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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霆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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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众立言,建传世伟业

                      [2.24:祝刘社长生日快乐!]

1952年2月24日,毛主席在大连海军基地指示:中国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国诞生了第一位记录中国远洋走出去的记者,他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位伴随中国远洋渔船走遍大半个地球的记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准确的向国内传回了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情况,他的光辉之旅被记入中国新闻年鉴,被喻为“中国新闻界的郑和”。

他,是北京新闻战线的一位老兵。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工作多年,并积极创办了《北京电视》和《北京现代商报》等报刊,他也是北京新闻系统内最年轻的先后获得副高、正高职称的记者。进入知天命之年的他,又开始了在同心出版社的新一轮创业生涯。他就是现任同心出版社社长并兼任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副会长、首都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会长和北京出版工作协会常务理事兼图书专业委员会主任的铁木文人刘霆昭先生。说到铁木二字,刘霆昭自有一番解读,那是他作为战地记者入广西云南边境时发现的一种劈不裂、摔不碎、泡不腐、砸不烂的坚韧植物,有感于心,他便立了铁木二字做号。

记者不为民说话,不如回家抱娃娃

对刘霆昭社长的采访是从他一篇当时轰动全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好新闻《尽快落实政策保护公民房屋所有权》谈起的。说起来,那是30年前的事儿了,也是在“四人帮”刚被打倒后。十年动乱,党纪国法被肆意践踏,从1966年到1978年9月,仅在北京被非法挤占的私人房屋就达7000余间,群众意见很大。截止1978年的10月23日,全市被机关、企事业单位占用的四人房屋已有343间退还了原主。在掌握了国家政策,调查了实际情况,结合民生现状后,刘霆昭率先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闻作品《尽快落实政策保护公民房屋所有权》,如果联想到去年才施行的《物权法》,这篇文章的意义和影响就更为深远了。这篇文章从民生的角度特别指出了“少数领导干部置国家法律、当的政策和群众利益于不顾,占着别人的房子迟迟不肯搬。个别领导干部,本人早已调离本市,但其占用的私人房屋却仍旧不交,寥寥数名家属,占房几十间,几经动员,毫无动静。”文章发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新华社当即以《认真执行宪法,坚决退回私房》为题向国内外发了通稿,人民日报当中央及地方报纸几乎全部予以转载。在刊发的这组报道的提要中特别提到了刘霆昭所写的报道内容,“北京日报刊登北京市一些机关、企业把占用的私人房屋退还原主的消息,并发表短评,要求所有占用私人房屋的单位和少数领导干部,积极采取措施,迅速退回住房,绝不可以任何借口拖延不动。”紧跟着,群众来信雪片般飞来,不到一个月便逾千封,寄信人遍及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不短,还有不少读者登门造访,咨询退还私房的相关政策,为早日收回被侵占的私房寻求帮助。甚至有一位远道从新疆赶来的维吾尔族汉子,他到报社找到刘霆昭时激动得直口吃,从他由怀里掏出的北京日报磨损的程度来推断,这份报纸伴随他的日子及被阅读的次数都已经相当可观了。

这组由刘霆昭创作的率先触及并公开呼吁清退文革挤占民房问题的报道,对推动私房政策的落实,使被侵权者实现“屋归原主”的愿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大受鼓舞的刘霆昭由此更加热衷于民生新闻的采写和创作,将记者心中的笔升华为解决人民群众问题的利器。先后创作了《能不能少挨点挤》、《中草药变垃圾,谁之过》、《取奶户的苦恼》、《53个单元哪去了?》、《静心斋应向游人开放》、《为什么年年栽树不见绿》、《北京东南郊污染调查》、《管管北京站前的黑车》、《火车鸣笛扰民问题亟待解决》等关注民生的报道,刘霆昭的报道有个特点,他不仅准确反映了民生问题,而且还会多方走访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最后往往能够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积极支持,最终能落实下来。比如火车鸣笛问题根据刘霆昭的报道形成了政协提案并获得了通过,此后火车进城再也不鸣笛扰民了。还有静心斋的报道最终让相关部门还斋于民,成为老百姓可以游玩的场所。等等。在大量的民生新闻创作实践中,他逐渐形成了为民解忧是记者之责的观点。

1984年,圆明园经历了八国联军抢劫、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和文革等的破坏后,已经破烂不堪,改革开放后,如何管理圆明园遗址公园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时任北京日报集团记者的刘霆昭平时就以关注民生问题为己任,曾就读与圆明园仅咫尺之遥的北京大学的刘霆昭当然不会对圆明园的问题作壁上观,为了挽救圆明园,他积极走访政府职能部门、古建筑专家、文化保护专家和圆明园周边农户,经过几周艰苦的奋斗,根据多方的建议,他最终写出了《国家与圆明园合建圆明园》的好新闻,圆满的报道了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难题的产生、形成和解决的全过程,其中建议的将圆明园周边农户纳入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体系,直接为国家节省了上亿元征地及“农转非”安置费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文化价值。这个系列的作品因为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切中了改革中的问题,获得了国家级的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刘霆昭也由此成为集团各报中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人。

他认为军人打仗可以保家卫国,工人挥汗创造产品,农民劳作生产粮食。记者吃这晚饭就要用手中的笔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说话,他风趣的说:记者不为民说话,不如回家抱娃娃。

