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孟在1967年5月至11月间，曾任“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
肖孟在法庭上作证说：“1967年9月3日晚上，康生打电话通知我到钓鱼台的住处去一趟。等了很久，康生叫我上楼，楼上只有康生和江青二人，江青说：‘今天晚上不能专案组要写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案了。逮捕王光美的报告要赶快搞出来。’我当时感到很惊讶，因为很多调查工作还没有进行，更没有确凿的材料，报告很难写。但是明知这不写不行，又不敢不写，便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尽管写了‘基本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但是江青看后划了个‘？’”
肖孟说，他知道江青生气了，不敢再去问。拿着报告去找康生。康生看了说：“你们写的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体会我和江青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康生说：“报告你们不用搞了，我亲自写好了”。后来，这位制造伪证不力的专案组组长被江青清除出专案组，并被关进监狱五年之久。
肖孟说，事后我们看到康生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不仅肯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还硬加上“日本特务”和“蒋帮特务”。在康生的报告上，有江青的亲笔签名。“由此可见，诬陷王光美是‘特务’，完全是江青、康生一手策划制造的。”
江青在炮制完毕对刘少奇诬陷、栽赃的三份所谓“罪证材料”时，1968年9月16日在材料上作批示，记录下了自己的“成绩”，她半得意半疯狂地写道：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隐藏如此深，如此久，如果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能暴露和揪出来？
江青只顾眼前不顾历史。人们不禁要问，是谁把刘少奇提到这样高的位置的？提拔刘少奇的这个人如此失察，一定是个大白痴、大混蛋；长期以来领导刘少奇的，也就是刘少奇的“上线”，一定是个更大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江青丑表功，想给自己的丈夫脸上擦粉，却把丈夫的面目涂黑了。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原中央委员97人，去世10人，被打倒47人，实到中委40人，不足法定半数。从候补中委19人中，挑选了10人（而不是按顺序）递补为中央委员，使中央委员人数达到50名，稍稍超过半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74人列席会议。
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通盘考虑：“我们估计大概要搞三年，到明年夏天差不多了。”会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通过了江青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告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人证、物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公报说，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通过时没有表决器，也不是无记名投票，而是举手表决。在毛林高压之下许多人只好违心地举手；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她就是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这说明了在中共党内人心不死，正义尚存。
刘少奇并没有及时听到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消息。直至24天以后，即11月24日，刘少奇70寿辰这一天，江青安排专案人员给他播放《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公报》录音，刘少奇听完，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高260/130，体温升高到40度。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为共产主义理想摩顶放踵的人，一个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的人，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在自己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后，在自己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挽救了毛泽东所造成的亡党亡国的危机之后，竟是这么一个离奇、荒谬和悲惨的结局。
1969年10月17日晚上7点，奄奄一息的刘少奇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针，用一条棉被裹身，被抬上了担架，让共和国主席卫士长李太和护送，上了一架军用飞机，秘密送往开封。
在开封市人民政府大院（已经清空无人）的东北角，有一个独立的小院，解放前看是金城银行的金库。小院的每个屋门，都由厚厚的钢板制成，窗户上装有拇指粗的钢筋，是插翅难飞的地方。为了万无一失，还在小院四面的屋顶上架了四挺机关枪，派了两个排的解放军看守。这就是囚禁刘少奇的最后一个地方。小院外设有中央文革派来的专司监管刘少奇的“特派员”办公室，从开封陆军155医院调来一位姓刘的医生，两名男护士和两名女护士，组成监护小组。
18日上午8时，经过反复审查挑选的刘医生率领护士们来到刘少奇住的房间。在检查身体之前，先拿出毛主席语录，刘医生念一句。护士们跟着念一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这算是站稳了立场，和病人划清了界线。然后，北京随来的曹护士递上一叠病历，并介绍说：“他原来患有糖尿病，长期用维生素和D860，已经停用了。他现在还患有心脏病和大叶肺炎。。。。。。”
这位刘医生，当然是坚定的左派。但在左的面貌下面，他仍有一颗人道主义的心。这从他写的监护日记中可以看出来。
第七天---1969年10月23日，刘少奇咳嗽复发、刘军医提出为病人化验，透视拍片建议。
第八天---1969年10月24日，上级答复，可以进行一次化验，拍透视片不行。
第九天---1969年10月25日，刘医生为刘少奇化验尿样和血样，他在监护日记中写道：经过化验，总算搞清楚，他得的病本来不是什么难症，只是治疗不及时，才引起多重并发症。加之病人长期僵卧，造成双腿肌肉萎缩，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过多，也被扎烂，使全身血管局部坏死，引起心力衰竭。。。。可是他的生命力还是那么顽强。这从医学角度似乎是难以解释的。
第十天---1969年10月26日，刘医生提出给病人勤翻身、擦洗，防止生褥疮。又准备向上级提拍透视片和会诊。
第十一天—1969年10月27日，刘医生要用D860，但上级不准用。
