就。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没獯庭，抱终身之痛，专席恒居，衔罔极之恤。服纟宁缟以经年，饵蔬菽以俟命，婚义灭于天情，官序空于素抱。傥降甄异之恩，榜其闾里”。郁林诏榜门，改所居为“孝行里”。”看来王文殊的孝行当时是很出名的，载史受表彰，孝行里的名字也是因此而来，县志也很清楚的给予表出。晓觉寺看来是其身后舍宅为寺而来，古人常常有此举，如谢安石王摩诘。县志卷第六寺观云：“【刘志】在州西十五里晏子乡晓觉村。【王府志】齐永明元年建号齐明寺，唐天宝中改今名，宋治平二年改化城院，元末毁，明洪武四年重建。【吴兴志馀】按长兴韩志亦载，此者非唐僧应物，宋陈？有诗本朝沈介有记见艺文。【刘志】【案】长兴韩志载两晓觉寺，一在县，一名化城教寺，注俗呼南晓觉寺属安吉，而长兴新志合而为一，去化城院之名，谓寺在谢公区，现在长邑完粮，然化城之为南晓觉寺，韩志凿凿，旧州志亦具载之，公务现具，承应未便混入长邑也。”于此可见晓觉寺的沿革明矣！长兴韩志归入该邑未免失实，前人辨别亦凿凿，勿需再言。宋陈传良止斋有《题晓觉寺三首》载于县志：“肩舆行到竹边村，竹僧房尽闭。小洞颇闻二乏里近，残僧仅有一人存。（其一）旋沾薄酒欺寒力，末怯春泥踏雨痕。笑觅梅花伴归去，断桥流水月黄昏。（其二）村落人家灯火微，暮寒半掩竹间扉。行行不管东风恶，折得梅花带月归。（其三）”小寺萧条，野趣十足，见于文字无限。吴缶翁年青时亦有《宿晓觉寺》一首：“寒月以庭霜，安禅假石床。遥泉入清夜，落叶响长廊。灯护前朝火，邻舂隔岁粮。老僧知梵字，聊与考庐仓。”诗是模拟王摩诘的风格，应该是其二十岁左右的作品。看来晓觉寺到晚清的时候还是恢复旧名的。太平天国运动予安吉以重创，给晓觉寺破坏当也不小；破四旧时则给予的则应该是毁灭性破坏了，所以今天知道晓觉寺的人亦不是很多了。

                                    梅溪木瓜

    《安吉县志》卷第八物产云：“木瓜。【刘志】梅溪昔尝产此。东坡诗云梅溪木瓜红胜颊，其见称美如此。【案】今惟山乡间有之。【案】诗投我以木瓜即此，又谓之楙，《尔雅》楙，即木瓜是也。”东坡《将之湖州戏赠莘老》诗云：“余杭自是山水窟，仄闻吴兴更清绝。湖中桔林新著霜，溪上苕花正浮雪。顾渚茶牙白于齿，梅溪木瓜红胜颊。吴儿鲙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亦知谢公到郡久，应怪杜牧寻春迟。鬓丝只好封禅榻，湖亭不用张水嬉。”其曾任吴兴太守，乌台诗案即是在吴兴任上时。故其于吴兴境内风物自是耳熟能详，长兴之紫笋唐宋以来被列为贡品，至今尚享声名，然梅溪之木瓜，当时竟能与之齐名，于今竟然默默而无闻，造物变化实在是太过于快。吾邑金石书画大家吴缶翁早年有《红木瓜馆初草》，斋号“红木瓜馆”当从此出，无疑。缶翁当年出县入湖，每每要经梅溪码头自水路乘船出发，故于此间风物当是熟悉非常常存情感。县志云今惟山乡间有之，今却好似绝迹。曩不佞曾试种过此瓜，清明前即播种，数月间已亭亭，开花而未结果，旋遭霜冻，枯萎。可见今之气候或许业已不适合种植？当请智者告知。楙，《尔雅·釋木》：“楙，木瓜”；《詩·卫風》：“投我以木瓜”；《毛傳》：“楙，木也，可食之木”；《埤雅》：“梨百損一益，楙百益一損”。种植木瓜的历史很久无需明辨，不知今天发展观光农业是否还可以恢复旧观不？