不吃苦中苦,难成好报人

80年代初期,北京市面上出现了大量“来历不明”的西非鱼,市民们既新鲜又好奇,纷纷打电话到报社、电视台和政府相关部门询问。其实各种原因主要是中国临海海洋资源短缺,由中国和非洲相关国家签定海洋贸易协定,从非洲海域捕捞运回来的。为了给广大市民解惑,领导钦点了一直关注民生领域受广大市民喜爱的刘霆昭随中国远洋渔队出海,报道中国远洋渔队捕鱼的全过程。

刘霆昭欣然领命,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半年,在海上航行达55天,随船转了大半过地球,而且一行远比他想象的要艰幸。出海不到三天,他就开始了严重的持续一周的晕船,都快把场子吐出来了,即使这样,他仍然牢记自己出海的使命和领导的重托,还是坚持写下沿途感受到的点点滴滴。就是在这时他拍下了名震一时的宏伟画面《印度洋风云》,这个画面视野开阔,气势宏伟,记录了自然造化给人灵魂带来的震撼和惊艳。但是当时因为通讯技术落后,他主要还是通过国际邮差或当地大使馆寄回国内,但还是跟不上国内报纸编排的速度,为了及时将最新的消息发回国内,他从当地大使馆弄到了一份明码电报本,就这样他白天写稿,晚上就对着稿件和电报本将消息以电报的方式发回国内,到最后回国时,他已经可以扔掉电报本,闭着眼睛发电报了。回忆起那段出走过10个国家,横跨三大洋、三大海及跨越二个海峡的日子,刘霆昭不仅感慨:不吃苦中苦,难成好报人。付出自有回报,一回到国内他就收到了北京市委的慰问电,而且当时北京各大报纸都争着报道他的采访实录。一时被誉为“中国新闻界的郑和”。并收入当年的中国新闻年鉴。次年,刘霆昭被评为主任记者(副高),也是北京报业集团最年轻的副高,十年后,他又被评为北京市最年轻的高级记者(正高)。

当然,海上万里行,刘霆昭的收获不仅是文字报道,因为自幼便喜欢和钻研摄影,他还利用这段经历拍摄了大量照片,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海上万里行》影展,由著名书法家范曾题字,大量的业界好友前来观摩。其中《印度洋风云》、《梳妆》、《非洲少林寺弟子》等作品被多家报纸杂志转载。

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

如果说海上万里行是有惊无险,那当战地记者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记者生涯中最难忘最危险的当数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进行战地采访的那段经历。在奔赴前线之前,刘霆昭就通过报纸天天看当时的最新战况,但当时的国家大环境还是和平,护国卫士却在前线浴血奋战。当时的刘霆昭就忍不住要问: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激励着这些年轻人放弃大学通知书去钻猫耳洞?是什么样的精神让这些年轻人放弃了家里的万元户奔赴到最前线?要知道因为当时的广西的法卡山和云南的扣林山一带条件异常恶劣,生命危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极容易感染各种皮肤病、怪病等,让人生不如死。这一个个问题又把刘霆昭的新闻之心从首都北京带到了狼烟四起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最前线。

机会来了,为了弘扬英雄精神,深入报道我军前线将士的英勇事迹,当年8月1日,北京市组织了6个人青年慰问团抵达反击战前线慰问将士们,刘霆昭名列其中。抵达庭毫山营地后,带着问题的刘霆昭顾不上休息,连夜与营地将军联系在猫儿洞站了一夜岗,实地体验当地士兵的疾苦,第二天早上换岗后在营地食堂吃早餐,进入食堂后墙壁黑板报上写着的一首改编自夏明翰的诗歌引起了刘霆昭的注意:

吃亏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

看到这首诗歌,刘霆昭豁然心里明朗起来了,先前的疑问似乎都有了答案,扔下饭盘,顾不上吃饭,坐在报社找不到的报道主题立刻就有了。他兴奋奋笔疾书的写下了影响一个时代的名篇《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这篇报道发出以后,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被各行各业的报纸竞相转载和报道,引起了整个社会关于参军和牺牲精神的大讨论,并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影响到各行各业。后来总政和军委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还专门找到了第一次报道“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精神的刘霆昭,找他谈了当时的体会,写入了我军的历史。说到这里,刘霆昭又总结道,作为一个优秀记者,就是要善于发现和总结一大堆新闻信息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提炼出来发出时代的最强音。

随着业务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取得的好成绩,刘霆昭被组织上安排到了领导岗位。这时的刘霆昭已经开始站在了更高的高度来引领媒体的发展,他结合自己的新闻从业实践,贡献出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理论。如《试论党报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就指出了党报党性和人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才能切实的做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又根据工作实践提出了《谈晚报的今日新闻》,深入的剖析了晚报相比于电视、日报等媒体的优势,提出了抓住快半拍晚报不晚报的媒体经营与定位思路,为晚报的优秀业绩定下了优异的发展基调。在担任京报集团驻沪办主任期间,他又积极的探索记者站的功能,发表了《记者站功能探索》等理论文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财富》论坛期间,刘霆昭作为中国最早接触互联网的记者与国际同行进行了切磋,当时他目睹了外国记者在财富论坛采访期间的十八般武艺尤其是互联网的运用,不由得感慨,中国记者的素质赶超水平还有一大段距离,还需要全面提高从业的素质,直到今天,刘霆昭还是这样坚定的认为。

因为在京沪两地新闻界的长期工作经验,他发起并亲自主持了“首届京沪新闻学术研讨会”,开始了京沪新闻界交流的融冰之旅,开创了京沪新闻界的新纪元,研讨会首次将大江南北新闻院系专家和大报老总汇聚复旦大学共研新闻发展思路,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参与与关注,如今,新一轮研讨会又在筹备举行。

