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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雪三章
1
受命，饮冰，醉酒
犬儒，负米，走狗
入冬以来，观剧的心情
渐无，养伤
无非是不见人，多年的旧友
突然来了消息：猜猜
我在哪里？哦，但愿你
不在本城。……他在
另一繁华处，心动，依然
惧怕着热闹，回信：伤
久未愈，拟不赴
继而，穿棉衣，便鞋
下楼去
小公园，天阴
枫树的叶子
心爱的六边形，随一阵清风
飘落，有一两片
似乎
就要落在我的肩上
伸手
冷冷的
是雪花。
2
雪中走着一个人，不是走来，是走去
从相反的方向看，是我走向你
我想冒着今夜的大雪
去访你，又担心雪到中途就住了
曾经你是那溢出团结的一员，现如今
只需独处，那敲门声永远是记忆中的邮递员
座无虚席不会再有，大雪相隔仅是一次语迟
我们应该更冷、更静、更缺席。
3
对着满窗的大雪
读唐诗，作者写的是
寄友，这友人已先他而去
君埋泉下
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①
作者还写到了
夜，孤灯一盏，无处招饮
一个人，握秃笔
对大雪，一个
洁白的深渊
哦，要是我有他的冠冕，他的冷漠
他的孤寂
要是我有——在今夜，融雪的情怀
全城的灯火
我会否，最终，……但
是，谁也不能
替谁去活。
①语出白居易诗《梦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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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伦理与道德至善
——关于朵渔诗歌的精神向度
■邵风华
我与朵渔的交往起始于一场关于诗歌的争论。基于对某些诗歌问题的不同认识及其它，我们书信往还，交流、应答和“商榷”。可以说，那一段时间我非常兴奋——那种终于可以逮到一个对手“互掐”的兴奋。以至于有的朋友以为我就要和朵渔“骂”起来了。有一次杨黎问我，你是不是和朵渔骂起来了？我说肯定没有，所有对话都在理性和尊重的范围之内进行。关于这件事情，我曾在一首诗中提及。它所导致的唯一后果，就是我和朵渔成为在诗歌上相互信任的朋友。从那时起，我一直在关注着朵渔的诗歌写作，因为我不知道朵渔最终会把自己逼到什么方向上去：他心中过于强盛的道德感会不会最终把他从一个诗人逼成一位学者——或按最时髦的说法——公共知识分子？诗集《追蝴蝶》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而它的按时间编排的体例也为这种观察提供了便利。
与所有天生的诗人一样，朵渔有过明亮的青年时期。那时候，他写青春飞扬的诗，交游、朗诵、聚会，放言无忌，甚至成为“下半身”团体的中坚，“年轻而又闪着光芒”（于坚语）。即便“生病，越冬”，他的心中也还是“高原上”，“河流的终点”，“普遍的土和大片的沙”，“祁连山连绵的阴影”、“黑犀”这些高远之处和强壮有力的生命。那是年轻人的向往、胸怀。“野榛果”在他的眼中是“小乳房纷纷滚落”；乌鸦则“俨然这个城市最快乐的国王”；而黑犀，“该减减肥啦”；还有“那被黑犀操过的母犀是多么风光”。这一个时期的朵渔尽情挥洒着他的才华，仿佛整个世界也不在话下。我非常喜欢朵渔这个时期的诗歌，本真、直接、鲜活，富有生命气息。如果他就这样写下去，当然不失为一位优秀的诗人。可是，作为一个不满足于“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的思考者、不断体味到当下生活的“耻辱性”的诗人，朵渔的精神变迁理所当然地影响到他的诗歌写作。
大约从2004年起，朵渔开始堕入沉思之中。由简洁的诗句、跳跃的诗思，逐渐演变为絮絮叨叨的倾述。这表露了他思想上的犹疑和蹉蹰。先前那些明亮的部分逐步变灰，顶多如铁器在黑暗之中的反光。我想，这应该是一个诗人前行途中的必经阶段。在这一个时期，他写了大量的赠友诗，给浩波、给南胖、给老金、给小尹、给师江。越是在孤独之中，越是想念自己的朋友；越是陷于个体的“思”与沉默，越是怀念从前的“集体”生活。可是，他面对的是无人可挽救的个人的深渊，只有“自我”这一苇可渡。他写给妻子、小妹，甚至，多次写给儿子——自己的另一幅面孔或未来之寄托者。这一组诗中，最好的一首是《耳轮——写给儿子》，清晰，透彻，带着浓重的感情和体温。而有的诗歌则显得思虑重重，如他一首诗的题目所说，“字斟句酌，有些无奈”。这无奈当然不是字斟句酌的结果，而是源于朵渔思想的转变。他不再满足于在诗歌中抒写青春的激情和迷惘，他竭力想要弄清自己究竟为什么要写诗——当用诗来完成什么样的使命，而不是“为写而写”。如果说那些是写给朋友，毋宁说是写给自己：自言自语，借以来整理自己的思绪。这一时期的诗歌，不可避免地较为松散、拖沓，呈现出他内心的某种不确定性。
应该说，《2006年春天的自画像》一诗，既是前面一个时期的终结，也预示了下一个时期的开始。在这首诗中，朵渔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内心，也明确地找到了自己的敌人。面对“无穷无尽的巨大的耻辱”，他决意突破“诗的虚伪，诗的狭隘”，“像一枚光明的钉子，嵌入/城市肉体的深处，揭示着/空洞、冷漠/和卑微的真相”。必须注意到“耻辱”这个词，在朵渔以后的诗歌写作之中，这个词将以较高的频率一再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耻辱感已经成为此时朵渔写作的动力与根源之一。因为有耻辱，所以揭示出时代的真相。目的明确了，“敌人”也就凸显在面前。所以，我认为朵渔是一个有“敌人”的写作者。他的胸中始终在酝酿着一场与时代的搏斗：一个诗人个体与“竖起的一堵墙”的搏斗，一个人与庞然大物之间血与火的战争。