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慶春老師是北京電影學院的教授，可惜附文不過是節錄版，希望將來完整的版本有機會面世。
廣州日報 日期: 2009-02-28
作者: 杜慶春
偏執成就了小津安二郎
案頭放著一本《日本映畫驚奇》,初初翻了幾頁,冷冷地擱在一邊。作者,湯禎兆,名字知道,但談不上更多的瞭解,所以我對日本電影的熱情沒有連帶進入這本書籍,估計是對書名“驚奇”二字的心情逆反。過些日子,當我再次拿起這本書,發現自己前些日子冷冷的態度是多麼的可悲。湯禎兆先生原來是對日本文化有多種領悟的作者,在這本舊文字的合集中分明做了認真的修訂和補充。這個書名害人!
我對日本電影多少是有偏愛的,時間長了,就積累了一些經驗。湯禎兆先生的這冊書籍卻讓我佩服他對這一國電影所涉獵的廣與博,以及發自內心的體認。對成瀨巳喜男的相關論述的讚美,羅展鳳先生在書中短序已經表達了,這裡不再贅言。
在這篇小小的文章中,我願意在一個老話題上再丟一些隻言片語,那就是小津安二郎。
小津安二郎,在這本書的地位,我的猜測是隆重的。作者將三篇相關文字放在最前面,這也是唯一用了三篇文字論及的導演。“小津安二郎墳前寄慕”是第一篇,湯禎兆先生說,“小津死于腮源性癌腫,我想這也是他嗜酒成癖的恰當結局。......無論生老病死,各守己分盡責而果,我想是小津的基調。所以如果是小津的影迷,在能力範圍之內,也有一看他遺墓的自然盼望。”鐘愛一位大師,並不是借由他的命運發自己所謂的悲愴言辭,以示切膚之愛頓成切膚之痛,而只是將其安然的命運作為自己安然的命運接納,這乃是發乎內心的愛。
對於小津作品“都以否定動詞來表達”,如鏡頭的不動等等,小津自己說,那些所謂變動是:“豆腐店要做炸豬排實在毫無道理。”這也就是小津墓碑上的“無”字的意涵。面對這個“無”字湯禎兆先生引發一段思考,“從電影的基調看,‘雨’或許在小津心目中乃不必要的。但為何列車及路軌又必須在作品中出現呢?從而可看到小津‘否定’式的語文法,乃在一種‘肯定’自覺的前提下選擇出現。”所以,電影到最後的境界,就是拍你怎麼看待宇宙人生而已。其實,有一類藝術家就是堅持不再去做別的,因為他認定的宇宙是如此,而你可以從中看到一個渾然一體
的“秩序”,當然,這個“秩序”並非全部,只是他自己的全部。他也知道,即使變幻無窮,亦不能窮其所有,那
麼就是“無”了。
湯禎兆先生接著討論了“小津安二郎的日常性選擇”。小津的日常性就是衣食住行,比如,“吃”,文章中很透徹地說道,“回到小津的世界,‘吃’與‘不吃’才是關鍵,至於‘吃什麼倒無關大體’。”其實,依我言,日常性在衣食住行,而非風花雪月,小津不是那種偏要“詩意”的作者,而是問禪者,那只能在一般所謂的詩意被驅逐之後才可能,日常性的禪才是最大詩意。列車在路軌行進,老人從一個孩子的家去另一個孩子的家,這是小津的“人的底色”。
對於小津這樣的偉大藝術家的固執或者說偏執,湯禎兆先生是發自內心的接受,或許有些觀影者是被偉大兩個字壓迫著不得不接受,當然也有一些制影者是被強大的統攝力逼迫著自己必須反抗和求變。我想起,在看侯孝賢的《戲夢人生》之後,被如此美和單純的形式摧毀之後,自己問自己,侯孝賢下一部會怎麼樣?一夜醒來,我告訴我自己, 他會恢複攝影機的運動。果然如此,侯孝賢這位熱愛小津的東方電影人又動了自己的攝影機,而小津卻頑固到底, 這是一種非凡定力。
小津安二郎不是那種偏要“詩意”的作者,而是問禪者,那只能在一般所謂的詩意被驅逐之後才可能,日常性的禪才是最大詩意。 

