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先是有人帮我们清理了，又抬了家当过去。到傍晚就剩我一个人了，我从外面一进屋——我天！一只上下翻飞的小麻雀待在我屋子里。看得出来它非常闹心，闹心的用脑袋撞玻璃窗，翅羽奓立；我进来使它更发飙，我担心它要撞墙。判断了一下形势，迅速掩门出去，到另外一间屋子待着去了。我觉得它需要一只鸟静一静。

    纳闷它是怎么进来的？这两天发现窗户还有点状况，关不严——难道是缩骨术挤进来的？

    关门的瞬间，我对新邻居刘姨说，我们屋子飞进来一只鸟！有点小得意，有点小诧异。

    过了好一阵子，我再悄悄推门进去，发现它消失了。

    又是一阵纳闷，不过，人生充满幻觉，我只当它是我的幻觉好了。

    今天周三，上午忙乎了一阵之后，牛不在，我一个人推门进去，瞬间听到一阵子清脆的鸟叫。

    我好高兴！大叫胡哥！胡哥接电话，没工夫理我，我一个人细细辨别声音的来源，是墙上的一个洞。莫不是这是它的巢？这个巢能从外面通进来？

    胡哥过来了，那鸟叫声音消失了。胡哥站在椅子上凑过去细细辨别，说那个洞应该确是通往外边的，但是看起来那就是个洞，不是一个巢。而且那里边没有鸟。

    除了我，没有人听过和见过那只鸟。

    我仔细想了想，明白了一件事，那个洞确实不是一个巢，它只是一个通道，用我们的话，它叫玄关。鸟的巢应该是——

   我们的办公室。这屋子经年不进人，已经空了两年，暖气却烧的超好，真是一处留在北方的小鸟的福地。

   所以可以想象鸟第一天进来发现有人占巢的惊慌，和今天的愤怒！

   鸠占鹊巢——我有点不好意思了……

   小家雀还会不会再来呢？还会不会只是我一个人知道它的存在呢？时间久了，这件事会变得像一句谵妄之语吧？所以如果我再见到它，我决定不再向任何人提起……

    22号又跑出去开会，这一回是读书班，是我们很爱参加的会。昨个才回来。

    开会之余我们都在温水里泡着。金老师，王老师，红老师他们也都在那里泡着，还有第二天发完言走了的领导们，头天晚上也是一起泡着。所有的人都泡在一池子里，老师们不以为意，我们倒是颇感不自在。所以在那有几个间隔的小温泉池子里，我们都自动地聚集在领导隔壁的池子里。尤其我经常跟脸小的双儿和霜儿在一起，本质上我也是个很害羞的人，只不过近些年来掩盖得好。不过只要不是必要，我还是喜欢待在一个没有太多考量的目光的小角落里。害羞的人跟害羞的人互相助长，我们都人为地保持着和师长们的距离。

    结果，最后一晚从温泉次第走回去的瞬间，王老师说了一句，是小苏么？我说是啊，王老师咋听不出来我的声音呢？红老师接茬说，我能听出来，小苏心里说啥我都能听到。她说，离领导们远点。

    大家一阵哄笑，掩盖了我被戳穿的不好意思。

    可能就是这种性格，使我失去了不少广结善缘的机会。其实也挺羡慕长于社交的人。可能还是不够自信吧?

    第一次听到丁老师的讲话，发现他真是一个很敏锐和有才学的人，不过当着他的面我却说不出一句欣赏敬佩的话，只能是暗暗地在心里这么觉得。

    开会还有别的好多好玩的花絮。比如说着朝阳普通话的山东小伙小石，他很严肃认真地发言，我们却被逗得东倒西歪。值得记一笔。

    前几天一直在开会。开会之前准备开会，就这样几乎一周没有闲着。

    开会间隙也有好玩的事。

    我发现单位的同事司机很有意思。

    这位路哥，上次也是在外面开会的傍晚，我们几个女的在海边的路上溜达，他也出来了。大家在那发牢骚，说点现在的大学老师、文学人文化人那种想要对社会发挥点什么影响却连自己也照顾不好的尴尬。路哥说了几句他对这些事的看法。其中一句是，知识分子是什么呢？就是总是持反对意见的人。

