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法则不适合贾樟柯的电影。
同事Z，正宗中文专业毕业，是个颇有些文艺气质的女青年，观看了不少影片，她的电脑也常常成为我的片库。最近苦于没有网络，她没来得及及时更新，我翻来覆去找，就那么几部电影。有《二十四城记》，我问她好不好看？她说她看了三天都没看完，看不下去。我向来是尊重她的审美选择，并一度当做自己的选择标准的，但是，饥不择食，没有新货，中午休息的时候实在无聊，那就凑合着看呗，《二十四城记》。并且，就我有限的见识，人在没有选择的时候接受一种事物，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读书的时候，听一个武警叔叔讲故事，说他的一个朋友，被党和人民丢在了一个荒岛上，去了一个只有两个人的哨所，漫无边际的孤独，前辈们也没给他们留下什么文娱设施，倒是不知谁退伍时落下了两本书，一本食谱，一本维修书，这两本没得选择的书，后来成就了两位大师，三年后，这两个无名小兵，一个进了中南海当厨师，一个据说除了航空母舰，什么都会修，不会修航母，那也是因为没逮到机会。
所以，说不定看完《二十四城记》，催熟我成为一个房地产商或者旅行家之类的也不一定，我从来是以貌取人和以名观影的，《二十四城记》，不是个关于城市建设或者城市旅行的故事还能是什么呢？
电影当然不是城建方面的，贾樟柯又不是王志东。后来，据说取这个名字，只是做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活，二十四城的老板也是贾樟柯拍这部电影时的老板。这部片子，如果在央视播出，名字可以改成《变革——从成发集团到二十四城》，如果在凤凰台播出，名字可以改成《口述历史——成发集团发展侧记》，如果在湖南台呢，完全可以冠以《共和国深处的历史记忆——厂花》，这些名字，都比原题符合电影的中心思想，可以吸引更多的小学语文老师观看。
《二十四城记》朴素得近乎简陋，贾氏四件宝用了三件，长焦、非专业演员、实景（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不用方言）。讲述了由军工而民用的成发集团变化细节，群众演员和专业演员轮番上阵，叙说着各自“想当年哪……”的故事，除了说，还是说，没有文斗武斗床上斗，缺乏最直观的冲突，虽然里面厂花众多，若是你想循着美女窥见花边新闻或者激情戏，那就只有跺脚骂娘的份了。整个一个缺乏高潮。
时代需要高歌，个人需要高潮。但是，高潮是晚上的事，白天呢？高潮是几秒的事，更多的时候呢？《二十四城记》填补的，就是更多时候的平淡，变化，一地鸡毛。独立王国，改制，下岗，重生……凡是有过国企经历的男女，谁又不能从中找到自己的父兄姑嫂，青春年华呢？
我的书法老师说，字如其人。
照相师傅严志刚说，街是他们的，照片是我的。
贾樟柯说，电影只是最适合我的一种表达方式。
终极指向，都是“肉身成道”，艺术作品与人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所以，第五代导演，摄影师老张拍东西，始终坚持自己摄影师的立场，画面不惊人死不休。北影文学班的小贾呢，则一如既往地坚持思考，坚持“影以载道”，一切形式只是手段，哪怕简陋，哪怕晦涩，哪怕墙内开花墙外香。
难怪新时期的文学青年Z看不下去老文青贾导演的电影了，原来是“文人相轻“作祟呢。
三下锅，其实是道懒人的菜，其烹制程序略复杂于蛋炒饭和煎荷包蛋，经典的搭配为，将大块的猪脑壳肉（核桃肉）、腊肉、莴笋条置于一锅，辅以花椒大蒜等作料，干锅小火，三样杂陈，玩得就是3P。
三下锅和三明治一样，都是快餐，虽然都不显档次，但同样亲切。不过，三明治适合独享，而吃三下锅的时候呢，人越多越好吃，越亲近的人一起越好吃，千万别装斯文，斯文是吃不出“三下锅”的兴味来的，一定要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当一锅子糊得差不多的时候，也就可以曲终人散了。
不过现在吃菜都喜欢玩深沉，吃肉就吃肉罢，硬要说吃文化。关于三下锅，也有个很文化的桥段，凡到张家界旅游过的，可能都听导游妹子以“中华儿女多奇志”的姿态讲过。