第十三天—1969年10月29日，病人咳嗽复发。刘医生提出透视、拍片、会诊建议。
第十四天—1969年10月30日，病人轻度发烧，开封药品告急，上级不准购买。
第十五天—1969年10月31日，上午给病人翻身擦背，下午上级通知：病人不适宜透视、拍片、会诊，以后不要再提这样的问题。
第十六天—1969年11月1日，刘医生在监护日记中写道：已经过去第二周了。这一周末，他的病情明显恶化。这不能不说与药物的减少有关。同时，他们又否决了我提出的透视、拍片、会诊的建议。我算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监护，而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
第二十一天—1969年11月6日，刘医生在监护日记中写道：好危险！像他这么大的年纪，身体又那么衰弱，高烧40多度，已近生命的极限。可他的神智似乎还是那么清醒，还是那么主动积极地配合治疗。。。。。。今天，他的高烧总算退了，体温持续在37.2度。他又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第二十二天—1969年11月7日，从北京来的卫士长李太和和曹护士被送回北京。临走时，李太和俯下身子，把嘴凑到刘少奇耳边，轻轻地告诉他要走的消息。
刘少奇脸上表情木然了，两颗混浊的泪珠从他的眼中流出。
曹护士也将脸贴上刘少奇，轻声叮嘱：要活下去，活下去！
第二十四天—1969年11月9日，刘少奇的体温是39.7度。而退烧药已用完，上级不准买，北京带来的D860也被带走。
第二十六天—1969年11月11日深夜，刘少奇嘴唇发紫，浑身哆嗦。
第二十七天—1969年11月12日，凌晨6：40发出病危通知，五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两分钟后，刘医生和护士才赶到、刘少奇是在没有得到抢救的情况下死亡的。
当李太和赶回开封为共和国主席收尸时，停尸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白被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扭曲变形，嘴角流出一片淤血。。。。。。他保卫了多年的共和国主席，就这样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地死了。他带来一把剪刀，给死者剪去一尺多长的白发，剪短了胡须，穿上衣服和鞋子。专案人员照了相，以便向江青和毛泽东交代。然后，把尸体放在担架上，抬上一辆军用吉普，车短身长，死者小腿露在外面，拉到了火葬场。一个排的兵力警备森严，秘密火化。火化单上的姓名是：刘卫黄，无业。办完以后，专案组宣布：谁也不准泄露出去，要用党籍和脑袋担保。
直到1972年8月16日，刘少奇的子女们要求看望父母，毛泽东在专案组的报告上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刘少奇的死讯才透露出来。
历史应该用浓墨重笔记下：毛泽东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非法囚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并将其迫害致死。1966年12月18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一个小会议室里，谢富治、汪东兴召集从中央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来的四名干部开会，宣布成立王光美专案小组，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谢富治任组长。1967年3月21日政治局常委决定把有关刘少奇的材料“叫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谢富治宣布把王光美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1968年2月26日，谢富治在专案组的一份文件上批示：
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当天，一个具有相当级别的七人小组成立了，一个下设15人的彻查办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地时间里，查了1929年前后的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刘少奇“叛变”的任何证据，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书”纯属子虚乌有。
江青不肯善罢甘休。从历史档案找不到的东西，他们要从活人口中挖出来。于是，彻查办把1929年前后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张学良时期奉天军警宪特的名单，以及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从市到县直至城市街道、农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彻查机构，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要求“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
在专案组巫中指挥下，按照他们在北京虚构的刘少奇叛变情节，彻查办公室成立了若干彻查小组，进一步沿着“奉天纱厂—警察局—法院—张学良长官公署”这样一条线，查找1929年前后在其中任职的人员，不管是否了解情况，只要活着又担任过职务的就列为重点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经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为证人搜罗起来。
专案调查尚未开始，巫中就画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他明确提出：“要经过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也要采取一定措施，如斗争会、小型专政等。”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用专人监管，施加压力。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威胁恐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不达目的不罢休。
办案人员对原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书记官（即记录员）刘青第的审讯，在1967年12月14日至1968年1月10日的27天里进行了38次。刘青第本来什么也不知道，只因专案组对他的身份感兴趣，所以成了重点“知情人”。在多次威逼下，刘青第受不住了，说：“我想了，没想起什么来，你们是不是把你时候的事写下来，我签个字行不？”在反复的诱逼、吓唬下，刘青第按照专案组的指点写了“交代”，几经修改，形成“证词”后，立即被当作战果带回北京。
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先后有贾文畸、董仁、熊守成、关庆云四名“知情人”自杀（均未遂）。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刀片割脖子。
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关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这样出笼了。