                                     桃州

    释皎然《桃花石枕歌送安吉康丞》序云“安吉古桃州也。今为吴兴右邑，士遐副焉。于南山获桃花石，异而重之，珍于席上。士遐将赴京师，故帅诗人，以君所宝之物高歌赠行。”据唐史载武德四年左右，重置安吉县，迁治至今安城，属桃州。距皎然时，已逾百余年，故其称古桃州，也属事实。今安徽广德县百姓过安吉每每则云其桃州，大有桃州非其地莫属之意！观此序大可明白，桃州之由来亦和安吉关系莫大耶？据县志安吉治安城南面确有桃花山，下临桃花溪，缶翁诗中亦常常云及，以此看来，士遐所获桃花石枕，当是此山所得无疑。莫非桃州之名实是由此山而来！嘉靖年间的《安吉县志》乡贤陈良谟的序言也言及其曩曾于舅氏斋中见过《古桃志》残本即是安吉已知最老之县志，或亦可证实古人也是公认古桃即安吉！皎然诗云：“君吏桃州尚奇迹，桃州采得桃花石。烂疑朝日照已舒，含似春风吹未拆。圭璋特达世所珍，吾知此物亦其伦。应羡花开不憔悴，应嘉玉片无缁磷。立性坚刚平若砥，君子偏将交道比。何人亦秉坚刚姿，吾见君心得如此。君心所好我独知，别多见少长相思。从来赏玩安左右，万里提携君莫辞。”又“卞山幽石产奇璞，荆人至死采不著。何人琢枕持赠君，片片桃花开未落。剑工见兮可为剑，玉工辨兮知非石。至宝由来览者稀，今君独鉴应欲惜。何辞售与章天真，幸得提携近玉人。可中弃置君不顾，天生秀色徒璘玢。四座喧喧争目悦，巧过造化称一绝。莫言昨日因错磨，看取从来无点缺。六月江南暑未阑，一尺花冰试枕看。高窗正午风飒变，室中不减春天寒。主人所重重枕德，文章外饰徒相惑。更有坚贞不易心，与君天下为士则。”千里送人以桃花石枕，以石喻人，当是知己之遇。亦足见古人君子之交在于淡薄，不似后世寡义而厚礼。此石枕，不知是作桃花色，微红微白相间否？以石作枕取其清凉而已，所以皮日休诗云：“石枕冷入脑，笋席寒侵肌。”夏天确实是降暑的方法之一，在唐代大约很是盛行，见于吟咏多矣。《全唐诗》卷七二三内李洞亦有诗：“内殿谈经惬帝怀，沃州归隐计全乖。数条雀尾来南海，一道蝉声噪御街。石枕纹含山里叶，铜瓶口塞井中柴。因逢夏日西明讲，不觉宫人拔凤钗。” 昨天的央视午间新闻云，位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抢救性发掘了一座东汉大墓，可能就是魏武帝曹操的陵墓。其中有一件石枕，上刻“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铭文。可见，早在汉魏时期就很流行石枕，它的历史应该是很久远的了。

                    一   皇上的一天

曩时阅某宫闱秘史，皇帝虽有三宫六院，然幸某，往往事毕，还想温存片刻，太监则请皇帝龙体需保重为上，不许之，接着裹妃子而去，皇帝之不自由如此，实是匪夷所思，闻所未闻，竟不近人情如此？赵瓯北《簷曝杂记》中有《圣躬勤政》一节亦云，上每晨起必卯刻。夏天还好，时间已向明，冬天则惨，才五更尽也。他说平时不知圣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上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不佞谫陋，不知是何缘由，每过一门需鸣爆竹一声？遥闻爆竹声自远而近，就知道圣驾已至乾清宫了，计是时，还需要燃烛寸许始天明。他说，余辈阅五六日才轮一早班，而圣上孰知需日日如此，可见，皇帝如果不是精力特别充沛恐是难以应付的，亦足见做个勤于朝政的好皇帝确实不易。这还是寻常无事之时，当年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然夜半上也必亲览，然后再召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动则千万言。赵瓯北当年在乾隆帝下任军机大臣翰林修撰多年，是南书房行走得意之人，所言当不谬。他说自己时正撰拟，从起稿到作楷进呈往往需要一、二时，上也往往披衣以待，可见，皇帝之不易，没有亲身经历是很难理解的。特别是国事为重的皇帝，真是焚膏继晷，日理万机差可形容。故乾隆时海内晏平当也绝非偶然。虽然，乾隆帝犹能享耄耋之年，身体素质是其一，其善自摄珍也应该是很重要的原因。乾隆风雅，寄情书画，经其手的字画往往题款累累，大损其品，后人颇多微词，但于其而言，不失为行乐之妙法。 为帝王者尚且需如此，为官执政服务于民者，实更需如是，方能真为公仆。但前提是否有为民服务之公心才是关键之所在。《礼记·礼运篇》云：“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圣人有其心无其力，为政者有其力而往往无其心，所以大同之境，在乎存其心而有其力者方能臻，故劳心劳力者贤。说得严重一点，实在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在，才能真正的造福于民众。不过这或许是太免乎其难了。