——何其悲壮而动人！就像那位挑战风车的吉诃德先生，朵渔让自己的写作变成了一种具有强烈的悲剧感的壮烈行动。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抗争，保证了朵渔诗歌写作的先锋性。我得说，朵渔是被逼出来的先锋，而不是一个天生的先锋派。因为在骨子里，朵渔是“慢”的，他的根始终扎在鲁西南那片凋敝的乡村，他的血液里流淌着这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与传统，对于城市，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与排斥。但是，作为一个思想者，或者如他所说的“大于知识分子”的诗人，朵渔总是时刻想到自己的责任，哪怕有时内心充满迷茫，“常常迷失于/自设的棋局”，他也不愿停止自己的思考、质疑与对抗。《妈妈，您别难过》这首感动了很多人的诗，与其说是写给母亲，不如说是写给他自己的。“所有的工作，看上去都略带耻辱/所有的职业，看上去都像一个帮凶”，所以“我开始与人为敌”。这样的解释与说辞肯定不能得到母亲的理解，反而会增加她的担心。朵渔在诗中呼唤“妈妈”，也许并不是真的想告诉她自己所想的一切，而只是为了让这个词和它所代表的实体——赐予自己生命的母亲，再次给予自己抗争的勇气和力量，去与他为自己设定的敌人展开正面肉搏。
那么，接下来的生活该如何度过？朵渔终究不是一个战士，不可能每一天枕戈待旦。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实现由精神的彼岸向生活的此岸做出可能而恬然的转化？也就是说，如何在俗世中安放下自己的肉身而又不至做出某种不情愿的妥协？——那就是虚构！这是朵渔找到的一条便捷的通道，一个可以忍受的释放口。虚构并不等同于幻想。幻想是出神的，虚构是入世的；幻想有时带来麻醉，而虚构却令人时刻警醒。对于诗人来说，虚构只是其心灵的暂居地，而不是其精神的永久的栖居所。有什么办法呢？作为介入其日常生活的方式之一种，这种虚构虽然略显消极和无力，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缓解精神重压的有效手段。他虚构童年，因为童年已经逝去；他虚构老年，因为老年尚未到来；他甚至虚构梦境，因为梦并不总是能带来美好；他虚构平原，因为平原上的生活不能为他带来崎岖和变化；他虚构雨季，因为那“没完没了的雨”让恐惧“再一次大过了生活”；他虚构站台，因为生活中总是充满了生离死别；他虚构热情和寂寞，因为这样的情绪总是令人生疑；他虚构银河，是因为他找不到一个遗世而独立的“乌托邦”；而他那“最终的虚构”，则是对他人生活的“再一次经历”与“重现”——作为一个阅读者，似乎这种“纸上人生”，总是可以带来暂时的宁静。我说这是暂时的，因为对朵渔来说，要想不被“低水平的对手扼住”，肯定还要将这来之不易的宁静亲手打破。
诗集的最后一辑名“愤然录”，十分恰切。经由前面的反复思量和酝酿，朵渔终于发出了自己的愤怒之声。“多少毒液，如甜品……”，麻醉着人们本已迟钝的神经，在这种普遍的死寂之中，我们需要有人站出来说出这个时代的真相。朵渔不是要在诗歌中寻求真理——因为真理往往也是虚构的——而是要通过诗歌寻求掌握真理的力量。从诗艺上来说，那首广为称颂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也许并不是关于那场地震的最完美的诗歌，但却是最有力量的一首：那种质疑的力量！和让人心生羞愧的力量！我相信我们的大多数所谓诗人在这首诗面前曾经脸红过——那些笃信“地震诗”必将进入诗歌史而哄抢着对地震抒情的无耻之徒，那些高叫着“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混蛋，那些无视那数以万计的罹难者及数以百万计的灾民的疾苦而忙于谄媚和歌颂的瘪三。他们永远触摸不到真正的诗歌的心跳，因为他们的心早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利欲消磨殆尽，而成为一个个的空心人、“活死人”。而《大雾》这首长诗，作为诗人与大师的对话，则向我们展示了朵渔对于政治伦理的思考和吁求。
如此，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朵渔这种强烈的道德感和伦理意识有没有可能损伤到他诗歌中的审美质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朵渔作为一个诗人如此倾心于道德评价是否有点得不偿失？这个问题十分复杂，而且难有一个清晰的令人满意的解答。我觉得，从审美的方向上来说，朵渔早期的诗歌无疑更为自足、从容、充满信心，和无限的可能；而后期的诗歌则总是有一种表达上的急促之感，或曰“紧张”，或者干脆就是：紧。但是，这和他的思想之脉与思路的进展是一致的。在朵渔近期的诗歌之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情爱”之事，看不到青春甚或中年的胡闹和调笑。有的只是历尽沧桑、度尽劫波之后的自嘲与调侃。我们甚至再也看不到他写别的女人（这与他当初的“下半身”立场多么不同）。即便在《青山》这样的浪游诗里，也挤下了“灵魂”、“革命”、“敌意”这样“扎人”的字眼。毫无疑问，写出一首轻松的、自如的、漂亮的诗歌，对朵渔而言并非难事，我们只能说，他志不在此。也许在他看来，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思想者，仅仅在诗歌中抒怀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与一首美而轻的诗歌相比，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一种狂飙突进般的力量，去履行启迪和唤醒的职责。在最近一期《诗歌现场》的编后记中，朵渔详细论说了“德性”——一个久违了的词。他说，“在一个基本德性缺失的时代，诗人何为？要想获得充分的意义，诗人就必须以一种有节制的绝望和充分的耐力与时代对峙，并从最基本的人性中寻找拯救心灵的力量。”至此我们可以明白：这才是他真正的属意所在！一个中国诗人在现时代的都市丛林中发出的“旷野呼告”，与一百多年前的天才诗人荷尔德林遥相呼应。