1968年向全党公布的中央专案小组审查报告，诬陷刘少奇被捕后叛变革命，上书张学良感恩戴德，并在中东路事件中充当内奸等等。在一份所谓“证词”上，证明人写的是原省政协副主席刘多荃，而实际的撰写者却是彻查办和专案组的人。
刘多荃当年是张学良卫队的上校团长，侦破共产党案件这类事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也确实不知道。但专案组急于利用他的身份，就把他监管起来，反复进行威逼、恐吓、引供，拍桌子瞪眼睛，警告他：“不要执迷不悟，如不老老实实写材料，绝没有好下场”，“识时务者为俊杰”，“要老实交代，这对你自己及家庭、子女都有很大关系。”随即没完没了地让他写。刘多荃当时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残酷的折磨使他难以承受，从精神到身体都陷于崩溃。于是专案组看准火候，开始“启发”、“诱导”式的讯问。先让刘多荃回想“918”事变前几年发生的重大政治案件，后来又让他考虑1929年8、9、10三个月发生的大事。要他一个月一个月地说。当他按顺序猜到“9”时，专案组马上告诉：“抓的时间差不多”。
被捕时间解决了，又开始追被捕地点。刘多荃说：“听说破获的案子，一部分是工业区，一部分是日本站，日本站这个重要。”专案组对此不满意，反复追问，进行指供：“纱厂是怎么回事？”刘多荃含糊塘塞地说：“纱厂抓的人与他们是一个组织的。”于是刘少奇被捕地点的问题又算解决了。对被捕者的身份，刘多荃根本不清楚，从当年的审讯记录上可以看到，刘多荃说：“几次谈话你们都让我考虑这个共产党案件是个什么身份的人，在我的记忆里没听到有人向我直接讲；我想不起来，也不能瞎编呀！不过。。。。。我想一定是个大案子，是个东北主要负责人。”在多次诱供之后，办案人员干脆露骨地挑明：“你往最大走资派身上联系过吗？”在这样明显的指供下，刘只好说：“关于最高领导人的职务，我记得当时听他们说书记或总书记。”在专案组的继续“引导”下，被捕人数从十几人逐渐减少到三人。关于释放后的去向，刘多荃说“往西南”，不行！说“送天津或营口”，也不行，最后改为“上北边去了”，“就是为了利用他”。这才使专案组满意了。刘多荃出狱之后，就于1979年5月至11月两次写出更正材料，说他1968年写的两篇证明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的”，完全是虚构的。
为了把证词搞得不露马脚，办案人员在彻查办负责人指挥下。对所谓“证人”的谈话记录进行随心所欲地再加工，把“听说”、“可能”、“如果”等词句统统删掉，再经过赤裸裸地篡改、罗织、生编硬造，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让“证人”抄写、签字、画押。结果，他们送往中央的71份证词中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
定刘少奇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8份主证中7份出自辽宁，另一份就是在北京的孟用潜（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1929年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时，与组织部长孟用潜在奉天纱厂被奉天警察局逮捕。因没查出他们与纱厂罢工事件有关，被取保释放。为了将刘少奇打成叛徒，1967年5月22日，江青控制的专案组宣布对孟用潜进行“隔离审查”。据“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交代，审讯取证是这样进行的：“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时讲不出了，或者讲的不符合专案组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胁他不交代就要升级（逮捕），漫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7天。。。。。。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写申诉翻供了。”孟用潜在被关押期间，先后写了20份申诉，推翻假供，他一再说明这些交代“都是编造的，没有事实根据。”但定案材料附件上还是把孟用潜被追逼7天，在强大压力下写出的假供当作定案的依据。
根据康生的高见，王光美和刘少奇是一案。只要把王光美打成特务，刘少奇就是内奸。1946年国共两党和谈期间，王光美当过军调部共产党代表团的英文翻译。突破口就在这里了。谁介绍王光美进的军调部呢？中共地下党的崔月犁。文化大革命初期崔月犁是北京市副市长，于是，祸从天降，崔月犁被关起来了。对他的审问是这样开始的：
问：“你知不知道美国在北京的特务机关所在地？”
答：“不知道。”
问：“东四六条，门牌多少号？”
答：“我也不知道。”
问：“你数数字，从一数起，数！”
答：“1、2、3、4、。。。。。。。35、36、37、38.。。。。。。”
啪！一个嘴巴，把崔月犁打了个趔趄。
崔莫名其妙，问：“为什么打人？”
答：“你还装糊涂！东四六条38号，你不知道怎么能说38？你早知道38号，为什么不说？然
后又拿出一张照片，叫崔月犁辨识。
崔说：“不认识。”
“会背百家姓吗？背！”
崔月犁像个启蒙童子：“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魏，蒋沈韩杨。。。。。。”
审问者又开打。把刚才的照片翻过来，叫崔月犁念写在背面的名字。
崔念：“杨成祚。”
审问者：“你知道是杨成祚为什么不早说？”
杨成祚，解放前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的老师。杨成祚夫妇有亲属在美国，就变成了美国特务，被投入监狱。要杨成祚承认是他发展了王光美成了美国情报局的“战略特务”。但这还需要旁证。又找出一个无辜的人张重一，让他证明老朋友杨成祚夫妇是美国特务，这样才能把案定死。
那年张重一67岁，患有肝癌、1967年11月9日专案组写给江青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做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10月26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28日转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我们创造了7天的条件，至11月1日死亡。””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的27天中，突审了21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审讯录音带有80多盘。最精彩的是最后的对话。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答：“我。。。。。。。有这个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答：“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答：“还不是信，就是咱们政府公报上我知道的。。。。。。”
这就是江青领导的专案组制造伪证的一个断面，掐头去尾的运用这些口供，内幕之黑暗超过军统。
粉碎“四人帮”后审判江青时，1980年12月3日上午，法庭还就江青伙同康生诬陷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
父亲的墓碑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我写这篇文章就是铭刻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些文字表达的心声，将通过互联网已经传达到了人们的心里了。
