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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在赴景山上吊自杀,死前他干了一件令人惊诧的事情——收葬魏忠贤遗骸,厚葬于香山碧云寺。将死之人,为什么还要干这样一件看起来没用且自打耳光的事?

我们知道,崇祯在天启七年继位,八月底登基的他,仅仅过了两个月,就开始对皇兄信任的大太监魏忠贤下手了。撤销魏忠贤宫内外一切职务,发配到凤阳祖陵司香,不久,又下令对魏忠贤由发配改为抓捕,锦衣卫派员对魏忠贤严加押送,对跟随的余党,立即擒拿。

 据说发配途中的魏忠贤得知此讯时,正在一家客栈听小曲, 逮捕令加上凄凉小曲,使魏忠贤万念俱灰。次日凌晨,魏忠贤在住所上吊自杀。随后崇祯皇帝开始讨伐阉党,对乱政太监开始大规模清算。

 他下令召回诸边镇的镇守中官,使宦官不能再拥有兵权。即位之初的崇祯帝,对宦官深具戒心,禁令不断。下令宦官非奉命不得出宫门,让宦官失去交接外廷的机会。

但是十七年后,崇祯皇帝又干了厚葬魏忠贤这等令人捉摸不透的事。

有一种说法,是崇祯之所以这么做,是在四面楚歌之际,听了随从太监曹化淳说了这样一句话——“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显然,在太监们心目中,魏忠贤比东林人那帮大臣更能干、更实用。

那么,崇祯是不是最后也是如此默认呢?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崇祯执政十七年,最大的变化,是对宦官的态度的转变,在执政之初,他杀魏忠贤,体现了对宦官极度厌恶心态,而在执政中后期,他对宦官的态度又好转起来,回到了皇兄天启皇帝当初的怪圈,重新起用太监。 

 这位痛恨宦官的皇帝,下令免去那些在天启朝被逮捕处死的阉党官员的“赃款”,释放他们的家属。 京畿卫戍之权、监督军队之权,统统交付宦官。从讨厌到依赖。这是为什么呢?

不能排除,是大臣无能与无忠,令其皇帝失望。其次,只有太监,对皇帝亦步亦趋、言听计从。崇祯皇帝或许感到,大臣们离心离德,还是身边的奴才太监最听话、值得信任。

 在李自成大兵压境的危急时刻,崇祯在生命最后时刻做了深刻反思,继位当初,铲除魏忠贤阉党后,他重新起用了倡导儒家思想的东林党人及复社人,但是这些人在国内动荡、边关危急的存亡之际,擅长空谈、治国乏术。懦弱、酸腐和无能令其大失所望。而洪承畴等能臣,又在关键时刻,投敌变节,令信任他的皇帝颜面扫地。

   崇祯帝朱由检临死前,写下一段著名的遗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显然,这位亡国之君把亡国之责算在了外廷下大臣头上,而没有指责内廷的太监。

而他信任的太监,在国家危亡时的表现又如何呢?史书记载,这批宦官“挟势恣肆”,掣肘将领,侵蚀军饷,避敌殃民,谎报军情,冒功请赏……无所不用其极。崇祯最后时期让他们守城。结果李自成进京时一声炮响,这支庞大的不男不女的特种武装,立即作鸟兽散。

历史不容假设,但是不止一种答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太监群是皇帝的好奴才,但身心残缺的这个特殊人群中,不可能出现忧国忧民的政治家,这样的人,即便有心护主,也无意救民,从来不可能成为历史“正能量”人物。

史事也证明这一点,清兵入关,爱新觉罗氏坐稳了中国江山。对明朝政体照抄照搬的建州女真人,起初对中国太监也是极度恶感。康熙四十年,清帝下令将魏忠贤墓夷为平地。

然而,太监在晚晴时期,与晚明并无二致,不断崛起安德海李莲英这等“后魏忠贤”人物,他们在国家政治中所起的作用不比明朝宦官逊色多少,这种对宦官“由防到信”的怪圈,随着中国历代王朝兴衰中不停重复上演,可以说,这是中国皇权体制的衍生品——血缘治国的政治,必然败血、没落,没落的标志,就是最后由一帮彻头彻尾的奴才代行国家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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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国的历史上,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批绝世佳人们争奇斗艳的年代。各式各样的英雄美人上演着各式各样我们后世所熟知的典故和经典戏码。其中绝世佳人中要数如千娇百媚的貂蝉,超凡脱俗的甄宓,倾城绝世的小乔,古典淑女的大乔,剑侠仙子的孙尚香,肤白如玉的甘梅,天香国色的邹氏,芙蓉娇艳的樊氏,宠冠后庭的步练师,温柔贤淑的吴氏等这些最为然人们所熟识,而她们的故事更是被后人们所津津乐道永不厌倦。

1、貂蝉:所谓“马中赤兔,人中吕布,女中貂蝉”,将她列为三国十大美女之首,实在是毫无意外,也毫无新意。貂蝉能杀入中华美眉前四,恐怕很大程度上是虚名所致。有几分资色且和政治人物有一腿的女人,成名总是特别快,那位白宫实习生莱小姐想来是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她是绝色佳人的。

2、甄氏:袁绍儿媳,袁熙之妻。上梁不正下梁歪,曹操这一家人好像都不太重视德行。曹军破冀州城后,世子曹丕闯入袁绍府中抄家,发现一女蓬头垢面,拖近擦干净脸一看,哟,是个美女。这甄氏就这样做为战利品被曹丕占有了。后来因后宫嫔妃争宠,而被曹丕赐死。不过即位的魏明帝曹睿却是甄氏所生。据说曹子建《洛神赋》中的洛水之神,就是这位嫂嫂甄氏。

3、小乔:她与周郎实为三国里第一佳配。根据猪哥的说法,曹操对乔公的二女也颇有想法。曹子建赋云:“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电视剧里那个小乔端庄贤惠,看似远胜貂蝉。唉,此生若能得妻如小乔,复何求哉。猪哥三气周郎,为小乔乎?