    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几乎就是所有这类概括中最能让我记住的一句。要知道这样的想法以前也是总听到的，可是，总是淹没在满纸真知灼见的文字行列里，不想这一次被孤零零抛出来，竟然铛铛铛地在我脑袋里回响了很久。

    这次散会后，我和牛和胡三个人把自己和几乎所有剩下的东西包括无数没用的选票、材料、书和一个大箱子叠吧叠吧，都塞到领导的车里去。胡和路是初次正面接触，俩人就用这几分钟的车程互相介绍了一下。胡哥爱追根究底，问哪个路，路哥说。不是大陆的陆。是道路的路。还有动物的那个鹿。满族人还有一个走之和一个语录的录那个逯。

   又长了点见识。

   通过他，我觉得，一个人是否是个有见识和有内容的人，和他读过的书和经过的人事固然有点关系，但是也不是完全有关系。有的时候还是首先取决于一种态度。一种随时收集对世界和事物的关键性认识的态度。我又想起马老师以前总引用孔子的话对我们说，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他对事物也总有一种新鲜的，绝对出自于自己独立思索的判断。

   我这说法太主流了，简直就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意思。在自己的地盘说这样的话，倒有点不像我了。

    慢慢地恢复那种写字的心情吧。

    用一个大大的笔记本，写我随时遇到的需要记录的事、观点、电话。这个大大的本子是2007年的，那时候超流行印有日期的大本，这也不知道是哪次开会发的了，只记得放在行李是很重的一个东西。从那时起我就不大离往上写点什么。两年间间或又用过别的小号一点的本子。但是我还是很少写什么，有本为证——按照这本子上印的日期来看，我的生活与它所要求的至少滞后了两年。

    真正用过这种又大又厚品质又好的本子的人，不知道会不会生出和我一样的想法：这简直是个负担！它讽刺我们的悖时、拖拉、懒惰，也讥笑我们曾经有过的激情和宏愿。

    最近才以一种追逐时间的心情不时地就要往上写点什么，分泌不出那么多文字就抄别人的。有一天翻看，才写到5月26日的一页，想到时序已经兀自走到了2009年最后一个月，又痛感一番。

   想我这种心情倒和整个时代相投射。整个中国也是耽误了一百年或两百年先，然后又想用30年或者60年走完人家的路。当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种赶超还不算是自说自话，但是，由于这种赶超所形成的压力实实地把我和我身边的人都压出了肩周炎。这就是代价呀。就不要说老天爷跟着我们付出的代价了……

   人到底能不能淡定从容，按部就班，永远都能正好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呢？

   结论是：不能。

   错位和悖时，此乃我们生活的常态啊！

    妈妈算是好了，办了出院手续，之后就再也不爱待了，忙三叠四地走了。偏她走之前这几天我都忙，在写一个工作报告。也是以前没写过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样写。等写完了，她又走了。想起还想用山药炖羊肉给她吃呢。算了。

    骨头架子自己用线穿穿好，拼凑一下，人形还没有打了折扣；各种小欲望又像小鱼一样在水面探头探脑了。去虎跃送走妈妈之后，顺便就去超市转了一圈想买点什么犒劳自己一下。魂一样飘了半个小时，只拿了一个什么粉红色的酸奶和一瓶漂亮的酱油。拿在手里也还有分量。回家吃鸭蛋大米饭，看电视剧终了一天。空前安逸。好吧，吃的不算，还是计划着做头发买衣服拍点什么照片之类的臭美大计吧。

    今早炒鸡蛋的时候发现没有油了。也懒得买了。有包方便面，貌似也吃得很不错。家里堆了衣服和床单要洗，看一眼就觉得腻烦。也许我也是病了吧，懒病。

    妈妈在我这里我也没有每天从早到晚地干家务，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累。大概已经50天了吧，这场小病。秋天已经没了，冬天早就来了。今年冬天当真是来得早啊，可是仔细看看日期，冬至还是没有到呢。想起有天跟红老师说起人到中年之后，渐渐觉得冬天难过，尤其是家有老弱病残的，总要冬至过了，才能舒一口气。