前些日子我发表了一篇“寻找骨灰”，是写父亲1958年被打成右派，后随中央机关流放到北大荒，在三年自然灾害时被饿死了。我希望我写的“立在心里的墓碑”，让因饥饿和政治迫害而死的父亲亡灵得到安慰。如果在互联网上而遭遇不测，也算是我为父亲献过身了。
仿佛十分遥远了，细想起来却历历在目。那年我21岁从北大荒回北京探亲，在我找东西时，看到了父亲写给母亲的一封长信，全文共一万二千字。从日期上看，那是父亲去北大荒之前写给母亲的，那时母亲才28岁。父亲临行前写给母亲的却是一封绝笔信，这封信里面的内容，竟然是让母亲和他划清阶级界线和监督改造自己。一场政治运动，不知让多少人让自己的语言与心灵不相通。父亲好像是在幽谷里的鸟，忽地飞向高空，带着土地的记忆远离了人世。这封信在我看来，它是以苍冷的声音叫出天地间的明暗，它凝固了我的记忆。这封信的内容虽然充满政治色彩，但在那个年代受迫害的父亲，很懂得母亲对他爱的一种心理状态。母亲不可能和自己丈夫划界成为敌我关系。所以，其实信内容背后含意是充满了爱、担心、株连和牵挂。当年我看到这封信的结尾时，情不自禁被父亲那种歉悔的语言所感动忍不住掉下了热泪，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为父亲流下的泪水，泪水中充满对父亲那份爱，同时父亲心中无比痛苦和歉疚的声音像一把尖刀刺疼了我的心。
1958年1 月29日，星期三，气候晴
“……我的错误对我们的家庭每一个成员来说也是不光彩的，妳会说我的丈夫是右派，父母会说我的大儿子是右派分子，弟弟们会说我的哥哥是右派分子，孩子们会说我父亲是右派分子。而当他们提起这件事时当然不是什么可以夸耀的光荣的事，然而他们包括妳在内了,只能真正的把我的事实当作一面镜子，每时每刻的对照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从而鞭策自己，自觉的改造随时随地进行“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从而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我想也不能说没有好处。同时把我的事实当作具体教材教育子女及兄弟们也可能是更有说服力的。刘介梅的展览还不是说明了他的教育意义吗？当然刘介梅的错误与我的错误有所不同了，因此我所抱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不单自己要加强改造，同时也要以我的事实来提醒我的亲人，当然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自己的改造问题，而不是去教育别人。妳可以想象我决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把自己的错误看成是无所谓的人。我为全家有我这样成员而感到惭愧、而感到痛心、而感到耻辱。然而是不是因此就在法律上脱离了这个家庭呢？我想没有人认为这种是对的。因此我也就要求全家每一个成员均能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同时又要以正确的态度来督促我努力改造。我要求的不是同情，而是站在人民立场的态度，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革命的促进派，使我更快的从反革命的阶级队伍中重新到人民的怀抱，而在这一方面恐怕妳的责任要重一些。（完）
父亲大约一万二千字的信，以碎片性的哲思颠覆着母亲，强迫她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使母亲失去了心灵深处最后的一点领地。我们第二代人也自我作贱，不断地践踏自己对亲生父亲的那一点点的尊重。父亲处于当时的历史阶段，他的思想意识和思想观念止于1958年以前，后面的2年对于他只是生命的意义，他早已被困在圈套里了。极权制度就是这样使民族性堕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表现的那样疯狂，那样的残忍，正是民族性堕落的结果，也正是极权制度的“政绩”。
父亲1958年流放时我才4岁多，所以父亲的去世时，我没有呼天抢地的哭过，没有过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在我21岁看到父亲的信之前，我没有过想念，没有过悲哀，没流过眼泪，更没有过失去亲人的震惊。而父亲用他生命和泪水，换给了我后来的工作，他却没分享过我挣到的一分钱。
现在改革开放后，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许多，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心里就产生疑惑，那日本鬼子是怎么打倒的？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三千六百多万因饥饿而死，七分是由于人祸造成的。我亲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尤其是前些天，新浪把我“播客”里“百年中国”的记录片几乎全部删除了。我才明白，近百年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编的。人就是这样越是遮遮掩掩事情，当事人就越想知道事情的本来真相。最近我看了几本书，弄清楚了父亲死时的社会背景。虽然现在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但我对父亲死的思考日益深入思念也日益加深了。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 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是的！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个媒体敢于揭露，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
在我的心中永远保留这块墓碑，铭刻心中的碑文是让家人和人们记住黑暗和罪恶，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
16岁那年，应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不应该承受的也承受了。在学校第一批发展五名红卫兵，因政审我被拿下来了。到了兵团后，其他四名红卫兵被分配在团部的工厂，而我被分配在条件最艰苦的农业连。
1969年8月25日我离开了北京，27号下午到达了中国东北部的迎春火车站。傍晚汽车把我们送到了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连队早已为我们新到来的知青盖了一排土坯房。当我们真的从首都北京来到兵团连队时，神奇的光环很快就消失了。我们极不习惯眼前这满目荒凉的地方，屋里没有电灯，房前是一片玉米地、土坯房、大通铺。我们一行人男生女生就这样被安排在一栋房子里。在学校军代表做动员报告时听到的像是到部队，此时大家心里最大的感受就是上当受骗了，心里产生了极大的落差，失望、灰心、迷茫。这时有的女生开始哭了，想家、想亲人、想要回北京。我们必定才16岁还未成年，我们当中有的女生还未来月经。
尤其是接下来，我们的哭声一直伴随一种奇怪的声音，使人感到很十分的恐怖，这声音是从屋顶发出的。原来这“背景声”是因为新糊的顶篷，面糊里没有放药，这是老鼠啃面糊的声音。大家眼里含着泪水往有声的地方看，借助微弱的灯光看见顶蓬的报纸有一个小洞，洞口一个白色东西在动，大家都吓坏了！一名知青用衣服架敲一下。这时老鼠在顶蓬里乱跑，震动报纸发出很低沉的声，链上刚才的背景音这次是大提琴声。由于顶蓬的龙骨宽窄不一，跨度大的地方，报纸承受不住老鼠的重量，突然老鼠从顶蓬上摔了下来掉在了一只皮箱上，一声大鼓的“咚”声，好似使整个房间置身在一个山洞中，漆黑、寒冷、凄凉、空旷。几秒钟后，女知青们发出了极高频率分贝声似乐器的“镲”声，惊动了隔壁房间的男知青们纷纷跑来。男知青的到来并没有安慰女知青，反而男女哭声再一次组合成一种和声。从而整个房间呈现出另外一种求生的感觉，那是生命本质和人性的释放，它是生命的原始意义。二天二夜的硬座火车加上30多里的公路，此时，我们的精神和肉体如同被强奸一般。