4、大乔:孙策之妻。英姿勃发的孙伯符自不会娶恐龙为妻。大乔在三国里虽没怎么被提起,不过以小乔论,姐姐的素质也不会差。

5、邹氏:张济之妻,张绣之婶。此女正是应了“红颜祸水”一说。曹操好色,得了张绣的宛城后,便问左右有无妓女(现在当领导的,即使有这个想法,也不敢这么张狂),皮条客曹安民居然把邹氏给拉来了。而曹操也真敢消受,于是就出事了,宛城失了,典韦死了。真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各位看客,前车之鉴啊。

6、樊氏:又是一位寡妇。此乃桂阳太守赵范之嫂也。刘备攻打荆南四郡时,赵子龙取了桂阳,赵范投降,并与赵云结拜为兄弟。赵范想着子龙乃是当世英雄,又是本家兼老乡,便想把这择偶要求甚高的貌美寡嫂配与赵云。哪知赵云一听异常生气,认为是乱伦。于是两赵翻脸,重新再打。这段美事也就落空,我们的白马英雄子龙依旧孑然一人,转战四方,直至益州。

7、甘夫人:刘备的偏房太太。皮肤甚好,据说刘备喜欢在夜晚把她与一座羊脂玉做的人像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一生跟随刘备东奔西走,四处逃亡,未享寸福。刘备这人对弟兄虽极讲义气,老婆却是乱丢乱扔,打仗输掉只顾自己逃命,以至于甘夫人数次被曹操、吕布抢走。至于曹、吕有没有也把她做羊脂美人看,就不得而知了。甘夫人真是红颜薄命,赤壁之战后不久,刘备刚刚安顿下来,她就香消玉殒。却由此引出了下面这段“甘露寺”的故事。

8、孙尚香:孙坚之女,孙策、孙权的同父异母妹妹,也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里的女主角。本来小孙MM是被他哥哥孙权作为香饵(典型的亲情诚可贵,江山价更高),以诱中年丧妻的刘备到东吴为质,换回荆州。不想,吴国太却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加上乔国老受了刘备的好处,也在旁边煽风点火,这假戏最后真做了。49岁的刘备征战半生,忽得此美娇娘,自是心花怒放,乐不思荆(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子不教,父之过”的遗传因素)。幸亏诸葛半仙料事如神,事先留下三个锦囊妙计给赵云,才使刘备顺利返回荆州。否则刘备说不准就成了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情圣了。

9、步夫人:孙权众多夫人之中最漂亮的一个,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不爱吃醋。她不但不与众粉黛争宠,反而经常介绍女孩子给孙权认识。孙权也因此最宠幸她,后追封其为皇后。其实男人真的是很好骗的,你把他看得死死的,他也不待正眼瞧你;你若偶尔让她吃吃野食,哄骗哄骗,他反而觉得野花不如家花香了。

10、吴氏:这最后一位也是寡妇。她是吴懿的妹妹,原先吴懿事刘璋的时候,她给刘璋做了儿媳。后来刘备打入成都,便把她拿来做了自己的老婆,这一招颇得曹丕的功夫。刘备称帝后,吴氏被册封为皇后。吴懿在蜀汉的官阶挺高,恐怕有国舅爷的这层关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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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16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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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洋舰队两大标志性旗舰的定远、镇远舰,他们最终和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一道灰飞烟灭,中国发展现代化海军的首次尝试也因此中道而阻,这支耗费巨资打造而成的舰队曾一度威震亚洲,为何却在转瞬之间就惨遭覆灭,引人深思而又发人深省。

更新迭代迅速的海军

一直以来,海军都被认为是需要技术积累和人才底蕴的军种,因此一直有“百年海军”的说法,也就是说没有长期的人才和技术的积累和储备,难以造就一支强大的海军。进入19世纪下半叶后,海军开始进入铁甲舰时代,世界海军力量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开始不断加快,北洋舰队的创立也正是在这一段技术大爆炸的时期开始的。

在1885年的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清朝的海防门户大开,加强和充实海防力量成为满朝文武的呼声。当年10月,在李鸿章的倡议下,清廷设立海军衙门,开始操办筹建海军工作。恰在此时,1880年李鸿章命驻德公使李凤苞采购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济远舰与德国顾问一道到达天津。两年后,在英国订购的致远、靖远以及在德国订购的来远、经远四舰验收回国,以上新购的七舰共花费白银800万两,北洋舰队自此实力大增,声势日壮。至1888年北洋舰队共有大小舰船25艘,官兵约4000人,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海上力量。

虽然这支舰队在硬件上有着相当可观的实力,但清廷上下都缺乏着与时俱进的眼光。在那个技术大爆炸的年代,新船型、新工艺层出不穷,很多造船技术在十年内就会被新技术取代,服役8年以上的军舰就开始面临落伍,超过10年的军舰已离淘汰不远。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人只要紧跟技术更新换代的趋势换装新舰,就能加速跟上中国海军发展的步伐。

自从被佩里舰队打开国门后,日本就已意识到自身海防力量的薄弱,开始与荷兰合作学习一些海军技术。德川幕府倒台前的幕府海军,已开始装备使用速射炮和蒸汽动力的军舰。经过多年的在明治维新前就已经完成了创建近代化海军的准备。明治维新后,日本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为蓝本,开始全盘学习和吸收海军强国的理念和战略、战术。

面对俄国、清朝两大强敌,从1887年来日本竭尽财力,加速引进欧洲列强的新锐战舰。为了弥补陆海军庞大军费预算的不足,明治天皇削减宫内经费拿出内帑带头支持海军建设,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共计捐献海防金230万日元,倾尽财力从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购买了吉野号装甲巡洋舰,这艘战舰当时航速最快的装甲巡洋舰加入作战序列,1889-1891年严岛、松岛、桥立号下水,这些新锐战舰大大提升了联合舰队的作战实力。

吉野号装甲巡洋舰

至甲午战争爆发前,联合舰队共有各类舰艇52艘,吨位59106吨,已有一战之力。反观北洋舰队,1888年成军后不久就停止了装备的更新,在黄海海战时,日本军舰在平均航速、舰龄、炮数上均占有优势,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战果。

这是因为海军巨额投入产生的回报来自于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支撑着英国皇家海军的是四倍于其他国家的商船数量,清朝上下并不了解海军的作用是为争取海洋利益保驾护航,缺乏对海军建设持续进行高投入的客观意愿,一旦海上回归平静,对海军的投入自然半途而废。