序

    余嗜笔记。瞿兑之序《一士类稿》云史自宋以后多掇取墓志等谀文，故读之类同嚼蜡，了无生趣可言。故当从笔记中钩稽故事参看，有的虽看似无用，用之却能不失事实。《史记》之所以卓著，褒贬有度，微言之中存有大义，读之不能不为之情动神黯，人物故事呼之而欲出。此不佞嗜于笔记之缘由是也！

    文章有义理、考据、词章三。不佞撰《竹轩札记》偏于考据是也，再撰《南溪漫步录》当偏于格物致知是也。南溪者，在不佞家南面，隔街相望。中有石语潭，流水淙淙，恍若两石相语，故名。不佞每与妻饭后，沿河而行，漫步闲思，东南西北随意为之；思过闲看，落日树杪，水鸟掠空，喋喋而过，真不啻桃源，虽渊明不能过也。名之由来于此，盖纪实也。是为序。

                               二00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故鄣漫谭

                        一

鄣郡到底是秦置还汉置，自乾嘉以来，一直聚讼纷纭。三百余年来，一直难成定论。王国维考据尤勤，遍证史籍，以为秦三十六郡必无鄣郡，王蘧常的《秦史》也持此说。谭其骧则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修订本中，却把鄣郡列入秦置，其根据自然是大量挖掘出来的地下考古材料。特别是在历史上所谓故鄣故地的安吉，近年来发掘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大墓数座，其规模形制，堪可以和王侯陵墓相比，这些都可以证实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越、楚的安吉是相当的发达，甚至还有人怀疑越国的早期国都就在这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秦汉时期在设立鄣郡，把郡治设在这里是完全有可能的。

鄣郡到底是秦置还是汉置，我没有发言权。不过，我还是有些想法可以提供，作为参考。一是，到底应该是称鄣郡还是故鄣郡。史书上关于鄣郡最早的记录是在《汉书》中，均称故鄣郡，比《史记集注》要早近二百年，所以，从时间的角度出发，我更倾向于故鄣郡的称谓。二是，关于鄣的意思。按《说文解字》，鄣通障。所以，故鄣即故障。《苍颉篇》说：“障，小城也。”《汉书·朝鲜王满传》：“为置吏筑障。”《史记·酷吏传》：“居一障间。正义：谓塞上要险之处。”以鄣郡故地的位置来看，是连接湖杭、徽苏的要冲之地，且三面高山，全赖苕溪一湾通达到震泽，历史上它属边界之地，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故鄣有“原来的边界小城”的意思在里面。因此，故鄣当连读。即《汉书》所称当确切一些，《史记集注》或误！三是，鄣，历史上有三处，鄣郡是其一；周代诸侯国名是其二，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说文》鄣,纪邑也，是其三。杨伯峻注:“鄣,当即《昭十九年传》之纪鄣。纪鄣者,本纪国之鄣邑也。当在今江苏省赣榆旧城北。”四是，安吉和安徽交界有大鄣山，属徽浙陆路必经的咽喉之地，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未审“鄣郡”的“鄣”和这个有没有必然的关系！五是，《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说：“故鄣，莽曰候望。”《墨子·备穴》：“城内为高楼，以谨候望敌人。”《新唐书·元结传》：“岭南诸州，寇盗不尽，得守捉候望四十餘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乱。”由此可见， 候望的意思和障的意思是一致的。这也是，故鄣就是故障，可以连读的例证。但到底是不是，终究还需要专家说了算。

不过，鄣郡在历史上一定有过，从童衍方先生所藏的一枚汉砖也可以得到证实。但不清楚出土的地方，很是可惜。此砖如果出土于故鄣的故地，则对上面所述的观点似乎又给予了否定。但，无论是鄣郡还是故鄣郡都和障有必然的联系，则是毫无疑问的。莫非两种称谓在当时都是事实存在的，“故”是修饰“鄣”而不是“鄣郡”，或许应该如是？

二

故鄣郡的起始时间，一直是争论不休，是个谜，但其结束时间则当在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根据是《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所云：“丹扬郡，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扬。属扬州。户十万七千五百四十一，口四十万五千一百七十。有铜官。”它所属的县有十七：其中之一就是故鄣。由此可见，故鄣郡由此时降为县，无疑。考其时间，秦置则约？年，汉置则？年左右。

