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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读历史

从某种角度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和各类疾病相生相伴的历史。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界,都曾经发生过程度或轻或重的很多次疫病。在病毒面前,人类或许会害怕,会畏惧,但永远不会退却,一次次创造了战胜病毒的奇迹。对于全世界人类来说,苦难往往使人成长。

2003年,面对非典,人类亦是如此,没有退却,直面灾难,再一次创造战疫奇迹。

“非典”——来势汹汹

2003年,是令人悲伤的一年,也是令人振奋的一年。

这一年,一场不知名的灾难来势汹汹,神不知鬼不觉的袭击了中国广东,进而席卷全中国,然后是全世界。这一年,全世界都被一种叫恐慌的情绪笼罩起来。

病毒是很可怕的,它很“聪明”,也非常会隐藏自己,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往往不会立刻引起大众的注意,非典也不例外。

2002年11月16日,是非典第一次出现的日子,它向人类打响了它的“第一炮”。这天,广东省的一位中年男性隐隐感到自己身体不舒服,但病有很多种,有些病的症状是差不多的,因此,他没有在意,以为自己感冒了,只是去买了点药来服用。

但没有想到,吃了药,病情并未得到缓解,甚至越发严重。他决定住院了。经过检查,医生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只当是普通的病。但是没想到,住院三四天后,这名中年男子出现了典型的呼吸困难症状,更恐怖的是,近身照顾他的几个人在后续短短几天内,出现了相似症状。

这个时候,医生们才意识到,这个病没有他们以为的那么简单,而是一种从没有出现过的未知疾病。但非典没有给他们反应的时间,很快,这种未知病毒就蔓延至广东省多个地方,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

2003年1月22日,广东省第一次将这种未知疾病命名为“非典型肺炎”。自这日起至2月6日,短短十几日,广东省患病人数增加至218例,此后,非典传播越来越快。面对人类,非典越发的肆无忌惮了。

2月10日,国家综合性晚报《羊城晚报》首次发表了非典相关报道,人们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到这种新型疾病,此时,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实行了防护措施。但“非典”显然不是好惹的碴。二月中旬,非典向全国蔓延,多个城市均出现感染人数,其中北京最甚。3月26日,新华社发布了北京非典相关报道,北京成为非典重灾区。

然而,更坏的是,国外也出现了不少病例,非典显然已经席卷了全球,一发不可收拾。据统计,截止8月16日,中国内地患病人数多达5327例。

从最开始的来势汹汹,到而后的一发不可收拾,非典只用了四个月。

消灭非典

这么可怕,还来势汹汹的非典,是如何被消灭的呢?

消灭非典,是人们众志成城的结果。病毒固然可怕,但人民的力量更为强大。

在2003年2月,国家相关部门采取了有效的防护措施,及时地延迟各地高校开学时间,以及复工时间,对疫情严重的区域隔离控制,大力向人们宣传戴口罩,极大程度上降低了传染率,并且快速的通知了世界卫生组织,寻求了国际支援。

此时,由于广东省因为及早采取措施,已经控制住了。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病情进入了高峰期。为了抑制非典病情,党员及国家工作人员始终冲在抗击非典一线,发挥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除了他们,医生是最辛苦的,也是最危险的。他们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彻夜不眠不休,连续工作无数个日夜,研究药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人民筑起防护非典的高墙,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百姓的安康。

抗击非典,每个中国人民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各省纷纷捐款捐物,源源不断的提供物质帮助,这是抗击非典取得胜利的有力支援。除此以上原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进入,高温夏季,紫外线强,怕高温的病毒不易存活,很快就被消灭了。

人民——众志成城

自古,战胜病毒靠的都是人类自身的力量,战胜非典,也不例外。

非典的消失,虽然受高温天气的助力,但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众志成城的结果。面对可怕的病毒,人们从未退却,依然奋斗在抗击非典一线。

无畏的解放军人们,无私的普通劳动者们,无惧的医护人员们,正是因为他们,患病者被治愈,非典被消失。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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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印边界爆发的那场速决战,至今仍是世界军事教科书中经常研究讨论的经典战例。

58年过去了,如今中印边境又是麻烦不断。那场战争的意义,有必要再看一看。从纯军事角度探讨那场战争,解放军之胜,有这么几方面原因:

一、战略指导方面我军高出一筹

自古战争,庙算胜是最终决胜的前提。

中印双方对这场战争的战略指导有着明显的差异。印度方面,自独立以后,印度的自信过度膨胀,不仅要当南亚地区的老大,还试图借边境问题,挑战中国的权威。特别是印度社会,弥漫着莫名其妙的自信,认为中国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交恶,又刚刚经历了经济困难,根本不堪一击。

但印度也有明智之士,比如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尼赫鲁一方面认为中国不会下决心打大仗,另一方面,也感到当时态势仍可以通过政运作来给中国施加压力。所以尼赫鲁的潜在态度是,能不打还是不要打。然而这种判断得不到反对党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尼赫鲁不得不在公开场合一再做出强硬表态。

表态是表态了,尼赫鲁却没有认真进行战争准备。无论是军队动员、武器装备调配还是全民战争动员,都很弱。不打无准备之仗是世界军事领域的共识,印度以这样的准备去打仗,无疑先失一招。

而中国方面却从开始就做了两手准备。一边积极争取和平解决问题,一边加紧整修入藏公路,增派对印的部队。在1962年的5、6月间,就已抽组数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的师、团级部队,进驻对印一线。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早在1959年,就组建了一个中央军委战略指导组,组长不是旁人,正是我军战略水平最高的军事家刘伯承元帅。

刘帅提出了几条关键建议,可以大致概括为:其一,充分推广1950年部队进藏经验,建立完善的后勤补给体系,这是支撑对印作战的基础;其二,组织部队在高原高寒地区适应性训练,克服高原反应;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条建议是我军战士能够在高原地区高度灵活机动穿插的基础;其三,针对印军继承英军的呆板战术特点,建议我军兵力部署上采取集中突击、不分散拔点的方略,迅速击破印军防线,对其进行大纵深的攻击。

二、可怕的穿插战术

1962年10月20日,战争打响。印度入侵方向分为东西两段,其中东段克节朗地区是重点,部署着号称印军王牌的第四师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

这个旅的部、分队,二战期间加入英军序列,在意大利战场、中东战场、北非战场都打过硬仗,第一次印巴战争也参战,几乎没有打过败仗,是印军精锐中的精锐。

刘伯承一再告诫前线部队,不要怕,要以雄狮搏鸡之势与敌大打,以数倍兵力优势打歼灭战,不能击溃,务必全歼。

我军前线总指挥是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张将军原系二野十八军军长,对老首长刘伯承的指示自然是心领神会。根据这个指示,我军对印军部署进行了分析和针对性部署。印军继承了英军的作战特点,打仗喜欢搞所谓的堂堂正正之师,把主力摆在宽大正面,进行主力对决。这们的布阵弱点很鲜明,就是两翼弱,纵深浅。

而我军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屡试不爽的穿插分割战术,正是印军这种形势的天然克星。

我军迅速确定了先打两翼、再抄后路、分割包围的战术。

1962年10月20日早上7点30分,经过15分钟的炮火准备,我军一五五团负责打印军左翼枪等阵地,一五四军打印军右翼沙则阵地,一五七团迂回奔袭印军后方的章多阵地。

这种进攻套路完全出乎印军预料,其主要兵力全部布防在正面阵地,左右两翼的兵力比较薄弱,每处都仅有营连级的兵力,仅仅3个小时,就陆续丢了阵地。

迂回章多的一五七团收获更大。第7旅的旅指挥所部署在这里,印军认为有前方的主力顶着,后方问题不大,而且从主阵地到章多,山高林密,道路极不通畅,就算中国军队要来,也要费很大的劲,所以旅部周围只部署了一些工兵、通信兵、后勤兵等非战斗兵员。一五七团一营之前进行高原适应性训练的成果此时显现出来,部队适应了高原气候,进行快速机动几乎不受影响。在翻越山崖、河谷等恶劣地形时,因为前期训练有准备,都顺利地通过了。

所以当我军打到第七旅旅部时,几乎没经过太激烈的战斗,印军全部被歼灭。旅长达尔维准将逃到山上躲了起来,后来扛不住又冷又饿,向后方逃跑下山时,被我搜索部队生擒。

达维尔被俘后,第七旅群龙无首,又被解放军重重包围,乱战一通后,被全部歼灭。

第七旅的覆灭,只花了不到24小时的时间。

我军此战共俘敌旅长1名、师属通信团长1名、营长2名,击毙通信团副团长一名,俘敌1900余人。

达尔维被俘后感叹,24小时歼灭一个旅,这在世界战史上都很少见。他还对解放军的迂回穿插表示非常不理解,认为这根本不符合步兵战斗条例的基本原则。

我军指战员笑而不语。24小时击灭一个旅,这在解放战争中屡见不鲜。迂回穿插战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更是屡屡上演经典胜战,美军早就熟知,并且发展出了专门的针对性战法。这位旅长还如此说,真乃少见多怪。

三、印度蒙着眼睛打仗

10月20日至24日,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仅用5天就击溃了东西两段印军。印度不甘失败,于11月16日再次调集3万兵力进犯我国领土。

刘伯承根据前线报上来的情报,发现印军根本没有吸取第七旅被全歼的教训,仍然把在东段集中了主要兵力,采取前重后轻浅纵深的布局,企图一线平推把我军顶回去。

刘帅向总参分析说,印军的布阵是铜头、锡尾、背紧、腹松,我军仍可采取迂回穿插战术。前沿部队按照刘帅的指点,于11月18日发动全线反击,再次大败印军。印军这一波攻击付出了更大代价,其第62旅旅长辛格中将。至11月21日,基本将印军赶回实控线一侧。两个阶段的作战,我军全部拔除印军非法越境建立的哨所,毙俘印军8900余人。

这场中印战争对政治方面带来的影响,有关著作早已为世人所共知。我们说一说军事方面的影响。

中国在战后,由于供给条件不足和国际形势发生变化,选择了无条件撤军,以保持主动性。战后立即加大了山地作战部队的建设,以及西藏腹地的交通线建设。

印度方面,虽然一度对中国可能进犯印度恒河平原产生巨大惊恐,但痛定思痛的决心远远不够。

印军反思,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军队多系平原军队,对青藏高原的形势特点和气候不适应,因此加强了山地部队的建设和训练。但这种训练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近年来,印军邀请美军山地作战部队的教官来作军事交流,态度固然诚恳,但印度人骨子里的自大、散漫和不思进取,令美军教官百思不得其解。印军军官针对美军提出的全新作战理念和战术准则并不感冒,他们总是喜欢用只有自己能听得懂的英语来反驳。可想而知,这种交流不会有什么作用。美军因此评价,如果中印再次爆发战争,当年印军犯的一些错误,很可能会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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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朱元璋连续多年、大规模屠杀功臣后,太子朱标终于看不下去了。