专业化的分工和严格的训练

在浩瀚无垠的海上作战,需要身心和技战术素养都十分强大的官兵。英国皇家海军早已成立了海军军官学校以及海军炮术学校,至19世纪中叶英国海军开始将训练推而广之到全体的海军人员,每个学员都要接受为期6个月的训练,包括学习军舰上的勤务、基本的炮术技巧等等,然后才能上舰实践。到了铁甲舰的时代,海军的各个岗位开始分门别类地区分出来,对官兵军事技能的专业化要求变得越来越高。对此,英国海军在竭尽所能给士兵们普及训练的同时,组织开展各种演习和活动,进一步加强官兵的应变能力和军事素养。

英国海军向来是欧洲各国学习的样板,中日两国的海军建设也同样以英国海军为标杆,但是学习的态度却有天壤之别。在舰队创立之初,北洋舰队水师提督丁汝昌本是骑兵出身,对海军事务并不熟悉,中下级军官也难以独立承担职责,不得不倚仗洋员的帮助。

在这些洋员之中,对北洋舰队帮助最大的人是琅威理。他在英国海军中担任中校,是熟悉海军事务的干才。李鸿章聘任其为副提督北洋海军总查,负责北洋舰队的组织、教育和训练。他为人勤奋而又治军有方,严格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和操典在军中日夜操练,“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颇勤事,为海军官佐所敬惮,中外称之”。在他的领导下,北洋水师操演认真,平时没人敢请假,亦无人敢出差错,因此在北洋舰队中流传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丁汝昌本人也认为:“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格雷森次之”。

在他给北洋舰队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1890年北洋舰队南下避冻所发生的撤旗事件,是对琅威理的公然挑战和侮辱,撂了挑子之后琅威理逢人便说在中国受辱之经过,自此中国再也找不到一位能实心任事的洋教员了。

没了琅威理的严格管束,丁汝昌又无力约束部下,早先制定的条令和章程全成了一纸空文,北洋舰队的纪律开始败坏,训练也逐渐废弛。按照《北洋海军章程》,除了提督之外,其余总兵一律需留宿船上,不允许在岸上建公馆。琅威理离开之后,自方伯谦等一干总兵以下开始在岸上建设个人住宅,晚上上岸住宿的人,“一船有半”。

每当舰队巡游南洋,停靠在香港等地时,官兵竞相下船嫖妓赌博。在航行时还不忘载客做运输生意,甚至利用军人的豁免权,从高丽走私人参。用以维持军舰机器运转的车油、煤炭的经费常常被负责的管带克扣,由于机器擦拭不勤,致使零件损坏,大炮生锈。负责买煤的管带,账上记一百吨煤炭,实则只买了二三十吨,再给店里两成好处,其余的都进了自己的腰包,看似强大的北洋舰队已逐渐被腐蚀。

曾经训练有素的北洋舰队也变成了耍假把式的演员,来远号帮带大副曾在甲午之后的呈文中说道,“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训练弄虚作假,缺乏实战的考验成为影响北洋舰队战斗力的严重问题,舰队的炮术训练、阵法操演也全是假大空,“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这些花活骗骗上级还可以,面对敌人可就不管用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从赶走琅威理的那一刻起,已注定了北洋舰队的结局。作为对比,日本海军也是英国海军军官英格斯上校培养起来的,日本皇室封其为贵族,使他得到了足够的尊重和地位,在他的影响下,日本海军“坚持走在英国指导下的道路,他们不仅使舰队保持着英格斯离开的面貌,而且更趋于完善了”。对洋员所教授的军事知识的尊重和坚持,或许从侧面决定了中日两国海军发展的高度,毕竟再好的武器装备也需要人来操作,正如美国外交官何天爵所言,中国虽然有钱,但是“不能在任何市场购买训练有素的军官和有纪律的士兵”。

海权论

19世纪中后期也是海战理论如井喷一般涌现的时期,在1890年代最为著名的是阿尔弗雷德·马汉上校所著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海权对法国革命的影响》,阐述了他对海权论的理解,他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在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的前提下才能在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中保护自身的利益和国家的安危,简言之就是控制了海洋便控制了一切。

阿尔弗雷德·马汉 20世纪最伟大的海军理论家之一

也就是说即便能控制局部海域,也将对海上作战的结果和战争的胜负产生影响,日本海军就是信奉海权论的忠实信徒之一,夺取和控制制海权是赢得战争的关键所在,自甲午战争之始,日本海军的目的就十分明确,那就是寻找和北洋舰队决战的机会,并一鼓作气歼灭其主力,获得制海权。

反之清朝方面却对夺取制海权的意义缺乏认知,李鸿章之所以筹办这支舰队,只是为了固守海疆而已,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在这样的背景下,保船制敌成为作战的指导方针。

也就是说在作战理念上,北洋舰队已又输了一筹。战争爆发后,联合舰队四处出击,寻机决战。而北洋舰队的主要任务则是护卫运送着陆军和物资的运输船。黄海海战的爆发,也是因为联合舰队正好捕捉到了正在护送陆军登陆鸭绿江口,为了保护登陆部队,北洋舰队不得不与联合舰队进行决战,北洋舰队自始至终都在对方的盘算之下,焉能不败?