编者周彬的话：
http://www.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0593287/

2007年9月，汤祯兆先生主动投稿北京贝贝特，内容是近两年来他的影评新集,初名为《日本电影论文集》，但内容稍嫌单薄，仅九万字。建议他充实内容，增加一辑专门谈九十年代以来的名篇名导,或再多加点背景资料，比如写一篇比较长的日本电影介绍,再结合ＤＶＤ市场热点，写一写小栗康平等新锐导演，此外可系统化一点，让内地的读者更清楚地了解日本电影某一方面的概貌。但汤坦承要在短时间再写五六万字也不太可能．此外，他也不太喜欢出资料性太重的书，因为对自己的意义不大，而且市场上亦有同类型作品，他希望自己的书是以观点吸引读者而非以数据齐备见称，这是首要考虑，所以文章撰作什为费劲及需时。当被问起为何对某位大师不赞一辞之时，阿汤回答道：“XXX是工匠,层次与小津及成濑绝不可同日而语,我对技术性的匠意一向不太感兴趣--那是工具,对人性的敏锐深入思考才令人迷醉……对我来说,XXX所得到的掌声赞誉早已大大超出了他实际应得的肯定,自然无谓再做锦上添花的学舌鹦鹉。 ”暂不论其他，鲜明的观点无疑体现了一部个人著述应具有的品格。双方合议之下，决定将他的第一本日本电影研究专着《感官世界：游于日本映画》与现有材料整合。

收到阿汤寄过来的《感官世界》复印件之后，花了约一周时间通读，并去信道：该书的价值丝毫没有因为这十年的时光而有所减损.建议可以选用《感官世界》的很多文章，尤其是论述大师如小津、成濑、木下惠介、铃木清顺、沟口的文章，充实大师论的篇幅。此外作为中坚世代代表人物的北野武和小栗康平也可加进来。总之，在全书的结构上，可以再考虑一下如何调整，是不是还按照现在这样的结构，可以再商榷。阿汤很快回信，愿意对《感官世界》的部分文章进行修改，以增加其时效性，并对全书进行了重新编排，分为：大师就是大师，中坚世代力量，现象与世相，与导演上场几个部分。其中“与导演上场”一栏，因为是作者对导演的第一手访问，甚为少见。

《感官世界：游于日本映画》是汤先生的得意之作，在内地出版日本电影论亦是他长久以来的心愿，此次修订增补，阿汤与编者的互动交流甚多。此外, 历时一年多的出版过程,好友连城全程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插图的获得承蒙《电影世界》、《环球银幕》以及电影资料馆几位朋友的大力帮助。亦要感谢公司各个环节的鼎力配合和精益求精的要求：内文版式推倒重来，封面方案曾几易其稿。现在大事终于“底定”，等待着读者的检阅。

周兄在我所遇上的编辑中，是极为仔细及严谨的一位。在与他反覆的校订及讨论中，由衷而言自己获益不浅。《日本映画惊奇》一书，我欠他的更多更多．．．．．．

星岛日报

E07 |  年华 |  名笔论语 |  By 汤祯兆 2008-12-22

 

笔者十多年来的日本研究文章，最近终由广西师范大学结集出版，于内地全国发行，新书命名为《日本映画惊奇———从大师名匠到法外之徒》。日本电影研究一向是 较为冷门的书种，过去中文出版界也甚少涉足，下文是新书的后记，由笔者娓娓道来中文书写世界与日本电影的交缠历程。文、图：汤祯兆

要 回顾个人研究日本映画的书写历程，大抵要回到十多年前的时空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往东京留学，满脑子尽是不切实际的想象，例如要尽看小津安二郎的作品， 又或是在日本升读电影研究的硕士、博士课程等等。后来陆续发觉一切都不大重要，小津的电影固然出色，但日本映画的宝藏却远远不止于此，陆续被沟口健二、成 濑巳喜男、增村保造、大岛渚、寺山修司乃至一众日本新浪潮导演震慑之余

，我明白到这个世界没有穷尽的可能———而妄想尽睹一切，其实也是贪念的一种，依佛 法的教导而言也是一偏执的虚罔。至于升学又何尝不然？学习从来不囿门派，民间自学的低空视野，更加令我对自己的一步一行更感踏实，从此便走上了书写日本电 影研究之路。