诗歌（艺术）的伦理与道德准则问题，近百年来争论不休。每一个清醒的诗人大概总是会不可避免地陷于这个泥沼之中。从内心来说，我更倾向于艺术的审美性要求。因为单独针对某一件具体的艺术作品，其审美的意义也应该超越于道德审判之上。但是，作为一个诗人、一位艺术家，如何直面自己所生存的时代，如何处理好自己的写作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问题——它关乎一个诗人的胸怀、气度，关乎一个诗人的责任，和朵渔所说的德性。也许，超越时代的写作只是一个理想？对于一个尚活着的人，不可以没有生活的烟火之气，也不可能不被自己生存的时代所逼迫和夹击。所有的写作，都是在时代之中的写作。冷静地质疑，独立地批判，不被时代的泥沙裹挟而去，应该是每一个优秀诗人最重要的素质和最基本的立场。也许在朵渔看来，在我们这样一个“什么都可以拿来交换，什么都可以拿去出卖，什么都可以伸手取得”的“杂语喧哗、犬儒盛行、成功至上、恶的质素四处蔓延的庸俗时代”（朵渔《德性》），奢谈审美，这本身就是一种背德的行为。所以，在大部分诗人还津津于诗歌之“轻”，还营营于“搞圈子、争地盘”，还执迷于“传统”还是“先锋”的争论之时，朵渔已经承担起一个时代的精神重负，像一个诗歌圣徒一般毅然决然地走向了一条荆棘丛生的求善之路。——不在乎自己的身边有没有战友，也不在乎自己的声音能否被这个喧嚣的“时代”所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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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渔诗歌背后的温软与温暖
□李犁
温软在这里是以温柔的方式出现的：“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摘下那/七岁的蜂巢，为你掏出生活的蜜”（语言打磨得也好，如果不是这样的比喻就没有这么奇特的效果。诗歌说到家还是比喻和创新的艺术）。而温柔又是以牺牲自己为代价的。用舍己救人的方式拯救爱情是有效的，也是榜样们留下的灵丹妙药。但作者不是手段和方法，而是真诚的，内心也是敞开的和明亮的。冷和疼痛开始消隐，小小的愉悦和温度开始上升。这是作者情感在升温，情感能消耗心灵，但好的情感也能温暖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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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和牛虻：朵渔诗歌写作的精神认同
□陈培浩【韩山师院】
于坚说朵渔“注定要无可挽回地成为一位诗人，因为他把握了这个世界上某种被称为诗意的东西。”老实说，诗意有很多种，其他很多诗人也把握到某种形式的诗意，但是朵渔却如此不同，朵渔是我们这个时代终于出现的诗人。
诗歌应该怎么写，很多诗人并没有明确的方向，很多诗人有明确的方向，然后就一生为这个方向所局限。而朵渔是一个“时间中的诗人，他的诗歌呈现出生长着的变化”。朵渔是一个具有很强的思考能力和反思精神的诗人，他自言诗歌经历三个阶段：身体、发现、现场。朵渔曾经是下半身诗歌的干将，这个期间他诗歌的追求是“身体”的解放，那个轰轰烈烈的下半身宣言，如今风流散去，但却似乎只有朵渔有过反思：
我的“下半身”大概持续到2003年，这期间的一场病对我既是启示也是劝阻，警示我身体的乌托邦更甚于语言的乌托邦，对“身体性”的偏执强调对自我既是一种打开也是一种封闭。
思潮性的东西，往往是时代话语的交汇和碰撞，某种个人话语也寄身其间寻求发声的机会。但是，思潮又往往是最缺乏个人性的，即使是那些以回归个人为口号的思潮，如回归日常经验的第三代诗和倡导身体话语的下半身诗歌。因此，朵渔以下的这些话真的是令人深思：（写诗）“刚开始时，虚荣心是一种强大的支撑，也正因此，表面的、感伤的、潮流性的东西最能影响一个人，这其实是非常有害的。因为潮流性的东西，其浮躁、速成、无个人性，对一个初学者来说都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朵渔十年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少有的变化。变化和思想活力互为表里，朵渔思想中对个人性的追求使他总是不断勇敢地“将过去打包送走”。如果说身体写作阶段，朵渔的诗歌是在公共的话语掩护下寻找个人的经验的话，那么他所谓的第二个阶段――发现，其实正是对某种确定的、公共的、已成乌托邦话语的叛变。这一次，朵渔选择了自己去看，自己去发现。他说：
诗歌首先是“看到”，比如场景、细节、声音、光线、情绪等；然后是发现，是洞察，从这些世界的现象中发现真相，并从真相里看到普遍的道理。
在后现代的文化理论中，“看”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看”并不必然会“看到”，不同的位置、立场、身份的“看”最终“看到”的并不一样，所以，朵渔的“看到”里面就不可能没有发现，没有洞察。而更重要的是，现在，他不为自己设定某个固定的话语灯具，让它去照亮隐匿于漆黑之中的现实。于是，他就从某个潮流性的话语中脱身，作为一个个体去“看到”，去发现。