这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朱元璋连续利用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前后屠杀功臣、官员十多万人后,这一年,功臣宰相李善长一门70多人也被朱元璋下令全部斩杀,对此,接受儒家教育长大的太子朱标规劝父亲朱元璋说:

“陛下诛杀过多,恐怕会伤了和气。”

朱元璋听后默默不语,第二天,他把太子叫去,指着放在地上的一根长满刺的荆棘,让朱标捡起来。

太子朱标怕扎手,犹豫着不知如何下手。

这时朱元璋才慢慢开了口,说:

“我是怕你不好拿,为你剥光了刺,再给你,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杀的人,都是对国家社稷有危险的人,除掉他们,对你是很有好处的。”

在朱元璋看来,太子性格文弱,所以他血洗英才荟萃的功臣集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为孱弱的后代接班铺平道路。

朱元璋(1328-1398)

1

起初,他可不是这么说的。

在1368年建立大明帝国后,起初非常推崇《孙子兵法》的朱元璋改变了口吻,改而将兵术权谋斥之为卑劣之术,对此他经常对臣子们公开说:

“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

然而,在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屠戮功臣行动展开后,朱元璋却改变了口吻说:

“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在朱元璋看来,大明建国之初,蒙古人残余的北元势力仍然虎视眈眈,在辽东、今天的内蒙、西北以及云南等地都对大明帝国形成夹峙之势,所以他起初仍然需要利用群臣,等到北元势力逐渐扫清后,他开始觉得,他当初赖以起家的淮西功臣集团,很碍眼了。

朱元璋祖籍本是沛国相县,即今天的江苏沛县,与同样喜欢屠戮功臣的汉高祖刘邦所在的丰县同属今天的江苏徐州市。由于家境贫寒,到了朱元璋的祖父辈时,举家一再迁徙,而朱元璋则是出生在濠州(今安徽凤阳),由于家境贫寒,在亲兄弟和堂兄弟中排行第八,所以他起初连正式名字都没有,父亲只是给他随便起了个名字叫朱重八,至于取名朱元璋,那已经是参加起义军以后的事儿了。

由于家境贫寒,朱元璋小时候给地主放过牛,在父母和大哥由于饥荒和瘟疫相继死亡后,他又被迫剃头当了和尚谋食,由于寺中无粮,他甚至被迫当了三年乞丐流浪四方,后来,在自己亲自撰写的回忆这段流亡生涯的文章《皇陵碑》中,朱元璋动情地回忆说:

“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快佯。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朱元璋

1352年,25岁(虚岁,以下皆同)的朱元璋在儿时小伙伴汤和的劝说下投奔红巾军,由此开始了他驰骋一生的军事生涯,由于出生于淮河流域,因此朱元璋的功臣集团多为淮西人,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洪武三年(1370年),他封赏李善长、徐达、常茂(常遇春之子)、李文忠、邓愈、冯胜等六人为公爵,六人全部为淮人;另外,他又封侯爵30人,其中绝大部分也是淮人,对此当时的诗歌描述说:

“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尽淮人。”

然而,辅佐自己起家的“淮西勋贵”集团仗着自己劳苦功高,集团内部难免时时曝出掠夺民田、贪赃枉法等行为,对此,朱元璋特意命令工部铸造铁榜告诫功臣集团:

“不以功大而有骄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享有荣盛,延及后世。”

对于起家自社会最底层,当过牧童、和尚和乞丐的朱元璋来说,他对于权贵集团有着本能的敏感,有鉴于元朝末年社会豪强并起、欺凌百姓以致亡国的教训,朱元璋一直保有警惕;但另一方面,在取得天下之后,在朱元璋看来,这些曾经的儿时伙伴、一起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功臣兄弟,眼下,似乎越来越碍眼了:

“此等愚夫,不学无术,勇而无礼,或闲中侍坐,或饮宴之间,将以朕为无知,巧言肆侮,凡所动作,悉无臣礼。”

于是,在光复北京,随后又相继平定西北和辽东,基本扫荡北元的势力后,觉得功臣们已经无甚大用的朱元璋开始下手了。

2

洪武十三年(1380年),决定对功臣集团先发制人的朱元璋,突然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将宰相胡惟庸诛杀,并屠灭三族、株杀其“党羽”共15000多人。

在诛杀胡惟庸后,朱元璋马上宣布取消中书省,废除了当时已经存在了1500多年的宰相制度,并宣布由皇帝本人直接管辖六部,由此,在中国历史上能起到制衡皇权作用的相权被废除;同时,他又将原来统管军事的大都督府拆分为中、左、右、前、后等共五军都督府,通过分权牢牢控制军队,从此将政权和军权牢牢掌握于皇帝一人之手,使得中国的帝制在朱元璋以后开始趋于巅峰。

为了管控功臣集团和整个帝国,朱元璋还宣布设置锦衣卫,并由皇帝亲自控制,四处侦察帝国官员的举动,对此朱元璋不无得意地说:

“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

通过革除相权、掌控军队以及制造特.务统治,朱元璋的皇权越发巩固,然而他对功臣集团还是不放心,诛杀胡惟庸等功臣整整十年后,到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又继续兴起党狱,宣布将当时已经77岁的前任功臣宰相、韩国公李善长一门七十多人,以及猛将陆仲亭、唐胜宗等一大批功臣宿,以协助胡惟庸造反等名义全部诛杀,而整个胡惟庸案前后历时十多年,“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

胡惟庸(?—1380)。胡惟庸案,是朱元璋屠戮功臣的开始

也就是在这时候,太子朱标站了出来,委婉劝告父亲朱元璋“以和为贵”,然而在朱元璋看来,太子受儒生教导性格文弱,完全不似他这般“杀伐果断”,为此,朱元璋甚至下令斩杀被自己称赞为“开国文臣之首”、曾经当过太子朱标十几年老师的功臣宋濂。

对此,与朱元璋一起起自寒微的马皇后劝告朱元璋说,“民间百姓尚且懂得对老师以礼相待,何况宋濂早已致仕(退休)多年,与朝堂已无瓜葛,久居乡里,为何要杀他?”但朱元璋坚持不肯赦免宋濂。

到了吃饭时,马皇后故意不沾酒肉,朱元璋觉得奇怪就问为什么,马皇后就回答说,宋先生要死了,我是在为他祈福。朱元璋至此才动了心。另一方面,平时为人文弱的太子朱标更是挺身而出,为自己的老师宋濂进行“死谏”,以投河自尽为要挟,于是,朱元璋才宣布放过了宋濂,将其全家流放到茂州(在今四川北部),而年老多病、经不起长途颠簸的宋濂,最终死在了流放路上。

就在李善长被杀后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论韩国公冤事状》,公开为李善长叫冤。王国用说,李善长与陛下出生入死,生前封韩国公,位极人臣,并且还是皇帝的亲家(李善长的儿子娶了朱元璋的长女临安公主),如果说他自己想图谋不轨还说得过去,但说他要帮助胡惟庸造反,实在太荒谬,难以服众,也请求陛下以此为戒,不要再行杀戮。

王国用本是抱着必死的信念上书,没想到朱元璋不知是否一时良心发现,竟然没有发怒,因为他自己心里也明白,整个胡惟庸案前后所诛杀的功臣集团及连坐的三万多人,其实基本都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只是为了巩固老朱家的天下,有些人,不得不死。

3

尽管在后来对功臣集团大开杀戒,但其实早在大明建国初期,朱元璋与功臣集团,也曾经有过一段“温馨岁月”。

在历经十六年的征战后,1368年,41岁的朱元璋登基称帝,起初,他与功臣们的关系还算融洽,洪武初年,每当有功臣去世,朱元璋甚至经常感伤不已,例如“鄂国公常遇春卒,灵车之至,(朱元璋)亲临奠···痛哭而还。”大都督府同知康茂才在陕州病逝后,朱元璋甚至“亲为文祭之。”“卫国公邓愈卒,(朱元璋)哭之恸,诏辍朝三日。”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朱元璋越来越冷酷。

应该说,年轻时长期紧张的战斗生活,使得他在残酷的战争中,本来就种下了阴冷残酷的种子,到了晚年后,随着国事的繁冗劳累,朱元璋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当上皇帝不久后,朱元璋就“患心不宁”,得了心跳过速的病症,甚至常发高烧,“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心里一烦,早期对待功臣和部属的那种忍让和细心,便开始消失,变成经常想杀人。

朱元璋有一次曾经微服私访,当听到有个老妇人在路边与人交谈,竟然将“皇帝”称呼为“老头”后,朱元璋回到宫中,立马下令将老妇人所在的社区居民全部杀光,并且说,“张士诚死后,当地人至今还叫他‘张王’,但对我竟然大胆叫‘老头’,真叫人活活气杀。”

朱元璋传世画像的另外一个版本,隐喻着某种意蕴

不仅如此,朱元璋对待身边的嫔妃也是动辄杀戮。有一次,鲁王的母亲郭宁妃、唐王的母亲李贤妃、伊王的母亲葛丽妃因为触怒朱元璋,竟然被同时处死,朱元璋并且下令将三人的尸体用同一个大筐装了埋在南京的太平门外,后来朱元璋怒气消除打算以棺木入殓三人,挖出尸体时却发现早已腐烂无法辨认彼此,因此只得勉强立了三个坟墓,以致后来唐王悄悄祭奠,都不知道自己的母亲究竟是那个坟墓。

后来,楚王的生母胡充妃由于被怀疑堕胎,也被朱元璋暴怒之下斩杀“投其尸城外”,楚王后来哭着请求将母亲尸体带回下葬,朱元璋只下令给了一条胡充妃生前用过的衣带,后来楚王只能带着衣带回到封国,为母亲做了个衣冠冢。

在诛杀胡惟庸、废除宰相制度后,尽管将政权独自在揽,但这也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给自作自受的朱元璋带来了巨细无遗的海量工作,根据史书记载,仅仅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在八天时间里,朱元璋就审批阅览了内外诸司奏札共1660件,处理国事计3391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200多件,处理国事400多件。

尽管朱元璋自恃精力过人,将政权、军权全部独揽,但这也造成了一个恶果,就是大明帝国的官僚集团在杀戮压顶的高压政策下,普遍不愿担责,因为既然所有的事情都是皇帝说了算,那么官员又有什么责任呢?