初到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天没有煤，也没有柴禾来取暖。连长安排知青2、3人一组拉着爬犁到大山里去寻找木头。我们第一次走进着深山老林找木头没有经验，当地的老职工都是前几年偷偷的的把活树伐倒后，做好记号等木头干了，到了冬天再用爬犁拉回家。而我们只找到一些又湿又糟的朽木。入冬前连队为我们宿舍砌火炉，我们宿舍一进门两侧就是大通铺，火墙砌在地中间前面有一个烧木头的火炉。我们拉回来的木头根本点不着，大家轮换着用扇子不停的扇风，可火炉还是从四处冒烟。我的两只眼睛一刻不停的流泪，那些日子眼泪快把我淹死了。我的眼睛漫漫的发展到不能闭上，大多数知青都得了眼角膜炎。最难熬的是每天睡觉闭不上眼睛，（因眼角膜发炎，一合眼就压迫眼球流泪）每天睡觉时必须先用手揪着上眼皮，等睡着了手就自动放开了，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快一月。不知是哪个团发明了“地火笼”并进行推广，团部下来指示，知青点采用“地火笼”方式采暖。于是又把刚刚砌好的火墙全拆了，地中央挖一个大坑，用砖砌成一个像今天的暖气沟，上面盖好后，然后从房子外往地沟里送豆秸，专门有一个人负责烧豆秸供宿舍取暖。就这样我们艰难的渡过了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天。
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和苇塘。
………………
《北大荒》歌形象的描写了北大荒当年的恶劣气候, 真实反映了北疆黑土地的原始风貌，豪放浓郁，满纸淋漓，非“驱而北者”，是写不出来的。
北大荒8年的经历，我体会最深的不是劳累、想家、寒冷，那都比不上北大荒号称“三害”的蚊子、小咬、瞎蠓更可怕。如果下雨前没有一丝风，蚊子、小咬就像空气，它能把整个人包上一层蚊子衣。北大荒的蚊子比北京蚊子大、凶狠、疯狂、它只要闻到气味不会在空中盘旋，它会毫不思考不犹豫将长长的针扎进很厚的衣服里去，不像城里的蚊子机敏不容易打死。他活动的时间是在天黑以后，成群结队的蚊子向人身体的各个部位发起轮番进攻。我们要看露天电影必须是穿上雨鞋、厚裤子、手中拿一把扇子，否则你是一分钟也看不了。如果是上厕所接大便，你就得一刻不停地用手驱赶，顾了脸顾不了腚，那样子狼狈极了。
刚到北大荒的第一年，我们知青宿舍房前是一片玉米地。每天收工后要想洗洗，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用敌敌畏倒在一张报纸上，下面点上一支蜡烛来蒸发敌敌畏，等到满屋子里都是烟关上门，几分钟后打开门放烟，然后用扫把扫去桌子上的一层死蚊子。洗完后每个人再抖掉床上的蚊子钻进自己熏黑的蚊帐里，点上小煤油灯给家人写信那是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记忆中有一次下雨前我们抢收小麦，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像一幅油画，麦穗直挺挺的竖立着没有一丝微风。天气又闷又热使人透不过气来。成千上万只蚊子贴在脸上几乎看不见皮肤的颜色，我们每个人定额5垄地，双手只能拼命的割麦子，任凭蚊子在脸上千窗百孔的打眼。如果用手去打脸上的蚊子会满手的血，紧接着又是一群穷凶极饿的蚊子覆盖在脸上。会抽烟的人嘴一直吐着烟雾来驱赶蚊子，可怜我们这些女知青收工时，眼睛肿成了一条缝，嘴唇肿的几乎挡住了鼻子的呼吸，整个脸被蚊子叮咬的皮肉，硬的吃东西都很困难。
大家都知道蚊子叮了很痒，可有谁知道第一层包上再叮一次，再再再叮上N多次，人是什么感受？那次割麦提前收工了2个小时，肿大的脸是深红色的、灼热的脸表皮锃光瓦亮。要问我当时最想做什么？我只想要一根缝被子针在脸上乱刺，那一定会很舒服！因为疼痛比痒要好受。我们同宿舍的人曾用梳子对皮肤进行摩擦，直到皮肤流出血来。那些年北京人都住平房，人人都要去澡堂洗澡。去过北大荒的人不用说话，脱下衣服浑身上下皮肤上满身都是黑点的准是北大荒回家探亲的。
中午太阳出来后是瞎蠓（牛虻）逞威的时段，瞎蠓个头比蜜蜂大。喜欢往拖拉机、汽车驾驶室里钻，更喜欢叮牛马，尤其是毛发深的牲口。当然，人如果被瞎蠓咬上一口，肿大的红包会持续一个星期。有一次我给鸡舍拉饲料，本想牵一头白色的牛，可是已有人用了，我只好牵黑牛了。出发前我从树上折下一枝有丰满树叶的树杈用于轰赶瞎蠓，夏日里烈日炎炎，成群的瞎蠓黑压压的一片，在牛车前后嗡嗡的叫，好像大型飞机的发动机声，牛用尾巴不停着抽打着自己的身体。我拼命的用树枝驱赶着牛身上的瞎蠓，但是牛肚皮下的瞎蠓已是厚厚的一层了，它们不停着叮咬黑牛的小鸡鸡。不一会牛的肚子就鼓起来了鲜血淋漓，我怎么抽打黑牛它死活就是不走，我再用力时那黑牛突然惊了，狂野发疯般的在公路上飞奔。公路是用石子铺的路，牛车的轱辘是木头的，我坐在牛车上任凭车上下颠簸，我像一台摇煤球机器里的煤球无法控制自己。牛飞奔向着马号跑，路边的人高喊：“快把脚缩回去！”原来我坐在牛车的一侧，马号的大门比车板窄，牛可以冲进去而车箱进不去。那一次我吓坏了！如果不及时把腿缩回车上，一旦车板撞到了门框上我的双脚就没有了。
北大荒最难对付的要算是小咬了，这种小咬外形比蚊子小得多，似树上的腻虫，学名就是《北大荒歌》里的“蠛蠓”。咬起人来凶狠无比，专门往人头发里钻、咬眼皮、咬嘴皮。小咬钻到头发里，它的痒与蚊子痒的不同之处它是立体痒，也就是说蚊子的痒是往外延伸，而小咬的痒是往深处延伸，撞头是止痒的好办法。小咬的活动时间是在清早和傍晚，补缺了蚊子和瞎蠓的时间。
当然夜里还有跳蚤咬，正好一天二十四小时4班倒。我经常洗被子不是因为它脏了，而是被子上都是跳蚤血。说一件很可笑的事，我们女生宿舍是通铺。我夜里很少被跳蚤咬，但被子上的血很多，而我旁边的人浑身上下都是包，被子却很少有血。这是奇了！最后分析来分析去，得出的结果是：跳蚤在他的被窝吃饱了，然后到我的被窝里WC。
时至今日，这件事始终还是个迷，写此文章也是想让网友帮助我解开这40年的迷。
最后还是用聂老的这首诗做结束语：
多年后，繁感伤，不解何处曾荒凉。
这首《北大荒歌》于1959年3月4日写于黑龙江 虎林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像是预示将有暴风骤雨的到来，果然政治形势急转天下，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开始了。我在师部的调令扣压了长达7个多月后又退回北京进行复查，（已经退回过一次了）有上一次的教训，母亲在北京早已用送电影票的方法（看电影是当时生活娱乐最好的方式，因为没有电视没有其它文化娱乐），贿赂了办事处知青办的人员。所幸，我幸免了一场大灾难，否则我可能会发疯，要么就得神经病。知青政策反复多变，忽而说上山下乡是战略措施；忽而又说是权宜之计；忽而说可以办病退；忽而又说不办返城，只可调换。有人说：“知青政策是朝定夕改，像孙猴子一天七十二变”。这就增强了知青和家长的恐慌心理。从1975年到1976年等待命运转折的2年里，我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当我到团部办完了手续，心情无比的激动和幸福，我将要回北京了！永远告别这片吞没我整个青春的黑土地，我发誓永远不坐往北的火车，再也不想让自己的灵魂不得安宁。
