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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法律常识
  维护公民信息安全不能总在末端治理,而应更注重源头保护。应进一步完善信息安全立法,强化信息数据各个环节的保护责任。

  近日,堪称“史上最大规模数据窃取案”被浙江绍兴越城区警方侦破。该犯罪团伙依托北京一家以新媒体营销为主业的上市公司,通过与全国十余省市多家运营商签订营销广告系统服务合同,非法从运营商流量池中获取用户数据。

  成立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窃取公民个人信息,是信息安全犯罪技术化组织化的典型缩影,相对于小批量、单一类型的个人信息的窃取与利用,这种类型窃取信息数据的危害尤其巨大。很明显,这是通过劫持信息通信渠道,获得用户信息数据的方式,相当于在通信后台设置了非法的信息“监听”程序,从而完成用户信息的采集、提取、贮存,折射出了网络通信过程安全的巨大漏洞。

  如果网络通信的信息安全不设防,类似信息窃取绝不会成为孤例,反而可能成为信息安全犯罪新的形态,被广泛非法利用。这种方式不但隐蔽,而且由于当下公民几乎所有的信息数据产生,都离不开网络通信,这种方式几乎可以获得想要的任何公民的任何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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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法律常识
  时间:2018年8月14日

  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案情:阿泉在开车门时撞到骑行电动车的小娟,致使小娟受伤被送医。一周后小娟因头晕、呕吐复诊时查出怀孕6周,决定进行人工流产。2018年1月,小娟与丈夫阿财共同起诉至法院,要求阿泉赔偿人工流产手术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等共计6000余元,并分别赔偿两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阿泉及其投保的交强险公司只同意赔偿小娟外伤产生的医疗费1000余元,对于因人工流产产生的所有费用及两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赔偿。阿泉究竟是否应为流产的胎儿负责?阿财没有在交通事故中受伤能否作为原告在本案中一并提起精神损害抚慰金?

  案情回放

  2017年8月23日11时22分,阿泉驾驶小汽车在厦门市海沧区一路段停车开车门时,未注意到后方同向来车,碰撞到小娟驾驶的电动车,导致小娟受伤,车辆受损。交警认定阿泉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后,小娟被120送入海沧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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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法律常识

对于劳动合同到期后未续签新的合同,期限自动顺延之情形及效力认定问题,本文将按照法定自动顺延、约定自动顺延两种情形分别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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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法律常识

目前,互联网招聘平台已经成为求职的主要渠道,但也成了虚假招聘多发、高发的主要领域。就网络平台是否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问题,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北京总部合伙人付勇接受了《人民日报》的采访。该报道在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第17版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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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法律常识
  8月16日晚,一则题为《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关于长春长生问题疫苗案件调查及有关问责情况汇报》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会议同意,对金育辉(吉林省副省长,2017年4月起分管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予以免职,对李晋修(吉林省政协副主席,2015年12月-2017年4月任分管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副省长)责令辞职,要求刘长龙(长春市市长,2016年9月任长春市代市长,2016年10月至今任长春市市长)、毕井泉(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2015年2月-2018年3月任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局长)引咎辞职,要求姜治莹(吉林省委常委、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书记,2012年3月-2016年5月任长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焦红(国家药监局局长)作出深刻检查;对35名非中管干部进行问责;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吴浈(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副局长、原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分管药化注册管理、药化监管和审核检验等工作)进行立案审查调查。会议责成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国家药监局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

  很多人看了这则消息后会发现,通报中一共涉及了7名省部级干部,分别为金育辉、李晋修、刘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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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法律常识
  司法实践中有些行为人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有期徒刑执行完毕释放后又犯新罪,但原罚金刑尚未执行完毕时,是否要将前罪尚未执行完毕的罚金刑与本罪判处的刑罚并罚?对此一直存有争议。有观点认为,罚金在前罪判决中尚未执行,如在新罪判决中予以数罪并罚,有利于罚金刑的有效执行。另一种观点认为,罚金与剥夺政治权利虽然都是附加刑,但罚金刑能否执行受被告人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而剥夺政治权利是一种资格刑,两者不能简单用同一方法处理。笔者认为,对于在前罪所判罚金没有执行完毕之前再犯罪的,不论后罪是否判处附加财产刑,均不应当实行并罚,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罚金刑与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方式上具有差异性。虽然罚金刑和剥夺政治权利同属于附加刑,且相关批复明确规定了在执行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犯新罪应当数罪并罚,但两者在执行方式上具有很大区别。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有明确的执行期限,即“从徒刑、拘役执行完毕之日或者从假释之日起计算”,而附加罚金刑并没有明确的执行期限,对于罪犯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只要前罪判决为生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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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法律常识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程,是刑事诉讼法治不断进步的历程,更是程序意识、法治意识、人权保障意识得以彰显的历程。这其中,疑罪从无规定的从无到有、从“纸面上的法”到“实践中的法”的转变无疑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治建设成就的一个重要缩影。笔者数年前曾呼吁树立程序意识,刑事诉讼在求真的同时也要求善,不纵也不枉。而一个国家能否在经过证据调查后不能形成有罪确信时宣告被告人无罪无疑是衡量其是否达到善治要求的重要指标。可以说,疑罪从无在我国从入法到落地生根的整个过程正是我国刑事诉讼从求真到求真也求善的转变过程。