由于政务的最终审决几乎全部揽到了自己头上,这也使得朱元璋逐渐不堪重负,临死前几年他就对身边的侍臣说:“年老,精力已倦。”

但就在这个时候,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1355-1392),年仅38岁。接班人的突然死亡,也在大明帝国再次掀起了腥风血雨。

4

朱标去世这一年,朱元璋已经65岁,在朱元璋看来,他所剩时日已经无多,而朱标的儿子、皇孙朱允炆这时才年仅16岁,为了帝国接班人的江山巩固,朱元璋觉得,他有必要继续为后代“开路”。

在朱元璋的逻辑里,尾大不掉的功臣集团将是后代子孙的隐患,为此,他先是将以胡惟庸、李善长为首的文人功臣集团连带其宗族、下属共三万多人全部斩杀,而武将功臣集团此前之所以还没大规模清除,是因为蒙古人残存的北元势力仍然还在,他仍然需要猛将们为他卖命追剿蒙古人。

但是到了明朝建国19年后,洪武二十年(1387年),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永昌侯蓝玉等率军20万人最终平定了辽东;到了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蓝玉又带兵远袭捕鱼儿海(今中蒙边境之贝尔湖)的北元朝廷,并俘虏了元主脱古思帖木儿的次子地保奴、太子必里秃妃等王侯贵族共3000多人,以及北元朝廷的宝玺、图书、金银印章等,给予了北元朝廷以毁灭性的打击。

剧照:击败北元的蓝玉也被灭族

在看到北元势力已经被击垮后,朱元璋觉得,武将集团们也没什么利用价值了。他开始寻思着下手的机会,也就是在这时候,太子朱标的病逝,更加使他觉得,如果不在他有生之年加速铲除剩下的武将功臣集团,那么他年幼的皇长孙也将很“危险”。

于是,在太子朱标死后次年,朱元璋就以“谋逆”的罪名,将大将军蓝玉以及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全部处死,前后“族诛者万五千人”,几乎将整个大明帝国的开国武将集团杀了个精光。

至此,在前后将文臣和武将两个开国功臣集团及其家族、下属共45000多人全部斩杀后,大明帝国的开国“功臣宿将相继尽矣”。

对此,后来清朝学者赵翼评价说:“(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

5

但朱元璋并不满足。

就在陆续诛杀开国功臣集团的过程中,朱元璋又对整个官僚集团和民间地主豪强大开杀戒。作为当过牧童、做过和尚和乞丐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自卑感,也因此,与作为贵族出身的刘秀和李世民宽待开国功臣不同的是,从社会最底层踩着无数尸体、攀爬到帝王之尊的朱元璋,内心深处涌动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偏颇、狭隘的世界观,对于功臣豪强更是有着发自本能的警惕和敌视,尽管这些人曾经是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兼兄弟。

当上皇帝后,由于需要修撰自己的帝王出身和谱牒,为此朱元璋曾经动过念头,想攀文豪朱熹为祖先,但因为太过勉强,最终只好作罢,后来,他干脆坦言说,自己“本淮右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但这种事,只能他自己有所感触的时候,偶尔提一下,别人,是不能说的;说了,那就是揭帝王伤疤:找死。

朱元璋晚年时,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在写的一份奏表内有“作则垂宪”四个字,朱元璋认为“则”与“贼”近音,是在讽刺他农民军出身,因此暴怒之下杀了林元亮;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在写的一份《正旦贺表》,文中有“容性生知”四个字,朱元璋也认为,“生”与“僧”近音,是在讽刺他当过和尚,立马就将蒋镇斩首。

在朱元璋看来,尽管贵为帝王,但这种贫微的出身,是他极度自卑的根源点,谁要是敢掀这个老底,或者是影射讽刺,那立马,就叫他人头落地。

而作为穷苦出身的孩子,朱元璋则认为,天底下的官僚集团,也应该勤俭节约,于是,朱元璋强行压低官员俸禄,部分底层官员俸禄“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以致很多官员“不足以资生”、“困于饥寒”,后来的史学家感慨说:明朝的官员,是历朝历代工资最低的公务员群体。

由于国家定下的工资如此之低,实在难以养活一家老小,因此在朱元璋时期,部分官员难免多点想法,对此,朱元璋则发起了中国史上空前绝后的反贪运动,在他治下,明朝官员贪污六十两就会被斩首、剥皮填草示众,而追究起来,朱元璋时期很多官员的所谓“贪污”,竟然是“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书四本、袜一双”。

当时,户部尚书滕德懋被人举报贪污,朱元璋随即下令将他斩杀,并且还命令剖开他的肚子看看里面有什么,当看到滕德懋肚子里都是一些粗粮杂菜后,朱元璋才感慨说:“原来是个清官啊!”

朱元璋下葬的明孝陵

就在不停地斩杀开国功臣集团的前后,朱元璋也对整个官僚集团发起了大清洗,其中仅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1382年)和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就前后连坐斩杀近8万人,以致大明帝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民间豪强,“大抵皆破”。

由于在任官员频遭杀戮,朱元璋时期,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两浙、江西、两广、福建地区的“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因为他们全部在任期内要么被拘捕、要么被杀了。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针对整个官僚集团和民间豪强、乃至普通有钱人的大规模屠戮杀害,也使得传为江南首富的沈万三家族几乎被灭门,而读书人则“多不乐仕进”、“以溷迹无闻为服,以受玷不录为幸”,部分人甚至不惜采取自残的方式来避免被录取为官,以求自保。

在这种恐怖的社会氛围下,朱元璋幸存的臣子们每日也都是战战兢兢,以致许多官员每天上朝前,都要和妻儿子女诀别,因为不知道自己那天会被随意处死,如果当天活着回家,就要私下庆贺。而这些幸存的臣子们据说每天上朝,还要揣测下朱元璋的玉带怎么摆放,如果朱元璋把玉带高高贴在胸前,那就说明他老人家今天心情好,可能不会杀人;但如果朱元璋的玉带被按在肚子下面,满朝文武大臣就知道完蛋了,不知道又要杀谁了。

6

尽管对待开国功臣和全部臣民以“暴酷”著称,但朱元璋对待自己的子女,却是出奇的“温柔”。

早在大明建国初期,朱元璋就将自己存活的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全部分封为王,当时,朱元璋给明朝官员们定下了历代王朝最低的工资标准:正一品官员年俸禄900石……正七品140石。明朝时一石米折合现在约180斤,以现今每斤米5元计算的话,明朝时,当时一品宰相的年薪约为现今人民币81万元,七品县令年薪约为12.6万元,由于明朝行政官员年薪中,还需要自行承担各种公务费用,这就使得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甚至穷得吃不起肉,以致于当海瑞为老母亲祝寿,破天荒买了一斤肉时,甚至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明朝官场。

与此同时,朱元璋却规定皇族一旦封为亲王,其年俸禄至少在万石以上,是明朝最高级官员的十几倍以上,而这还不包括土地等大量赏赐。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最优越的生活,朱元璋还规定皇族子孙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全部由国家承担:10岁起还可以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后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对于这种帝王官僚集团工资低得无法养家糊口,而皇族成员待遇却远超宰相的畸形状况,明朝有人曾经私下感慨地说:

“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在朱元璋看来,整个天下都是老朱家的,所以他铲除开国功臣、向太子朱标阐述“除刺”的心声,包括强行压低整个官僚集团的俸禄、进而却又厚待亲王宗族,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损天下以肥自家,尽管帝王都有这个倾向,但朱元璋却将这种做法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清代康熙皇帝为了笼络人心,为明孝陵御题“治隆唐宋”碑

然而,厚待亲王皇族,也给大明帝国埋下了日后的隐患。

从洪武十一年(1378年)开始,朱元璋将封为藩王的各个儿子派往藩国,这些皇子中“护卫甲士少者三千,多者至万九千人”,并且有的藩王镇守北方重镇,例如驻守大宁(区域遍布今河北北部、内蒙、东北等地)的宁王所部“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三卫蒙古骑兵骁勇善战”。

尽管藩王们分驻各地,在明朝初期拱卫了老朱家的“家天下”,但由于藩王们普遍身拥重兵,到了朱元璋晚年,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引起朱元璋本人和明朝内部的担忧,对于这种分封制带来的隐患,早在洪武九年(1376年),山西平遥一位小人物叶伯巨就公开上书指出“分封过侈”,在后世将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但朱元璋对此的反应却是暴怒,认为叶伯巨公然议论皇族内务,“离间皇帝父子骨肉之情”,于是下令将叶伯巨囚死狱中。

此后,再也没人敢说藩王尾大不掉的事儿了。

但作为皇位的接班人,皇太孙朱允炆也看得很清楚。

1392年太子朱标死后,皇太孙朱允炆有一次跟朱元璋聊天,忧心忡忡地问朱元璋说:

假如“诸王不靖,孰御之?”

朱元璋对此一时语塞,只有对于自己的这位皇太孙和大明帝国的接班人,他才想起了当初那个“胆大妄为”的草民叶伯巨的分析,对此他想了想又反问朱允炆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汝意何如?)

从小在皇宫长大、接受儒家教育的朱允炆说:

“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甚则举兵伐之。”

对此朱元璋点头说:

“是也,也只能这样了。”

尽管为了给儿孙铺路,朱元璋不惜大肆屠戮功臣集团和天下仕民,但对于自己分封藩王的这种肘腋之变,朱元璋却像庸人一样不以为然。

但为了子孙守成需要,他还是决定废除酷刑,于是朱元璋在临死前一年(1397年),正式颁布了《大明律》,不久,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最终走完了自己腥风血雨的一生,终年71岁。而临死,他还嘱咐要让46位嫔妃殉葬。

就在临死前发布的遗诏中,朱元璋说:

“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

尽管临死前禁止各位藩王进入京师凭吊,以防止他们趁机争夺帝位,但朱元璋没想到的是,他死后仅仅一年,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他的第四子燕王朱棣就在北平起兵叛乱;又三年后,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最终攻占南京,随后建文帝朱允炆在战乱中失踪,朱棣夺位,是为明成祖(1402-1424年在位)。

而与在崖山之战中,十万军民为南宋跳海殉亡不同的是,不同于杯酒释兵权、宽待臣民的两宋,当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进北京时,从朱元璋时期开始,就喜欢滥杀朝臣的明代,终于走到了离心离德的最后时刻;就在临死前一天,崇祯皇帝在紫禁城中敲遍黄钟,群臣却无人来朝,崇祯对此大喊着说:

“诸臣误我!诸臣误我!”

为他殉葬的,只有一个宦官:王承恩。

从开国到亡国,毁灭的基因,早在当初,就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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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剧《锦衣之下》中,每逢皇帝颁发圣旨,接旨的人必定是恭恭敬敬跪着的,等宣旨的太监用抑扬顿挫的声音念完后,才口呼“万岁”,小心翼翼地接过圣旨。若是去他人府上宣旨,阖府上下都规规矩矩地跪在院中,不敢发出一丝多余的声音。更有甚者,在接旨之前还要沐浴一番,再换一件新衣,以示对皇上的敬畏和重视。

在古代,接旨可是一件大事,见圣旨如见皇帝,可不得珍之慎之嘛。在中国长达几千余年的封建统治里,历朝历代的皇帝就算只颁布一道圣旨,堆起来也是个不小的数目了,更何况一位皇帝怎么可能只有一道圣旨呢。那么这些皇帝赐下的圣旨,究竟去向如何呢?