张家界曾用名大庸，属于大湘西地区。从古至今，湘西什么多？土匪！土匪被收编，那就是战士，而且往往有当特等兵的潜质，后来，大庸出了个最有名的战士，叫贺龙。干仗非常了得。
大庸人当战士的潜质，在明朝就被得以挖掘。我们现在说到封建社会，往往会联系到腐朽，落后等等，但是，就像人不能被标签化一样，社会进程，历史阶段同样不能被标签化。明朝人在抗倭这件事情上，至少就表现出了相当的智慧，后来清朝有个老夫子，提出“以夷制夷”，被奉为思想家。而这种思想，我甚至怀疑这位老先生受了伟大的抗倭战争启发。倭寇是些什么人？经常上岸的海盗。海盗一上岸，带上屠刀，立地成匪，只不过是漂洋过海的进口土匪，且未经报关，实在是属于走私进口土匪，所以需要严厉打击。而明朝那些不是痴迷房中术就是热衷于当木工的统治者，竟然想出了一个让人忍不住骂娘来赞美他们的点子——“以土制土”，发动本土土匪去打舶来的土匪，大庸土匪自然胜任第一梯队，于是，被征为士兵，抗击倭寇，果然无往不胜。所谓能者多劳，打仗成了行家里手，加班的事情也就常有，何况倭寇来犯也不分时令，管他初一十五，没饭吃了，没衣穿了，甚至很久没密西密西了，他们都要上岸，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一年，眼看着就要过年了，农历二十九，这群土匪竟然既不赶着去挤春运，也不去写家书，打越洋电话之类的，看来，他们是下定决心要到中国过春节了，于是节前最后一次上街打年货，酿造出不少的抢劫、杀人、强奸的社会治安案件，案情就是命令，土家士兵接到指挥中心命令的时候，准备过年的菜都切好了，过年是来不及了，但是，饱吹饿唱，吃肉了才能打仗，于是，大家七手八脚，把猪啊牛啊羊啊，萝卜白菜啊放一锅全炖了，而这一大锅，竟也味道鲜美，其实这种吃法还是有潜在的危险的，也不知道是带了军医还是幸运，反正那顿饭，没有爆出群体性腹泻或者“毒蘑菇”事件。所以可能后来干仗回来，写总结报告的时候，司务长顺便将这一锅乱炖的细节也写了进去，流传至今，也就有了现在“三下锅”。
现在，在张家界，将这道“急就章”菜品发扬得最好的，是一个胡姓大厨，后来成了胡姓老板，估计很少会亲自做菜了。此人发财的路径也和“三下锅”的发明一样不可思议。最早的时候，他在一个桥头经营着“胡师傅三下锅”的时候，和他旁边的一个门面，同样也经营“三下锅”，且门庭比老胡家更干净，至于口味，很多人和我一样，认为两家不相伯仲，但是，食客却严重呈一边倒，老胡家门庭若市，只差点就要开通类似银行排队叫号的业务了，而另一边呢，门可罗雀都不如——麻雀哪里停得住，都被来老胡家吃饭的食客吓到百丈之外了。后来经常有传言，老胡靠这个大排档式的快餐店又赚了多少房子多少产业云云，他究竟有没有其他置业我不知，但是，后来，张家界市内大规模改造的时候，他确是搬了地方，场面更大，夏天，一个开阔的大坪周围摆了不少盆景植物，有了些小资的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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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彻的哨声穿透山麓。新生季，军训期。
“我喜欢看孩子们穿着空军蓝”，同行的69岁老教授刘伯严频频举起手中的照相机。“伯老”（在台湾，民众于是称呼吴伯雄，我认为称呼刘伯严同样顺口并且合适）半生混迹大学城，对学生们的军训有特殊的感受，伯老说，要实在地讲，现在的军训比不得从前，“八九十年代，还真枪实弹训过啊”，有一回，某高校甚至发生了擦枪走火事件，教官打靶，误中了一个学生。“学生死了没？”，伯老不语。
虽然退休多时，因着摄影的爱好，伯老对现在大学城的军训仍然十分关注，并且，似乎洞悉一切。“湖大着空军服训练，师大是武警服，中南，过几天也要开始搞了”。
湖大训练场，天气没有预想的热。
开始，教官的脸紧绷，学生的腿紧绷，空气紧绷。让人感觉，这注定不是轻松的活儿。但是，随后的种种情境表明，训练场上的乐趣，竟然比餐桌上那些荤面素底的笑话来得更自然些。