    故鄣县，始于汉武帝元封二年。到中平二年（185），故鄣县分为三县：故鄣、安吉、原乡。其根据是《后汉书》志第二十二：故鄣，秦鄣郡所治。吴兴记曰：“中平[二]年，分县南置安吉县。光和末，张角乱，此乡守险助国，汉嘉之，故立县。中平二年，又分立原乡县。由此，我们不禁要问，三县各是今天的哪里？按照文献和地下考古的材料，故鄣郡的郡治在今天的古城遗址无疑，也就是在今天安城的偏西面不远处。所以，故鄣郡降为县以后，县治也应该在这里的可能性最大。以此为基点，中平二年，分县南置安吉县，则这个古安吉县的位置应该在今天靠近孝丰的地方，而不是在现在安城这个地方。曩，曾读到地方报纸云，在孝丰不远的赤坞竹根一带，有零星的地下材料可以证实，当地有可能出现过城池，莫非此就是古安吉县城？可惜，当时没有记下期号，无从查证。赤坞竹根周边山脚的汉墓特多，也是可以佐于旁证的。同治年间的《安吉县志》也云，县署，最早在今孝丰，唐武德四年（621）迁安城，或许也是有所怀疑，分故鄣县南所置的安吉县不当指今天的安城，因为地理位置不符耳。且前面所云：“光和末，张角乱，此乡守险助国，汉嘉之，故立县。”，说明当是以一乡之地，凭借天险，才没有被张角之乱占领，所以才有“安吉”这个名字的赐予。故以此看来，古安吉也应该在孝丰一带山区，才具备这种凭险的能力。这在王微所编的《孝丰志稿》中沈登瀛的《原乡非孝丰地辩》也说得非常清楚了：“古安吉之地，今安吉止得其三分之一，孝丰得其三分之二”，这应该是非常正确的论断。原乡，应当指的是今昆铜和长兴的部分地方，沈登瀛的《原乡非孝丰地辩》也说：“半在安吉，半在长兴”，这和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所标，完全吻合。不过，根据晋丘道护撰《道士支昙谛诔》所云：“乃考室于吴兴郡故鄣之昆山，味道崇化二十余载。”晋时，故鄣和原乡是并立的，当时的昆铜昆山，既然是属于故鄣县，则原乡的地方可能，还要往今天长兴县靠，很有可能大半属今长兴，少半属今安吉，才是。

从中平二年起，故鄣、安吉、原乡三县并立。其中，故鄣又有所变动，在南北朝的宋时期，曾划分广德和故鄣的部分地方，设立石封县，陈灭后改为绥安县，至德二年（757）九月，又改为广德县。其根据是《旧唐书》志第二十地理三：“广德，汉故鄣县，属丹阳郡。宋分宣城之广德、吴兴之故鄣，置绥安县。至德二年九月，改为广德，以县界广德故城为名。”以及《隋书》志第二十六地理下：“绥安旧曰石封，平陈，改名焉。梁末立大梁郡，又改为陈留。平陈，郡废，省大德、故鄣、安吉、原乡四县入焉。”此处的大德疑当作广德。这样，看来从宋到唐初，广德、故鄣、安吉、原乡并立。那，故鄣是何时被归并的呢？以我看，当再武德四年。理由，《旧唐书》志第二十地理三：“长城，晋分乌程置长城县。武德四年，置雉州，领长城、原乡二县。七年，州废及原乡并入长城，属湖州。安吉，武德四年置，属桃州。七年，废入长城。麟德元年，复分长城县置。”由此看来，武德四年的变更很大，首先是原乡县归并到长城县；其次是重新设置安吉县，而且属桃州。以此推看，这次可能是把故鄣县南面的靠近今孝丰的古安吉县治搬迁到今天的安城，把故鄣县治也撤归到那里，这样两县合一，属桃州，可能是出于精简机构的需要吧。在明嘉靖年间所编的《安吉县志》中陈良谟的序言中所提到的《古桃州志》，其中桃州这称谓应当是从此出吧！武德七年(624)，则干脆把安吉县拆并到了长城县；麟德元年(664)，又复分长城县，再置安吉县，四十年的时间，安吉隶属于了长城县，后来大概是觉得合并得太厉害，并不方便管理吧，又重新分置安吉县！

  武德四年这样一番折腾，原乡县并入长城县；故鄣县的大部分和安吉合并，形成新的安吉县；这样安吉的地域逐渐增大，已经和今天的安吉县的范围接近，从此故鄣和原乡就从史籍上消失了，故鄣县的另一部分则在南北朝的时候就和广德合并，形成后来的广德县。所以故鄣县的范围，应该是包括今天安吉的全部，长兴以及安徽广德的部分地区无疑。有说还包括郎溪，我还没有发现材料来证实，暂且不表。

