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的博客

    养鱼不是好的勾当。

    差10天养一年，一条红鱼还是从鱼缸里跳出，干死在地面。那是一个没有任何预兆的晚上。

    这是第一个跳出鱼缸献身的英雄。其他多为胀死：抢食而亡。

    一开风气之先，就无法收拾。随后又有四条红鱼以同样的方式结束生命。两条还很小，身体上的红色还未铺满：乳臭未干。另外的两条，也正在走向青年。

    年老的父母总是猜不透鱼儿跳死的原因，不断地唠叨着，责备自己的喂食、换水、照料，甚至埋怨人老了，耳朵不灵，否则是可以抢救的。也在找措施，怎样防范，要不要为鱼缸加上网罩。因为城里寻不到一丝鱼草。在乡下的田间、河边，扯一把回来，放进缸里。鱼儿在水草间浪漫，跳死的事就不会发生了。

    诗人西川，曾经很诗意地说：海子很孤独，身边没有朋友，更没有朋友织成的网，当他执意起身出走的时候，没有一只手按住他的肩膀，或者被一张温情的网网住。这样，1989年3月26日的悲剧就无法避免。

    可是，我猜想，即使有网罩住，鱼儿还是会跳的，至于跳的结果，是死还是活，这才

    过有意义的生活。

    我是在研究基督教的那段日子里，学会这句话的。现在我已经不主要研究基督教了，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

    符号学家赵毅衡先生说：“意义就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人靠不断地解释自己，去抓住自我，找到意义，安稳地活下去。

    人虽然是符号动物，但并非所有的行为，都有可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或者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有让自己解释的兴趣。干些使自己充满解释的好奇、冲动的事情，也许即是在过有意义的生活。这些事极平常，可无不充满善意：微笑，理解地点点头，上坡时扶人一把，将路上的烟斗捡进垃圾箱，车停下让人行道上的人先走，上楼放轻脚步，下电梯让别人先走，下课把黑板擦干净。

    一个人被善意的光充满，他的生活就与荒诞、无聊隔开，默然地行走在意义的世界。

    短也有十五年了。我终于回来了。

    能够知道这句话全部内涵的，除了我，没有别人了。

    虽然已近乎是满头银丝，但好在我终于回来了。对于一个不得已远走的人，这是最好的结果。其他任何结果，都比这坏。有些结果，在预兆中就被我战胜了。

    我相信，自己已变得足够强大：一种弱小到极致的强大。

    北京的早晨，相比西蜀之地，来得太早。“薅草包谷”，一种童年时才听到过的鸟叫，在窗外十来米远的空中响得那样的清晰，以至西郊宾馆全部笼罩在我童年的梦想中。春天太好了。

    有了关于春天明确的感觉，身内涌动着莫名的兴奋：我知道我回来。在此刻，我敢确定，我真的回来了。

    我以前一直盼望着这一刻。有时想象到这一刻，眼眶会湿润。相信这一刻到来的时候，我一定会泣不成声。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这一刻真的到来的时候，只是欣赏自己居然有如此好的书法。十五来过去了，头发白了，书法却进步了。

    虽然走失了十五年，但今生今世我会怀念这十五年，感谢这十五年。这十

    几次路过清华，没有进去。以前连进去的梦都没有做过。不象北大，总会在未名湖边猜想，当年宗白华是从哪棵树下走过。

    6000多亩的校园，自行车往来穿梭，清华人不太多说话，也不太有表情，按部就班。梅贻琦的官邸，改为招待所，在里面午宴，出来是好大一片树林，空气突然添了几分凉意，深呼吸几口，想不到这是京城。绝大多数的汽车被档在了外面，零星停在树下的几辆，身份非同一般。

    难得有点儿机会，去过的斯坦福、早稻田、北海道、哥伦比亚、悉尼、香港中大等，印象中最深的就是清静。

    奇怪：这些校门的保安怎么就不收费呢？一辆汽车4元，6000多亩的清华，那么多空地，可停多少车，收多少钱啊！如果再提点儿价，再按小时收费，清华可就发了。如果再搭个棚，弄个洗车、修车场什么的，清华可真的发了。清华应该到四川来请个大学校长，给他们上上课。清华有时也太骄傲了。

    80年代初，静卧缙云山下的西师，那个静啊，似一根根绿色的爬壁虎，覆盖了吴宓们住过的老屋。清晨，清洁工扫地的声音，鸟鸣一样清脆。住在简陋的招待所，从被窝里钻出，透

   谢谢还有那么多朋友关注我！ 我离开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离开。 

   失去的和得到的一样多：人过中年，全靠自己。听些过往的歌，想些从前的事，埋下头拉车，慢慢体味悲凉的滋味。

   任风从耳边吹过，用麻木止住伤痛。让自己的左脸，深深地，躲进黑暗中。

   装扮孤独，年少轻狂的演艺，今朝乃成日常生活。

   与真情联系的丝线，在根根断裂。不是谁的错，人老催无情。

   懂与不懂，都是神话。

   不抱怨，也不求安慰：顺着天命。

   想说的话越来越多，留下的字，亦无心，再写上几个。

做些简单的事情

做些简单的事情

梅花底下

听北风

渐行渐远的声音

水鸟翻飞

检些柴禾回家

秧苗正在分蘖

兴奋的鱼儿

拍打干湿的泥土

一个丰收的季节

正在结束独来独往的日子

表达这个世界

只能用重复的字句

两个“些”