但是“看到”有不同，发现也有深浅，朵渔所谓第三阶段的“现场”，似乎是指一种能够将时代的现场、历史的纵深以及价值创造联系在一起的写作，面对这个自我期待，他说他“深感羞愧”“徘徊犹疑”。
但是，我却要说，朵渔是这个时代独特的诗人，是这个时代一直在呼唤而重要出现的诗人。我认为朵渔的写作，勾连着一种亟需得到肯定的文化价值，在一个价值溃败的时代，在一种“多少恶的质素从中滋生”的黑暗中，朵渔通过写作所确认的关于诗歌的功能、诗人身份的想象对我们启示良多。
诗歌和诗人其实是一个被不同的时代所投射和对象化的变量，二十世纪文学史上，诗人的身份几经巨变。在胡适那里，新诗人是围剿旧文化的急先锋；在徐志摩，诗歌被塑造成了浪漫潇洒的现代抒情方式；及至艾青、田间，诗歌是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更是有现实功用的政治宣传品；在郭小川，诗歌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号角；在北岛，诗歌又是一种政治抗议的先声。关于诗人身份的变化，一个相对概括的说法是“从一体化的体制内的文化祭司，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与‘体制’、‘庞然大物’既反抗又共谋又共生的文化精英，到90年代以来身份难以指认的松散的一群人”。[①]
诗人身份的变迁，也激起了关于现代诗歌、现代诗人的功能的讨论。譬如在南帆看来，当代诗歌的功能“在于保存某种另类的少数的声音”。
诗人原有的文化英雄的自我想象消解之后，诗人成了被边缘化的文学世界中的边缘者之后，诗歌应该承担什么，诗人应该承担什么，在很多人面对离开诗歌，很多人选择进入诗歌文本、技术经营的时候，朵渔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
一个诗人能够承担什么呢？诗人能够承担起最虚无的价值，和最无用的理想。在一个铁的年代，一个恶的质素四处蔓延的国度，诗人通过唤回自我身上那种“充满激情的状态”（尼采），逼迫人们倾听自己的内心；诗人通过放下一切物质的重负去追逐那自由虚幻的蝴蝶，将那最幻美的形象呈现给人们。诗人是偏离轨道的人，但无论如何，他都是要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美好，而非相反。……诗歌不是让人学会仇恨，而是让人变得善良。那追蝴蝶的人，必天真烂漫，必自由无邪。在面向时代的写作中，这是一种自我纠正。
朵渔的叙述可以确认几点：
一．朵渔试图以现代主义的文化理想对消费主义图景下诗人的无价值承担状态进行纠正；
二．朵渔试图唤回诗歌和诗人的承担功能，在精神价值被冲击得几无存在根基的时代，朵渔的呐喊令人振奋。
三．朵渔的承担让诗人带上某种受难英雄的形象，但它不是关于文学的现代主义话语的借尸还魂。他并不祈求成为万人膜拜的文化英雄，他的目标在于提示一种精神的价值，在于改变人心。
我认为把朵渔放在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文化背景下，凸显出他作为一个诗人独特的价值创造。朵渔的承担虽然跟鲁迅“扛起黑暗的闸门”相似，但区别于文化精英的启蒙。朵渔的承担是对现实中“恶的四处蔓延”的纠正，是自觉地引用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来对抗文学界以至于现实中价值沦落的现状。
回头来看九十年代初的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意味深长。那场讨论中，上海的一些学者率先惊呼人文精神的没落，人文科学的危机。但是这种讨论引起的毁誉参半，质疑者认为人文精神危机只是一种话语和叙事，是知识分子从现实的文化英雄的想象中被边缘化而发出的惊呼；也有人对人文精神倡导者建立知识分子强势话语表达了警惕，认为知识分子面对市场经济大可不必精神过敏，更不可用自己的话语作为统拢这个社会的话语。[ii]总体而言，这是一场轰轰烈烈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共识的讨论。今天，当市场经济所确立的消费价值已经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渗透性存在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确实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价值的崩溃。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甚至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操守，社会学界在研究底层的时候有所谓“底层沦陷”的命题，其实沦陷并非是从底层开始的，沦陷从学界开始。一个社会，知识分子群体无法成为精神和伦理的标杆，在知识和权力、金钱的交媾下，知识分子收获了利益而交出了自己的批判勇气和尊严，成为了社会价值在离乱中加速崩溃的重要一环。[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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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刚开始勃兴时代，人们对知识分子话语的自我膨胀充满警惕而使得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提出的很多问题终于在喧嚣中搁浅的话。那么，今天，当知识分子早已经没有能力甚至念头去成为时代的英雄的时候，我们似乎有理由重申当年讨论中有价值的观点：