  一、从无到有:疑罪从无的曲折入法

  疑罪从无的入法在我国经历了一番曲折。1979年刑事诉讼法作为文革结束后不久得以通过的几部法律之一,受制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并没有规定疑罪从无。在1979年刑诉法施行期间,受改革开放影响,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权利意识与法治意识不断觉醒,对程序正义的诉求更高,因此,学界要求规定疑罪从无的呼声日益高涨。当时,学界要求刑事诉讼中确立世界各国通行的无罪推定原则。但这遭受到的阻力非常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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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法律常识
  相关部门理当强化监管措施,注重对APP的审核监管力度,以免不法APP借助手机摄像头侵犯用户隐私。

  腾讯社会研究中心和DCCI互联网数据研究中心日前联合发布《网络隐私安全及网络欺诈行为研究分析报告(2018年上半年)》。报告统计1144款手机APP获取用户隐私权限情况发现,10个手机应用有9个要开摄像头权限,以“安全”著称的苹果手机应用获取用户隐私比例上升。在今年上半年,获取“打开摄像头”权限的APP比例达到89.9%,获取“使用话筒录音”权限的APP比例达到86.2%,这两个权限也是用户最为关注的隐私信息。

  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及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智能手机成了人们工作生活中的必需品。但与此同时,一些智能手机在非法APP的操纵下很可能沦为泄密“黑洞”,尤其是那些可能随意开启摄像头、录音权限的APP,更是让人防不胜防,心惊胆战。因此,相关部门理当强化监管措施,注重对APP的审核监管力度,以免不法APP借助手机摄像头侵犯用户隐私。

  据报道,今年6月份,有用户发现,在VIVO NEX手机设备上通过手机QQ浏览器打开某些网页时,手机摄像头会出现一个“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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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法律常识
  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发布的《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对于裁判文书的撰写意义重大,对于法院裁判的理性化以及提高法院声誉、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治理,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2018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个文件对于裁判文书的撰写意义重大,对于法院裁判的理性化以及提高法院声誉、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治理,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有些裁判文书的说理并不充分有效,有些未能有针对性地回应诉求,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笔者看来,一是法官对自己的表述并不在意,觉得例行公事的表述就足矣;但法院不是以等级或形式上的权威而是以理性的力量生存于世的。二是法官不善于说理论证。比如,说理论证其实并不需要面面俱到,而只需要围绕双方有争议的要点展开即可——无论是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如此,总结争点就是法官的一项基本功,然后围绕争点分析各方的主张及其依据,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使用事实依据和规范依据进行论证。由此可见,前述提到的对原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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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法律常识
  在哲学上有三个终极性的命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我们对一项制度、一项改革的认识也是如此。

  首先什么是庭审公开?庭审公开的基本内涵是什么?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至少有两点可以去把握。第一点,审判公开是现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包括司法组织的独立和司法程序的公正和公开,这种司法的公开既包括司法过程的公开,也包括司法结果的公开。从我们最高人民法院所推出的四大公开平台来看,我们的庭审公开平台更偏重于对过程的公开,我们裁判文书网更偏重于对审判结果的公开,但是这种区分又不是绝对的,因为裁判文书和庭审公开,内容上具有交叉性。对于裁判文书公开来讲,不仅是审判结果的公开,同时也要说明裁判的结论是通过什么样的庭审过程得出的,这两个方面具有交叉性,这是需要把握的第一点。第二点,庭审公开的本质是司法决策过程的公开,它要向社会公众展示的是法院司法权究竟是如何去行使的,在司法决策的过程中是否体现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融合?是否同时践行了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庭审公开从何而来?在理解司法公开的时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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