皇家的威严,尊贵的圣旨

在皇权至上的古代中国,但凡是和皇家沾点边的东西,那都是了不得的,更何况是皇帝本人的旨意呢。所以,这小小的圣旨里可有不少讲究。

圣旨,从颁布对象的品级来分,可分为两类。颁发给五品及以上官员的圣旨称之为诰命,五品一下则称之为敕命。而圣旨的内容就五花八门多了,什么朝廷政策啊,加官进爵啊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给活着的人颁布圣旨叫做封,给去世的人颁布圣旨叫做赠。

圣旨的讲究可不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古时候最讲究的是什么?当然是尊卑等级。所以这圣旨也是分三六九等的。那具体是怎样一个不同法呢?

首先是这颜色。以五品作为分界点,五品及以上的官员接到的圣旨颜色不止一种,有的是两种,有的是三种,有的是五种,品级越高,颜色也就越多。而五品以下,就只有一种颜色了。这是最明显的区别,一眼便能看出接旨人的身份地位如何。

其次是这圣旨的材质。不论哪种类型的圣旨,它的材料都是上好的绫罗锦缎或者丝绸织就而成的。高品质的面料体现了皇家的尊贵和威仪。而品级的区分则体现在卷轴的材质和数量以及绫锦的图案上。

比如清朝时期,一品大员所接圣旨卷轴是由美玉制成,价值之高。而四品以下就是用黑牛角或者乌木做的卷轴了,和玉制的简直不能比。当然除了这两种,还有贴金的,也有用黑犀牛角做的。除了材质,卷轴数量也不同,品级越高,卷轴数量越多。不同品级卷轴价值不等,品级越高,卷轴价值越高。

绸缎上的图案亦是如此,不仅不同品级图案不一样,文武官员的图案也不同。对于文官又仙鹤式样的,也有祥云式样的,武官则有雄狮式样的。

总之一句话,不同的品级有不同规格的圣旨,官位越高,圣旨的价值越高,做工越复杂。

圣旨上的文字

这圣旨由如此高端的面料还有精细繁复的工艺制造而成,上面书写的内容也要与之相配才好,不然不仅白瞎了这么好的写作材料,还有损皇家颜面。

这圣旨呢,可以是皇帝亲自写的,也可以是皇帝授命给底下人,让专司此职的官员来写。由皇帝亲自写,要么是贵为九五之尊的皇上一笔一画慢慢写的,要么就是皇上说,下头人写。但不论是哪一种,这圣旨的遣词造句都十分精妙,文字形体亦是优美又富有意境。但从书法价值上来讲,就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了。

而不同品级的同类型文章,字数也是不一样的。品级越高,字数就越多。

所以,这圣旨背后的讲究简直多了去了。它所具有的也不仅是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所代表的历史价值。

位于何处

那么如此珍贵的圣旨在颁布以后又跑到哪里去了呢?在历史的变迁中,它们是否还完好无损呢?

圣旨颁布以后,接旨的官员会将圣旨妥善保管于家中,将其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不仅仅是一道皇上的旨意,更是家族的荣誉,也是家族兴衰的见证。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原本显赫的世家慢慢衰落了,原本兴盛的王朝灭绝了,朝代更迭,岁月变换,这些圣旨也渐渐地遗落民间,或者直接消失在战乱中。

现在国家的一些博物馆或者档案馆中收藏有一些历朝历代的圣旨,但数量也谈不上多。还有一些则是散落民间,或者在某些收藏家手中。

当初彰显天家威严的圣旨如今就静静地躺在这个尘世的一个又一个角落里,有的可能还保存完好,有的可能早就成了一捧灰,随风消逝了。

由于中国不是日本那样的万世一代,经历了大量改朝换代,而保留前朝之物,在新朝往往都是大逆不道,何况前朝圣旨,还是前朝帝王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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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年7月15日,德国人汤若望和他的教友们抵达了澳门,被安置在圣·保禄学院里。传教士们一踏上中国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这就是利玛窦开创的"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

1622年夏天,汤若望换上了中国人的服装,把的德文姓名"亚当"改为发音相近的"汤","约翰"改为"若望",正式取名汤若望,字"道未"出典于《孟子》的"望道而未见之"取道北上。

其时正是明朝内忧外患之际,满洲努尔哈赤的勇兵悍将"非火器战车不可御之"。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崇祯重新起用徐光启,并且派遣李逢节和王尊德远赴澳门,采购红夷大炮。滞留澳门的传教士们以军事专家的面目,跟着大炮随行,得以进入内地。

从崇祯二年到三年,在毕方济、龙华民和汤若望等传教士的协助下在京仿制成四百多门红夷炮,同时,广东王尊德则从广东招募工匠,利用从澳门炮厂借来的炮模制造了三百门红夷炮。红夷大炮以逐渐成了明朝军中重型火器的中坚力量,将原来的重型大口径火铳淘汰。

1634年(崇祯七年),汤若望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

1644年(清朝顺治元年),清军进入北京。多尔衮进京后,不但没有人追究他当年犯下的“罪行”,他甚至还和范文程成了好朋友,并深受多尔衮欣赏。多尔衮所颁布的第一份大清历法,就是这位洋神父主持修订的。他在西医西药方面的知识是他和孝庄皇太后与福临结下善缘的重要原因。据说,福临称呼这位洋和尚为“玛法”,,在满语中 “爷爷”的意思,晚上将他召入宫中,,时常作彻夜谈。有一年福临过生日时,甚至将生日宴会摆在了汤若望的教堂里。

在顺治势将不起之际,汤若望前来问候。据说,他有效地打消了皇帝立堂兄弟为继承人的想法。按照这种说法,玄烨即后来的康熙皇帝被选择出来,汤若望也是功不可没。因为,当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询问哪一个儿子可以成为未来的皇帝时,汤若望回答说,应该选择已经出过痘、不会再害天花的孩子.

这个孩子恰恰就是玄烨——康熙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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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了一个多月后,英法联军终于在1860年11月9日离开北京城。北京城内喜气洋洋,但是这种热烈的情绪并不能持久,因为这个城市的中心、这个国家的主人、百姓的皇帝、爱新觉罗奕詝,依然流浪在热河避暑山庄,他一天不回来,大清朝的非正常状态就无法结束。

1860年10月,为了逼迫大清签订条约,英法联军一路杀到北京城。咸丰皇帝为了保命,仓皇出逃热河避暑山庄。虽然皇帝逃走了,但是政府机关却无法及时转移。围绕皇帝运转的军机处人数少,跟着逃出来了。但是执行决策的六部却无法转移。

 

上图_ 热河省,简称热,省会承德市

六部和军机处突然分离,就像人的身体和大脑分了家。从北京到热河的往返路程,快马加鞭也要四天。在皇权专制下,很多问题必须皇帝当面决策,以前几个时辰就能做出的决定现在需要四五天。这种办事效率就连臃肿迟缓的大清朝廷也无法忍受。要结束这种非正常状态只有让咸丰皇帝尽早回銮。

虽然举国上下都在盼着皇帝回京,但是谁也想不到,咸丰皇帝在出逃热河避暑山庄之后再也没踏进北京城一步,一年之后直接在避暑山庄龙驭宾天。

从1860年11月9日英法撤军到1861年8月22日咸丰驾崩,将近一年的光景,咸丰皇帝随时都可以回銮。期间大臣们劝皇帝回京的奏折也是一封接着一封。

 

上图_ 咸丰皇帝,1860年10月13日《伦敦新闻画报》

为什么咸丰皇帝就是赖在避暑山庄不走?这里面有什么内情?

咸丰回京的第一块绊脚石是英法公使想要同皇帝亲递国书。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逼着大清签订了《南京条约》。虽然《南京条约》是一份不平等条约,但既然是国与国之间的协议,就必须由中央政府妥善保管。非如此不能处理好两国关系。况且大清已经是战败国,想要维护本已不多的权利,只能依靠《南京条约》,直到大清朝有能力推翻这份合约之前,就应该把它当宝贝供着!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咸丰皇帝都应该把这份合约放在北京。

 

上图_ 《南京条约》的中英文约本接缝处,还有两国代表的签字盖章

但是令人咂舌,《南京条约》原本只是潦草的存放在两广总督衙门。合约内容各级大臣不知道也就罢了,就连皇帝本人也未曾了然:在签订条约的时候,军机处先发了一张盖好玉玺的黄纸送到南京,条约内容全凭当场书写。

条约签订之后也是秘而不宣,以至于地方官在处理夷务时候毫无抓手,最后对着英国人拿出的条约一脸茫然。《南京条约》未曾公开的事英国人早就知道,但是条约原本连皇帝都没见过,跟废纸一样存放在两广总督衙门的事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后才发现的。

 

上图_ 英法联军进军京津 形势图

知道事情真相后英法联军气不打一处来,黄毛鬼子开着轮船,跨过山和大海来到大清朝,为了什么?不就为了签个条约,定个规矩,通商赚钱么?结果大清皇帝连条约都没看,合着自己举国之力只跟地方官练把式,难怪咸丰皇帝不认账。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西方人的要求之一就是在北京同皇帝互换条约,也就是上面说的公使亲递国书。

用正常人的眼光看,相比于割地赔款,公使亲递国书只能算是细枝末节,咸丰皇帝又不是待嫁闺中的黄花闺女,见外国人一面不吃亏。但对大清来说,特别是对咸丰皇帝来说,公使亲递国书可是万万不可触碰的禁忌,割地也好,赔款也好,都能商量,唯独西方公使万万不可面圣!割地赔款的事伤的是肉体,公使亲递国书可要伤及大清朝的灵魂。

 

上图_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咸丰帝的御批

虽然有过一次战败经历,但1860年的大清朝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外国公使见皇帝也行,但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咸丰是大清朝的皇帝,可不是西方人的皇帝,现在大清朝已然战败,双方见面如何行礼可由不得大清了。若不行大礼,皇帝就会威严丧尽。

进一步说,以后如何处理皇帝、西方人、大清臣子之间的关系?如果西方人同皇帝平等,那大清臣子是不是需要对西方人行叩拜礼?反过来说,西方人同皇帝平等,大清臣子就没理由比皇帝卑微,双方见面事小,大清恐怕要翻了天!