自沉的定远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甲午战争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要想成为真正的海军强国,首先必须真正理解海军的真正价值所在,不仅要有维持海军的强大经济实力避免海军建设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还必须学会如何使用和维持海军,这才是我们建设海上强国的路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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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肉相残-咸丰兄弟的皇位之争
紫禁城太和殿,金镶玉嵌的天子御座,显示出皇权的无限威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龙椅象征着赫赫皇权,多少人为了坐上它,厮杀得头破血流。为了它,金銮殿里曾演出过太多父子反目、骨肉相残的历史悲剧。
  皇权较量
  清朝前期,从太祖努尔哈赤到康熙皇帝的100多年时间里,是建立政权、平定叛乱、恢复经济的关键时期。但无论军机政务多么繁忙,始终未能摆脱激烈的皇权斗争,以致康熙这样堪称英明的皇帝,也被皇子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弄得心力交瘁。
  雍正即位后,他从自己争夺皇位的亲身经历中吸取教训,创建了“秘密立储”制度。从此,不再公开立皇太子,而是将立储谕旨秘藏在匣内,放到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直到皇帝驾崩时,才由御前大臣共同拆封,当众宣布由谁继位。
  这种方法很巧妙,令所有有心皇位的皇子都心存希望,会努力用帝王的标准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希望赢得父皇的好感。而且,由于皇子们没有明确的竞争目标,也不容易形成各种围绕皇子结成的政治集团。
  这个办法虽然不能彻底消除统治者内部争夺帝位的斗争,但它毕竟削弱了这种斗争的激烈程度,避免了血腥残杀。所以,从雍正以后,争夺皇权的斗争,变得平和了许多,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权术和计谋的较量。
  兄弟情深
  雍正之后,经乾隆、嘉庆,皇位传到了道光。道光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位皇帝,他共有9个儿子。
  到了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道光已是64岁的老人了。而此时,九子中三位早逝、一位过继给亲王、三位年纪不到6岁,有能力竞争帝位的只剩下14岁的四皇子奕詝和13岁的六皇子奕訢两兄弟了。
  在诸位皇子中,又惟有这两兄弟关系最为密切。他们从小在一起读书习武,兄弟俩不仅成长为熟读经史、兼通诗文、擅长骑射的少年才俊,还共同研创出枪法二十八式、刀法十八式,使得道光皇帝十分欣慰,特意将枪法赐名为“棣华协力”,刀法赐名为“宝锷宣威”,比喻兄弟二人协力同心。
  四皇子10岁时,生母孝全成皇后突然去世,他便由六皇子的生母孝静贵妃抚养。兄弟俩感情更深一层,如同一母同胞。
  兄弟俩感情很好,但说起来这也是不幸,因为皇位只有一个,究竟谁能成为皇位继承人呢?
  继位传说
  有关道光立储的故事,民间有多种说法,在野史中记载也很丰富。
  说法一:先立六子,后改四子
  因为孝静贵妃最宠爱六皇子,道光曾预先写好谕旨立他为储。书写时有个太监在阶下偷看,这件事渐渐传了出去,道光知道后很不高兴,便改立了四皇子。
  说法二:人定六子,天定四子
  六皇子特别聪明,道光非常喜欢他,有心立他为皇储。道光将死时,急忙传令召见六皇子。不料这时四皇子刚好来请安,听说这个消息赶忙跑到父皇身边。道光叹息一声,昏迷过去。等到六皇子赶来,道光已经驾崩,四皇子已经即位了。
  说法三:心怜皇后,恩施其后
  四皇子生母孝全成皇后生前与皇太后,即道光的母亲关系不好,她由贵妃晋升为皇后不久,就突然死去了。一首《清宫词》中写到她的暴死“事多隐秘”,言外之意是被太后害死了。道光十分悲痛,决定立四皇子为储,以此告慰皇后亡灵。
  说法四:手心手背,左右为难
  道光晚年确实最钟爱六皇子,想把家国大业交给他。但又因四皇子品德贤良并且年长,所以犹豫不决,最终立了四子。 
  历史故事 
  从传说可以看出:道光更偏爱六皇子。这从道光为两兄弟择亲的情况也可以得到证实。
  道光为四皇子指定的是负责祭祀的太常寺少卿富泰的女儿,为六皇子指定的是都统桂良的女儿。相比之下,六皇子亲家更有权势。而在封建社会,婚姻是与政治相联系的。
  不过,继承皇位事关国家大局,仅有皇帝的偏爱是不够的。随着道光日渐衰老,两兄弟加紧了争夺父皇欢心、谋取皇位的步伐。
  故事一:藏拙示仁
  道光晚年时命皇子们随驾到南苑围猎,检验皇子骑射才干。
  六皇子武艺超群,在围猎中获得猎物最多。而四皇子却站在一旁,不发一箭。
  原来,四皇子知道自己骑射不如六皇子,事前请他的老师杜受田出了个高招。善于揣摩道光心理的杜受田说:阿哥千万别发一枪一箭,而且要约束手下人不得捕捉动物。皇上如果问及原因,你便说现在正值春天鸟兽万物孕育的时候,不忍心伤害它们,也不愿用这种方式与弟弟们竞争。
  四皇子照计而行,果然道光非常高兴,赞叹道:这真是具有帝王心胸的人说的话啊!
  故事二:藏拙示孝
  一次,道光召两皇子问他们对国事政务的看法。二人接旨后分别请教自己的老师。六皇子的老师卓秉恬有才气,好发议论。他告诉六皇子:“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杜受田却告诫四皇子:如果谈国事政务,你比不过六爷。只要皇上说自己快死了,不等他问政,你就趴在地上哭。四皇子言听计从,他的表现使道光深感这个孩子仁孝。
  后来两兄弟对各自老师的不同态度,说明杜受田在为四皇子争位中确实立了功,因而得到恩宠。而六皇子争位失败,对老师不满。
  立储遗诏
  道光三十年,道光帝去世,两皇子的皇位之争也有了结果。
  道光传位秘档,是惟一保存至今的一组有关秘密立储的珍贵实物。匣中共有谕旨四份。立储谕旨用满汉文写道:“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又用汉文写道:“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这是道光逝世的前四年写的。还有两份交代身后应办事项的遗旨,并都贴有封条。此外,匣中还有朱谕一份,意思是说,诸位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重,同心协力辅佐新皇帝。这份朱谕是道光临死前书写的,字迹很潦草。
  秘密立储的谕旨应该只有立储内容,但道光在立四皇子为太子的同时,又考虑了六皇子。这种一纸两谕的特例耐人寻味。而道光临终朱谕给人的感觉是,大臣们对立四皇子为皇太子好像存在不同看法。
  继位风波
  四皇子继位并非一帆风顺。在丁国钧的《荷香馆琐言》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情节:道光在他病危时,曾召御前大臣八人到寝宫,让他们一起开启秘密立储的锦匣。当时,六皇子生母孝静皇贵妃叮嘱御前大臣不要马上接匣,御前大臣就有点犹豫推诿。道光见此情景,非常愤怒,以手拍床。御前大臣才不得不去接锦匣,当众开启,宣读四皇子为皇太子的谕旨。
  史学家认为,这则记载与史实不符,但从中可以看出,两兄弟争储的传闻,确实是事出有因的。
  道光的一纸朱谕,决定了两兄弟的命运,从此四皇子黄袍加身,成为咸丰帝,而六皇子作为亲王俯首称臣。但兄弟俩的斗争却并未结束。
       嫌隙暗生
  咸丰继位后,恭亲王小心谨慎,一度得到咸丰信任,出任领班军机大臣。但后来两兄弟嫌隙渐生。
  事情是这样的:孝静皇贵太妃认为自己抚圣有功,多次托恭亲王向咸丰请求为自己加封太后,咸丰没有同意。《祺祥故事》记载:咸丰五年,皇太妃病重。咸丰前去看望,遇见恭亲王。咸丰随口问:额娘病得怎样了?恭亲王说:很重,看样子要等晋封皇太后才能闭眼。仓促间咸丰“哦、哦”了两声。没想到恭亲王听后立即到军机处传旨,礼部随后奏请尊封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
  为此咸丰非常生气,但不得已批准了。九天后,康慈皇太后病逝。不久,咸丰便以“办理丧事有疏忽”的罪名将恭亲王赶出军机处,并罢免了他的其他重要职务。
  咸丰还降低了养母康慈皇太后丧礼的等级,在谥号中不加道光的“成”字,也不在祖庙立牌位,创造了清代皇后丧礼的特例。太后陵墓也没与皇帝陵在一起,而是与16个妃子的园寝在一起,但中间用墙与妃子墓隔开,并用黄瓦以示区别。
  这种既有别于皇后又有别于妃子的处理,隐隐透出咸丰的用心:他要让弟弟知道,皇帝的亲生母亲和养母是有区别的。并以此警告弟弟:别再打皇帝宝座的主意。就这样,咸丰终于战胜恭亲王坐稳了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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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画像