三

 汉初故鄣郡属荆王的封地，依据是《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一下：“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参等为通侯。诏曰：“齐，古之建国也，今为郡县，其复以为诸侯。将军刘贾数有大功，及择宽惠修絜者，王齐、荆地。”春正月丙午（公元前195），韩王信等奏请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后来，淮南王反，荆王被杀，故鄣郡归吴王刘濞。依据是《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秋，淮南王英布反，东并荆地，劫其国兵，西度淮，击楚，高帝自将往诛之。刘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气力，以骑将从破布军蕲西，会甀，布走。荆王刘贾为布所杀，无后。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吴王刘濞反，败，故鄣郡则属江都王刘非的封地。所据是《宋书》志第二十五州郡一：“秦鄣郡……汉初属吴国，吴王濞反败，属江都国。”武帝元封二年故鄣郡更名丹扬郡，属扬州。依据是《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所云：“丹扬郡，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扬。属扬州。”成帝鸿嘉二年（公元前19年），故鄣县则属广德王国。依据是《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丹扬郡，故鄣郡。……成帝鸿嘉二年为广德王国。”建安十三年，故鄣县属新都郡。根据是《后汉书》志第二十二：“建安十三年，孙权分新都郡。十六城……故鄣”。东吴时故鄣县属吴兴郡。据《晋书》志第五地理下：“吴兴郡吴置。统县十……故鄣、安吉、原乡、长城。”晋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阳为宣城郡，治建业。故鄣县属丹阳尹。所据是《宋书》志第二十五州郡一：“丹阳尹，秦鄣郡，治今吴兴之故鄣县。汉初属吴国，吴王濞反败，属江都国。武帝元封二年，为丹阳郡，治今宣城之宛陵县。晋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阳为宣城郡，治宛陵，而丹阳移治建业。”到南北朝的宋，又升为丹阳郡。依据是《旧唐书》志第二十地理三：“广德，汉故鄣县，属丹阳郡。宋分宣城之广德、吴兴之故鄣，置绥安县。”南齐时故鄣县属吴兴郡。据《南齐书》志第六州郡上：“吴兴郡：…… 故鄣、安吉 、原乡”。 梁末故鄣县属大梁郡，陈故鄣县初仍属大梁郡，陈灭后改为陈留郡。隋废陈留郡。依据是《隋书》志第二十六地理下：“绥安旧曰石封，平陈，改名焉。梁末立大梁郡，又改为陈留。平陈，郡废，省大德、故鄣、安吉、原乡四县入焉。”武德四年置安吉，属桃州。武德七年，废入长城。麟德元年，复分长城置安吉县。依据是《旧唐书》志第二十地理三：“长城，晋分乌程置长城县。武德四年，置雉州，领长城、原乡二县。七年，州废及原乡并入长城，属湖州。安吉，武德四年置，属桃州。七年，废入长城。麟德元年，复分长城县置。”宋改湖州为安吉州，属浙西路。。按《宋史》本纪第四十一：“冬十月甲申，诏《宁宗御集》阁以“宝章”为名，仍置学士、待制员。辛丑，又雷。辛亥，荧惑、岁星、填星合于女，荧惑犯填星。改湖州为安吉州。”又据《宋史》志第四十一地理四：“两浙路。……安吉、常、严三州、江阴一军为西路；绍兴、庆元瑞安三府，婺、台、衢、处四州为东路。”元至元十三年，安吉州升湖州路。据《元史.志第十四地理五:“湖州路，上。唐改吴兴郡，又改湖州。宋改安吉州。至元十三年，升湖州路。”明正德元年十一月升为安吉县尉为安吉州，成化二十三年析安吉县地置孝丰县。据《明史》志第二十地理五：“安吉州元安吉县。正德元年十一月升为州。……领县一：孝丰，州西南。成化二十三年析安吉县地置，属府。正德二年改属州。”清乾隆三十八年，降安吉州为安吉县。据《清史稿》志四十地理十二：“乾隆三十八年，升海宁县为州，降安吉州为县。”

                        四

    从鄣郡到今天的安吉县，其中的变迁甚是繁杂。不过，由郡及县，由县升州，由州降县，是其大概。确切的说历史上的孝丰县的大部分是属于古安吉县；历史上所说的安吉县应该是属于故鄣县才对；历史的原乡县的大部分已经归到了今天的长兴县。今天的安吉县是合并了历史上的故鄣县和安吉县、原乡县以及后来的孝丰县，才具备今天的格局。今天安吉县的疆域基础大部分是在唐武德四年奠定的，其后还消失过四十年，那就是在唐武德七年到麟德元年这段时间，归并到了长城县。所以今天安吉县的历史应该包括原先的故鄣、原乡、安吉以及后来的孝丰四县的历史，才算是完备。了解了这些，对于我们阅读相邦文献和历史著作应该是不无裨益的。

                   西湖诂经精舍

俞楼初成之后，“筑右台仙馆之明年”，诸同人小集之后，酒足饭饱，又至法相寺啜茶。回来的路上，汪柳门侍读徐花农庶常，见“寺之坏垣”之上有残砖一枚，取之，“福寿二字，完备无缺”，“其笔意非隶非楷，亦颇古雅”。两人大喜，“袖之以归”，且留置山馆，说：“敬以为先生寿”。“越五月，同人又在俞楼的后山上得摹崖四大字”：斯文在兹。这是皆大欢喜，仿佛上苍眷顾。曲园先生说：“福寿二字，犹可窃为自娱，斯文在兹，万难干于取戾，斯举可不必也。”祈福寿是人之常情，斯文在兹，曲园先生说这样的话则是万万说不得的。谦虚而果决。