公使亲递国书已经超越了政治范畴,成为了彻底的伦理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会直接影响政权合法性。在当时的状况下,这个问题根本无解。咸丰皇帝只能尽一切力量避免同西方人见面。

 

上图_ 咸丰皇帝御批奏折

咸丰皇帝在恭亲王的奏折上朱批: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惟尔等是问!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

对大清朝来说,土地、人口、资财都是物质,物质得失都是暂时的。将天下百姓和官僚拧在一起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靠儒家礼法支撑,一旦精神支柱折断,大清朝也就行将就木。

为了让皇帝早日回銮,恭亲王不断同英法方面纠缠公使亲递国书一事,好在西方人也并没把这件事当真,最后恭亲王顺利的得到了不在要求面圣的保证。可此时已经临近1861年春节,没啥能比好好过年事大,回京?等过了年再说吧,或许到了大年初三就组成“回銮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回銮事宜了。

大年刚过,咸丰皇帝就定下过了农历二月十三就回銮,随后又推迟到二月二十五,可没过几天,这个行程也被取消。

 

上图_ 爱新觉罗·肃顺(1816年-1861年)

皇帝回京的第二道坎在肃顺。

咸丰皇帝在出逃时带了众多心腹,肃顺就是这群心腹的中心。肃顺,清朝宗室,镶蓝旗人。年轻时任御前侍卫,因声音洪亮办事明快被咸丰赏识,随后一路高升,出色的处理了柏葰考场舞弊案后,更是深得咸丰皇帝器重。随后荣升协办大学士,成为仅次于咸丰皇帝的二号人物。

来到热河后,肃顺同咸丰的关系愈发紧密。在集权环境下,谁同当权者的关系好谁谁的权力就大。可与此同时,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訢)因为在善后上表现出色,势力也越来越大。

 

上图_ 奕訢()坐像(1872年左右,北京)

咸丰皇帝本来身体就不好,经过这番折腾更是每况愈下。过了年后每天都要喝鹿血提力,陪在他身边的肃顺自然知道咸丰皇帝命不久矣。每次权力交接都免不了政治清洗,现在北京被奕掌握,作为咸丰皇帝的亲兄弟,奕的实力要远远超过肃顺。为了免遭清算,肃顺只能尽力把皇帝留在热河,避免兄弟见面。如果皇帝驾崩时候身边没旁人碍事,自己必定成为顾命大臣,到时候怎么玩就由不得奕了。

为了留住咸丰皇帝,肃顺不断填充避暑山庄的软硬设施。咸丰皇帝爱看戏,他就把北京的戏班叫来,三天两头搭台唱戏。咸丰皇帝爱女人,他就去民间搜集裹着小脚、婀娜多情的汉家女。咸丰皇帝在紫禁城中哪里享过这种福,回銮?先放一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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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承德避暑山庄

可咸丰皇帝毕竟算不上昏君,只要周围有人催促,他还能想起来自己的责任在哪里。每到这时候肃顺就煽风点火,一会说外国人还琢磨面圣,一会说奕想跟英国人合伙造反,一套组合拳下来,就拖到了1861年夏天。

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八,咸丰帝的生辰,此时北京城的催促回銮的战争已经偃旗息鼓,因为大家都知道咸丰帝是回不去了,把当今圣上折腾死,谁敢负责!生日刚过,咸丰帝就一病不起,8月22日,龙驭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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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咸丰帝临终时赐给同治帝一枚“同道堂”印章,慈安一枚“御赏”

避暑山庄本是清朝皇族盛夏修养的庄园,不曾想成了他的避难所。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咸丰皇帝面对的都是无解的问题,如何面对西方国使?如何处理自己的身后事?直到最后这个问题他都没有解决。

咸丰皇帝的一生虽然算不上悲惨,但是也并不快活。为了挽救这个行将就木的巨大帝国,他也用尽了自己的浑身解数。但时代局限着他的思维,他只能任凭这只大船跌跌撞撞的往前走,所谓掌舵,不过是避免一船人死的太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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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帅贾昌从成吉思汗的驻地赶来,传达成吉思汗的问候:“神仙春天时离开我,现在已经是夏天了,沿途艰辛,吃的好不?住的好不?车驾好不?到了宣德等地,地方官安排的满意不?那些归降我的人迎接你没有?朕经常想起神仙,神仙也不要忘了朕。可见,成吉思汗对丘处机想得多么周到。

成吉思汗 资料

无情不过帝王家。这句古训对于绝大多数古代帝王都是适用的,但用于成吉思汗与丘处机之间的关系,则谬矣!

历代帝王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长生不死。成吉思汗晚年也是这样。道家在中国源远流长,道家的“长生术”在民间广为流传。金兴定三年(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途中,听身边的汉臣刘仲禄说丘处机法术高超,道行深远,于是,产生了与丘处机相见的想法。

丘处机生于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山东登州栖霞人。那时,金朝与南宋以淮河为界。从出生地来说,丘处机是金朝人。丘处机19岁出家为道,拜全真道教主王重阳门下。王重阳为他取名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丹阳子马钰、长真子谭处端、长生子刘处玄、长春子丘处机、玉阳子王处一、广宁子郝大通、清静散人孙不二(马钰之妻)合称“全真七子”。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全真七子的天罡北斗七星阵威震天下。

1217年,丘处机接任全真道第五任掌教,全真道进入鼎盛时期。此时,南方有宋,中原、东北有金,西部有夏。三年后,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建立蒙古帝国,中华大地由“三国演义”变成“四国演义”,群雄逐鹿,狼烟滚滚。民间传说,丘处机有长生之术,其年龄有300岁。“四国”之中,有3位帝王先后邀请丘处机,首先是金宣宗,他请丘处机赴汴梁(金朝都城,今河南开封);第二是宋宁宗,他请丘处机到临安(南宋都城,今杭州);第三是成吉思汗,他请丘处机临草原。丘处机认为金朝有“不仁之恶”,南宋有“失政之罪”,都被他拒绝了,丘处机选择了成吉思汗。

1219年阴历五月,成吉思汗派刘仲禄赴山东邀请丘处机。刘仲禄原是金国人,蒙古大军攻入燕京(今北京)不久归降蒙古。他能做鸣镝,通晓医术,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成为成吉思汗的近侍官。刘仲禄奔波达7个月,于阴历十二月到山东莱州昊天观。

《长春真人西游记》是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跟随丘处机西行写的日记,该书成书于1228年,共二卷。上卷写丘处机师徒西行来到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西北坡八鲁湾成吉思汗行宫觐见,然后回到中亚名城撒马尔干(今乌兹别克斯坦)。下卷记载丘处机讲道的经过、东归的行程。此书不但记录了丘处机一行沿途所见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还记录了丘处机的生平,以及途中诗作。此外,该书还收录了成吉思汗的诏书一道,圣旨四道。

《长春真人西游记》载:“成吉思汗皇帝遣侍臣刘仲禄县虎头金牌,其文曰: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辈,传旨敦请。”成吉思汗派遣近臣刘仲禄带着虎头金牌,金牌上刻着“如朕亲行,便宜行事”8个字。跟随刘仲禄同行的有20名蒙古兵,刘仲禄传达了成吉思汗的圣旨,恳切邀请丘处机莅临草原。

1220年正月十八,73岁高龄的丘处机带赵道坚、尹志平、夏志诚、王志明、李志常等18名弟子离开昊天观,阴历二月二十二到达北京。成吉思汗虽然不住在北京,但北京的蒙古军将领知道,成吉思汗已于1219年六月西征花剌子模。丘处机觉得自己年事已高,万里迢迢,恐有不测,他想约成吉思汗来北京见面。于是,他给成吉思汗写了一封信。

丘处机在北京逗留了近8个月,1220年阴历十月,丘处机才收到成吉思汗的回信。成吉思汗信中写道:“云轩既发于蓬莱,鹤驭可游于天竺。达磨东迈,元印法以传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川途之虽阔,瞻几杖以非遥。爰答来章,可明朕意。”成吉思汗既客气又恭维,他说,您的仙驾既然已经从蓬莱驶出,还是可以到达西域天竺的。当年达摩东来,创立禅宗之法,心灵得到超脱;老子西行,教化西方胡人,自身修成正果。我离您虽远,但对于您这样的得道仙人来说,用拐杖量几下就到了,算不了什么的。这样回复您的来信,足以表明我对您诚意。同时,成吉思汗又命刘仲禄:“无使真人饥且劳,可扶持缓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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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

无字杯

杂谈

中国古代的每个帝王将相可能都有这样的愿望:活着的时候大富大贵,建功立业;死了以后有人能给自己树碑立传,流芳千古。当然,遗臭万年的也有不少。但是,唯独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她没有希望能谁给她树碑立传。

  在陕西咸阳有个古代帝王的坟墓叫乾陵,里头埋葬着两个皇帝,一个是武则天的丈夫唐高宗李治,另外一个就是大周皇帝武则天。这两口子葬在一个坟墓里边。唐高宗李治那边立着一个碑,叫述圣记碑,就是讲述圣人事迹的碑。这个述圣记碑上面有五千多字,是武则天给她丈夫写的。可是,在她自己那里,虽然也立了个碑,而且碑上的格都打出来了——有三千多个格,意思是三千多字——但那上面却一个字都没有。所以,后世武则天这个碑叫作“无字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份儿,没有任何一个帝王的碑文上是一个字都没有的。

  有人说了,皇帝死后的碑一般都是下任皇帝立的,我们为什么会说是武则天自己给自己立的无字碑呢?这是因为这个石碑并不是后人立的,而是武则天活着的时候就建好的,也是她自己提出要求不在这个碑上面刻一个字的。至于其中缘由为何,历史学家们经过多方考证也没有能够统一出一个标准答案。

  第一种说法是武则天认为自己功绩太多,用文字无法记述。这种说法都没有史料记载,只是后人猜测。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仔细说说,武则天是不是像民间传说的那样,认为自己功劳大得都没法用文字描述了,这才立了个无字碑。

  从政治上来讲,武则天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是一位胸襟非常开阔的执政者。对这一点,她在用人上表现得最典型,不记前仇。因为她是在半中间改朝换代,把李家天下终结了来当皇帝的,尤其是一个女人当皇帝,违背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因此有很多人都恨她。但是,武则天对这些仇人却能够不计前嫌。当初,讨伐武则天的人有一位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骆宾王起草了一个《讨武曌檄文》,在里头把武则天给一通糟蹋、臭骂。但是,武则天不计前嫌,却道:“宰相安得失此人?”认为这么有才华的人却未受到重用,是宰相的失职啊!此外,大家都知道武则天身边有个女秘书,叫上官婉儿。这个上官婉儿的父亲和爷爷都让武则天给杀了,可她还是敢重用上官婉儿为贴身女官。就这两件事,就说明武则天的胸襟相对来说是非常开阔的。

  再一个,武则天用人是不拘一格的。唐朝的时候,中国的门第观念非常强,一个人上辈是什么门第,到这辈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这就造成了贵族系统内部循环,近亲繁殖,要是一个人没能耐就全家完蛋。这个时候,科举可以使平头百姓平步青云进入体制内。武则天把这方面发扬光大了,不仅废除了官员举荐制度,还下令,“无论是何出身,有无门第,皆可奉诏应试,三试之后再将中榜进士给予我殿堂之上,朕将亲自面试之”。由武则天开创的科举殿试,延续了将近四百年,这之后,北宋的皇帝将殿试的前三名命为“三元”,这就是中国科举中的状元称谓之始。