“在社会发生大变动的时候，知识分子开始渴求一种臧否天下的最高的精神凭籍。尽管在这种重建人文精神的口号中，隐隐含有为社会做出规范的企图，但是更多的仍是知识分子自我救赎的某种内在的焦虑，他们不再明确要求社会应该怎样，而是首先要求自己应该怎样。他们首先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在精神的炼狱中慢慢前行。这种自我救赎固然含有一种悲观的倾向，但却又是一个未来社会必要的前奏。”[①]
显然，在一些知识分子那里，在五四文化精英的启蒙被反思被批判之后，他们提出人文精神不再是为对社会的规范，而是将其视对自己的自我救赎。人文精神并不能成为知识分子重回文化英雄想象的旗帜，但却是知识分子群体确立群体规范、树立自我良知的自律。它其实更是一些焦虑中的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寻找既能融入当下，又能接续知识界精神传统的探索。这就是陈思和所谓的“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ii]但是这种思考并不能获得批评者的信任，而且在被讥讽之后，这些知识分子好像也并没有探索出一种有启发性的路径，并因此描绘出知识分子精神坐标的新轨迹。正是在知识分子承担社会良知被讥讽嘲笑的背景下，九十年代末的诗歌界所发生的民间与知识分子之争，在似是而非的辩论中勾画出知识分子日益歪曲的形象。在这场辩论中，那群以“民间”的名义率先发难的民间派诗人，他们鄙夷地向他们也无法摆脱的身份――知识分子宣战；而那些被命名为知识分子派的，也纷纷表示莫名其妙，张冠李戴，对民间派赠予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强化表示愤怒。我们抛开具体的是非，这种辩论的内在逻辑，恐怕无意识中正是政治意识形态中仇视知识分子的话语操作的延续。“1949年以后的国家意识形态，充斥着对知识分子的怀疑、排斥乃至一种根本上的不信任感”[iii]，政治话语使得二十世纪初艰难地建立起来的知识界精神传统荡然无存，八十年代之后的新理想主义传统，同样在根系不稳的情况下遭遇了政治话语、消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话语的多重阻击。“人们无法用一个简单的命题表述这个国度的现状。中国的庞大版图之中，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迥异的价值观念体系混杂于相同的历史空间，相互冲突同时又相互制约。某些区域的市场经济仍然是一个被压抑的主题，另一些区域的消费主义成了唯一主宰。一些人毫无眷恋的抛下土地涌入城市，另一些人正在玻璃幕墙背后怀念田园风光。很多时候，迥异的价值观念体系分别得到了权力机构的有力支持，派生出相互矛盾的现实。”[iv]复杂的现实使得各种话语各行其是，自说自话，这被描述为多元价值的美妙图景。但是，这种所谓多元价值图景中的权力机制依然是明显的，政治话语神龙见首不见尾，消费话语甚嚣尘上，西方理论话语汹涌澎湃，而面向本土的知识分子精神话语却再一次地中断二十年。
我愿意在这样的背景下看朵渔，看朵渔诗歌对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塑。我们来分析朵渔的《大雾：对话索尔仁尼琴》。
在朵渔之前，透过诗歌和西方大师进行精神对话的写作很多，但是这些诗歌很多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这些诗歌中著名的有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西川的《阿纳托娃》等。把王家新写于1990年的《帕斯捷尔纳克》跟朵渔的诗来进行对比是很有意思的。同样是面对着代表前苏联精神传统的文学巨人，王家新的诗歌是抒情地、庄严地、撕心裂肺地。并且，诗人总是试图在对大师的描述中推出自己相似的精神困境。
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
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
……
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
但是，尊严和抒情某种意义上意味着盲目，这跟帕斯捷尔纳克的独立操守是不相称的。所以，某种意义上讲，王家新的这首诗对于自己生存现状是缺少发现的。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已经解禁的知识神，一段惨痛的过去，使帕斯捷尔纳克成为一个受难和坚守的符号，而对于这个受难的文化符号的贴近，某种意义上也是诗人在为自己塑造的文化形象。
为了生，你要求自己去死，彻底地死
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
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
这是幸福，是从心底升起的最高律令
不是苦难，是你最终承担起的这些
仍无可阻止地，前来寻找我们
发掘我们：它在要求一个对称
或一支比回声更激荡的安魂曲
而我们，又怎配走到你的墓前？
