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在微信朋友圈里看见田总发条微信揭秘重口味的历史真相。其中提到，终唐之世，中国人口数都没有超过隋朝。这是个事实。历史学界曾有过测算，唐朝贞观年间的GDP始终没有达到大业年间的一半（测算方法主要以粮食税收为基数）。那么，李世民在位23年彪炳史册的“贞观之治”又是怎么来的？

    一般说来，我们仍然把王阳明的学说划分为儒学领域。阳明心学自成一派，且不同于其他诸大师，他的学说依然体现着对儒家学说基本观点的继承。不过，阳明的学说和孔子的本来面目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变。研究这些改变，对我们进一步体悟阳明心学是很有裨益的。

     阳明心学是立论是心，他认为要达到孔子的仁，就必须从心上着手，只要把心摆弄好了，就能达到仁。这里练心的功夫，就是儒家所说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仁从心来这个观点不是孔子的，是孟子发挥出来的。所谓人有四端，是非之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孟子的基本思路是为孔子寻找仁的来源，从心理学的角度阐释仁是怎么来的。阳明继承了这个观点，但他有所扩大。

    在孟子那里，练心只是一个法门，孟子的主要观点是人性本善，要我们尽可能的发挥出善的一面，心只是保持性善的实际载体。到了王阳明这里，心就变成了一切的主宰。心外无物。心即是理。你有孝顺之心，才有孝顺父母的理，而有孝顺父母的事，是因为你有孝顺之心。心理合一，这是和孟子不同之处，也是和程朱理学的不同之处。

     以往的政

     中国之精神荒漠化无如当今，此为新文化运动及文革所应食之恶果，不足为奇。中国精神所系原在智识阶层，此一层面无信仰可言，则一国之精神，便无足观。从近期高层崇儒之说再起，可窥一二。

儒学之修齐治平之说，概而言之，乃以个体修得精神圆满，进可兼济天下，退可保养自身。然儒学隐身久矣，修身之说，世人已觉陌生。吾尝望，无数都市人在精神痛苦中无所适从，翘首以待拯救者，今日成儒学修身要义，识得此言，欲求精神无碍，庶几可济。

儒学非宗教也。佛教教人四大皆空，灭绝人欲，基督教人否定此世，转望来世。儒学则便叫人从此时此世中求得幸福，最对国人胃口。

    事物总以稀有者为贵。惟其难以获得，拥有时才能万分珍惜。有一种事物，获得至易，因而不觉其贵，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潇洒地挥霍，直至一切烟消云散，才能意识其珍贵。幸福时不能知其幸福，必待失去而后知。这岂不是一种幸福的悖论？

    我说的这样的事物是亲情。从唯我主义的角度说，亲情是最宝贵的，它的价值远远高于其他事物，人们原本应该爱之不舍，但亲情又是最平凡的事物，它的获得几乎不要任何付出。无论富贵或者贫穷，每个人生下来的一刻起，都有着相等的幸福权利，以致许多人直到失去的那一刻前，都不能意识到或充分意识到它的珍贵。

    亲情可贵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理论，它早就写在无数本书里，早就言传于无数先人的口中。为什么世间仍有许多知道亲情可贵的人却当局者迷，留下无数人生遗憾？也许，知道是一回事，能理解到什么程度是另外一回事。人们对之耳熟能详，充其量只是知道一种概念，如同知道母亲下蛋，公鸡打鸣，可是再追问母鸡为何能下蛋，公鸡凭什么打鸣，许多人就该张口结舌，无言作答。

    亲情是什么？亲情是你离去时的牵挂，亲情是你疲倦回家时的一杯温水。

      《何以笙箫默》原来是个电视剧名，我原以为是首诗里头的一句，遍查无据，后来才知道只是个句子，但却总觉得前后都缺少相承接的的句子，如能连成一首诗词，当更好些。于是我以何以笙萧默为题做了一首词，意境尽量往何以笙萧默靠拢，词格和节奏上也往往迁就，前后几日吟咏而成。词中意项过多，唯恐他人读来，晦涩不明，因此又在词后附有简短的注释。总之，这是首有趣的词。

    朋友要写情诗给倾慕的对象，无奈不能动笔，找我求助。我问，你恋他人，是单恋还是同恋？朋友说，单恋。我又问，单恋是苦恋还是幸福之恋？又答说：苦恋。我再问：写诗是示爱还是求爱？对方云：以苦肉计求爱，因此务必写的悲惨些。
     我笑笑而已，略一思索，即成诗一首：

                       无需见你
 
                      

    关于呼格吉勒图案件，我一直都觉得莫名其妙。丝毫也读不出什么味道来。所有媒体都在一个劲的同情现代窦娥。但呼格吉勒图与窦娥之冤有许多区别。窦娥之冤虽然也有官府办案的无能因素，但更多的是因为事主的栽赃和诬陷。身边有人出于某种目的对你诬陷，这种情况毕竟不会很多，构不成主流。呼格吉勒图被出于某种目的而诬陷的主角则是官府本身。这就可怕了。

     诬陷窦娥的只是恶人，恶人只能提供个案，呼格吉勒图则是公安机关从侦办到法院判决一条龙的错判。前者是个别人性问题，后者则是机制问题。前者不能构成普遍，后者如果不能得到纠错，就会像一个庞大的生产线，源源不断的生产呼格吉勒图。

     呼格吉勒图案只是形势的需要。这宗案件早就被媒体记者揭露，一直得不到公正的审判，到现在忽然恢复正义。从之前的忽然错判，到后来的忽然纠错，足以说明，这种纠错并不属于政法机制本身，而是来源于外力。呼格吉勒图充其量只是一个符号，当形势需要他出现的时候，他出现了。当形势需要他隐身的时候，他隐身了。只是媒体在报道时对于这一关键要害问题，心有默契的集体缄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