一个好看的女学生，因为走正步砸地不够狠，被教官够狠地训了一顿，然后，丢下一句话：“我刚批评了你，你就把地当作我的脑袋，用力砸，越用力越好。”哪有这么比喻的？这个学生终于没有控制住，叫了一声“报告”，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然后，继续练习。
休息的间隙，教官和学生玩游戏。游戏考验人的手和思维的配合能力，是“大西瓜，小西瓜”“七上八下”一类游戏的杂烩，教官比划大的时候，学生比划小，教官说数字7的时候，学生必须手指指地，代表8。一个叫“大头”的学生，在第一轮的时候就发生错误，必须表演一个节目当是惩罚，而这个憨得似许三多，黑得赛许三多的孩子，显然不善表演，宁愿接受体罚，做俯卧撑。严肃的教官发话，不行，宁愿我做俯卧撑，都要你来表演。笑翻全场，这个憨厚的孩子比朗诵还正规地唱完了一首歌。
最具军训气质的道具，是排列在训练场周围那些并不整齐的或大或小的水瓶。学生们中场休息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冲向自己的水瓶，喝水的喝水，冲脸的冲脸。
自然，军训够不上是大学生的成人礼，然而，军训肯定也不是户外版快乐大本营，练习的过程中，腿打哆嗦的，做俯卧撑做得面目狰狞的，吼口号到声嘶力竭的，乃至中途不得不退场的，大有人在。
才练习了三天，男男女女，全场比我皮肤白的几乎就找不到了，我是咖啡色男人。
2009年8月15日清晨，潮宗街。
早起的太阳把街口的一棵树影拉得拉长，75岁的刘嗲嗲神情悠闲，以一种没有节奏的节奏拍打拍打大腿，不时吐一圈烟。一切安详静好。
我们的寻访打乱了老人家的心境，才问出第一句，这条街要不要拆啊？老人就眉头一拧，直愣愣的望着我，说，不可能吧？这里不应该拆啊。我惶恐于我的冒犯，附和他，是的，这不在拆迁范围。老人对老街眷恋之情不事修饰，老人说，这条街，几乎承载了他全部的记忆，“老的米市啊，出去就是码头”，根据老人描述，一个时期，这里曾米业繁盛，商贾云集，人文荟萃。
是的，时光兀自流转，江山也代有才人，这条街，一定也走出去不少有志老年、中年、青年、少年，但是，一定也有不少人事，几十年来沉积。那些白发苍苍的老者，含笑叙说过去的或文或武、或狂或痴，懵懵懂懂的青春年少时，内心涌动的，或许有他们的第一次爬墙逃学，第一次挑米过渡，第一次牵手羞赧……
原住民情感绵长，老街的外来户似乎也自得其乐，一对益阳来此的夫妇，在街边乐呵呵地逗着小女儿，一点小菜生意，就是一家三口全部的营生，而当富于表现不足两岁的小女孩在我们镜头下大方地唱“小燕子，穿花衣”时的，作为父母亲，这两个外来商贩的笑，何尝又不是幸福感的最佳注脚？
潮宗街143号，是民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基督教堂。星期六，有不少信徒在接受“牧养”，“你们可以进去拍，不要上台，不要打扰”，教堂义工不厌其烦地嘱咐每一个进来拍照的人。我一脚踏进这个1924年始建的教堂，我不信教，但是在某种庄严的仪式感包围下，我记住了一句信条：要作光作盐。义工告诉我，这句话，翻译过来大致就是，为人民服务，建设和谐社会。
这条街真正作光作盐的，这个上午都在搞卫生，拿着长长的条帚打蜘蛛网，“要搞文明创建啊”，社区主任说。而据说文明的本义，是文化。长沙太多的文化因子，流淌在老街巷道里。再造一个新长沙，还有多少老长沙可以重来？
我在老街逡巡穿梭，是在探究过去，也是纪录当下，而我更大的奢望，则是寻访“慢”的生活方式，相比较硬件的没落，一切物是人非的时候，当一种生活方式失传，心灵的无处安放，可能是老街人内心最大的挣扎，面临如此境地，如何强大的人，都会变得内心羸弱，不然，米兰昆德拉怎么会问：为什么缓慢的乐趣消失了呢？以前那些闲逛的人们到哪里去了？那些民谣小曲中所歌咏的漂泊的英雄，那此游荡于磨坊、风车之间，酣睡在星座之下的流浪者，他们到哪里去了？
哲人说，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变化。长沙正在以一种摧枯拉朽之势试图完成新一轮蝶变。
那么，在变与不变之间，老街，在拆与留之间，需要太多的智慧。不然，待老长沙基因消失殆尽之后，我们置身异地，遇见似曾相识的长沙，是不是需要，来一场滴血认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