诗人透过对一个异邦高贵灵魂的理解，试图去把握和触摸俄国光荣的文化传统和知识分子相似的精神困境。而且，这种精神的探寻中不无可贵的自省：“而我们，又怎配走到你的墓前”。但是，这首诗的抒情性有余而精神性、反思性不足，它并没有回到中国的本土语境中去回答生活向即将成为中国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人所提出的问题。它预设了一个和俄国相似的文化空间，并通过对已成符号式知识分子的认同来确证自我的文化身份，其间却不可避免地延宕了对本土问题的回答。从这样意义说，这是一种不对称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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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朵渔的话来说，这显然是一首“看见”而缺乏“发现”的诗歌，朵渔的“对话索尔仁尼琴”则是一种真正的对话，因为他回到了中国的“现场”。
你走后，雪里梅耶夫机场的
大雾正在弥漫
无疑，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阿赫玛托娃已经成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必须去穿越的话语话语，所以，朵渔没有给索尔仁尼琴戴高帽，他不断地由索尔仁尼琴而回到自己的文化现场：
你在西方呆久了，会烦；在十九世纪
呆久了，又会导致胡子疯长
二者的结合，正像我目前的
境况：一身道德的臭汗
朵渔不打算把索尔仁尼琴捆绑于道德化的知识分子话语烟柱上，相反，“一身道德的臭汗”正是捆绑索尔仁尼琴的结果，朵渔在解构中回到自己的困境、自己的现场：
如今，团结如仪的只有水泥
和谎言，我经常感到无路可走
准确说，是道路太多，每个人
都有一条路、一个理由
和一道世俗的斜坡，却没有一条路
能够走到黑
没有一条路能够走到黑，路多了起来，但每个人却都会遭遇“一道世俗的斜坡”，往哪走，怎么走都是问题，它们构成了一场弥漫于索尔仁尼琴面前的大雾，而这场大雾在索翁之后并没有散去，索尔仁尼琴并非答案，大雾同样弥漫于索翁异邦的对话者面前。甚至应该说，那些没有看见大雾弥漫的对话者，那些把索尔仁尼琴视为答案的对话者，都是伪对话者。正是在这里，朵渔在日常口语、反讽、隐喻的复杂修辞中出示了对“现场”坚实的“发现”：
多年前，我们搬来梯子
在国家的鸟巢里
陶鸟蛋，猜猜我们陶出了什么？
一根低垂的阴茎――长在一个
不会出汗的身体上
听说它操过十几亿人，让十几亿人
得到了高潮
十几亿人为他准备了阴道，为他谱写
东方色情诗
想想吧，那冰冻的阴茎，那无毛的下巴
那种严厉，那种虚位以待！
我们都是他的杂种，都有一支
性手枪，这手枪啊，每次射出
政治的精液，最后中弹的
总是我们自己
多年以后，朵渔操演起他熟悉的性话语，但是指向的不再是解放个人身体，而是一个禁锢的政治身体所上演的悲喜剧，而这居然是一个还在延续的民族寓言。“一根低垂的阴茎――长在一个/不会出汗的身体上，我们都是他的杂种”所进行的反思，显然不是王家新的”而我们，又怎配走到你的墓前”所能相比。正是这个还在继续的寓言，构成了那场依然弥漫于我们周围的大雾。作为思想者诗人，朵渔透过这场大雾，隐隐触及了索尔仁尼琴神话产生裂痕的晚年（他用的是“晚餐”的修辞）：
我吃过多年光荣的窝头，和正义的萝卜
我的早餐里有饥饿的针，因此不宜多食
我的午餐里有义务教育的硬币，因此不宜过量
我们通常没有晚餐――晚餐是一种国家主义的
定量，远在我的理解力之上
祝贺你有快活的晚餐，亚历山大
你的晚餐就是叮住一头牛不放
你是领袖们的厌食症
和苏格拉底的色情狂，多年来
这近乎传奇
听说一只牛虻的最好下场是被牛纪念
听说一只牛虻的真正对手是另一只牛虻
三餐的政治化修辞，既是一种诗歌表述策略，窝头和萝卜和光荣、正义的必然联系，指向一个曾经存在过的现实，正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修辞同构。早餐、午餐、晚餐成为了必须慎重对待的政治对峙和人生抉择。而索尔仁尼琴神话的裂痕，似乎正来自于他自己也无法把握的“晚餐”——“一种国家主义的定量，远在我的理解力之上”，因而是否也在索尔仁尼琴的理解力之外呢？“你是领袖们的厌食症/和苏格拉底的色情狂，多年来/这近乎传奇/听说一只牛虻的最好下场是被牛纪念”。多年来，索尔仁尼琴是领袖的厌食症，是政治尾巴上那只无畏的牛虻，是被流放者，他也基于此奠定了自己的名声，成为传奇，可是更传奇的是他成了一只被牛纪念的牛虻。晚年和普京政府之间的迟来蜜月，他终于成了一只被牛纪念的牛虻，这是最好的下场？“听说”而已；另一个“听说”显然是朵渔更加执着的信念：“听说一只牛虻的真正对手是另一只牛虻”。这里，朵渔并非匍匐于大师脚下的精神信徒，朵渔并非在大师神坛下添砖加瓦，他认同的是索尔仁尼琴的文化职责：牛虻。所以，他有底气以另一只“牛虻”的身份去“对话”索尔仁尼琴，他坚定的潜台词是：对于牛虻的定论，不来自于牛，而应该来自另一只牛虻。
对于朵渔而言，索尔仁尼琴不是神话，也不是答案，但索尔仁尼琴的裂痕也不能否认他的启发，索尔仁尼琴不是一个神话，而是一种功能：朵渔在认同中内化的牛虻功能：
我爱你的宿命、偏执和崩溃性
爱你的放逐、神启和逆时针
我们是异世的朋友，是词根和词源
我渴望一只蝴蝶的心灵，和牛虻的盲动
我渴望你的迟暮、你的基础，你的流放地
和癌症房，如今你死了，我活着――
无非是早和晚，开头和结尾，轻盈和激越
“牛虻”塑造了朵渔诗歌写作的精神认同，所以，它其实也赋予了朵渔如何在迷雾中生存的力量，《大雾：对话索尔仁尼琴》是最后呈现的正是一个完成了精神认同建构的诗人开阔而从容的生命意识：
我在黑暗中碰到你湿润的鼻息未必不是一种幸福
我在你墓前的花瓣中看到的唇印未必不是一种力量
如此多的蝴蝶歌唱着，大地上的乡愁弥漫着
细雨中的苹果树未必不是一种拯救，宁静的
堆聚在农具间的雪花未必不是一种祈福
穿过浓雾中的国度的未必就只有你一个人
瞧瞧那些牛仔裤、花衬衫，那枝头上的
清澈和嫩绿
柔弱未必不是一种对铁的应答。
朵渔说没人能够教你写诗，除了你面前的那只蝴蝶，你只有追着那只蝴蝶，才能够走近诗歌的世界，他于是把他诗集命名为《追蝴蝶》，也是他诗歌观念的一个注脚。而在这首诗里，我们发现了朵渔那只轻盈的蝴蝶里面，其实是一只无畏的牛虻。如果说蝴蝶是他的诗的话，那么牛虻就是他诗歌的魂。