  不仅如此,武则天还在唐太宗的基础上有所创举。大家记得周星驰演过一个电影,叫《武状元苏乞儿》吗?那么,武状元是什么时候有的?就是从武则天时候开始有的武状元,以前只有文状元。而且,若是有哪个大臣的建议好,她会推翻自己原先的那些观点而采纳他人观点,这就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

  再说文化上,武则天是个有文化的人,而且也敬仰文化人。武则天字写得非常好,叫飞白体。特点是每个字都是连笔字,而且每个字都露白,疏密有致,很有美感。武则天喜欢王羲之,一打听当朝官员中有一位是王羲之第十代孙子,就把他叫过来了,问这个人家中是否还有王羲之的真迹,让其拿来欣赏一番。这位一听乐坏了,怎么的呢?皇上要找这玩意儿,那他就指日高升了。二话没说,这个人就把家里头留的王羲之的,乃至他上九辈人的真迹都拿出来,献给武则天了。没想到的是,武则天把这些东西拿去之后,找来书法高手照着字临摹了下来。临完了以后,把原版的字画找一流的裱糊匠都给裱好了,然后让人给送回去了。老王家人一看乐坏了,直说武则天既喜欢文化,又尊重文化。武则天在位的时候信佛,所以大力推广佛教。众所周知,洛阳龙门石窟上面有个卢舍那佛,是佛祖的法身。而这卢舍那佛是唐高宗李治下令,让人在龙门石窟山上雕的。据说,这尊大佛就是照着武则天的模样雕的。所以,大家要想知道武则天长什么模样,就到洛阳龙门石窟看卢舍那大佛去。那像就是武则天的像,算得上宝相庄严,母仪天下。

  由于在政治、文化上立得住,在经济上也是把好手,所以武则天继位时期人口增长得比较快,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突出的。在武则天执政的时候,包括她60 多岁当皇帝之前管理朝政的那些年——从公元652年到公元705 年这五十多年间,唐朝人口从380 万户涨到615 万户,翻了将近一番。这说明什么?说明不动刀兵,社会经济就能稳定发展,说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

  武则天积极鼓励农业。比方说,按照她的规定,官员怎么升职呢?是任职地方的老百姓要家家有余粮,才说明这个地方官干得好,抓农业抓得好,才会让你升职。如果官员任职的地方老百姓都逃荒去了,地主家也没余粮了,那就处罚当地的官员。而且,武则天在发展经济上有一套很细腻的方式,在她执政期间也出了很多抓农业抓得比较好的官吏。

  而且,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历史延展看出来。大家都知道,唐朝唐太宗时期叫“贞观之治”,这是武则天之前。武则天之后,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的时候,叫“开元盛世”。这两个重要的中兴节点是靠武则天来衔接的,如果没有武则天这时候的休养生息和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开元盛世”。

  所以,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来看,要是武则天认为自己功劳大,尤其那个时期大臣和身边人还都捧着她,那她找不着北,认为自己功劳大得无法描述也很正常。

  还有第二种说法,说武则天很惭愧,认为自己没干什么好事,往上吹捧功德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就决定什么也别写了。那么,武则天有什么事会让她觉得惭愧呢?必然是被人诟病的几件事。

  第一件事,武则天造了一件工具,叫大铜匦。什么是大铜匦呢?就是用铜做的一个大箱子,四面分别是青、红、白、黑四种颜色,一面有一个小口,作用跟现在的邮筒差不多,是往里面塞信的。塞什么信呢?一面是求职信,一面是给朝廷的意见书,一面是喊冤上告的,还有一面是用来告密的。当然,这四面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告密的。前面我们讲了,武则天上台这件事令李唐宗室非常不服,就有人琢磨要打倒武曌恢复正统。武则天一看,得让心腹监视他们,于是才发布命令造了大铜匦。

  而且,造这大铜匦还是她的侄子武承嗣出的主意。这件事开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罪恶的先河,等于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有人告密了,武则天就会派人去查,这事要是真的,那告密人就会受到重奖,连升三级。但是,一查是诬告的话,也不处罚告密人。大家想想,这事光有好事,没有坏事,没有成本在里头,很多小人都趁这机会告状。再者,在这个利益诱惑下,告密引发了人最恶劣的本性。两口子,因看一方不顺眼,于是就向领导告密,把一方弄死了。比如,明明是兄弟两个,一个告发另一个,借此发财。所以说,这其实是在助长败坏人伦的作风。关于此事,我个人认为这是武则天一辈子中最大的过错,她开启了中国人亲人和亲人互相残害的潘多拉盒子。这个事情是武则天历史上不可饶恕的一个污点。

  上述事件,带来的另一个负面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重用酷吏,这是武则天被人诟病的第二件事。告密的事那么多,得一桩一桩查。但是,官场上,总是这个人和那个人有些关系,或是谁和谁之间有些关系,如果查案的人正好跟被查的人关系近,那他就不查了。于是,武则天为了能把这些事都搞清楚,就不用原有的官吏,而是从告密的这帮人里找人来查案子。告密的这些人多数是无赖,或者是底层人民,他们进了朝廷里头没有任何靠山,也没有宗派,只能效忠女皇武则天一个人,所以武则天对这样的人最放心。而且,这样的人上来查案,如果一查被告人没事,那查案子的人会觉得脸面无光,也没功劳。所以,这些人手段都非常狠毒,要口供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后来,人们就将这种人统称为“酷吏”,就是生性残酷、手段严酷的官吏。

  武则天重用酷吏,一时之间搞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那个时候,进到监狱里头,就算没事,在严刑拷打之下也被屈打成招,其中含冤而死的人不计其数。在这些酷吏里头,有两个非常突出,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中国历史上有个出名的典故,叫“请君入瓮”,就是这两人创造的。周兴先当上了酷吏,来俊臣上来之后,武则天接到一封告密信,说周兴有不臣之心,要谋反。由于这周兴本身就是酷吏,于是武则天就起用来俊臣这个后起之秀,让他负责审理。来俊臣接了命令后,琢磨了半天,觉得靠已有的办法难不倒周兴。来俊臣也很狡猾,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周兴请到家里来喝酒,说自己有个难办的事情要请教周兴这个老前辈。周兴就问他何事。来俊臣就说自己遇到一个不肯招供、嘴硬皮厚、又有后台的囚犯,用尽了各种刑具,他还是不肯招供。周兴听后,就给来俊臣想了一个办法,让来俊臣准备一个大瓮,在大瓮四周架上柴火,将囚犯投入瓮中,死之能受,痛之难忍,能令囚犯生不如死,就是铁嘴钢牙也会立即招供。结果,周兴没想到的是,来俊臣竟然真的找来了大罐子,用火点着后,邀请周兴进去。这时候,周兴才知道,来俊臣是来审问他的。没办法,周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立即毫不保留地全部招供了。

  武则天第三件被很多人诟病的事,其实这也不能叫大罪过,就是宠爱男人,任用男宠。关于此事,历史上都传遍了,武则天一辈子有四个男宠,头一个叫薛怀义。第二个是沈南璆,后两个是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俩。此事在历史上传得沸沸扬扬的,有野史记载,也有正史记载。但是,我们得承认,武则天后来用的这些男宠并没有做什么,她那时候都已经七十多岁了,有那心也没那力了。那么,她用这男宠干吗呢?其实就是心理安慰,也是女权主义的象征。就是男的当皇帝,甭管多大岁数,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一堆女人都是他的,那她身为女的,也当皇上了,为什么不能反过来占有更多的男人呢?所以,她用这种方式来强化自己女权皇帝的合法性。当然我认为这个不能算武则天一生的污点。

  还有第三种说法,说武则天很聪明,这一辈子做了许多事情,其中有好也有坏,自己来说的话,难免偏颇,于是,碑上就不写字了,是非功过任后人评说吧。所以,有人认为立个无字碑恰恰说明了武则天任后人评说功过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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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

明朝

崇祯皇帝

分类: 读历史

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杀,大明覆亡。在最后的日子里,崇祯这个刚愎自用、极爱面子的皇帝,曾为挽救江山社稷做了最后的努力。他放下皇帝之尊,去哀求大臣和亲戚们捐款,给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发军饷,结果:皇亲国戚一毛不拔,满朝文武装疯卖傻。

低下高贵头颅的皇帝

国家有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崇祯发出捐款号召后,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头,来到户部,热泪长流,捐出了自己毕生积攒的400两银子。崇祯得知后,马上给他赏了一个“锦衣千户”之职。

相比这个捐出全部身家的老人,那些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就很不堪了:

内阁首辅魏藻德,捐了500两;太监首富王之心,捐了1万两……崇祯的意思是“以三万为上等”,但没有一笔达到此数,最高一笔只2万,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更多的权贵在哭穷、耍赖、逃避,一时间什么奇葩事都出来了: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练摊,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

崇祯急啊,想来想去想到了自己的岳父周奎。他知道周奎有钱,也以为大难临头,他身为国丈,与大明的皇家利益休戚与共,怎么也有些担当吧。于是他派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先不提钱的事,一上门就给周奎封侯,然后说,皇上希望你捐10万两银子,给大家带个头。周奎此时表现,堪称影帝,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说:“老臣安得多金?”意思是,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啊……他还试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勤俭节约的清廉官员,举例说家里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他坚定地给皇帝女婿的计划打了个一折,只肯捐1万两。

这是3月10日,距离京城陷落、崇祯自杀还有8天。

崇祯听徐高回复,很郁闷,也不好逼国丈大人太甚,但皇帝想,1万两太少了,怎么做榜样呢?于是把数额从10万两变成2万两。周奎眼看糊弄不过去了,怎么办?于是进宫去找女儿周皇后求援。周皇后深明大义,要求父亲也要深明大义,为权贵们作出表率。做完思想政治工作后,周皇后拿出5000两银子给父亲。周奎又干了一件奇葩的事:他捐出3000两,另外2000两落入自己腰包。最后他总计捐出1万3千两。

在这次皇帝哀求权贵们捐款救国的运动中,总计募捐20万两。劝京城权贵们捐款的同时,崇祯还让每一个大臣从自己故乡举出一位有能力捐款的富人,只有南直隶和浙江各举一人,“余省未及举也”。他绝望了。

崇祯明明知道这帮人贪污受贿,有的是钱,他也屡屡以国家民族大义来晓喻他们,但权贵们就是不愿意放血,他虽贵为天子,却一点辙都没有。

“钱是我的,国家是你的”

像崇祯这样低声下气找下臣要钱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像明末这帮丝毫不给皇帝面子的权贵们,其奇葩程度,也极其少见。权贵们为什么不愿意捐款救国?研究者认为,这帮文武百官、皇亲国戚有个普遍的心理,皇帝不缺钱嘛,“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整个天下都是你的,干吗要我们出钱?