自古以来,住房问题就是一个让百姓苦恼的社会热点,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古代的各级政府部门也想了不少法子,下面来看看我国古代公务员的住房情况如何?

说起中国古代的住房制度,当属官员的住房问题。在人们看来,封建社会的官员是吃皇粮的特权阶层,他们的住房问题皇帝当然也管。这种想法,只对了一半。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朝廷官员根本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员的工资,实行“秩石制”,直接发粮食当工资。官员职位越大,也仅仅意味着,他能领到更多的粮食,并没有其他特权。从西晋开始,为了优待官员,才正式按照官品占田。

然而,皇上给的地,和官员任职的地方常常不一致;而且按照唐朝末年之前的规矩,一旦官员退休,在职时的俸禄一律停发,这地也得还给皇帝。因此,在皇上临时给的地上盖房子、到最后又给别人住的那种傻事,当然没人肯干。

为了省却许多麻烦,更是为了办公的需要,许多官员就直接把家安在了条件相对优越的衙署里——或者叫机关宿舍更合适。异地做官,则举家搬迁到新宿舍。如果不幸被淘汰出官场,那就想办法另谋生路或者回老家过日子。

唐末以后,退休的官员有幸能领到一半的俸禄,但退休后的住房问题,政府还是不管。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公务员一退休就无家可归。有些人家里本来就有土地,从来都不用发愁住房问题;皇帝高兴了,也会给官员赏赐土地和房屋;另外,假公济私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晋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先前的官员调任,将政府借给他和家属居住的官邸据为私有,新官上任,只得重建。

到了宋代,官员想占用公家的房子难度就大了。当时的制度规定,凡州军常例之外的财务,不能由地方擅自决定,需要事先禀报代表中央财政的转运司,申核上奏。比如,北宋元年间,苏轼担任杭州知州时,就给中央上了一道《祈赐度牒修廨宇状》。苏轼称,杭州的机关用房,多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建筑,“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自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至于那机关办公用房到底坏到什么样子,苏轼说,房屋都成了楼歪歪,“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及问得通判职官等,皆云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

苏轼派人核查计算,要把办公用房和宿舍都修好,需要四万余贯钱。于是,他“乞支赐度牒二百道,及且权依旧数支公使钱五百贯”。宋代时期,苦于苛捐杂税,很多人纷纷涌往寺院出家。要出家需要政府的认证,也就是要有一个身份证明——度牒,而政府则按照一定的人口比例颁发度牒。因此,当时度牒成为“有价证券”,可以卖钱170贯。苏轼向中央要200道度牒,大概能卖到34000贯,再加上按惯例从财政支取的500贯,勉强凑够修缮费用。

宋朝的政府机关大院,虽然破旧了点,但比一般的百姓住房还是要好很多。不过,和前朝一样,官员一旦退休,就得让出住房。至于退休后该住哪里,皇帝是不管的,皇帝操心的,倒是官员退休后,不该住在哪儿。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3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3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朱元璋曾逼着官员给所有穷人盖房子

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时期,真正从普通百姓的角度出发,为他们解决住房问题的,要数明朝了。众所周知,朱元璋是农民皇帝,他出身穷苦,深知穷人无立锥之地的窘迫,因此他一当上皇帝,就把穷人的住房保障问题提上了日程。《明太祖实录》中,对此多有记载。《明太祖实录》92卷记载:洪武七年农历八月,朱元璋给南京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京畿民庶之众,鳏寡孤独废疾无依者,多旧养济院,隘不足容,命于龙江择闲旷之地构260间以处之。从之。”朱元璋让南京的官员在龙江找了一块闲置土地,盖了260间瓦房,供没有住房的南京人居住。

圣旨颁布后,南京的官员很快执行了。于是1个月后,朱元璋又给上海(当时叫华亭县)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让他们对宋朝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修好后让没有住房的上海人居住,上海的地方官也很快地执行了。

试点成功,朱元璋龙颜大悦,认为可以在全国复制“南京模式”了。在当年年底,他又给中央的官员下了一道旨意:“全国范围内,没饭吃的,国家给饭食;没衣服穿的,国家给衣服;没房子住的,国家给房子”。

朱元璋的理想主义想法,把中央的官员吓了一跳。此时,明王朝刚刚建立,财力并不充足,皇上的要求根本不可能兑现。于是,官员找朱元璋解释,朱元璋一听生气了:你们在我手底下当官,就得体会我的心情,我可不想让我的百姓没饭吃没房住,哪怕是一个百姓也不行!