    可是冬至还是没到呢。

    做饭还是我比较在行的，真正的考验其实是看病。一个月连续去了5个医院来判断妈妈的病。这当中还包括把盘锦的医保转到沈阳来。医保这事，之前家里没有人相信能轻而易举的办成。结果还真是没费力气就成了。为此他们都对我刮目相看。其实我也只是给表姐打了几个电话而已。可是你知道，有时候事情的过程不重要，结果才重要。

    治病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做出判断，当然总是要正确的判断病情才能治好它，而我们以前总是以为到了医院就是治病。那是不对的，对妈妈这种常见的、不甚严重的，可以绵延很久，界限却很模糊的病，我们去医院在医院停留的意义大部分就是为了做一个明晰的判断。最终还是将信将疑。是结核，还是不是结核，这本来是非此即彼的问题，却从一开始就缠绕着我们一直到现在。医生的判断主要来源于两种，一种是化验结果、病理报告，另一种是经验或者印象。前一种无论如何也没有特别准确的判断出来；于是医生就动用后一种说，那么就是结核吧，或者说，就按结核治吧，或者说，你现在只能进行抗结核治疗了，谁叫你不是别的呢？盘锦的那个年轻女大夫告诉我，这个叫做诊断式治疗。

    磨人啊。

    中医首先是印象式和经验式的治疗；而西医不是那样。就像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批评是印象式批评，而西方的批评几乎就是学理式的。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几乎放弃了或者强迫遗忘了那种印象式的判断方式，因为在实证思维方式的引导下，觉得印象式的判断几乎就是主观式的判断，缺乏理性和科学依据。当然我们对一篇好的文艺或者社会批评的判断，还是可以不取决于它是纯学理式的还是纯印象式的，什么形式得出结论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到底有没有真知灼见。而对于病来说，对它没有好坏高下的判断，对它的判断只能是非此即彼的。这也是我们在关系自然科学的领域更信任实证思维的原因所在。可是可是，到了结核那里，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原谅我语无伦次吧。我想说的其实还是，对于结核这个东西，我们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断完全是不够用的。它似是而非。在经过了四次全面的化验之外，还做了单独对血液的癌细胞检查，到沈阳之后又专门针对结核做的ppd。所有这些化验显示，她没有癌细胞，也没有结核菌。结果应该很明显了吧，可是不是。医生还是说不排除结核，确切说就是医生想要根据实证得出结论的尝试是失败了，这时候医生才用上他们的经验和印象，这个时候他们才说，就按结核治治吧。你说我们如何不抓狂呢？在盘锦就是因为这个判断的方式，妈妈对那个口碑还不错的医院完全没了信心，于是又辗转了俩地方到了沈阳。最后又去了医大。在没有检查出结核菌的情况下，还是要判断结核。

    最后这个结论，所有的大夫倒是众口一词。而他们众口一词这样宣布的前提就是，所有的任何一次化验都没检查出什么来。每一次病理化验都要等上个1、2天，等完之后，舒了一口气，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原来心已经悬了起来。

    而所有这些焦灼之后，我还是选择相信大夫。也许之前我做的所有这些挣扎努力都是无用的，越挣扎越努力也只能证明大夫一开始的判断，至少是个常规的、合理的判断。也许妈妈的病本来也就这么治，不管到了哪里；无论是谁最后也只能相信医生，因为你病了，除了医生你没有别人好选择。你可以选择这个医院或者那个医院，这个医生或者那个医生。但你总归还是要选择医生这个群体和医院这个机构。因为病了。不管电视报道了多少医疗事故，你除了当代医学之外还是无法选择别的。妈妈病了这件事突然让我感到了在生命这件事上人们的集体困境。

    我要妈妈健康长寿。结核不致命，胸积水也是常见病。可是这些都不是我们听天由命的理由。我要妈妈不仅长寿，而且健康。我要她继续没心没肺开心地活着。在爸爸去世的时候我几乎不能做什么。我们是被命运一棒子打昏了。现在不，现在我总要做些什么。如果我不折腾不麻烦也许病还是这么治，但是对于我毕竟还是不一样的。现在我总算有点明白大夫的思路了。大夫的思路就是，如果没有更好的，那么就只能是眼下的。折腾个一溜十三招我终于到达我自己的结论：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如此了。