为国为民,立传世伟业

迈入21世纪,步入知天命之年的刘霆昭进入了出版行业,凭借多年的新闻媒体工作经验,他又一次将媒体出版业走的风生水起。

2003年,凭借多年的新闻媒体工作练就的敏锐嗅觉,在非典尚未肆虐时他就前瞻性的拍板组织人马加班加点出版了《阻击非典》一书,没想到书刚出版后,正赶上非典肆虐北京,商店关门、学生停课、工人歇工,北京市民陷入巨大的恐慌中,新出的《阻击非典》一时成为人们对抗恶魔的精神灵丹,北京市及在京中央、市原机关、厂矿、院校及各行业单位等的催书函雪片似的飞来,这本新书的问世创下了发行75万册,对于安定民心,传播非典防治知识,控制非典扩散,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同时也创下了同心出版社的历史最高纪录,并史无前例的获得了国家图书特别奖。新上任的刘霆昭由此在出版界一炮走红。

随后,刘霆昭又紧贴市场走向,立足北京,面向全国,紧扣时代的脉搏,先后推出了深受读者欢迎的《健康手册》,出版了《国学365》《礼仪365》等提升市民素质的优秀作品,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和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对此,刘霆昭有自己的看法:出版商出书往往将投出产入比进行精确核算,亏本的买卖坚决不干。但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传世之作。有些作品可能从市场上看并不赢利,但是如果不出版,将来可能就会失传,这样的作品应该有限抢救出来,惟利是图是要不得的。不仅如此,刘霆昭还制定了自己的出版规矩:出的书可以不拿奖,可以不赚钱,但不可以对不起读者,不可以对不起后人,不可以对不起历史,不可以对不起良心。这便是在出版界广为传诵的“两可四不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和有些出版社不同,刘霆昭在出版行业不钻捧名人、傍大腕的死胡同,而是大胆扶持文坛新人,涉猎新领域,推出佳作、反映现实、记录历史。不仅如此,刘社长还积极领导同心出版社参与公益事业,为怀柔、顺义等小学捐款捐物。为北京“读书益民”工程和全国“万村千乡”工程提供了大量优秀图书,还组织了“在鲁迅身边听讲座”、“请名家为青少年写作”、“少儿读书游园会”等公益性活动。

在刘社长的领导下,同心出版社近两年更是硕果累累,市新闻出版局领导更是多次点名表彰同心出版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同心出版社已经彰显出品牌效益,如“一点通”系列,“365”系列,“101”到“107”、“1001”系列,已经在业内如雷贯耳。

在出版事业之余,刘社长又象当初一样,站在整个行业的高度,积极思考媒体出版社的合作联盟、资源整合和经营创新,由同心出版社出面积极承办了媒体出版界的高峰会议,通过媒体出版社的联系会议,整合业界资源,扩大了市场空间,增强了社会影响,实现了经营创新,媒体出版社的联盟是市场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举措。

媒介胜诉第一案,二十年呼唤新闻立法

作为一个京城新闻出版业的过来人,刘霆昭一直非常关注新闻出版行业的前途,在北京晚报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他就积极呼吁建立我国的新闻法。各种缘由,得从20年前,一场涉及北京晚报的新闻官司谈起,这就是在新闻界轰动一时引起广泛关注的北京信远斋饮料厂诉北京晚报的名誉权纠纷案谈起。这场案子缘于当时的实习生朱华采写了一篇题为《飞蝇聚车间,杂物堆墙角,信远斋饮料厂昨被罚款》的报道,该文在北京晚报刊发不久,信远斋饮料厂将一纸诉状递交东城法院,诉称,北京晚报的这篇报道侵害了其厂的名誉权,并使商场和消费者纷纷退货,造成产品积压,车间停产,要求北京晚报赔偿经济损失,并赔礼道歉。因为此前北京晚报曾因批评某厂蚊香不合格吃官司败诉而蒙受损失,再加上当时从北京到全国先后已有数十家报刊吃了新闻官司,在北京晚报所处的东城区就达20起。据1988年11月8日《法制日报》披露:这类以报刊、记者为被告的诉讼,上海最为集中,至今法院已受理立案的至少25起,涉及12家报纸,8家杂志,《解放日报》、《文汇报》、《民主与法制》、《啄木鸟》等都曾上过被告席。“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已判决的案件中,没有一件是新闻单位胜诉,相反,都是以报刊、记者承担一定的刑事、民事责任而告结束。”接到传票的北京晚报上上下下一时心怀忐忑,颇为紧张。北京晚报经过研究决定,由刘霆昭作为北京晚报法人全权代理参加这场诉讼。

接到任务后,刘霆昭深感责任重大,放弃了由市委领导出面或报报道证据先声夺人等手段,力主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回应对方的起诉,维护报纸的声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寻找到了中国民法学会总干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民法专家佟柔、整理及北京第十律师事务所孔庆云、李景森等律师主动提出为本报提供义务法律咨询和法庭辩护,共同维护广大新闻工作者和消费者的权益。同时朝阳区卫生防疫站和北京市卫生防疫站的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主动向本报提供国家有关食品卫生法方面的规章文本及在信远斋饮料厂进行检查所作的《食品加工厂食品卫生监督记录》及对产品进行检验的结果等原始证据,并表示愿意上庭作证。信远斋饮料厂告北京晚报的消息传出后,广大消费者纷纷来信来访声援本报,并积极反映该厂卫生及产品不合格的问题。同时刘霆昭积极学习法律知识,多方求证,从给律师的授权委托书到致法院的答辩状,一条条亲手拟定,力求做到规范,严谨和无懈可击。在证据充分和事实确凿的情况下,最终信远斋饮料厂不得不低头伏法。