在我之前走的知青在最后离开知青宿舍告别时,大多数人都流下了泪水。我发誓要高兴的离开，微笑着告别我的战友。我1976年底就办完了回京的手续，可以高兴的回家过春节，因工作的关系我一直拖到了1977年初，大家都过完春节回来后我才走的。连长很感动亲自开着铁牛为我送行，当我最后一次坐在铁牛车上，看见知青宿舍的房屋渐渐远去，曾经的村庄逐渐模糊，铁牛发出唋唋的声音吐着黑烟时。我才意识到此景是那样的熟悉，过去多少次重复这样的场景，今天是那样的与以往不同。一排排闪过的扬树好像在向我招手告别，我心里在呐喊：再见了黑土地！再见了我的战友！微风从我的脸庞吹过，我闻到了城市的花香味。飘飘然中我似乎听到死去知青的灵魂在向我说：“走吧！走吧！灵魂在这里得不到安息！”。我终于坐上了回京的火车，我为这死去的青春出现了回光返照而激动不已。在飞驰的列车上我好似听到被抛下的同伴无奈的辞别，山林的寂寞和田野的空旷在等待着他们扎根，而我飞向城市的心情是何等的轻松和畅快！
我终于逃离了北大荒，放弃了我的爱情，只是不想在北大荒安家。放弃一个有爱却无缘的人；放弃我投入却无收获的感情；放弃了我曾经心灵的期望。我还算是比较有理智的人，不会因情感迷惑了头脑。在那个商业味匮乏的年代，爱情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是精神的寄托，它是最完美和快乐的。很多人会为爱情冲昏了头，“智商”会降到零,甚至有的留下了“孽债”造成了许多悲剧。我一生放弃过许多次感情，曾经的感情本想让它成为永远，过去了这么多年，才发现才懂得：原来想放弃的感情却不一定忘记的了。想牢记在心中的也不一定就真正铭刻在心里。
我在北大荒生活的8年片断，是我生命中最有决定意义的片断，因为它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曾经恶恨恨地离开了北大荒，发过誓今生今世再也不回北大荒，永不再回这鬼地方——我们的流放地；再也不愿回忆那段曾经的经历；不想到了暮年,曾经的磨难还出现在梦中；虽然梦里的我总是在惊悸、沮丧和绝望之中。但是，毕竟那片黑土地是我挥洒了8年青春岁月的地方，不管怎么说，那算得上我的第二家乡，有很多难以忘怀的记忆魂牵梦绕。我青春最美好的年华；我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我的初恋和我的激情都曾经留在了那片黑土地。那里曾经有过我的梦想；有过我的奋斗；有过我的激情；有过我的思念；有过我的悲伤与无奈。所有曾经去过北大荒的知青在回到大城市后，都无法摆脱对那段历史对自己终生的影响，也无法忘记北大荒青春的记忆。
回京后我干了2 年临时工。1979年中央落实政策办公室通过公安部找到了我们家，为我父亲的问题平了反，从此我正式调到父亲原工作单位，中国兵器部办公厅的一个部门工作。人生的大起大落，我从一只丑小鸭变成了一只白天鹅。1980年我分到了楼房，每天坐着高档的班车上下班，坐在高高温暖舒适的大客车里，我俯视着窗外穿棉大衣骑自行车的人们，眼前模糊的出现了北大荒农民锄地的景象。巨大的反差使我心里还没有来的及适应这种环境，我与计划体制时机关干部坐车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他们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事，部里的司机班与老干部局司机加起来有几十人。而我是从社会最底层过来的人，每个星期周末下午部礼堂放电影、春游、秋游部里有专车接送。我享受着这种春天般的温暖的同时，这种腐败现象却一直冲刷着我的心灵。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个方面开始步入了正轨。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学历、知识、技能是工作和生活最基本的要求。文革十年，我们这一代人被耽误了整整十年。我刚工作就面临着要考文凭、要考技术职称、要结婚生子的巨大压力。年轻时的上山下乡和文革灾难的旧创未愈，后半生更严酷的生存拼搏又开始了。一切归零，从头再来。很显然，命运不公平，我已经处于劣势，要与后我10年的人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学习。我一下子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又转变到紧张的脑力劳动。1982年从我怀孕起开始学习文化课，初中三年的课程我用了三个月拿下了文凭，高中自学考试用了2 年、39岁上英语大专时，我的同桌比我小20岁。我努力学习各种专业技术，当时孩子还小如果没有农村吃苦的经历，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坚持下来。
1989年“6.4动乱”期间，我正在考技术等级本，学习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长安街每天成千上万人游行，我们上课时课堂里不时传来一阵阵的口号声。6月5日是实操讲座，6月4日傍晚天安门发生了重大事件，没人通知我们第二天还上不上课了。6月4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高音喇叭的讲话声，不时从我家的窗户外传来，好奇心驱使我跑到街上。我在北太平庄大街看到一辆辆军车急驰而过，车上的军人全副武装手中拿着枪。长长的车队驶过一眼看不见头，想过马路的人焦急的等候，一个女孩听说要去医院很急，推着自行车想马上窜过马路，军车没减速一个活生生的女孩就这样被撞了，我看见地上有血、眼镜和鞋子。6月5日清早，我和先生大胆的骑着自行车往天安门的方向走。文化宫早已封闭了，告诉我们上课地点改在龙潭湖。我们骑车一路向东南，看见南池子的红墙上弹痕累累，崇文门的过街桥下面吊挂着烧死的尸体、马路中间是被装甲车压烂了的各种路障、东单的交通岗楼烧的一片狼藉。我们不敢走大路一直穿胡同，但还是遇见了军车，车上的军人手持的冲锋枪，指向四个方向。想到北太平庄看到的一幕，我和我先生飞快的往胡同里跑。这次考试真象是经历了战火的洗礼。
此时手指敲打键盘时，常常会感到幸福与苦难在指缝间中穿梭，现在的幸福生活是过去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我会珍惜现在每一天，因为我知道这光环里有父母的血泪！
这次被新浪删除历史纪录片视频共58篇：1、非常岁月
2、与共和同行知青40周年大聚首
3、知青上山同上乡40周年（2、4、5
4、毛泽东与中国大跃进2
5、焦点访谈北大荒（1、2
6、谁是老三届
7、老三届跨世纪的信念（19）
8、老三届共和国的脊梁
9、发现1
10、发现2
11、迟到的改革
13、暮鼓晨钟
15、共和之梦
17、少年中国
19、涌动的前夜
21、无声的中国
23、风云变动
25、脆弱的统一
27、苍茫大地
29、救亡之路
31、家园万里
33、决战法西斯
35、较量
37、决战
39、外交方略
41、凯歌先进
43、沸腾的岁月
45、打破坚冰
47、一九七八
49、新的革命
51、电影
53、时尚
55、歌声
注：“百年中国”纪录片除“城市”和“众志成城”全部被删除
校园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呀！学生时的天真烂漫，多少年过去之后还难以忘怀。现在的学生生涯要经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校园生活。而我的学生经历只有小学六年（文革前我是小本毕业），因此，香山慈幼院小学六年全日住宿制学校，它是我人生旅途中永生难忘的，在我的记忆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1966年12月24日，北京市教育局出台（66）教革行子第45号文件，即“关于接管私立香山慈幼院的通知”。
生活中务实与务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有两个女人，一个叫“务实”，一个叫“务虚”。两个女人都是X的情妇，一样有体面的工作，一样有小康的家庭，一样喜欢买时髦的衣服、高档的化妆品。但是区别他们还是很容易的。只要问一个问题，立刻可以知道谁是务实，谁是务虚。这个问题是：如果你的男人只有10元钱，你希望他去买猪肉还是去买玫瑰花呢？务实的回答肯定是“猪肉”，而务虚的答案则是“玫瑰花”。