书写评论趋边缘化

回港后我在一九九五年出版了《感官世界———游于日本映画》(香港陈米记)，背后得由衷感谢舒 琪、魏绍恩及陈米记三人。舒琪在我于东京留学的日子，为我提供了一些接触日本电影工作者的机会，丰富留学生活的色彩光谱，也促使回流后决意在日本映画的范 畴下一点工夫。没有魏绍恩的穿针引线，上述著作不可能在被认为是文化沙漠的香港面世。当然，出版社东主陈米记在不问市场反应的前提下，慨然允冒风险出版日 本电影论集———我希望内地读者知道，不要说是华文出版的电影书籍，即使在世界电影书籍的出版语境中，日本电影研究的书目一向也是凤毛麟角，而陈米记的决 定更加令香港的出版界先行一步。而且这是我个人的第一本着作，对此自己一直深存感激。一年后，我向当时电影书籍出版业界仍未萎缩的台湾同行毛遂自荐，是书 终于在增补篇章的修订后，在台湾的万象出版社麾下面世，这当然是我的幸致。

不过由衷而言，踏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日本映画的书写评论 空间可谓日趋边缘化，一方面固然因为新冒头的日本导演，锐气的凌厉程度大不如前，同时亦因为电影评论作为电影的派生物，在传媒取材急剧转趋娱乐化的大气候 下，根本再无由生根。即使偶或遇上有心人策划具吸引力的日本映画专题影展，可惜过去随之匹配的评论发表氛围，早已荡然无存、一去不返。那时候我贴心地感 到：书写研究日本映画，已变成了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的艰巨任务。

缺失拼图有待填补

此所以我对《讲演日本映画》(香港百老汇电 影中心，二○○三年出版)的面世，无法不对幕后主脑人麦圣希铭记谢意。那时候位于油麻地的百老汇电影中心仍属草创时期，现在已大树成荫，发行及出版业务早 已上了轨道。所有内地的艺文爱好者到香港游玩，也必然到电影中心朝圣。那一年麦圣希和我谈及开设课程的问题，我反建议把部分的课程收益，转移至出版上，从 而令课程的讲授，成就催化及促使研究书籍出版的过程，两人一拍即合，结果便成就了是书的出现。那当然不过是一本不足挂齿的日本映画研究札记小书，但我想指 出的是，在困乏及恶劣的出版气候下，有心人已经尽力去为日本映画的书写，竭诚地奉献绵力致意罢了。

然后就是大家手上这一本《日本映画惊奇》，二○○八年广西师范出版的结集。是书收录了上述二书的大部分内容(部分加以增订改写)，再加上我其它未成书的日本映画研究文章汇聚出版，可说是个人 十多年来的日本映画研究记录。近年日本映画的研究撰作，在自己的出版计划中，往往已被迁移至配角位置，其中重要的关键因素，是已经没有印刷媒体，对日本映 画研究有持续深入的探讨诉求。事实上，由衷而言，我也不认为刊行繁体版的港台出版社，再有兴趣及魄力去钻研以上的真空板块。是的，我认为日本映画的研究出 版，仍然有太多缺失的拼图有待填补。近年的内地及西方的日本电影书籍出版小阳春，其实大多是从数据性的角度入手，又或是以提供整体概览的功能为务。在与广 西师范编辑的沟通过程中，我坚决强调不要撰作一本数据式的工具书。这个年头，资料内容在网上比比皆是，除非因为网络交通限制，否则我认为工具书的历史意义 也应逐渐告终。下一步所期待的，就是从作者自身角度出发的日本映画专论。

 

--- 晨报周刊 39期 （2008年10月7日）
http://xiaozhima1017.blogbus.com/logs/30304677.html

汤祯兆：日本是一个任何意识形态均可并生共存的时空压缩载体

汤祯兆，十足典型香港文化人。曾是彻头彻尾的文艺青年，与被誉为“香港文化教父”的梁文道是同代人。刚出道时更曾与梁文道打过一场笔仗，后成良友。
在东京念日文时，兴趣转移至电影研究和文化分析的方向，至今已出版著作14册，大多是关于日本电影及流行文化的研究著述。但他一直拒绝成为“专家”，而以“流民”身份自居。
自言“流民”追求的是专业的态度而非专家的身份，“沿街看风景，翻书寻自省”大抵可以概括“流民”的身份本质。

《整形日本》作为汤祯兆的第一本在内地刊印发行的书籍，是一个了解日本流行文化的路标，有田野观察，有文本分析，有中日文化之对照，更难得的是，语言直白、干脆、有趣，完全没有僵硬的书院气息，完全实践了汤祯兆一贯的“娱人娱己”的写作态度。