尽管这场官司胜诉了,当时被誉为媒体胜诉第一案。但是在法律实践中,刘霆昭和法院还是感到法律依据不够充分。比如提供允许媒体记者采访和公开刊发批评类稿件,对不良社会现象进行舆论监督的法律依据,翻遍了档案也只找到1941年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发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杂志的指示》、中共中央1950年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共中央1954年发的《关于改进报纸刊发工作的决定》、党的十三大、中央办公厅1988年4月10日发的《新闻改革座谈纪要》若干规定。由此,刘霆昭和广大业界同仁感到了制订一部新闻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刘霆昭指出:呼吁和促进我国新闻法早日出台是当时全力以赴参加这场诉讼的初衷,甚至可以说是首要目的。随后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名誉权审判工作做出新规定:“今后对名誉权案件不能盲目力案,其中,对于报纸、杂志刊登的消息文章,当事人起诉侵害其名誉权的,要区分正确的舆论批评与侵犯名誉权的界限。立案前,应由原告举证,经审查确有后才予以立案。”这个官司对于新闻名誉权的司法实践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然而,令刘霆昭依然翘首观望的是,20年过去了,中国的新闻法依然千呼万唤没出来。但刘霆昭依然希望满怀:“新闻立法的日子应该为期不远了。

 

(祝刘社长生日快乐,铸造辉煌人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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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众立言,建传世伟业

                      [2.24:祝刘社长生日快乐!]

1952年2月24日,毛主席在大连海军基地指示:中国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国诞生了第一位记录中国远洋走出去的记者,他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位伴随中国远洋渔船走遍大半个地球的记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准确的向国内传回了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情况,他的光辉之旅被记入中国新闻年鉴,被喻为“中国新闻界的郑和”。

他,是北京新闻战线的一位老兵。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工作多年,并积极创办了《北京电视》和《北京现代商报》等报刊,他也是北京新闻系统内最年轻的先后获得副高、正高职称的记者。进入知天命之年的他,又开始了在同心出版社的新一轮创业生涯。他就是现任同心出版社社长并兼任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副会长、首都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会长和北京出版工作协会常务理事兼图书专业委员会主任的铁木文人刘霆昭先生。说到铁木二字,刘霆昭自有一番解读,那是他作为战地记者入广西云南边境时发现的一种劈不裂、摔不碎、泡不腐、砸不烂的坚韧植物,有感于心,他便立了铁木二字做号。

记者不为民说话,不如回家抱娃娃

对刘霆昭社长的采访是从他一篇当时轰动全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好新闻《尽快落实政策保护公民房屋所有权》谈起的。说起来,那是30年前的事儿了,也是在“四人帮”刚被打倒后。十年动乱,党纪国法被肆意践踏,从1966年到1978年9月,仅在北京被非法挤占的私人房屋就达7000余间,群众意见很大。截止1978年的10月23日,全市被机关、企事业单位占用的四人房屋已有343间退还了原主。在掌握了国家政策,调查了实际情况,结合民生现状后,刘霆昭率先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闻作品《尽快落实政策保护公民房屋所有权》,如果联想到去年才施行的《物权法》,这篇文章的意义和影响就更为深远了。这篇文章从民生的角度特别指出了“少数领导干部置国家法律、当的政策和群众利益于不顾,占着别人的房子迟迟不肯搬。个别领导干部,本人早已调离本市,但其占用的私人房屋却仍旧不交,寥寥数名家属,占房几十间,几经动员,毫无动静。”文章发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新华社当即以《认真执行宪法,坚决退回私房》为题向国内外发了通稿,人民日报当中央及地方报纸几乎全部予以转载。在刊发的这组报道的提要中特别提到了刘霆昭所写的报道内容,“北京日报刊登北京市一些机关、企业把占用的私人房屋退还原主的消息,并发表短评,要求所有占用私人房屋的单位和少数领导干部,积极采取措施,迅速退回住房,绝不可以任何借口拖延不动。”紧跟着,群众来信雪片般飞来,不到一个月便逾千封,寄信人遍及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不短,还有不少读者登门造访,咨询退还私房的相关政策,为早日收回被侵占的私房寻求帮助。甚至有一位远道从新疆赶来的维吾尔族汉子,他到报社找到刘霆昭时激动得直口吃,从他由怀里掏出的北京日报磨损的程度来推断,这份报纸伴随他的日子及被阅读的次数都已经相当可观了。

这组由刘霆昭创作的率先触及并公开呼吁清退文革挤占民房问题的报道,对推动私房政策的落实,使被侵权者实现“屋归原主”的愿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大受鼓舞的刘霆昭由此更加热衷于民生新闻的采写和创作,将记者心中的笔升华为解决人民群众问题的利器。先后创作了《能不能少挨点挤》、《中草药变垃圾,谁之过》、《取奶户的苦恼》、《53个单元哪去了?》、《静心斋应向游人开放》、《为什么年年栽树不见绿》、《北京东南郊污染调查》、《管管北京站前的黑车》、《火车鸣笛扰民问题亟待解决》等关注民生的报道,刘霆昭的报道有个特点,他不仅准确反映了民生问题,而且还会多方走访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最后往往能够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积极支持,最终能落实下来。比如火车鸣笛问题根据刘霆昭的报道形成了政协提案并获得了通过,此后火车进城再也不鸣笛扰民了。还有静心斋的报道最终让相关部门还斋于民,成为老百姓可以游玩的场所。等等。在大量的民生新闻创作实践中,他逐渐形成了为民解忧是记者之责的观点。