互联网这个虚拟的世界，当打开计算机漫游其中时，它会给人带来精神的享受与满足。近些年，我通过互联网从开始的务虚也逐渐走上务实，得到了不少的实惠，我很得意！似乎有一些晕晕乎乎找不着北的感觉！回想自己从1992年接触电脑以来，务虚的事太多了，想想颇有一翻感慨！92年因工作的原因，我第一次接触数字音乐软件，像是被魔鬼附了体，每天痴迷于学习的兴趣当中。那软件，即使不会弹合成器，只要用鼠标把每个音符码到五线谱上，配上节拍器就能演奏出美妙的乐曲。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电脑软件，一下子就被吸引了。之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觉得绘画软件有意思，买来AutoCAD、CorelDraw的书和下载软件； 又觉得三维立体效果不错，于是买来了3DS MAX的书；动画更是好玩，必须学会FLASH；有了数码相机当然PHOTOSHOP及其它的图像软件也要学会呀；2003年想自己建网站，学做网页的软件更多了Dreamweaver 、FrontPage、Access；动态网页ASP.NET；Java语言等等，总之深了去了。我家的计算机配置都跟不上了，最后我彻底歇菜了，真的不行了！这些年务虚的太多了，我不玩了！
说实在话，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些爱好（我喜欢超前的东西）已经潜移默化的渗透到血液当中，不管你做不做，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很不容易改变。比如：前几年去银行交电话费、煤气费等要花半天时间在银行等候排队，排队的无奈马上就想到在网上交话费，感觉网上办事真是很便利也务实。
互联网的发展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便利。电子商务近几年迅猛发展，最初网购最好卖的商品就是书，因为书特有的属性，决定它是买家最放心最安全的商品。我先生喜欢藏书，所以通过互联网买来了许多在书店买不到的书，买新书也比书店买要便宜！这使我们感觉到比去图书市场买书要更加实惠便利。书是快递人员送到家中无需亲临现场，既省时又省力。2007年我们搬到了新房需要购置许多东西，货比三家嘛！经过一翻市场调查和网上对比，我发现不管在超市、商场或是电器商城的商品，要比网上购买要高出0.5至2倍甚至更高，即使是打折或特价商品也要高出30%左右。由于经常光顾如：“淘宝网”“支付宝”网站等，了解到网上购物能节省租柜台、人工、电、库房等费用，还能免税金等，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我在网上曾购买过：“苏泊尔”的各种锅、纯水机及过滤芯、健身器、保健用品、（上图是我买过的踏步机图，液压金属材料外加计量消耗量的表，加运费才200多元）加湿器、小家电等等。我在网上买东西的经验是：先在商场看好知名品牌的商品的型号和外观，然后在网上查询同型号产品的图片和价格进行对比，结果会让你大吃一惊，怀疑网上的商品是否是假货？我一开始也不敢在网上买东西，买过几次之后让我狂喜。知道什么叫“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吗？”，我现在很有体会，先买房子的人都赚了，因为抢了先。网上购物成本很低，现在是国家扶持阶段，它基本的价格是超市和大商场商品价格的70%甚至更少。可能有些网友会说我：“你就忽悠吧！”也许有网友不太了解网上购物的流程，担心网上购物产品会是假货不安全，自己的钱会打水漂，现在我就大概介绍一下网上购物的流程：
首先要弄明白，网上购物不像在现实生活中在商场买东西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它是由四方组成：卖方、买方、网上银行和物流公司。
1：买方选好自己要的商品进入“购物车”找到卖方的QQ号或电话进行交涉（砍价）。一般卖方的QQ都会全天在线。
2：双方商定后，买方在“订货”填写表单。卖方在表单上改价钱。
3：买方看到改过的价格后“付款”（付款方式有许多种）用银行卡的方式还需到银行开通网上银行(现在大部分银行都需要申请电子银行支付卡 否则只有查询权)。注：卡里不要存太多的钱。
3:卖方看到付款后（实际钱是虚拟的，钱还未到卖方手中。买方支付的钱在网上银行“支付宝网”中），卖家发货（通过物流公司）把发货单号填在表单里。
5：买方看到发货单号后，可以通过物流公司网查询自己的货到了哪个省市，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留人接货。
6：收到货后，如果货物没有质量问题并且与卖家所描述的相符,就到支付页面点'我已经收到货' 。如果买方收到货后没点“我已经收到货”也没点“退货”，网上银行根据货号单据一样可以支付。
备注:
如果你觉得网上银行太麻烦，那你就联系卖家，然后直接去银行给他汇款，他看到钱后就会发货。但是这样对买方来说没有什么保障,如果你汇了钱他不发货，你就吃亏了，或者给你发个有质量问题的,你也没处去说理，所以我建议还是通过网站作为中间人。
电子商务是新型的交易方式。一方面企业利用电子商务提供更多有用信息、扩大选择面、提供新的劳务、使购买过程流水化并降低了成本，以此来获得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由于顾客能通过互联网从各种渠道获得许多价格和产品信息。
我总结在网上购物的好处是：可以在家“逛商店”，订货不受时间的限制； 获得较大量的商品信息，可以买到当地没有的商品；网上支付较传统拿现金支付更加安全，可避免现金丢失或遭到抢劫；从订货、买货到货物上门无需亲临现场，快递一般二至三天到货。（现在的快递比邮局发货要便宜许多）。
根据我的理解，谁最先掌握最全的产品信息和市场信息，谁就在这种虚拟的市场上掌握了主动权。如果我们是感悟电子商务的英雄，就可以迅速地获得较大份额的社会财富。
个人用户网上购物安全保证（以下是我摘录的6个步骤） ：
（1）消费者连入Internet，检测该电子商务网站是否可信（点击首页显著位置的'可信站点'标志, 浏览器将自动开启一个新的窗口，并通过SSL安全协议连接到CA认证机构的电子认证系统进行验证，确定所访问网站是否可信。）；
（2）确认所访问网站可信，便可通过数字证书进行安全登陆后，即可在网上商店浏览，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商品，放入'购物车'；
（3）消费者在购物对话框里填写自己的姓名、地址等个人信息和自己想要购买的商品种类、规格、数量，在确认所填写的信息准确无误后，通过数字证书对表单进行签名、加密，安全地把信息传到商家；
（4）消费者选择可选的支付方式支付货款，如信用卡、电子支票、网上银行、邮局汇款、货到付款等；
（5）通过互联网和其它信息技术，商家确认消费者所支付的货款是否到帐或者订单是否已经被确认；
（6）商家在确认消费者付款或者确认订单后，准备送货上门；
（7）消费者在确认货物后签收（如是货到付款则付清货款）；
（8）消费者的开户银行将支付款项传递到消费者的信用卡发放单位，信用卡发放单位负责发给消费者收费单（或者商业银行将消费者所支付货款划到商家的银行账户上）。文/袁敏
今天，当我从电话里听到蛐蛐儿说着和当年几乎相同的话时，我终于明白：这么多年过去了，许许多多的事物都已改变，蛐蛐儿也从一个风流的青年才俊变成一个过早步入老弱病残行列的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人，但他对“总理遗言”的信念却从一而终。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曾几次问哥哥：粉碎“四人帮”四个月以后，父亲、姐姐，还有阿斗和他的父亲、蛐蛐儿的父亲都被放出来了，为什么单单把你和蛐蛐儿又关了大半年呢?假如说因为蛐蛐儿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还能说出一些继续关押的理由外，那么，将你也扣着不放是什么原因呢?