    同治七年，曲园先生来“主讲西湖诂经精舍”。俞楼就是精舍，精舍就是俞楼。“盖俞楼之作，发端于徐华农”，“名虽三楹，实则两楹”，后来彭雪琴侍郎巡江路过苏州，见姚夫人身体欠安，“力劝使至俞楼养疴”，但到杭州一看，俞楼之小，“不足以居眷属”，于是“出资增筑其西偏之屋”。所以曲园在《百哀诗》中云：“添筑西头两间屋，多情更感老彭铿。”所说的就是这件事，感激之情跃然可见。第二年，又添了西爽亭。接着辛巳年的夏天吴叔和寿臧又在俞楼和西爽亭之间的空隙，帮助建了“伴坡亭”，再后来，又有了“灵松阁”、“小蓬莱”，“从此，俞楼之胜，又增于昔”。曲园先生“每日凭栏俯瞰，湖光山色，皆在几席间”，其乐也无边，浮思也联翩。第二年正月，杭城元夜张灯，有人以“俞楼经始”四个字隐射《四书》中的两个人名：徐辟、彭更。曲园先生说，“其寓意亦可云巧矣”，但，“须增一'吴充'”方符事实。

    曲园先生说，“湖上楼成”，一时之间楹联赠者极多，但是“推崇过甚，非鄙薄所克承当”：“神祠中楹联，固多谀词。然神像乃土木偶耳，偃坐其上，不知愧也！”但“余则非土木偶，朝夕出入恒于斯，对此诸联视，吾色不且赧赧然乎？”“诸君何恶作剧如是也。”他最喜欢的是冯听涛检讨的句子：“诸子群经平议两，吴门浙水寓庐三。”曲园先生一生著述等身，其中尤以《群经平议》三十五卷和《诸子平议》三十五卷，影响最为深远而广泛，奠定了他一代经师的地位。苏州的曲园，杭州的俞楼、右台山馆鼎足而三，皆是其寓庐，所以这两句算是纪实，也正挠到了曲园先生的得意之处，难怪先生喜欢。“正拟寄书都门，属其写为楹联”，“书未发而听涛之讣至”，不禁为之泫然不已。

    潘少梅从旧市上得印章一枚，文曰：“西湖长”。“棱角刓敝”，“篆文颇为古雅有致”。曲园先生说，西湖长虽然不敢当，但“年来适为西湖诂经精舍山长，未始不可窃以为自娱也。”当年薛慰农观察主讲杭州崇文书院，“倩人刻此印”，结果“屡刻屡不当意，遂不复刻。”后来他移席金陵惜阴书院，却榜之曰：“何必西湖”。曲园先生说“憧然有会前语，信乎人生所至，莫非缘也！”不过话又要说回来，西湖长，终究如东坡如慰农那样“曾官斯土者，方称之”，“终非山中人所当用也”。“飘零书剑，老作西湖长”，曲园先生说自己竟然“居之不疑，可一笑矣！”曲园先生主持诂经精舍三十余年，管领西湖的秋光春色亦三十余年，皤然一老，确然可称“西湖长”了。

     西湖诂经精舍的高弟自然满堂：潘鸿、陈殿英、吴昌硕、施浴升、戴望、黄以周、朱一新、施新华，无一不是千里之驹，其中尤以黄以周、吴昌硕、朱一新的名声最大。戴望，德清人，周中孚甥。“其所讲肄，多与世违，辄落落寡合，竟以此弗克伸其志。”后来“留心兵农礼乐诸务”，“晓然于民生利病所在；慨民柄之不申，嫉国政之失平”，所著有《谪麐堂集》若干卷。黄以周，字元同，号儆季，又号哉生，定海人，父黄式三。江阴南菁书院任讲席十五年，搜集汉至清代典章制度，撰《礼书通故》一百卷，还著有《子思子辑解》七卷、《军礼司马法》二卷、《经训比义》三卷及《儆季杂著》若干卷。朱一新，字鼎甫，号蓉生，义乌人。主广雅书院。著有《无邪堂答问》五卷，奏疏一卷，诗古文韵杂著八卷，《京师坊巷志》四卷，《汉书管见》四卷，《清史稿》有传。施浴升和吴昌硕有同乡之宜，“同肄业西湖三年”，吴昌硕正是在其影响之下“于诗略窥门径”，所以一直说自己“接孝廉在师友之间”。陈殿英，字桂丹，号？庵，斋号铁耕楼，事迹详见吴昌硕的《石交录》。他博学工书，篆刻绘事皆造其妙，在诂经精舍中被目为高材生，“每试比冠？辈”。吴昌硕和他“过从甚密”，当时他刚开始学分篆刻印，“数有请益”，桂舟则为之“讲授指画不倦”，看来诂经精舍的几年对吴昌硕而言，很是重要的。