1984年,圆明园经历了八国联军抢劫、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和文革等的破坏后,已经破烂不堪,改革开放后,如何管理圆明园遗址公园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时任北京日报集团记者的刘霆昭平时就以关注民生问题为己任,曾就读与圆明园仅咫尺之遥的北京大学的刘霆昭当然不会对圆明园的问题作壁上观,为了挽救圆明园,他积极走访政府职能部门、古建筑专家、文化保护专家和圆明园周边农户,经过几周艰苦的奋斗,根据多方的建议,他最终写出了《国家与圆明园合建圆明园》的好新闻,圆满的报道了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难题的产生、形成和解决的全过程,其中建议的将圆明园周边农户纳入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体系,直接为国家节省了上亿元征地及“农转非”安置费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文化价值。这个系列的作品因为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切中了改革中的问题,获得了国家级的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刘霆昭也由此成为集团各报中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人。

他认为军人打仗可以保家卫国,工人挥汗创造产品,农民劳作生产粮食。记者吃这晚饭就要用手中的笔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说话,他风趣的说:记者不为民说话,不如回家抱娃娃。

不吃苦中苦,难成好报人

80年代初期,北京市面上出现了大量“来历不明”的西非鱼,市民们既新鲜又好奇,纷纷打电话到报社、电视台和政府相关部门询问。其实各种原因主要是中国临海海洋资源短缺,由中国和非洲相关国家签定海洋贸易协定,从非洲海域捕捞运回来的。为了给广大市民解惑,领导钦点了一直关注民生领域受广大市民喜爱的刘霆昭随中国远洋渔队出海,报道中国远洋渔队捕鱼的全过程。

刘霆昭欣然领命,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半年,在海上航行达55天,随船转了大半过地球,而且一行远比他想象的要艰幸。出海不到三天,他就开始了严重的持续一周的晕船,都快把场子吐出来了,即使这样,他仍然牢记自己出海的使命和领导的重托,还是坚持写下沿途感受到的点点滴滴。就是在这时他拍下了名震一时的宏伟画面《印度洋风云》,这个画面视野开阔,气势宏伟,记录了自然造化给人灵魂带来的震撼和惊艳。但是当时因为通讯技术落后,他主要还是通过国际邮差或当地大使馆寄回国内,但还是跟不上国内报纸编排的速度,为了及时将最新的消息发回国内,他从当地大使馆弄到了一份明码电报本,就这样他白天写稿,晚上就对着稿件和电报本将消息以电报的方式发回国内,到最后回国时,他已经可以扔掉电报本,闭着眼睛发电报了。回忆起那段出走过10个国家,横跨三大洋、三大海及跨越二个海峡的日子,刘霆昭不仅感慨:不吃苦中苦,难成好报人。付出自有回报,一回到国内他就收到了北京市委的慰问电,而且当时北京各大报纸都争着报道他的采访实录。一时被誉为“中国新闻界的郑和”。并收入当年的中国新闻年鉴。次年,刘霆昭被评为主任记者(副高),也是北京报业集团最年轻的副高,十年后,他又被评为北京市最年轻的高级记者(正高)。

当然,海上万里行,刘霆昭的收获不仅是文字报道,因为自幼便喜欢和钻研摄影,他还利用这段经历拍摄了大量照片,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海上万里行》影展,由著名书法家范曾题字,大量的业界好友前来观摩。其中《印度洋风云》、《梳妆》、《非洲少林寺弟子》等作品被多家报纸杂志转载。

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

如果说海上万里行是有惊无险,那当战地记者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记者生涯中最难忘最危险的当数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进行战地采访的那段经历。在奔赴前线之前,刘霆昭就通过报纸天天看当时的最新战况,但当时的国家大环境还是和平,护国卫士却在前线浴血奋战。当时的刘霆昭就忍不住要问: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激励着这些年轻人放弃大学通知书去钻猫耳洞?是什么样的精神让这些年轻人放弃了家里的万元户奔赴到最前线?要知道因为当时的广西的法卡山和云南的扣林山一带条件异常恶劣,生命危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极容易感染各种皮肤病、怪病等,让人生不如死。这一个个问题又把刘霆昭的新闻之心从首都北京带到了狼烟四起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最前线。

机会来了,为了弘扬英雄精神,深入报道我军前线将士的英勇事迹,当年8月1日,北京市组织了6个人青年慰问团抵达反击战前线慰问将士们,刘霆昭名列其中。抵达庭毫山营地后,带着问题的刘霆昭顾不上休息,连夜与营地将军联系在猫儿洞站了一夜岗,实地体验当地士兵的疾苦,第二天早上换岗后在营地食堂吃早餐,进入食堂后墙壁黑板报上写着的一首改编自夏明翰的诗歌引起了刘霆昭的注意:

吃亏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

看到这首诗歌,刘霆昭豁然心里明朗起来了,先前的疑问似乎都有了答案,扔下饭盘,顾不上吃饭,坐在报社找不到的报道主题立刻就有了。他兴奋奋笔疾书的写下了影响一个时代的名篇《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这篇报道发出以后,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被各行各业的报纸竞相转载和报道,引起了整个社会关于参军和牺牲精神的大讨论,并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影响到各行各业。后来总政和军委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还专门找到了第一次报道“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精神的刘霆昭,找他谈了当时的体会,写入了我军的历史。说到这里,刘霆昭又总结道,作为一个优秀记者,就是要善于发现和总结一大堆新闻信息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提炼出来发出时代的最强音。