哥哥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过我。后来，在我的再三要求下，他才拿出一个颜色陈旧的牛皮信封，将他从来都秘不示人的个人档案展示在我的面前。我从中挑出了与“总理遗言”案相关的材料。
第一封材料是：
关于袁中伟同志的审查结论
袁中伟：男，二十三岁，浙江上虞人，因有伪造总理遗言的嫌疑，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拘留审查，后送北京进行保护性审查。经查，袁中伟同志和制造总理遗言无关，但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很复杂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损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现解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
材料虽然是复印件，但字迹清楚，右下角那枚带着国徽图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印章有一种赫然和庄严。
哥哥告诉我，他当时根本就不同意公安部做出的结论，并拒绝在结论上签字。公安部的同志对他说：你不签字这个案子就结不了，案子结不了，你就出不去，你难道不想早点回家和家里人见面吗?在他们反复轮番地劝说下，我哥哥终于同意签字。他在 他的审查结论上写道：
这个结论我本人不同意，我保留向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反映情况的权利。
公安部的同志当时就傻了，他们没有想到我哥哥会签下这样的意见。他们将他一个人撂在房间里，出去商量了半天进来对他说：你这样签字就出不去了。我哥哥说：我不出去，我不能拖着这样一条政治尾巴去面对我今后的生活。僵持了半天，他们尴尬 而无奈地说，那还是先让你出去吧。
出狱后我哥哥被转移到一个招待所，在招待所期间，他们继续派人轮番做他的工作，要他撤消自己的意见。他们说：这个案子已经定了，中央领导都签了字，你不要再固执了。有一个瘦高个的中年人和颜悦色地对我哥哥说，你们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 我党历史上每次路线斗争总有一批人要牺牲，这是革命需要付出的代价。现在“四人帮”粉碎了，邓小平已经出来工作了，你们的目标也已经达到了，虽然坐了牢，但到底没死人，你们还算月幸运的，这样的结局你们应该满意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名公安人员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据说兰时我哥、我姐、我父亲以及其他涉此案关押在北京的蛐蛐儿、阿斗和他们的父亲共七人，都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而我和母亲的户口也在我们根本不知情的情 况下迁移到富阳农村。假如不是粉碎“四人帮”，我们必将家破人亡。
此时，浙江省公安局来北京接我哥哥的同志也帮着做我哥哥的思想工作。一名姓蒋的老公安对我哥说：我们大家都是这场路线斗争的受害者，我的损失比你还大。原来这位蒋公安当时是省局负责“总理遗言”案子的成员之一，1976年7月26日，他去北京送此案的审查材料，他儿子的女朋友在唐山工作，儿子便要求和爸爸坐同一辆火车去看望自己的女朋友。车到天津时儿子下车了，从那儿转道去唐山。就在那天晚上唐山大地震，打那以后，儿子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就像从这个地球上蒸发了一样。他曾发疯一样地寻找和打听儿子的下落，但始终没有任何线索，生不见人，死不见鬼，这种莫名其妙丧子的悲苦他无法向任何人述说，他是去送死的呀!蒋公安对我哥说：假如那天我不去北京送你们的材料，我儿子是不会坐这趟火车的，不坐这趟火车，他就不会遭遇唐山大地震，不遭遇唐山大地震，那我现在可能就快抱孙子了……蒋公安说这话时眼睛湿润了。
哥哥不再说话，无论是天意还是人为，再大的冤屈比起一条骤然消失的鲜活的生命，你还能说什么呢?但是，哥哥的沉默并不表示他的认同，他最终也还是没有改变自己的意见。
陈旧的牛皮信封里还有两张泛黄的纸也许可以作为“总理遗言”这个惊天大案的结尾：
中共浙江省委(决定)
省委发[1978]112号
关于给袁中伟同志
彻底平反的决定
省电力局党组转
杭州市半山发电厂党委：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二张纸上的内容是
公安部关子给衰中伟同志
彻底平反的决定
袁中伟同志因所谓“总理遗言”问题受“四人帮”在公安部党羽和在浙江的代理人的政治迫害而被非法抓捕，进行所谓“审查”。事实是：袁中伟同志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并和伪造“总理遗言”毫无关系。中共浙江省委为此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已做出的《关于给袁中伟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是正确的，公安部同意中共浙江省委的这个决定。同时，撤消销毁公安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关于袁中伟同志的审查结论)，有关材料予以销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后面的月和日被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印章上庄严的国徽盖住了，我努力辨认了半天还是看不清楚，便放弃了努力，因为我从心里觉得，这样的平反决定对我们亲历这个惊天大案的人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