     同治己巳，江宁、苏州、杭州、武昌四书局会刻《二十四史》，曲园先生参与此事，总办杭州书局，所刻诸子诸史，当时均称善本。曲园说湘乡公“喜谐谑”，曾经戏曰“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吾皆不为也“。李少荃是中兴名臣，曲园先生说：“乃与中兴名臣同一拼命，岂命果有贵贱乎？”谦逊之中有自信。勋业、文章谁能兼得？

豆

簃

观塘先生的《大鹤山人用印拾零》再次勾起了我对郑文焯的一些兴趣，因为他和缶庐有过一段交往经历，故一直在收集些材料，想写写这位诸艺皆精的旗人子弟。

                                                一

   郑文焯通医术，他说“扁豆不但可以充蔬，且有治病之功效。”：补肺开胃；下气止呕，清暑生津；安胎去湿；去时痢；健脾止泻；治恶疮、血崩；解砒霜毒、六畜肉毒等，可以活人无算。所以他颜其医室曰“豆簃”，并且在庭院内，植以扁豆，“绿蔓篱落”，“夏日纳凉其下”，算是一举三得：“扁豆花垂丝宛转，苍藤阴覆影葳蕤。待逢长夏清闲日，结绿成天暑不知。”

   郑文焯字俊臣，号叔问、又号小坡。别属很多：大鹤山人、鹤、鹤公、鹤翁、鹤道人、冷红词客、樵风园客、老芝、江南退士等；斋号除豆簃之外，还有：石芝西堪、大鹤山房、瘦碧盦等。

豆簃生平著书甚富，“自写定书目凡三十九种”，至今可知的仅存其半。“生前已刊者”就有《大鹤山房全集》凡九种：《扬雄说故》一卷；《高丽永乐好大王碑释文纂考》一卷；《医故》二卷；《词原斠律》二卷；《冷红词》四卷；《樵风乐府》九卷；《比竹余音》四卷；《苕雅余集》一卷；《绝妙好词校释》一卷。之外还有：《瘦碧词》二卷；《汉魏六朝书体考》；《草隶辨》；《大鹤山房读碑记》；《环宇访碑录续补遗》；《石芝西堪藏印》；《大鹤山人遗书》；另外应该还有《空谷流馨集》；《苕雅》若干卷；少作《琴言》一卷，“以伤绮弃之”。据说“身后遗稿，悉为康长素取去。长素谢世，长物飘零，大鹤著述亦随之而散矣。”他还是无所不能的艺术家、、词人、学者、诗医。“凡花鸟山水人物，着手立就”；学琴於江夏李复翁，一次讨论古音，忽然大悟“四上竞气”之旨，对《乐记》多有发明，故“其为词，声出金石，极命风谣，感兴微言，深美闳约”。所以冒广生“谓其所著《瘦碧》、《冷红》诸词，规抚石帚，即制一题，下—字，皆经意为之。清代词家虽多，若精究音律，深明管弦声数之异同，上以考古燕乐之谱者，凌次仲外，一人而已。”这是很高的评价。

                                         二

     豆簃是入《近代印人传》的人物，他的印风徘徊在“二金蝶堂”和“缶庐”之间：婉约之处似吴带当风之美，豪放之处有关东大汉舞琵琶之浑。前后海派的两位领袖，对这位来自奉天铁岭的北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难怪后来客居吴中三十余年而乐不思蜀，看来并不仅仅是山色水光的吸引所致，秉性之中有的是弱柳扶风的妩媚有的是淡妆西子的娇柔，难怪词填得那么情致款款心意绵绵。他六十一岁时所刻的“铁尊者”一印，边款云：“忆昔壶园隣柳巷，过门呼酒相从。苍寒云壑满奇胸，高怀长伴鹤，妙手本雕龙。而今偕隐淞滨老，故庐都付秋蓬，书师樗散两心同。不逢青眼答，还对黑头翁。调寄临江仙。断此以博缶翁道兄坩掌一笑。”拊掌之间消磨了两人近十二年的岁月差离，跃然可见的是深情是谦逊。两人一生赏梅写梅咏梅，最后托身在香雪海的超山和邓尉，缶庐和豆簃“梅知己”情怀自是越人一筹。