随着业务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取得的好成绩,刘霆昭被组织上安排到了领导岗位。这时的刘霆昭已经开始站在了更高的高度来引领媒体的发展,他结合自己的新闻从业实践,贡献出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理论。如《试论党报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就指出了党报党性和人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才能切实的做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又根据工作实践提出了《谈晚报的今日新闻》,深入的剖析了晚报相比于电视、日报等媒体的优势,提出了抓住快半拍晚报不晚报的媒体经营与定位思路,为晚报的优秀业绩定下了优异的发展基调。在担任京报集团驻沪办主任期间,他又积极的探索记者站的功能,发表了《记者站功能探索》等理论文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财富》论坛期间,刘霆昭作为中国最早接触互联网的记者与国际同行进行了切磋,当时他目睹了外国记者在财富论坛采访期间的十八般武艺尤其是互联网的运用,不由得感慨,中国记者的素质赶超水平还有一大段距离,还需要全面提高从业的素质,直到今天,刘霆昭还是这样坚定的认为。

因为在京沪两地新闻界的长期工作经验,他发起并亲自主持了“首届京沪新闻学术研讨会”,开始了京沪新闻界交流的融冰之旅,开创了京沪新闻界的新纪元,研讨会首次将大江南北新闻院系专家和大报老总汇聚复旦大学共研新闻发展思路,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参与与关注,如今,新一轮研讨会又在筹备举行。

为国为民,立传世伟业

迈入21世纪,步入知天命之年的刘霆昭进入了出版行业,凭借多年的新闻媒体工作经验,他又一次将媒体出版业走的风生水起。

2003年,凭借多年的新闻媒体工作练就的敏锐嗅觉,在非典尚未肆虐时他就前瞻性的拍板组织人马加班加点出版了《阻击非典》一书,没想到书刚出版后,正赶上非典肆虐北京,商店关门、学生停课、工人歇工,北京市民陷入巨大的恐慌中,新出的《阻击非典》一时成为人们对抗恶魔的精神灵丹,北京市及在京中央、市原机关、厂矿、院校及各行业单位等的催书函雪片似的飞来,这本新书的问世创下了发行75万册,对于安定民心,传播非典防治知识,控制非典扩散,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同时也创下了同心出版社的历史最高纪录,并史无前例的获得了国家图书特别奖。新上任的刘霆昭由此在出版界一炮走红。

随后,刘霆昭又紧贴市场走向,立足北京,面向全国,紧扣时代的脉搏,先后推出了深受读者欢迎的《健康手册》,出版了《国学365》《礼仪365》等提升市民素质的优秀作品,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和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对此,刘霆昭有自己的看法:出版商出书往往将投出产入比进行精确核算,亏本的买卖坚决不干。但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传世之作。有些作品可能从市场上看并不赢利,但是如果不出版,将来可能就会失传,这样的作品应该有限抢救出来,惟利是图是要不得的。不仅如此,刘霆昭还制定了自己的出版规矩:出的书可以不拿奖,可以不赚钱,但不可以对不起读者,不可以对不起后人,不可以对不起历史,不可以对不起良心。这便是在出版界广为传诵的“两可四不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和有些出版社不同,刘霆昭在出版行业不钻捧名人、傍大腕的死胡同,而是大胆扶持文坛新人,涉猎新领域,推出佳作、反映现实、记录历史。不仅如此,刘社长还积极领导同心出版社参与公益事业,为怀柔、顺义等小学捐款捐物。为北京“读书益民”工程和全国“万村千乡”工程提供了大量优秀图书,还组织了“在鲁迅身边听讲座”、“请名家为青少年写作”、“少儿读书游园会”等公益性活动。

在刘社长的领导下,同心出版社近两年更是硕果累累,市新闻出版局领导更是多次点名表彰同心出版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同心出版社已经彰显出品牌效益,如“一点通”系列,“365”系列,“101”到“107”、“1001”系列,已经在业内如雷贯耳。

在出版事业之余,刘社长又象当初一样,站在整个行业的高度,积极思考媒体出版社的合作联盟、资源整合和经营创新,由同心出版社出面积极承办了媒体出版界的高峰会议,通过媒体出版社的联系会议,整合业界资源,扩大了市场空间,增强了社会影响,实现了经营创新,媒体出版社的联盟是市场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举措。

媒介胜诉第一案,二十年呼唤新闻立法

作为一个京城新闻出版业的过来人,刘霆昭一直非常关注新闻出版行业的前途,在北京晚报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他就积极呼吁建立我国的新闻法。各种缘由,得从20年前,一场涉及北京晚报的新闻官司谈起,这就是在新闻界轰动一时引起广泛关注的北京信远斋饮料厂诉北京晚报的名誉权纠纷案谈起。这场案子缘于当时的实习生朱华采写了一篇题为《飞蝇聚车间,杂物堆墙角,信远斋饮料厂昨被罚款》的报道,该文在北京晚报刊发不久,信远斋饮料厂将一纸诉状递交东城法院,诉称,北京晚报的这篇报道侵害了其厂的名誉权,并使商场和消费者纷纷退货,造成产品积压,车间停产,要求北京晚报赔偿经济损失,并赔礼道歉。因为此前北京晚报曾因批评某厂蚊香不合格吃官司败诉而蒙受损失,再加上当时从北京到全国先后已有数十家报刊吃了新闻官司,在北京晚报所处的东城区就达20起。据1988年11月8日《法制日报》披露:这类以报刊、记者为被告的诉讼,上海最为集中,至今法院已受理立案的至少25起,涉及12家报纸,8家杂志,《解放日报》、《文汇报》、《民主与法制》、《啄木鸟》等都曾上过被告席。“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已判决的案件中,没有一件是新闻单位胜诉,相反,都是以报刊、记者承担一定的刑事、民事责任而告结束。”接到传票的北京晚报上上下下一时心怀忐忑,颇为紧张。北京晚报经过研究决定,由刘霆昭作为北京晚报法人全权代理参加这场诉讼。