长久以来，国人对日本的印象，抛除民族情感，一直停留在《菊与刀》中关于日本人性格的矛盾分析上。
这种刻板印象根本无法解释日本文化创意的勃兴，以及其遍布全球的巨大影响力。看看我们周围，御宅族、暴走族、Cosplay、日剧迷以及三池崇矢史的暴力影像、岩井俊二的清新写真和宫崎骏的动画作品引起的狂热追逐，就实实在在发生你我的身边。为什么日本能够成为亚洲文化第一输出大国？那些至潮的新生族群在日本如何发源，又是为什么能够在别处生根落脚？
汤祯兆，这位港产日本通，站在华人的角度，凭借其对日本社会全方位的细致观察，一一解答了这些疑问。在书中，我们不单读到了一个似乎熟悉实则陌生的日本，还能借鉴这个当代亚洲第一文化输出大国，思考中国自己的路向。

作为知识分子的最重要自觉性，应该体现在不可自觉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上()

晨报周刊：关于日本，你写过不少著述，基本上已可以把你看作当今国人了解日本流行文化的一个通道。这方面的兴趣和研究热情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汤祯兆：严格来说，我对日本的兴趣一切缘生自对日本导演的钟情──我抵达东京后，为自己订下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到小津安二郎的墓地拜祭致意。留学期间，我大约参拜了三、四次，每当心灵上出现困惑又或是精神上感到疲惫，小津墓往往对我都能够起到平复洗涤的灵性作用。当然，村上春树的小说也是我留学时期手边的爱读本，我对村上春树笔下的世界，有同时代的共鸣感。后来回港，港台两地刮起日剧旋风，于是我写成《日剧美味乐园》、《日剧游园地》及《日剧最前线》，大抵于传媒界中正式被锁定为日本通的角色。不过回首看来，旨趣的驳杂一向是个人性格使然，那大抵亦与香港的殖民地背景有关──博取所需，不囿一门；质素先行，题材不限；草根自学，尊重经典。我想这就是身处殖民地得享资源广泛流通，意识形态却无比自由的最佳优势。而真正对日本流行文化作正面切入的分析专著，应该是以于台湾出版的《俗物图鉴──流行文化里的日本》开始。

晨报周刊：虽然日本的文化产业输入国内已有不少，比如动漫和日剧，但国人对日本以及日本人的认识仍然很刻板，可以说近乎偏执地停留在《菊与刀》的程度上，你觉得这其中的缘由是什么？
汤祯兆：依个人观察，内地出版的日本文化研究，我认为大都离不开学院的生活局限。不是说内地往东洋留学的人数不多，而是大抵区分成两类──一类于学院中为学位打拼的固然较有机会提笔记下所思所感，但观察角度则往往受制于宏观的文化大论述，而缺少微观的实地体验配合；另一族群是取得学生签证后，则立即废寝忘食后以挣钱为务，我留学时身边的内地同学，无不身兼数职，唯一有机会缺席的大抵就是课堂时段。此所以出现二元分割的书写状况──有力提笔者没有真正进入日本社会去体验生活；有前线打拼经验者却无力亦无从去分享所见所闻，于是我们仍然停留在《菊与刀》的日本镜象观察。

晨报周刊：在去日本游学前，日本在你眼里是什么样的国家？在日本游学期间，经历了怎么样的文化冲撞，随之而来地在观念上有什么变化？
汤祯兆：我对日本从来没有多余的迷思，既不特别羡慕，也没有源自民族上的反感之情。去日本游学前，一向认为日本是光怪陆离的国家，抵步后经历亲身的体验，更加强化了以上看法。我所指的光怪陆离，乃针对其中多元价值纷陈以至对立冲突不断涌现的存在状况而言，那正是文明的标志所记。不同的价值观念，由传统的男尊女卑到家长制的阴影处处存在，到性爱解放以及流行文化的支配国人思想，均一一于日本得到体现。用一个比喻来说，我觉得生活在日本就好像置身于时空高度压缩混糅的处境中，时刻要调整个人的期待视野，上一刻屏息以待专注于眼前的流动歌舞伎风景，下一刻AV星探就在身旁进行活生生的人肉战场无边界规限的擂台角力战──要说有什么文化冲击，那就是理论永远落后于现实的挑战；对知识分子而言，这正好就是刺激思路的最佳赛场。