崇祯有钱吗?提供“崇祯真穷”佐证的,是一个名叫赵士锦的人,他在京城即将陷落之前的3月6日,奉命接管国库之一、工部所属的节慎库,3月15日——城破前3天——办理交割。

赵士锦后来把自己在历史巨变之中的经历,写了《甲申纪事》及《北归记》两篇文字。他在《甲申纪事》中写了当时国库空虚的情况:“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金带犀杯衣服之类,只千余金;沅为予言,此项已准作巩驸马家公主造坟之用,待他具领状来,即应发去。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在《北归记》中,赵士锦感慨:“国家之贫至此!”

崇祯上任后接了一个烂摊子,自己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宫女不够用了,也不敢扩招,他甚至把宫里的金银器皿、大殿里的铜壶都当掉了,充作军饷。史料记载,崇祯还把宫里储存的人参等物品也变卖了。

满朝文武心照不宣

明末,君臣关系也很奇葩,互不信任,谁也不愿担责任。皇帝哭穷,他们也哭穷。似乎彼此在玩一个心照不宣的游戏。

其实,有相当数量的大臣,知道国家的财政状况,知道这个骄傲的皇帝,不到走投无路,绝对不会低下高贵的头颅,来找大家要钱。但他们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这是你朱家的天下,丢掉就丢掉了,关我啥事?凭什么要我出钱?

明朝最后一任首辅魏藻德,状元出身,在危难之际走马上任,崇祯对他寄予厚望,但他让皇帝很失望。城破前3天,崇祯问他有何对策,并说:你只要开口,我立刻下旨照办。魏藻德跪在地上,屁股撅得老高,一声不吭。崇祯气疯了,一脚踢翻了龙椅。

城破了,皇帝死了,魏藻德投降了。李自成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无耻的人回答说:“方求效用,那敢死。”(“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

“铁公鸡”们的下场

大臣们如此,平头百姓更是如此:谁当皇帝,关咱啥事,咱不照样当老百姓吗?守城士兵也是如此,没有军饷,咱为什么要卖命?史载,闯王大军围城之时,京城守军倒卧城头,“鞭一人起,一人复卧”。

大明灭亡,浩劫来临,接踵而来的是数十年残酷的战争,无人能够置身事外,明末清初人口损失惨重,后来才有了“湖广填四川”,具体损失多少?从数千万到上亿,不同的统计,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无数的血泪悲剧。

一个缺乏信任与共识的国家,势必一盘散沙。遇事谁也不肯担责任,谁都想把责任推给对方、一味指责对方,势必最后同归于尽。

魏藻德,就是那个勉强捐了500两银子的家伙,想投降,结果被拒,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书生一个,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3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其嘴数十下。

但打耳光,只是魏藻德噩运的开始。他被刘宗敏(他出色地完成了拷掠权贵的任务)抓捕入狱,在被夹棍夹断十指的威逼下交出白银数万两,然而刘宗敏绝不相信一个内阁首辅仅有几万两白银,继续用刑,5天5夜的酷刑后,魏藻德因脑裂死于狱中。他的儿子魏追征又被逮捕,魏追征说:“家已罄尽。父在,犹可丐诸门生故旧。今已死,复何所贷?”旋即被斩首。

陈演,哭穷的大明重臣,被刘宗敏囚禁后,主动交出4万两白银“助饷”,被刘宗敏释放,4天后,李自成出京攻打吴三桂,因害怕明朝旧臣趁机在北京作乱,决定杀掉一批明朝旧臣,陈演仅获4天自由便被捉回斩首。

那些在崇祯面前哭穷的“铁公鸡”们,在闯军的酷刑前,纷纷交出了惊人的财富。当时京城之间,棍杖狂飞,炮烙挑筋,挖眼割肠,北京城内四处响起明朝官员的惨嚎之声。同时,城中富民不少人也被加以拷掠,平民的薪米尽被农民军抢掠以供军用。城内饿尸遍地。史料记载:经过残酷拷掠,李自成军共得银7000多万两,均让工人重新熔铸成巨大的中间有孔窍的方板状银板,后来运往西安

那个国丈周奎,当初哭着喊着只肯掏1万两银子的守财奴,禁不住严刑拷打,被闯军抄出了无数奇珍异宝,拉了几十车,光是现银就足足有53万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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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收藏大腕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爱好收藏的大多是商人或古玩爱好者,然而在古代的藏家里却出现了一位赫赫有名的收藏大腕,绝对让你意想不到,他就是满清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弘历,即乾隆皇帝。他号称“十全老人”、“古稀天子”,是中国历史上最热爱收藏和最有能力收藏尽天下奇珍异宝的人。他的收藏惠泽百代,直到今天。如今我们去北京、台北的故宫,那里展示的历代传世珍品,许多都是他的收藏。而在世界各大拍卖行上拍卖的最多的,也多有他的藏品。近几年,引起众多争议的鼠首兔首铜像也是乾隆皇帝圆明园的收藏之一,只是后来被八国联军抢去,流失到了海外。

  乾隆帝一生收藏了多少奇珍异宝?

  乾隆皇帝从其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字画珍玩在内,毕其一生所搜集的稀世珍品数量之巨,举世无双。有些收藏,来自臣仆的贡献。乾隆二度南巡时,礼部尚书沈德潜前往接驾,一次就进献书画七件:董其昌行书两册、文征明山水一卷、唐寅山水一卷、王鉴山水一轴、恽寿平花卉一轴、王翚山水一轴。和珅进的金佛更是硕大无朋,“长可数尺许,舁入阙中”。以贡品之精备受乾隆青睐的总督李侍尧曾被治罪抄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都是准备呈献的贡品。

  当然,乾隆的收藏品,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内府制造的。乾隆皇帝尤其爱玉成癖,他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致力于玉器的生产和收藏,因此乾隆朝收藏的玉器甚丰。仅一件“大禹治水”的玉山,将玉料从新疆经水路运到北京,后又转运到扬州,制成后又运回紫禁城,就先后用去10年时间。这座**型玉雕,高九尺五寸,重一万零七百多斤,堪称玉器之王。现在这座玉山就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接受游人们的检阅。同时接受检阅的还有上万件大小玉器,这多半是乾隆时期收藏的。

  数十年从全国搜剔到的艺术精品,乾隆鉴赏后往往加盖“乾隆御赏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等章,以示珍藏之意,然后让各精其道的儒雅词臣,分门别类,编为目录,经皇帝审定,再编印成书,如《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系古铜器目录集,《西清砚谱》系古砚目录集。

  早在乾隆八年,他就决定,要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首先将有关佛教和道教的作品,编撰成目录《秘殿珠林》;第二年,包含全部书画藏品的《石渠宝笈》开始编撰。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它将为存在了两千年的中国宫廷书法绘画收藏画上一个句号。完成后的《石渠宝笈》,包括续编、三编共成书225册。这是明清两代,600年宫廷收藏的总结。也是历代帝王收藏的最后规模。全盛时期的清代宫廷收藏,大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晋唐宋元书画2000件,明代书画2000件,这就是中国古典书画作品当时的最大规模。而乾隆皇帝最引为自豪的,当是数十载如一日地对历代书法名帖的搜集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旬《伯远帖》最为乾隆所钟爱,乾隆十一年他将这三件东西藏在大内养心殿西暖阁内,并以“三希堂”名之。

  乾隆四十四年,皇帝命将内府珍藏的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和冯承素所摹的《兰亭序》四个真本,《戏鸿堂帖》中“柳公权书兰亭序”原刻本、于敏中奉旨为这个原刻本填补阙笔的全本、董其昌的《兰亭序》临本,以及乾隆手临董其昌《兰亭序》本--一共八种《兰亭序》本墨迹刻石,名“兰亭八柱”。

  除了书画之外,乾隆皇帝还热衷倡导青铜器的收藏和鉴赏。除了宫廷收藏,官僚士大夫中普遍形成了嗜古收藏的风尚,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大家和古文字学家。他们不仅亲自鉴定考证,而且还著录摹拓,著书立说,相互辩驳,于是随之而来的考据之学又大行其道。此风一起,影响了差不多将近200年的收藏界和知识界。

  乾隆的收藏之富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单纯从收藏的数量来看,乾隆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皇帝。一份1816年的清单显示,当时有15000幅字画装饰着从北京紫禁城到察哈尔的皇宫,其中有2/3是1644年以后的作品。真的应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句古话了,这不仅记录了那一时代国力的空前强盛,也深深打上了乾隆皇帝追求宏伟气象、艳丽繁复的审美情趣的烙印。

  作为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四,他收藏艺术品的热情绝不下于乾隆。到路易十五时期,法国民众因无法看到这些珍贵的艺术品而广有不满,纷纷抱怨欧洲大师的画作深藏在光线不良的凡尔赛宫殿中,外面的人既领略不到艺术的美,也起不到鼓舞艺术创作和开启民智的作用。法国政府为了平息民怒,选了110件画作于1750年10月在卢森堡宫公开展览。这是乾隆十五年的事情。

  到了二十世纪,乾隆皇帝的收藏随着故宫博物馆的成立才公众化,这时欧洲近代化又过去了两百年。

  狂热的古今艺术品收藏家

  乾隆皇帝堪称一个狂热的古今艺术品收藏家,连同他从其父祖那里继承来的字画珍玩在内,毕其一生所搜集的稀世珍品数量之巨,举世无双。有些收藏,来自臣仆的贡献。乾隆二度南巡时,以礼部尚书衔在籍食俸的“江南大老”沈德潜前往接驾,一次就进献书画七件:董其昌行书两册、文征明山水一卷、唐寅山水一卷、王鉴山水一轴、恽寿平花卉一轴、王翚山水一轴。和王申进的金佛更是硕大无朋,“长可数尺许,舁入阙中”。以贡品之精备受乾隆青睐的总督李侍尧曾被治罪抄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都是准备呈献的贡品。

  当然,乾隆的收藏品,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内府制造的。乾隆皇帝尤其爱玉成癖,他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致力于玉器的生产和收藏,因此乾隆朝收藏的玉器甚丰。仅一件“大禹治水”的玉山,将玉料从新疆经水路运到北京,后又转运到扬州,制成后又运回紫禁城,就先后用去10年时间。这座超大型玉雕,高九尺五寸,重一万零七百多斤,堪称玉器之王。现在这座玉山就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接受游人们的检阅。同时接受检阅的还有上万件大小玉器,这多半是乾隆时期收藏。 数十年从全国搜剔到的艺术精品,乾隆鉴赏后往往加盖“乾隆御赏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等章,以示珍藏之意,然后让各精其道的儒雅词臣,分门别类,编为目录,经皇帝审定,再编印成书,如《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系古铜器目录集,《西清砚谱》系古砚目录集。