接到任务后,刘霆昭深感责任重大,放弃了由市委领导出面或报报道证据先声夺人等手段,力主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回应对方的起诉,维护报纸的声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寻找到了中国民法学会总干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民法专家佟柔、整理及北京第十律师事务所孔庆云、李景森等律师主动提出为本报提供义务法律咨询和法庭辩护,共同维护广大新闻工作者和消费者的权益。同时朝阳区卫生防疫站和北京市卫生防疫站的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主动向本报提供国家有关食品卫生法方面的规章文本及在信远斋饮料厂进行检查所作的《食品加工厂食品卫生监督记录》及对产品进行检验的结果等原始证据,并表示愿意上庭作证。信远斋饮料厂告北京晚报的消息传出后,广大消费者纷纷来信来访声援本报,并积极反映该厂卫生及产品不合格的问题。同时刘霆昭积极学习法律知识,多方求证,从给律师的授权委托书到致法院的答辩状,一条条亲手拟定,力求做到规范,严谨和无懈可击。在证据充分和事实确凿的情况下,最终信远斋饮料厂不得不低头伏法。

尽管这场官司胜诉了,当时被誉为媒体胜诉第一案。但是在法律实践中,刘霆昭和法院还是感到法律依据不够充分。比如提供允许媒体记者采访和公开刊发批评类稿件,对不良社会现象进行舆论监督的法律依据,翻遍了档案也只找到1941年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发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杂志的指示》、中共中央1950年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共中央1954年发的《关于改进报纸刊发工作的决定》、党的十三大、中央办公厅1988年4月10日发的《新闻改革座谈纪要》若干规定。由此,刘霆昭和广大业界同仁感到了制订一部新闻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刘霆昭指出:呼吁和促进我国新闻法早日出台是当时全力以赴参加这场诉讼的初衷,甚至可以说是首要目的。随后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名誉权审判工作做出新规定:“今后对名誉权案件不能盲目力案,其中,对于报纸、杂志刊登的消息文章,当事人起诉侵害其名誉权的,要区分正确的舆论批评与侵犯名誉权的界限。立案前,应由原告举证,经审查确有后才予以立案。”这个官司对于新闻名誉权的司法实践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然而,令刘霆昭依然翘首观望的是,20年过去了,中国的新闻法依然千呼万唤没出来。但刘霆昭依然希望满怀:“新闻立法的日子应该为期不远了。

 

(文/朱少柳:祝刘社长生日快乐,铸造辉煌人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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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五棵树”博客简介

 

 

博客名称:五棵树

博主名称:铁木文人(刘霆昭)

博主简介:1952年2月24日生,北京人,资深记者,著名出版人,现任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同心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兼任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副会长、首都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会长、中国版协理事、北京市版协常务理事兼图书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作协会员、北京市摄影家协会会员。

先后就读于北京芳草地小学、北京二中、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大本)、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现为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

1970年开始新闻写作,为北京日报通讯员,1974年参加北京日报新闻班,1976年调北京日报社,做记者,历任北京日报工交部副主任、北京晚报副总编辑兼新闻部主任,“北京电视”杂志常务副总编辑、北京晚报“四通八达”专刊主编、北京日报、晚报沪办主任兼记者站站长、北京经济报社社长、北京现代商报社社长、同心出版社社长等职。

数十年来,我在新闻、出版、摄影、文学、社会活动五方面不断开拓奋斗,苦心栽种了这五棵树,每棵树上都结有若干果实,现开此博客,愿意将此果实与朋友们分享,更愿意在朋友们的帮助和鞭策下把这五棵树培养得更加茁壮。

 

“铁木文人”自解

要说世间万物,我最欣赏的是铁木。

它,劈不裂,摔不碎,泡不腐,砸不烂。坚硬无比,又极具韧性,真算得上是自然界中的强者。

我对铁木的上述认识,并非道听途说,也非书本上得来。1981年到广西边防部队采访,从原始森林深处山民那里淘换到一个铁木菜墩,黑紫色,边缘呈圆形却并不齐整,木纹清晰却坚如磐石。上述“四不”特性,均是20余年来亲历所识,毫无夸张。

我已逾知天命之年,纵然按百岁计,也可谓超过半生。五十余年来,亲历风风雨雨,千磨万击,至今仍就健健康康地活着,快快乐乐地活着,昂首挺胸地活着,朝气蓬勃地活着!