朱元璋的确太难为臣子了,也就免不了他们在下面搞点手脚骗骗他老人家。不过朱元璋的想法的确是好,他是第一个逼着官员在全国范围内给穷人盖房的皇帝,也是唯一的一个。

然而,理想毕竟是理想。明太祖之后,各大城市的房价还是扶摇直上,朱元璋“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明朝房价超贵,南京国子监集资购房

明朝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至1505年),南京的房价畸高。有多高呢?繁华的秦淮河畔,一间房能卖到六百两银子,一般人绝对不敢打买房的主意。《玉堂丛语》卷二,就记载了当时南京国子监祭酒的买房故事,颇为寒酸。

当时的南京国子监祭酒,名叫谢铎,他手下有30多号人,都是无房户,得租公家的房子住。30多人的租金,就是一笔昂贵的开支。于是谢铎就动了买房的念头,依照谢铎的级别,算得上是个高级公务员,但是他每年的薪水不过200两银子,不吃不喝三年,也就勉强买一间房子。他手下那些人,收入还不如他。

谢铎不愧是最高学府的领导,他很快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集资团购。钱从哪里来呢?从牙缝里省。把政府给他们配的勤务员、伙夫、马夫、门卫、抄写员,统统不要了,省下来一大笔钱,存起来买房子。终于,钱攒够了,“买官廨三十余区,居学官以省僦直。”买了三十多套公家的住宅,过上了不用交房租的幸福生活。

与谢铎相比,以礼部右侍郎兼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林瀚更厉害,他为了让手下的人有房住,给出了有力的实际行动——他捐出自己的十年收入为机关盖住房。

林瀚和谢铎,一个是北京最高学府的长官,一个是南京最高学府的长官,拿的那点钱不仅买房困难,连付房租都觉得吃力,明朝房价之高,可见一斑。

清朝的经济适用房

明朝以后,因为城市的发展,城市居民的住房越来越成了执政者不得不关心的问题。于是,在清朝,经济适用房出现了。但是清朝的经济适用房,和现代的恰恰相反,清朝的经济适用房是专门为特权阶层建造的。

清朝初年,大批旗人来到北京定居,清政府就将汉人统统搬到外城去住,把内城腾出来给旗人。内城的房子盖好后,清政府按品级给旗人分配,一品官20间,二品官15间,三品官12间,四品官10间,五品官7间,六品七品官4间,八品官3间,九品官和没有品级的普通旗人一人两间。

到了乾隆年间,旗人越来越多,内城的地盘不够用了,房子也不够分了。更可气的是,那帮分了房子的旗人吃喝嫖赌,胡吃海喝,领的钱粮不够用,把政府分给他们的房子偷偷地卖了出去。乾隆很生气,一方面继续给旗人盖房,另一方面开始搞房改,搞什么样的房改呢?

第一,国家不再给旗人免费分房了(有特殊贡献以及跟皇室有特殊关系的旗人除外),哪个旗人嫌房子不够住,可以向政府申请购买。第二,原来分到的房子可以卖,前提是你得把它从国家手里买下来,从公房变成私房,从只有使用权变成拥有所有权。于是,旗人花了很少的钱,就把原本属于公家的房子,统统变成了私人财产。举个具体例子,乾隆四年,一个叫额森特的旗人交给内务府57两银子,就买下了一个坐落在正阳门外高井胡同、拥有三间正房两间厢房的小型四合院。这个四合院按市价,至少500两银子。像额森特这样享受到经适房的旗人,乾隆年间至少有50万人。

在清朝,不仅在北京城里为旗人修建了海量的经适房;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到处都有享受特殊优待的旗人居住区。以南京为例,当时明故宫至通济门的一大片区域都划给了满人。满族人聚群而居,因此南京人把这块地方称为“满城”。至今,在这一块区域内,还留有蓝旗街的名字,顾名思义,当时这里是蓝旗满人的经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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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民间传说,诸葛亮博望烧屯,火烧赤壁,都是靠这把扇子扇风起火打败曹军的。后来街亭之役失利,据说也是因为忘了带那把羽毛扇。

 

《三国演义》里,特别是写六出祁山时的诸葛亮,人们最熟悉的,恐怕是他素衣纶巾,手摇羽扇,端坐四轮车上,飘然而出的形象。羽扇纶巾后来成了戏曲舞台上诸葛亮特有的穿戴。

历史上,诸葛亮指挥打仗,可能确是这样的束装。裴启《语材》曾记述这样一件事,说诸葛亮和司马懿在渭水之滨对阵时,司马懿一身戎装,来到阵前,却见对面的蜀军阵,诸葛亮乘一辆没有油漆的车,穿着葛布巾,手持白羽扇,指挥着三军。司马懿不由地赞叹:“真可谓名士矣。”

不过,这在当时却只不过是名士们的时髦打扮。在这之前,京城洛阳的人们就这般装束,这以后,晋人也以此显示潇洒风流,顾荣就曾经手摇羽扇指挥军队与陈敏打仗。

十六国时期的前凉军师将军谢艾,作战时也曾“乘轺车,冠白韬”,气的敌将发怒说:“谢艾年少书生,冠服如此,分明是藐视我!与诸葛亮同时的周瑜的装束可能也是这样,后来苏东坡在《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词里就写周瑜“羽扇纶巾,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

诸葛亮之所以这样装束,因为他不是武将,而是名士。但是,这是到了民间,却引起人们丰富的想象。在人们看来,诸葛亮之所以有人们想象中的那非凡超群的本领,就与他经常拿在手里的羽毛扇有关。于是,关于这羽扇,关于这羽扇的来历,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神奇的传说。

一个故事,说这羽扇是水镜先生给的。因为这一开始诸葛亮读书没能领悟出先生的真谛,先生一怒之下,烧了生平著的书,把诸葛亮赶下山,一面去让夫人送去两件东西,一件是八卦衣,另一件就是羽毛扇。当诸葛亮在回到山上求师,遇到难题心理烦躁不安的时候,只用那羽毛扇轻轻扇两下,顿觉神清气爽,心头豁亮,一边扇,一边想,便悟出了水镜先生讲的深奥道理。后来他布阵行兵,只要羽扇一摇,便可计上心来。

但是,在另一个故事里,羽扇则是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送给他的。说是黄承彦爱养鹅,又家藏古今奇书。黄员外把女儿许嫁给诸葛亮时,还给了他很多书作为陪嫁。诸葛亮如饥似渴地读完那些书,又和黄夫人经常研究阵法兵法,终于博通文武,闻名遐迩。后来,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黄承彦宰鹅设宴为他饯行,用鹅毛做了一把扇子送给他,告戒说:“鹅性最机警,一有风吹草动,它便知动静。你将鹅毛扇带在身边,便可时时提醒自己机警谨慎。”