晨报周刊：你的著作可以当作轻松的社会学读物，语言直白、干脆、有趣，这种“娱人娱己”的写作态度是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觉吗？
汤祯兆：或许因为我在香港长大，又或许因为我念中文系出身(专攻现、当代文学)，我一向对于宏大论述的假大空意识极为烦厌。香港的成长经验教晓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最重要自觉性，应该体现在不可自觉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上。人人都是知识分子，街上满是专家流民。香港一向是以经济金融挂帅的商贸城市，过去如是，未来亦会如是。唯其明心见性，才得以抱持健康的写作态度撰作下去。严格来说，我执持的写作态度应是「娱己娱人」，知识分子很容易走上律己以宽，待人以严的虚浮之路，尤其一旦眼前涌现「钱途」。所以我会倒过来看，只要自己认真写作从而「娱己」，有心人在写，自然会有有心人去看。

 

要成为文化输出大国，首要条件就是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底线限制()

晨报周刊：梁文道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说“我们还能(从本书中)借鉴这个当代亚洲第一文化输出大国，思考中国自己的路向”，其实华夏数千年的历史上也曾经是一个文化输出大国，如果重新确立这样的地位，国内目前需破除哪些障碍？
汤祯兆：所谓文化输出大国，其实很重要的前设是要有一整体的结构性视野。举例而言，日本不可能仅凭歌舞伎又或是茶道花道，就能够俘虏人心，文化的输出同样需要不同产业的配合营运，才可以汇聚生成创作上的爆发力。在这一方面，我暂时仍然较为悲观，因为要成为文化输出大国，首要条件就是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底线限制，而这一点看来始终是我们的禁地。我们看到《死亡笔记》就会张皇失措(《整形日本》简体版和繁体版的其一差异，就是抽出了一篇讨论《死亡笔记》其中强人意识来临的文章)，其实日本国内较《死亡笔记》乖张疯狂的漫画可谓不可胜数，你可以想象彼此的距离究竟有多远？我不是说创作上无限自由百无一害，但你要成为文化输出大国，成为潮流思维上的领导者而非技术上的巨匠(这是以张艺谋为首所代表的美学追求)，就要接受一切正反的可能效果。

晨报周刊：如果不读你的研究，还真不知道Kawaii、Cosplay、御宅族、暴走族等这些流行文化产生的背景和蕴藏的渊源。奇怪的是，这些以社会文化为土壤生长的所谓个人旨趣的东西(有些甚至是超越常态的)能够在日本聚合大众的力量并形成完备的产业链，甚至飘洋过海，所向披靡，难道日本有什么特殊的基因吗？
汤祯兆：正如我先前所说，日本是一个任何意识形态均可并生共存的时空压缩载体，充满内部矛盾──从创作上的角度而言，日本是圆形人物，我们是扁平人物，就是那么一回事了。

晨报周刊：日本这个国家总是给人以震惊的感觉，比如AV事业的繁荣，写过《AV现场》的你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AV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汤祯兆：不少中国人初到日本外游，对于眼前的一切都会甚感疑惑。在便利店可以看到大量的色情杂志占据书架，而无论年青人又或是老头子，衣着马虎又或是西装笔挺，都可以若无其事地翻阅，脸上毫无腼腆之色。至于路面风景更加满目春色，其实不仅限于新宿的歌舞伎町，只要你去到任何一个稍具规模的日本市镇，总会很容易找到所谓的欢乐街。尤有甚者，大部分的欢乐街都管理得井井有条，通常会有一些信息中心，供有需要的人士入来搜寻有关数据。以上一切都是在日常的场景中出现，对日本人来说并没有甚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
我们惯用窥秘角度去观察日本的情色文化，选择身居道德高地予以批判，这都是因为我们一向用割裂的一鳞半爪方法，去“认识”日本的情色文化。认为日本情色文化“变态”，本来就是我们的“误读”角度，乃是以华人社会既有文化角度，去套用在日本语境身上加以不恰当的解说。因为不能摆脱以上的思想桎梏，我们就总不能除去“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的心魔。

 

你对眼前一切拜金为上的社会，真的没有责任吗()