两个“正在”

都在说明“我”和“鱼”

最为深奥的故事

我知道

我是天生的诗人

自从那一天

我开始沉默

一点亮光出现

佛光闪耀

一座、两座、三座……

我的天宇

被光照亮

惊奇于梦境

这是错误

我还是那个赤脚的少年

行走在枯瘦的田坎

倾听

风

从天际带来的回声

2012、2、3

注：恍惚中写下这些，才突然意识到，今天是我的生日。

    5月份好端端消失，6月中旬归来无心写字。

    7月去趟美国，走马观花，无甚可写。东西可能都沉淀到心底，等等喷发岁月。28-31回老家开同学会，重温30年前光景，感触颇深颇多，又想到博客。甚至有写一组“怀念师范岁月”文字的冲动。

    面对那些目光渐渐远视，看书看报开始推得远远儿的同学，回想我们待在一起那些年少时光、青葱岁月，我的心隐隐作痛，无以释怀......

    或许只有文字救我？

    手机时代，政令不通，不怪也怪。所以想换手机号。

    去年三月，我已辞去行政职务。十二月又调去川大。可时至今日，不断有原学校有关部门，打手机、发短信，或者通知我开会，或者让我通知别人开会。有的会似乎还相当重要，非一定级别不能参加。当初，总心存感激，不在位置上，领导机关还记得你。所以解释时，温和得很可以：劳驾您另外通知某人参加，我已经不担任某职了。对方先是不信，后是有些愕然，然后才传来嘟、嘟、嘟挂断电话的声音。有时，我甚至有些莫名其妙的歉意，让对方扑了一趟空，自己总该承担些责任。但这样的通知和诸如此类的事务，好象一时还没有要停止的迹象。

    我有些纳闷。当初各单位是发了文件的。上网一查，文件也是挂在网上的，是公诸于众的。想来是机关人事“变动”，或机关的人事竟至“不动”，拉几个夫，或者以“实习”、“勤工助学”之名，径直让学生来干。这样，就不能怪人家机关干部，只能怪学生“无知”。学生以念书为是，对学校人事变动无知又当在情理之中，《通讯录》明明就这样写着，我按此通知，有书为证，何怪之怪？

    总不能要求学校为你

    不到半小时了。赶快写下读书心得。

    张鸣《革命：摇晃的中国》，好在说出了对辛亥革命的不同理解。

    辛亥革命前的情形，如遵史料，远不是“腐败透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变蜂起”。革命的发生以及成功，也远非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其中的偶然因素竟然扮演主角。

    革命既然并不那么“必然”，革命后咋办就成为问题。

    推翻了皇帝的民国却发现，没有皇帝，中国的事情委实不好办。最难办的是，一直崇拜迷恋的西方政体，比如君主立宪，也没法落实。于是，重新寻找皇帝，迫在眉睫。“从明朝皇族嫡系中找人做皇帝”，请曲阜的孔圣人后代衍圣公出来做皇帝，都成为论讼一时的方案。袁世凯识时务，搞复辟，却不料一败涂地。他聪明过分，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只需要皇帝的特权、体制，而非“名分”。何况这“名分”，只能心知肚明，不能沸腾口上。

    历史的悖论往往在于，最需要出场的时候，它缺席。清末新政时代甚嚣尘上的启蒙，却在此时哑然失声。

    找不到皇帝，没有君主，如何立宪？但寻

    不会思想是中国精神界的根本问题。

    不出思想家就不是需要大惊小怪的事。也不会有抵制“毒奶粉”、“地沟油”、“有色馒头”和腐败发生的一切产生。

    不会思想可以找出千万个原因，甚至是互相矛盾、否定的原因。但这不妨碍它们各自以手淫快感的方式并存于知识界、思想界而沾沾自喜。

    不过这原因中始终有一条逃不掉，那就是“伪知识”。

    马克斯·舍勒的“伪知识”是指“人们由于属于某个社会等级、某种职业、某个阶级、或者某个政党而共同具有的知识”。“这种伪知识的独特之处在于，那些拥有这种知识的人都既没有意识到存在于这种‘知识’背后的各种利益的集体根源，也没有意识到下列情况，即他们只有作为一个群体、而且只是由于从属于这些群体之中的一个群体，才会共同拥有这种知识。”一旦将这种知识作为“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岂止不会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