   吴昌硕苦铁、王大炘冰铁有“江南二铁”之目。豆簃和冰铁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他尝为《王冰铁印存》作过序言，极尽揄扬赞叹之辞：“如风云列阵，奇正相生，综丁黄诸家能事之长，握秦汉两朝刻符之枋。”冰铁之印深契於让之、缶翁二家，气息和豆簃仿佛之间，西冷诸子的流风也沾濡了不少，惟略逊于变化而已。其推许如此，其中不仅仅是性情接近，臭味相投，更重要的是可以引起共鸣的艺术见解：“治印之难，合天资、学力、精神、兴会又须博之以篆文，驯之以腕力，然後触锋廉断，随势曲赴，尽其一臂之敏，兼有众技之长。”这是深得冰铁那辈印人认可赞许努力为之实践的艺术理想境界。

    《石芝西堪藏印》我是没有读过，鹤庐鲍廷博先生说“上海古籍书店藏郑印很多，曾出过原钤印谱”，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媲美《石芝西堪藏印》。豆簃的自用印除了自己镌刻之外，应该是吴昌硕和王冰铁所刻的最多。检《吴昌硕印谱》吴昌硕为其所刻可以确定的有十三枚：郑文焯、郑大鹤、鹤道人、叔问、小坡、冷红词客、江南退士、老芝无恙、瘦碧闇所得金石文字印、石芝西堪读碑记、石芝西堪考藏模本、大鹤天隐者、鹤道人年四十以后所作；疑吴昌硕亦为其所刻的有：鹤公长寿和石芝供养。检《王大炘印谱》有：（待印谱收到后补上）

                                    三

    一九0五年乙巳之秋，豆簃在“激流植援，旷若江村”的姑苏城外“吴小城东”，“诛茅”，“新营所住”。吴小城据《越绝书》：“城周十二里，高四丈七尺，门三皆有楼”；《虞览家记》说是吴王阖闾所建，秦始皇的时候因为不慎失火，被烧，仅存门楼。汉唐宋的时候是“郡僚宾燕”之所；明初的时候仅剩“南门颓垣”。豆簃得此“经构”，并且“证以图经”，于是”五亩之居，刻意林谷”，“挽可以钓，游不出户庭而山泽之性以适”，且可以“发思古之幽情”，难怪一居三十余年，乐而忘返了。

     词对于豆簃而言，信手可以拈来：个人的点滴经历丝毫的心情，大多可以在其中找到丝丝痕迹。他平生所填的词不下于五百四十七首：一八八九己丑年以前成《瘦碧词》四卷凡六十七首；一八八九己丑年讫一八九六丙申年成《冷红词》四卷凡一百四十五首；一八九七丁酉年讫一九0一辛丑年成《比竹余音》四卷凡一百六十二首；一九0二壬寅年讫一九一一辛亥年成《苕雅》若干卷凡一百七三首；其后还有《苕雅余集》一卷若干首。这是豆簃从三十四岁到五十六岁以后这段时间的词的数量，还不包括之前的词作，数量应该是相当可观的。当然客居吴中的三十年才是他填词研词的高峰，先和“侨吴城南乌衣桥”的张子苾相与唱和；后和湘潭的王壬秋、半塘“行吟连句”；晚年朱彊邨“？听枫园为行窝”，两人如鱼得水，互为莫逆，唱和尤多。诗朋酒侣“云唱雪和”，在加上侍儿前有阿怜后有可可，倚红拥翠，浅斟低唱，难怪俞曲园要说：“入其室左琴右书，一鹤翔舞其间，超然有人外之致，宜其词之工矣！”

     “辛亥革命後，先生以渊明自比。清史馆聘为纂修，北京大学聘为金石学教授，皆婉辞不就。”可见豆簃的金石学知识很是渊博的。曩见某拍卖公司成拍过豆簃所藏砖拓数枚，均精美异常，内容为“高句丽好大王墓砖文”、“五凤砖文”、“铁浮图”等砖的拓片。收藏印记款识累累，实在是大好的东西。嘉乾以来，许多词人都擅长咏传咏碑，抖落了一身的尘埃，给这些古物添了无限：秦皇汉武的满壁风骚和宋词唐诗的轻灵文雅。

     乾嘉以来在朴学的影响之下金石之学大盛，尤其是道光年间的杭、湖、嘉、苏为最盛。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运动波及这些地方，给予重创，故人物凋零，收藏散失，金石之学为之一衰。一八七二同治十一年以后，乱后重生，收拾江山，金石学家们看好苏州的富庶和繁华，逐渐聚集到苏州及附近，如吴愙斋、潘郑盦、吴平斋、杨见山、吴缶庐等，豆簃以自己在词学和金石学上造诣，厕身其中，自是游刃有余，受益也自然是匪浅了。

     关于豆簃的生平事迹比较详细的有：康有为《清词人郑大鹤先生墓表》、孙雄《高密郑叔问先生别传》、戴正诚《大鹤山人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