晨报周刊：日本进入超老龄化社会也是你在书中关注的一个问题，而我国也已迈入老龄化社会，日本的一些尝试可以搬到国内来实践吗？
汤祯兆：其实日本即使为超老龄社会做了不少工夫，但事实上仍然问题不断丛生，最近(6月25日)在日本千叶县，就有一名老翁趁睡梦中，把一家四口(妻子、同居的儿子、媳妇及孙女)悉数用槌子击杀，然后再报警自首，后来更自剖“杀光全家可变快乐”。此一匪夷所思的案件，其实正好反映出日本的老人问题，已经去到价值崩溃的临界边缘。我认为日本面对老人问题，最值得参考就是民间自发性的不同组织，往往乐于踏实地去构思疏导问题的方法，尽量重新巩固及强化小区邻里的互助价值──这一点是盲目追求高度经济增长的都市化进程中，最容易忽略的；而当逆境降临，大家又会一窝蜂把责任堆到政府头上。我们都忘了大家都是催化超老龄社会来临的一分子(在香港尤其明显，生育率的急降已亮起红灯)，似乎再没有袖手旁观的余暇了。

晨报周刊：在《郊外神话的梦醒时分》一文中你研究了日本青少年的“援助交际”，而国内的学生群体也不乏以此方式赚外快者，更有甚者“不想工作，只想找个有钱人养着”，这是富裕社会必然面临的问题吗？
汤祯兆：我觉得要问的是──为何她们认为不想工作，只想有人养是理想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可以先问，她们的想法和过去数千年来不少女性，认为理想下场是嫁得一好归宿，究竟有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除了有没有名份之外)？同时更加要问：我们身处的社会肯定的是什么价值？要占领道德高地指三道四不过属口舌之劳，人人都得以为之，但扪心自问──你对眼前一切拜金为上的社会，真的没有责任吗？

晨报周刊：在书中你专门论述了日本青年的暴力问题，比如“会津若松的母亲杀害事件”，其实在国内，这样的少年犯罪也日渐引起关注，如果你在GOOGLE搜索“轮奸”这个词条，竟能搜索到3名14岁中学生轮奸自己同学并用手机录影的新闻，你怎样理解这样的事件？
汤祯兆：这正是我所提及的文明代价，即使连治安一向安宁，而且又被公认为教育质素高，而且又属于理想的均富型社会芬兰，最近不也接二连三发生校园枪击的暴力事件吗？当代社会的舞台提供了不少机会给我们，有人迷头迷脑挣扎向上，有人一心利用手机一夜成名。最近香港也发生数字年青人在吉野家牛肉饭店中，集体强奸了一名女同事的案件，后来亦不过因为强奸片段上载到互联网上，警方在接获投拆下才执法逮捕涉案者，那就是我们身处的环境──你可以说十分荒谬，但对比起最近的毒奶粉事件而言，相信后者才是怪力乱神的当代异象录吧。

晨报周刊：你如何看待毒奶粉事件呢？换作日本，政府、民众及媒体又当如何反应？
汤祯兆：一句话就可以道尽──毒奶粉事件令大陆费上十多年于海内外所建立的正面形象，于一天就清洗而空，我认为较美国的次贷风暴严重何止千百倍。日本当然早已守不住食品安全国的美名，但事后的惩处、严打及问责制度，仍是保持国际上认可的水平的。从文化上的习性而言，他们在涉及公众利益的丑闻爆发后，往往会有涉案者自杀来承担一切责难以挽救企业形象，先撇除是非上的对错不谈，与目前内地的情况──表面上把官员免职，不久后又可以易地东山再起，大抵还是有一大段距离吧。

晨报周刊：最近，为了能“文明城市”的评选，长沙政府下了很大功夫整顿交通、卫生、社会服务等方方面面，甚至连街边小店的招牌都整齐划一了，就你在日本的生活经验来看，文明城市的标准是什么？
汤祯兆：文明城市当然要讲求外观，但更重要的是人心的趋向；我尝试简化为一项特质──由衷尊重他人的自由，不以个人的价值标准去衡量自身以外的一切大小事务，这就是我肯定的文明素养第一步，其它的目前大抵还可免谈。

《城市画报》２１４期，０８年８月１５日

从来没有想过在《整形日本》(繁体)推出了简体版后，繁体版竟然可以继续再版下去。第五版在封底加插了更多不同友好的推荐辞，更重要的是由衷想感谢负责的幕后功臣。除了天窗的决策层外，由负责第一版的黄敏玲，到今天负责第五版的郭美玲，妳们的协助我会铭记。很多人以为《ＡＶ现场》是我的破发点，其实那和题材敏感有更大关系，《整形日本》说明关心日本流向动态的读者，其实还有更多更多。