还有一些传说,羽扇便成了神话中的宝物。这又有各种说法。一个说法,说是王母娘娘给的。诸葛亮本是天上的文曲星,玉帝要他下凡,辅佐刘备,平定天下。因为刘备势单力薄,曹操兵强势大,怕打不过,王母娘娘便从自己养的白天鹅身上拔下羽毛,做了扇子,让他带到凡间。据说,博望烧屯,火烧赤壁,都是靠这把扇子扇风起火打败曹军的。后来街亭之役失利,据说也是因为忘了带那把羽毛扇。

别的说法,则说这扇并不是鹅毛扇,而是鹰毛扇。这鹰一说就是诸葛亮的师傅。他修行一万八千年,化作老人,来到卧龙岗。诸葛亮十分尊敬他,见他学识广博,很想向他求教。这一天,他悄悄跟随老人来到深山,却不见老人,只见一只老鹰蹲在树上,原来就是那老人。老鹰说,你就是我的弟子。我有一颗智慧红豆,你把他吃了就会足智多谋。我马上要死了。把我身上的羽毛留给你,做成扇子,遇到急难摇起扇子,就会有办法的。羽扇就是这样来的。又一说,这鹰并不是诸葛亮的师傅,而是一只害人的鹰精。这鹰精口里有一颗宝珠,已经修炼三百年,还要在修炼。为了练珠,鹰精一到春天就要把方圆百里的麦苗吃光,吸吮万亩春苗的精汁,并每隔三天要到隆中醉酒一夜,以吸收千担秋谷的精浆。这就害地这一带百姓常常颗粒无收。为了为民除害,诸葛亮趁鹰精醉酒时夺了它的宝珠,使鹰精失去道行顿时死去;又用它身上的羽毛做成那把羽扇。从此,这一带不再闹鹰怪,春粮年年丰收。这把羽扇也伴随诸葛亮烧新野,取西川,出祁山,发挥了神奇的作用。

这些传说,不能简单地用怪异无凭来评价。不管多麽怪异,其中包含的民间对诸葛亮的感念之情却是真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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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官僚和地主对土地兼并严重,无地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生活相当困苦,面对时有发生的天灾人祸,卖儿卖女现象就十分普遍。一旦自己的儿女卖给别人,就没一点人权和人身自由,终身甚至世世代代为人奴,生活是相当悲惨的。一般来说,男孩买来做小厮,女孩买来做丫鬟,在一个地主或官僚家里,会有很多小厮和丫鬟。

  丫鬟长大以后,有几种出路:一是男主人收为小妾;二是直接配与同样身份的小厮;三是转卖嫁人。第一种情况对于丫鬟来说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买得起丫鬟的人家,毕竟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作为男主人的小妾,以后会衣食无忧的,这对于古代的无产者来说是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的隐性问题,就是丫鬟养到二十多岁要放出去时,已经在主人家呆好多年了,被男主人骚扰是很正常的事。《醒世姻缘传》第五十五回,说狄员外要买个全灶(有一定厨艺)的丫鬟,童奶奶找媒婆介绍了别人转卖的,感觉符合狄员外的条件,准备试试这个丫鬟的手段时,童奶奶问:“你那家子曾收用过了不曾?”丫鬟道:“收过久了。”童奶奶问:“没生下什么?”丫鬟说:“也只稀哩麻哩的勾当,生下甚么!”可见,当时男主人占丫鬟的便宜是很正常的、被当事人和社会都认可的事情。

  《红楼梦》中贾宝玉初试云雨,就是在他的贴身丫鬟袭人身上试的,从书中看来,贾宝玉和袭人都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男主人和丫鬟偷情(有时也未必叫着“偷”)久了,丫鬟自然而然的就把自己看着是男主人的“屋里人”了,所以做妾就成了她们生活的希望和最高理想。然而作妾的机会毕竟是很少的,大部分丫鬟成长到一定年龄,或配与小厮,或转卖出去嫁人,落到什么样的人手里,她们是没有一点选择权的,就象秋风吹着的落叶一样,随风飘零,至于是落到锦帐之中还是粪堆上,只有听天由命了。

  那么,在古代买一个丫鬟得化多少钱呢?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就以明朝末年小说家西周生的长篇白话小说《醒世姻缘传》里的故事为例,看看那时间一个人的价格是多少吧。

  第三十六回说有个叫沈善乐的裁缝,给别人做衣服做坏了,没办法只有将一个十一岁的女儿喜姐卖了偿还别人银子,沈家“足足要银七两”,谁知“领了几家,出到四两的便是上等的足数”,由于后来女善人晁夫人“看得中意,先出四两,添到五两”,已经是买个好价钱,看样子当时花四两银子就可以买到一个普通的丫鬟。

  这里说的是年纪幼小的丫鬟,不能够干重活,又没什么技术,还得慢慢的把她养大,那么能够独当一面的又要多少钱呢?对于一些有心计的主人,他们在平时的使唤中,就有意培养丫鬟的一技之长,比如有的针线活见长,有的灶上的活见长,等她们长大了,有了这个一技之长,可以卖个好价钱,主人不但白使唤了这么多年,还可狠狠的再赚一笔。第五十五回讲狄员外要寻个全灶会做菜的丫头,海岱门里卖布的头冉有一个丫鬟,年龄十八岁了,脚不十分大,白净,细皮嫩肉的,经过面试、技术考核等程序,很是满意,最后经过讨价还价,二十四两银子外加一两介绍费,成交。

  由此可见,在明朝买一个丫鬟,根据年龄的大小和技术水平的高低,价钱在银子四两到二十四两之间,明朝的一两银子折合现在的人民币是多少呢?有人通过以黄金的价格作为基准和使用米价作为基准,来进行推算,得出明末一两白银折合现在的人民币是五百元。也就是说,在明朝买一个丫鬟,最低需四两银子合现在人民币两千元。

  除了买一个普通的丫鬟外,现在的两千元在那时还能够做些什么呢,据说明代一个平民一年的生活只要一两半银子就够了,如果粮食自给自足,钱只用来买点柴米油盐的话,一年七百五十多块钱过日子是挺苦,不过也不是不可能,老一辈和现在贫困地区的人们,他们也曾经经过或者正在过着这样的日子。

  由此看来,两千元的身价,还是可以够一家人应付一阵子的了。用价格计算人的价值时,一个人的价值是如此的低,可生活就是这么残酷,这正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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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站 资料图