  早在乾隆八年,他就决定,要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首先将有关佛教和道教的作品,编撰成目录《秘殿珠林》;第二年,包含全部书画藏品的《石渠宝笈》开始编撰。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它将为存在了两千年的中国宫廷书法绘画收藏画上一个句号。完成后的《石渠宝笈》,包括续编、三编共成书225册。这是明清两代,600年宫廷收藏的总结。也是历代帝王收藏的最后规模。全盛时期的清代宫廷收藏,大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晋唐宋元书画2000件,明代书画2000件,这就是中国古典书画作品当时的最大规模。而乾隆皇帝最引为自豪的,当是数十载如一日地对历代书法名帖的搜集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王旬《伯远帖》最为乾隆所宝爱,乾隆十一年他将这三件东西藏在大内养心殿西暖阁内,并以“三希堂”名之。

  乾隆四十四年,皇帝命将内府珍藏的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和冯承素所摹的《兰亭序》四个真本,《戏鸿堂帖》中“柳公权书兰亭序”原刻本、于敏中奉旨为这个原刻本填补阙笔的全本、董其昌的《兰亭序》临本,以及乾隆手临董其昌《兰亭序》本--一共八种《兰亭序》本墨迹刻石,名“兰亭八柱”。

  除了书画之外,乾隆皇帝还热衷倡导青铜器的收藏和鉴赏。除了宫廷收藏,官僚士大夫中普遍形成了嗜古收藏的风尚,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大家和古文字学家。他们不仅亲自鉴定考证,而且还著录摹拓,著书立说,相互辩驳,于是随之而来的考据之学又大行其道。此风一起,影响了差不多将近200年的收藏界和知识界。

  此外,乾隆年间瓷器和景泰蓝制品日趋精美,牙雕工艺也有很大提高,凡此种种,都与乾隆帝的广泛赏玩兴趣密不可分。

  从现在留存下来的诏谕、典籍和行为中,我们可以发现,乾隆受到了太多的赞誉,却极少自我反省,他对一切外国人进献的礼物都感到好奇。但关于这些外国人的国家,他从不感兴趣。乾隆帝去世后四十年,鸦片战争打响,至此中华帝国的辉煌盛世宣告结束,再过十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中国政治社会的疲态全部显现。有研究清史的专家预测,如果没有西来的外力,中华帝国的余辉肯定会将照射得更为长久,然而衰落是必然的事实。

  清朝完了以后,乾隆的收藏流于民间,大多数流失海外。2008年,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经多方努力,筹集到一组乾隆的藏品。如乾隆使用的“宝腾”佩刀、铠甲和全套马鞍等。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清乾隆御制《大阅第三图·阅阵》手卷,该卷长15米,为金昆、郎世宁等10位乾隆期宫廷画家所画,记录了乾隆即位后首次在京城南苑检阅八旗兵共二万人的盛况;画上,乾隆神采奕奕地骑着白马,看着他的子民,壮观的检阅队伍礼仪感庄重,有条不紊,一个强盛的如日中天的帝国跃然纸上。

  最后的拍卖结果,清乾隆御制《大阅第三图·阅阵》手卷以6786万港元成交,刷新清代宫廷御制画作世界拍卖纪录;乾隆帝御宝交龙钮《乾隆御笔》白玉玺以6338万港元成交,刷新白玉世界拍卖纪录。单单两件拍品,就成交一个多亿,这对乾隆来说,不知道是安慰还是讽刺。评论:浅谈乾隆及其书画收藏

  清高宗即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是清王朝第六位皇帝,入关后第四位皇帝。25岁登基,年号乾隆,寓意“天道昌隆”。其在位六十年,逊位后做了近四年的太上皇,实际掌权长达六十四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皇帝。

  乾隆继位以后,首先缓和雍正在位时期所造成的朝野紧张气氛,在政治上改变其父雍正苛严治国之弊,释放了雍正末期因贻误军机而判死罪的重臣岳钟琪、傅尔丹,重新赐予叔父允禟、允禩的爵位。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还为前睿亲王多尔衮昭雪,恢复其王爵。实行“宽严相济”的国策,整顿吏治,设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汉族知识分子,抚慰在雍正朝备受打压的皇亲国戚;经济上鼓励农耕,兴修水利,豁免钱粮,呈现了强劲的经济发展;军事上为维护领土主权完整镇压西部叛乱,抗击廓尔喀(今尼泊尔)对西藏的入侵,平定台湾的叛乱,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的帝国疆域。  乾隆积极鼓励农耕,扩大种植面积,并于每年春季在先农坛亲耕示范。乾隆还效法皇祖康熙皇帝,笼络汉人知识分子。乾隆元年(1736年)模仿康熙朝举行了一次博学鸿词科考试,利用南巡的机会接见汉人知识分子,大量提携汉族士大夫。乾隆在位期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

  乾隆的汉文化水平很高,能诗善画,精于骑射,可以称得上是文武双全。最为显著的是军事上乾隆的十全武功﹕两次平定准噶尔﹐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两次大小金川之战﹐剿平台湾林爽文叛乱﹐平定缅甸﹐战服安南和两次抗击廓尔喀之战。乾隆因此自称“十全老人”,并设立了十全县,彰显其丰功伟绩。

  此次争议较大的是乾隆书画方面的收藏与发展,《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是乾隆与其子嘉庆皇帝,历经两朝努力编撰而成,是继宋徽宗以后最重要的内府收藏著录书籍。《秘殿珠林》初编始自乾隆九年(1744年)二月,成于乾隆十年(1745年)十月。由张照、梁诗正、董邦达等奉敕编撰,《石渠宝笈》编纂始于乾隆九年二月,成于乾隆十年十月。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月开始纂辑《钦定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王杰、董诰、阮元等奉敕编辑。嘉庆二十年(1815年)二月编纂《钦定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闰六月完成,英和、黄钺、胡敬等奉敕汇编,书画作品2000余件。前后历时70余年,将内府收藏书画作品悉数辑录,收录作品计一万二千余件,卷帙浩繁,蔚为壮观。

  对中国书画贡献当属第二位的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这位满族皇帝对汉文化尤其喜爱,对书画的占有欲极强。在其祖康熙时代就以罚没方式,收缴索额图、明珠藏品;其父雍正抄年羹尧家,得到大批珍贵书画。乾隆通过访求、抄家罚没、捐献纳贡、谕旨洽购等诸多方式,大批历代流传书画名迹,被悉数网罗入藏宫中。宋荦的书画收藏,历经两代相传蔚为可观,到了乾隆时代被迫“献纳”进入内府。安岐父子收藏质量最高,经过沈德潜“斡旋”,不得已“价购”入宫。精明绝顶的高士奇,玩弄康熙进献假画,被康熙孙子乾隆将之书画一网打尽,充入内府库房。冯铨、孙承泽、梁清标、张先山父子收藏,其后人也未能逃过一劫,最终被乾隆收入内府。苏州的古董商归希之、盐商江孟明、陈以谓等人,难逃一道圣旨的勒索,尽被罗至宫中,这是书画收藏的第三高峰。

  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极力效法其父爱好书画收藏,大肆访求,可惜民间已难求名迹珍品。得知毕沅、毕泷兄弟收藏丰盛,于是就给毕沅兄弟罗织罪名,将其抄家,著名的《清明上河图》等宋元名迹就此入宫。

  经过四代的努力,清宫所积累的书画名迹盛极一时,间接对书画保护起到重大意义。不过这其中却有不少赝品,乾隆与嘉庆在某些书画鉴定上刚愎自用,错定不少书画作品,也成为千古笑谈。相比《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睿览册》近万件收藏,《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已属难能可贵,民间收藏几乎被一网打尽。

  中国书画收藏史上,北宋徽宗皇帝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书画的贡献当属第一位,他不仅热爱丹青,还致力于书画家的教育事业。画院的画家遴选,都是由徽宗亲自出题考试;画院的学生也是由他亲自教导,如王希孟就是在徽宗辅导下绘制《千里江山图》卷(北京故宫(微博)收藏)。徽宗亲自绘制一些作品,至今流传于世,如《池塘晚秋图》卷、《五色鹦鹉图》轴等,也有一些代笔之作如《听琴图》轴、《瑞鹤图》卷等。

  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论述书法和收藏的著作《宣和书谱》,也是第一次由官方组织完成的,于北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夏秋之间出版。《宣和书谱》的姊妹篇《宣和画谱》是绘画方面的著作。宋徽宗时代,内府收藏日趋丰富,就将宫中所收藏的历代画家的作品、目录编撰成《宣和画谱》,从魏晋至北宋画家231人,作品总计6396件,其中有一些作品只是记录而无实物。此书是一部绘画著录方面的重要典籍,也是一部传记体的绘画通史。 徽宗赵佶被后人称为“丹青皇帝”,不仅是书画大家,更是收藏大家。前面提到《宣和书谱》、《宣和画谱》,是徽宗将内府所藏及前人所记载的书画,编撰成书的著作。徽宗还将院画画家的作品,编辑成《宣和睿览册》,累至千件。总的书画收藏件数,应在万件左右,是历代收藏之最。

  徽宗与乾隆两位皇帝,都是中国书画史上贡献很大的人物,将书画家揽至宫中画院,并将书画收藏编制著作文献,对画院的建设、画家们的绘画格式,都亲自下旨指示,他们二人对书画的垂青超越任何一位帝王。所不同的是徽宗是亡国之君。

  乾隆在热爱书画艺术的同时,勤政治国不敢偷得片刻闲。上面所述的乾隆文治武功可以称得上是丰功伟绩,无论在文化上、军事上、经济上都领先于当时的世界各国。由于时代的不同,在收藏方面屈居徽宗之下,实属无奈。

  今天世界各地博物馆关于中国书画的镇馆之宝,大多经过乾隆收藏的,如北京故宫“三希堂”的米芾临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展子虔款的《游春图》等;台北故宫镇馆三宝:范宽《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和李唐《万壑松风图》,以及下真迹一等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等;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郭熙《树色平远图》、燕文贵《夏山图》、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卷、米芾《吴江舟中诗》卷;波士顿美术馆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卷、赵令穰《湖庄清夏图》卷等;日本京都有邻博物馆黄庭坚书李白诗《忆旧游诗》卷、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等。这正是乾隆收藏最好的证明。2002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七十二件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其中大部分是经过乾隆收藏的,这是对乾隆收藏书画质量予以肯定的重要标志。而现今拍卖场上被热捧的拍品,又有哪家博物馆会垂青呢?即使北京故宫十年来接受十一位书画家捐赠的五十五幅作品,所定级别皆为“级外品”,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在评判乾隆的过失方面,尤其是大兴“文字狱”,的确造成大批冤案,使不少传世文化典籍绝迹于世,一定程度上摧残了文化发展。“文字狱”还使大批知识分子遭受灭门之祸,朝野上下言路从此闭塞,触目惊心!在乾隆晚年,马噶尔尼出使清王朝,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星火,乾隆出于统治的需要,拒绝接受西方先进的硕果,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致使中国社会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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