作为一个曾经的下半身诗歌干将，朵渔常被人无可争议地归入于“民间”派，而他具体的诗歌实践，他的历史意识和担当意识，他对真实“现场”的执着，在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中断，知识分子话语被边缘化、狭义化和污名化的时代，为“面对真实发言”的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续上了可贵的一笔。朵渔的写作，让我们看到，曾经有过的所谓民间/知识分子的诗歌疆域命名不过是一种发声机制，它冲击着旧的诗歌秩序，却可能造成新的诗歌误区。朵渔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避开潮流，任何一种敞开都可能形成新的遮蔽。所以，诗人的脚步应该是追着蝴蝶不停歇。朵渔本人的脚步，踏过当代最重大的精神问题和最汹涌的现场，追求着诗歌的历史感和纵深感，在当代大量诗人中独树一帜。
[1]转引自《在北大课堂读诗》第42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
[1]以上观点，可以参见白烨等《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陈晓明《人文关怀：一种知识与叙事》等文章，引自王晓明主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
[1]这里的学界沦陷可以从当地学官腐败、学术腐败和知识犯罪等例子中说明，学界日益猖獗而又缺乏自纠方法的抄袭、腐败等问题无所不在；前不久，事件，引起了知识与伦理的再次讨论。不可否认，学界中也有不少人正在做着认真的对抗，但是他们却往往被排挤并不得不居于一种非主流的位置。学术界、知识界在专业能力和学术操守基础上建立的清廉、求真、可信的公共形象业已荡然无存，也无法成为一种对于大部分从业者的价值感召。
[1]蔡翔观点，转引自陈思和《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两封信》，《人文精神寻思录》，王晓明主编文汇出版社，1996
[1]陈思和《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两封信》，《人文精神寻思录》，王晓明主编文汇出版社，1996
[1]蔡翔，《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何谓文学本身》，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1]南帆，《冲突的文学――导言》，《冲突的文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转引自南帆《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评论》，2003(2)
（转帖一篇评论，感谢这位素不相识的朋友！新浪的博客真麻烦，好像注释全贴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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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启武传1
1
高启武，我爷爷，鲁西单城一乡民，生于民国十一年（公元1923），卒于共和三十九年春（公元1988）。启武性良善，幼年失怙，家贫无以计，曾与其兄二人立于黄河故道之大堤下，为过往客商拉车助力为生。其时尚年幼，孤儿寡母，生计惟艰。
河堤记
今天，一小块浮冰的闪光
安慰了他，严厉地，安慰了他
他刚刚哭过，在一阵肠鸣中
在兄弟的教育下，今天
一小块黑窝头安慰了他，长长的
斜坡不再辽阔，四十五度
不再呈直角。
他刚刚哭过，在光滑的草绳里哭
在北风的棉絮里哭
他的兄弟打了他，他不该出门
就喊饿，但今天
一阵和煦的南风安慰了他
河柳安慰了他，他刚到
堤的南岸撒过尿，那泡尿
也安慰了他。他不小了，北平
降下了五色旗，县太爷
改称县长。刚刚，一位安徽的盐商
给了他一口馍，这馍馍安慰了他
母亲做的鞋子安慰了他，每天
在长长的河堤上推和拉，在南岸时
一阵轻快的下坡安慰了他
下坡，他的梦里
都在下坡，因此，他的梦也
安慰了他。刚刚，地主家的长工
带来消息，母亲让他早点回家
这消息安慰了他，最严寒的冬季
已经过去，柳花开，槐花开
茅根长出喜人的芽，这乐观的
季节在安慰他。他不想再找地方
去哭，不想再与兄弟
争吵，长兄为父，难免出格
今天，他想听话，系紧腰里的
草绳，十一岁有把子力气
上坡或下坡，推或者拉
这谋生的游戏安慰了他
民国二十一年，袁大头已
变成冤大头，这消息像笑话一样
安慰了他。
2
共和元年（公元1949），帝登基于天安门。国色变，耕者有其田。有地富横行乡里者，杀之于田畎。启武娶妻邵氏女，貌姣好，惜跛足。有男二，女三，后皆成人。改元后，启武以家贫，得地数亩，耕作为生。
翻身记
一个男人扛着一副犁从地主家出来
他酷似我爷爷，满心的喜悦带着一丝愧意
另一个跛脚的女人，裤脚肥大，头上一枝花
后面跟着我咕咕叫的姑姑
钟声，枪声，喇叭，“有仇报仇，有怨抱怨”
我爷爷紧闭柴门，带领一家人喝粥
夜里狗叫，不是鬼子进村，是乡上的书记
有人了解他的底细，让我奶奶不要出门
一个地主被杀了，带来了更多的地主
这胆小的男人伸出一只脚，另一只脚留在身后
一个富农被打倒了，另一个从政治上重新站起
我爷爷挺了挺腰杆，有点硬，有点疼
开会，开会，大字不识的人读书三部
家谱的位置换成了毛主席
爷爷，你告诉过我你是何时吃饱的吗？
你告诉过我你从来不缺阶级的敌意
第一个春天里麦子长出了种子，第二个春天
种子开始发芽，这是小麦的哲学，主义的胜利