驿站制度始于秦汉毁于明

自秦汉时期起,政府为了解决官员出差中饮食、住宿和交通工具的问题,建立了政府接待制度。由各地的地方官府设立“驿站”,相当于现今的“招待所”,负责过往官员的接待,为公文传递和官员出差提供了方便。免费使用车船马匹等交通工具和免费供应食宿,所需物资、经费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负担。

驿站最初设立的接待制度中,只有传圣旨或受皇帝派遣、飞报重要军情、亲王送贺表贡品或差人进京、文武官员赴任路程在1500里之外、现职官员在任上病故后遗体及家属回乡等情况下,并需要政府开具的通行凭证方可获得相应的待遇。正如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西天取经的路上经过各个国家必须向皇帝呈上通关文牒确认身份,才能得到很好的接待。当然,官员的身份、品级不同,饮食、住宿、车马的接待标准也不尽相同。

驿站建立之初的概念是好的,但实际上,官员们看到驿站中的诸多好处,便千方百计扩大使用的范围,滥发使用凭证,家属也照用不误,甚至依仗权势无证享用。另一方面又任意突破接待标准,吃喝住宿规格越高越好,调用的车船人员也多多益善,许多官员更是利用驿站的便利进行走私。农民出生的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治理驿政,曾拿自己的亲属“先正纲纪”,以儆效尤。洪武三十年(1397年),驸马欧阳伦擅自动用驿馆的数十辆马车走私茶叶出境,朱元璋得知后立即下令将欧阳伦赐死。从洪武元年朱元璋就颁布法令对某些特权者进行了限制,他命令“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明示大小官员“不得擅乘驿传船马,违者罪之”。明初也出现了“驿递清乐,而里甲不扰”的久违局面。

控制了一时,却控制不了一世。明中叶以后,由于朝政腐败,驿馆泛滥。部分地方官员乘机欺上瞒下,横征暴敛搜括驿银,敲诈勒索支应驿差,贪赃枉法累害于庶民百姓。

出差费用一律自理清朝吸取明朝驿站腐败的教训,清政府规定,京官到地方去巡视、督查或公干,出差费用一律自理,而地方官员不得宴请出差官员和馈赠礼物。

前往广东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出发时发出的第一道公文与鸦片毫无关系,这道公文的内容是:“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靡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需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凛遵毋违。”

自古许多清官拒绝官员之间的迎来送往,维护驿站最初的制度。但还是有许多的腐败官员钻空子,取悦、奉承来往官员。驿站越来越美,接待标准也越来越高,政府所要投资的费用也越来越大。而巨大的接待费用,造成了中央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也加重了王朝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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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级观念森严的清代,官员的服饰根据官职的大小在品质、颜色、数量上都有严格的区分。“顶戴”即是官员戴的帽顶。一、二品分别为纯红和杂红;三、四品分别为亮蓝和暗蓝。进士、举人、贡生都戴金顶,生员、监生则戴银顶。具体戴的东西是:一品为红宝石,二品为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六品用砗磲,七品为素金,八品用阴纹镂花金,九品为阳纹镂花金。无官品的自然无顶珠。

在清朝,花翎是一种辨等威、昭品秩的标志,是皇帝特赐的插在帽子上的装饰品,因此不是一般官员都能戴用的。翎分蓝翎和花翎两种。鹖羽做蓝翎,孔雀羽做花翎。花翎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所谓“眼”指的是孔雀翎上的眼状的圆,一个圆圈就算做一眼。

在清朝初期,有资格享戴三眼花翎的便是皇室成员中爵位低于亲王、郡王、贝勒的贝子和固伦额驸(即皇后所生公主的丈夫);有资格享戴双眼花翎的是清朝宗室和藩部中被封为镇国公或辅国公的亲贵、和硕额驸(即妃嫔所生公主的丈夫);五品以上的内大臣、前锋营和护军营的各统领、参领(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必须是满洲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这上三旗出身),有资格享戴单眼花翎,而外任文臣则没有被赐予花翎的。由此可知花翎是清朝居高位的王公贵族特有的冠饰,而即使在宗藩内部,花翎也不得逾分滥用;有资格享戴花翎的亲贵们要在十岁时,必须通过骑、射两项考试才能戴用。但后来花翎赏赐渐多,就不一定经过考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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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电视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对尚方宝剑的描写,比如《包青天》中的包公就有一把尚方宝剑。在中国历史上真的有尚方宝剑存在吗?尚方宝剑究竟是哪些人用的?这个问题要从秦汉时期说起。

“尚方”是专门为皇室制造刀剑兵器和珍服器玩的机构,秦已有之,汉负盛名。由于“尚方”所制的宝剑,锋锐无比,利可斩马,所以又被称为“斩马剑”。中国古代非常重视礼法,由于尚方制剑只能由皇室使用,所以这种宝剑从产生之初就被赋予了皇权和特权。

“尚方宝剑”的称谓源于西汉成帝时,据《汉书·朱云传》记载,直言敢谏的朱云希望皇帝赐给他一把“尚方斩马剑”,用以诛杀皇帝的老师安昌侯张禹。结果朱云不但没有得到“尚方宝剑”,反而差点丢了性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折槛朱云”的故事。在汉以后的几个朝代中,用“尚方宝剑”诛杀奸臣贼子仍然只是人们心目中的美好愿望。以尚方剑为名,象征专断权力,并有隆重的授剑仪式开始于元代。据《宋史》记载,在忽必烈时,道士张留孙以神道治愈了皇后的病,“帝后大悦,命尚方铸宝剑以赐”。此时的“尚方宝剑”虽有专断权力的象征,但还没有被用于政务和军事。

建立尚方宝剑制度,并赋予以专断、专杀和便宜行事的权力,开始于明朝万历。据《明史》记载,万历20年,宁夏叛乱,万历皇帝先后赐总督魏学曾、巡抚叶梦熊尚方剑督战,结果战胜。自此赐尚方剑,授予专断、专杀和便宜行事权力做法开始逐渐频繁起来。

“尚方宝剑”反映出的是一种人治观念。纵观历史,在汉唐盛世,政治清明时期,“尚方宝剑”只是人民思想中的象征物,在明朝中后期,他才成为现实中的一种制度。真实的包青天生活在宋朝,是不可能有“尚方宝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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