所评图书：《整形日本》，汤祯兆 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

http://zhengyuchuan.spaces.live.com/blog/cns!FE1A9E0F32C70F2A!333.entry 

发达的物质文明，以及高度都市化、产业化、商业化，无论对传统文化，还是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致命的冲击。每个人的外在距离越来越近，而心理隔膜却更加遥远。这当然造就了都市文化研究这样一个社会科学学科。

本来，在社会文化领域，无所谓绝对正确，碎片化的文化存在往往造成文化讨论的多重歧见，关键的问题是，内地的学院派和体制内学者只愿意在西方理论或既定政治正确的框架内，来“选择”现实，他们所谓的“文化观察”只是依据媒体文化新闻的再思考甚至照抄其他国家和地区社会文化研究领域的篇章（被抄袭最多的就是美国、法国、日本相关研究成果），他们不愿意或者说没有能力去“参与”都市文化前沿的那部分。而另一方面，体制外的独立评论者多把关注视角投入到更具宏观意义的国计民生话题中。这就使中国内地的都市文化研究充斥着迷离、恍惚、误解、谬论。

这本书却很好读，“卓越亚马逊网”上这本书的购买者和“豆瓣”小组都“罕见”的给出了极高的评分。《整形日本》作者汤祯兆来自香港，其从事日本文化研究、社会文化观察、电影解读、文学创作及评论，之前已出版日剧研究、日本流行文化研究专著多本。汤祯兆从香港文化生态和香港人的精神世界之角度，为我们揭开日本社会离奇怪谲流行文化生成的种种奥秘，还原已被（没落中的）主流文化严重扭曲的一些文化标签之含义，如Kawaii、Cosplay、腐女子、蛰居族、御宅族、暴走族、秋叶原等，“冷观日本，侧击香港”，发掘类似现象在日、港两地的共性及特殊性。令人赞赏的是，《整形日本》全书极少哲人学者的引言，也不谈论复杂的学术关系，以影视、动漫、电玩等流行文化现象切入，使像我这样的日本流行文化门外汉都一下子喜欢上这本书。

例如对“暴走族”的解读，“一大群成员在午夜时分风驰电掣于市区内，在出发前会约好时间和路线，但通常因为消息外泄被警方知晓，或又是沿路遇上不能估计的状态，因而会不断改变。而决定权正好掌握在最前一辆的首领座驾上。负责殿后的一群通常都预计了会被警方追到，他们往往负起阻挠警车以延长时间的任务，以及偶尔展现花式动作来娱乐旁观者”，包括中国内地的学者通常亦步亦趋的按照传媒视角，将其定义为明目张胆“越界”的非法活动（基于此的研究结论不言而喻），但《整形日本》却指出，“暴走族”并不是不良的非法分子，不少参与者都是家境不俗的中产阶级，他们是在制造自娱自乐的游戏，“市内暴走”本身已是终极目标，背后没有其它更深层的利益考虑。换言之，都市化、产业化、商业化及其附带的社会控制氛围，已然不足以调适人们的精神紧张，后者中的一些人主动制造游戏精神和幽默感。香港“暴走族”与日本都市原版不同的是，反叛性已经被消费文化、商业力量所“收编”，“暴走族”们标榜的摩托车文化，在香港成为了哈利之友会式的组织，会员们驾着哈利摩托车四处炫耀，而地下赛车组织则演变成半赌博组织。

汤祯兆的这本著作实际上还可以向我们提供别样的思考意义。“纯爱”热潮、Kawaii精致美学、Kidult的“Hea人族”心态等都市文化现象，在日本具有可追溯历史意义、可检视现实维度，并不与社会主流文化产生激烈冲突。香港是中国内地都市化、商业化的先行者，透过《整形日本》每章节的“侧击香港”部分，我们就能发现“嫁接”效果并不理想。然而，日本（以及韩国）都市文化概念、标签的流行，归根结底来源于我们这个社会对自发性都市文化现象的过强干预（发达的官方控制体系习惯于迅速“纠偏”，制造“整齐划一”的文化图景来达到矫正效果，把小众化文化一概异己化处理）、对都市人精神世界的冷漠、对民俗传统民族传承的不作为。这样一来，加之产业化追求中带来的“贪大求洋”心理，官方鄙视着默许“哈日”、“哈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