为此,我以铁木自诩。

回顾往昔足迹,我办过报纸,出过杂志,干过出版;写过新闻,写过评论,写过诗歌,写过散文,写过小说,写过剧本,数十载练的是文字活儿,吃的是爬格子饭,应当算得上是个文人了。

为此,我给自己起了这么个博名——铁木文人。

 

(一)   新闻树

■  1984年,《国家与农民合建圆明园》获国内新闻最高奖——中国好新闻一等奖,是京报集团各报中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人。

■  1986年,随中国远洋渔舰队远航非洲独家采访我西非捕鱼队,分别向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发回以《海上西行记》、《海外漫笔》为题的连续报道,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建国以来采访路程最远的记者,堪称“中国新闻界的郑和”,并被记入中国新闻年鉴。

■  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作为战地记者深入前线采写并发表《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长篇通讯,率先将这当年的时代最强音发掘出来并广泛传播,激励了整整一代人。

■  采写并发表了《能不能少挨点挤》、《中草药变垃圾,谁之过》、《取奶户的苦恼》、《53个单元哪去了?》、《静心斋应向游人开放》、《为什么年年栽树不见绿》、《北京东南郊污染调查》、《管管北京站前的黑车》、《火车鸣笛扰民问题亟待解决》等关注民生的报道,有效推动了一系列疑难问题的解决,受到广大读者拥护。

■  在《中国记者》、《新闻战线》、《新闻记者》、《新闻与写作》等刊物上,先后发表《试论文学手法在新闻写作中的运用》、《财富论坛引发的新闻学话题》、《谈晚报的今日新闻》、《为民解忧是记者之责》、《不吃苦中苦,难为好报人》、《试论党报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报业集团发行策略浅谈》、《记者站功能初探》等学术性文章,受到新闻理论界的关注。

■  1983年—1986年,连续四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1987年被评定为主任记者,成为当时北京新闻界最年轻的“副高”。1997年被评定为高级记者,又成为当时北京新闻界最年轻的“正高”。

(二)   出版树

■  2003年,前瞻性地策划出版了《阻击非典》一书,创发行75万册,单本书创利170余万元的同心社历史最高纪录,并被评为国家图书奖特别奖。

■  主持策划出版了由洪昭光等专家和北京晚报“健康快车”工作室共同编写的《健康手册》,受到读者欢迎。

■  主持策划出版了《国学365》等国学方面的普及读本等礼仪教育方面的普及读本,受到读者好评。

■  积极扶持并推出《中国孩子一定要知道的101个经典童话》、《小故事,大道理》及102系列、1001系列、“全知道”系列等少儿读物,不仅连续被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选定为向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读书,而且使“同心少儿”的品牌越叫越响,已在国内外图书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  撰写了《握紧春秋笔,丹心照汗青》(为《古城返照记》)、《种子·栋梁》(为《好儿歌·新童谣》)、《懂得高尚、学会做人》(为《张思德》)、《长征是一种象征》(为《小红军长征记》)、《送红楼梦中人一个蓝天梦》(为《蓝天梦》)、《赏新闻佳作,悟写作秘诀》(为《榆荚集》)、《人类一分子的责任》(为《拯救人类》)和《最大的问题》)等书作的评论文章,提出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和出版物五大基本功能等观点,被业界认为具有独到见解。

■  参与组建由18家媒体出版社组成的中国媒体出版联盟,并主持举办了2007联盟北京峰会等活动,并发表了《试论媒体出版社的特色与优势》的主题演讲,《新闻出版报》、《新民晚报》、《新闻与写作》刊发,《新华文摘》摘登。

■  参与了向北京农家书展、全国万村工程选送优秀图书的工作,被聘为北京是读书益民工程专家组专家,评委会委员。

(三)   摄影树

■  从上中学时就酷爱摄影,并且是自己拍摄、自己冲洗,从事新闻工作后更是与工作紧密结合,不仅拍摄留存了大量有历史价值的照片,而且以图文并茂形式报道新闻成为自己的一个特色。

■  在四五运动中,冒着风险拍摄了大量记录丙辰清明历史事件的珍贵照片,被多家报刊选登,还参加了全国影展,并被收入《人民的悼念》大型历史画册。

■  1987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刘霆昭海上万里行”影展,展示海外采访图片数百张,这是当时国内第一次由文字记者举办的个人影展,摄影界给予高度评价,巨幅展品《印度洋风云》及非洲风情片《梳妆》等被多家报刊选登。

■  刘霆昭的辞条和业绩被收入《中国摄影家方面大辞典》。

■  近年来,拍摄了大量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的照片,以敏锐地抓住自然界中美好瞬间为鲜明特色,受到同行和读者喜爱。

(四)   文学树

■  早年即从事文学作品创作,从1976年开始先后在《人民文学》、《儿童文学》、《东方少年》等刊物上发表小说《纸条与纸条儿》、《寓言》及《架桥》连环画等作品。

■  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上发表报告文学《隋世忠和他的伙伴们》、《一颗不寻常的炭》、《戒毒者说》等报告文学作品,其中《隋》获北京市“建国35周年优秀报告文学奖”。

■  自中学时期即喜爱诗歌、散文,现已写诗近千首,散文数百篇。其中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发篇的《江南春》、《春日偶成》等诗词,《当年中华第一园》、《西湖夜游记》、《福海荡舟记》、《南湖寻踪记》、《安门前放风筝》、《重返白洋淀》等散文受到文学界好评。

■  创作了专题电视系列片《大城歌》和电影《铁哥们》的剧本。

(五)   社会活动树

■  发起并亲自主持了“北京八十年代十大建筑”评选活动,评出北图、央视等新十大建筑,成为北京建设史上里程碑,该活动延续至今。

■  发起并亲自主持了“北京见义勇为十青年”的评选活动,后发展为“北京见义勇为好市民”评选,社会影响很大,一直延续至今。

■  发起并亲自主持了“首届京沪新闻学术研讨会”,首次将大江南北新闻院系专家和大报老总邀聚复旦大学共探新闻发展新路,在新闻界和教育界产生较大影响。

■  发起并亲自主持了北京晚报“今日新闻比赛”和六月“热心读者大抽奖活动”,对发挥晚报“今日新闻”优势,并使晚报当年突破80万份发行量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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