一个男人偷偷趴在水缸上哭，你哭什么呀
你哭什么呀！
他就是不停地哭，不停地哭
哭他的祖坟长在了麦地里！
3
共和四年，上行“肃反”，下“农业合作化”诏，土地公有。启武以贫苦而性善，根红而苗正，委以民兵连长、小队长之职。九年，行“大跃进”策，人民公社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越半年，“反瞒产私分”诏下，民有饥色。启武以先进故，言于县衙之八千人大会，揭缺粮之状，乡民之饥，旋被下狱。是年冬，民大饥，赤地千里，野有饿殍。
粮食记
有时给你一点教训，让小小的信史
变得生动。八千人啊，民兵连长同志
八千人等着你去说谎，八千人
等着你来犯错
但我们没有粮了，这千真万确
我们无法过冬了，这千真万确
我们的孩子在挨饿，这千真万确
八千人抓住了你的脖子，将你垂直地
从同志打回敌人
这黑暗的牢房，地主的粮仓，你再熟悉不过
民国二十八年，你从这里得过施舍
民国三十八年，你从这里领过麦种
现在，你有一种强烈的
互称同志的愿望，但一生的谎言
都说遍了，仍然不够
你努力回忆：藏在屋顶的钟
藏在泥墙里的铁
藏在女人身上的棉花
但仍然不够，不够伟大，也不够正确
不够与这个世界团结起来
“过去，可不是这样的。”
现在，你是在
阶级的边缘，乡村政治的脸
说变就变，你要相信
粮食来自天上，吃饱了饭的人民
是多么的露骨，你要相信
你的小儿子就是喜欢啃树皮
你的大儿子不是水肿是阶级的虚胖
你的老婆子不是不能生她只是
政治性的月经不调
你要相信，所有的铁都属于集体
所有的碗都团结为公社，现在
你要大声赞美那雪白的粮仓
那逃亡的麻雀
当口号变作口粮，乌鸦倒在
阶级的虚线上，你该怎么办呢
民兵连长同志？
你要大声赞美、欢呼、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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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启武传2
4
共和十七年，文革始行，天下争颂“某某某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启武被贬为生产队牛倌，入住牛棚辄数年。然其天性乐观，对牛弹琴，练就耕作绝技。余年幼时，尝与其同宿牛棚，祖孙二人，其乐融融矣。
牛棚记
现在，爷爷，请你跟我来
到我的童年，在一间
牛棚里，在几根牛尾间，我们来倾听
那集权的钟声，牛虻与耗子的合唱
在这有限的重逢里，让我们
屏住呼吸，在我扁桃体的
淡淡忧伤中，共度这
集体的夜晚，牛轭的夜晚
是的，我干过不少坏事，你
不在时，我让牛与马交配，我砸碎过
生产队的犁，往食堂的锅里撒尿
我偷过苹果花，那是因为我饿了
我偷过香油坊，那还是因为我饿了
我不饿的时候，偷偷用牛绳荡秋千
现在，我希望你能回来，特别是
在这祖孙的夜晚，听你唱小曲，唱
社会主义好，你一唱我就哭
哭我离家的父母，哭我赌场里的爸爸
多有意思啊，你说，你迷人的大手
将所有的牛眼擦亮
爷爷！我喊你仿佛
你还可以听见，还可以回头
微笑。我闯过几次大祸，这你知道
我往小学校门上抹屎，你对校长说
屎是个好东西
我偷你的钱买画书，你说
书是个好东西……哎，老头儿
我这样叫你是不是很亲切，很无礼
现在，我希望你还能哭着回来，带着
你童年的那根草绳，带着你的
小鼻涕，我们一起来回忆
昨天的你，今天的我，仿佛
你就是你哥哥的小兄弟而我们之间
也并没有隔着一个父亲和儿子
——我们来一起唱：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5
共和二十七年，帝有疾，帝崩。二十九年，行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启武以其耕作之技，交誉乡里。三十八年，赵亲王立，改元小康，然物价飞涨，民怨鼎沸。三十九年春，启武以肝疾，入乡医，不愈；入县医，不治。抬至家中，腹水如鼓，逾月而终，享年六十有六。终前，语其长孙曰：“吾一生，苦甚！汝当努力为学，食官粟。”
墓边记
总之，我没有说出我想说的，除了几滴墨水。
我没有说出枪口，它有时指东打西；没有说出
死亡，毕竟，在成堆的死亡面前
我叫不出那些名字。我没有说出墓碑
在成片的麻雀眼中，我也没有说出贫瘠
毕竟，活着的还有大片的乌鸦，我说不出口。
我说得出口的只是你，草绳的爷爷，黄土里的
咳嗽。今天，我要跪下说，以你爱听的呜咽
说：草民的一生，土坷垃的一生，以及白霜中
干屎的一生；说：梨花的一生，白铁皮的一生
谷仓耗子的一生，补缀的一生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更尖锐，更深情
你死了，死的意思是
我们终于有了同一个父亲
而我还活着，还可以说：启武兄
在这块集体的土地上，你就
凑合躺着吧，这里有你的祖宗
有你的父母，有你
爱吃的青草和盐粒，作为你的孙子
我既不是在歌唱，因为歌唱里没有敌人
也不是在哭泣，因为哭泣是个负数
我在抽象地思念你、还原你、答复你！
【谨以此诗献祭于祖父的灵前。发表于《钟山》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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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杂谈 |
写小诗让人发愁……
写小诗让人发愁，看水徒生烦恼
混世也不是件简单的事
无望的人练习杀人游戏
大哥们在灯下说闲愁，你一支笔
能做什么？写小诗
让人发愁，看水徒生烦恼
就那样在菜心里
虚无着，在树干里正直着
混世，混这时代夜色，太阳多余
且迂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