   妈妈住在我这里，我比以往还要格外的早出早归，每天三顿，买菜做饭，跑跑医院，和各色人打打交道。原先觉得比较重要的那一部分务虚的时间，不知不觉被挤占了。然而我也没有怎么样，只觉得生活的形态有点小变化。也许这算是从俗的意思。可是这个从俗也没那么轻松愉快。怀着要照顾好妈妈的心情，我做什么都有一份郑重其事的感觉，本来我就属于郑重其事在生活的人了，这些天就更郑重其事。好像对于日常生活肩负了一份什么使命似的。很认真在安排每天家人吃什么，几乎是怀着严肃的心情考虑到如何搭配一日三餐。

    最严肃的是前两个星期，像做什么领导交代的工作一样严谨地、尽量面面俱到地给妈妈送过几回饭。炸肉酱、发木耳，炒白菜，洗青菜，煮茶蛋，微波炉热好玉米饼子，高压锅做高粱米粥……又用小盒小碗小罐毛巾布包一一装好包好，然后又把自己用大衣围巾帽子手套的一一装好包好，然后走到凛冽的11月里边去。倒两次公交车，过马路，走到胸科医院，穿过漂亮的前楼厅堂，从后门经过一个短暂的甬路到后楼住院部，坐电梯与电梯乘务员微笑招呼，低头看那电梯里写着今天星期几，到四楼，穿过走廊，拐两次弯，路过医务室和护士站都伸头看看我们的主治大夫在不在。他常常背对着门坐着；那里没有一个后背也就罢了，有，我还是要忐忑一小下，因为我还是不能判断那到底是不是他。总要在那个门口经过的瞬间判断一下。虽然我不是每天找他，可是知道他在我就很踏实，然后才到达913。妈妈总是斜靠在床上的。这里的病人都不穿病号服，这样很好，生病的自我暗示没那么强烈。妈妈穿着她最贵的一件羊绒衫，笑呵呵地等着我来。她总是天真地笑着，她笑就是说她很好，如果她不笑就糟了。妈妈把什么都写在脸上，想不起掩饰自己，也常常忘了别人。妈妈还是一个可爱的，几乎是思无邪的那种老太太。噢妈妈，我终于承认你已经是个老太太了，只有我有这样天真可爱的妈妈。因为她一贯强壮又诚实，又是一个生活在自我世界里的人，我几乎以为她是永远不会生病的。这样的妈妈也生病了，这是对我错误判断的惩罚，丝丝缕缕拉扯着微微疼痛的惩罚。住院的别人大抵都吃医院的饭，可是妈妈不爱吃，妈妈吃了医院的饭，好像对住院这事就起腻了，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就看到她眼睛暗淡的样子。要千方百计哄着她住，所以就要送饭。而我总也觉得她得病是我早两年判断错误的惩罚。所以我就更要花时间和心血做饭，就像甘愿受罚。

    后来，我终于把妈妈带回家了，一直到眼下。于是，我就更尽心地做饭了。就像举行什么仪式一样。

    事情也有另外一面。如果不是因为妈妈生病，我不会这样子和她朝夕相对地生活在一起。要知道，之前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的，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也许要追溯到初中的时候离开家到另一个区的姥姥家念书那次。之后我就彻底成了偶尔暂住家里的一个客人了。不，寒暑假当然是在家的，可是也不，那时候的朝夕相对完全不是这样的。以前妈妈的生活重心从来都不是我，那时候的妈妈不是像现在的样子，我也不是现在的样子。妈妈老了，而我彻底成年了，成长到几乎不再年轻。那个时候的朝夕相对，眼睛里也不是彼此看得太重。现在不了，也许是因为生病，我几乎成了她眼睛里最重要的一个物体了。我现在知道什么叫相依为命了。是妈妈抓住了我，而我也乖乖地被她抓着。

    我不知道还有别的可能么？像我们这样的家，像妈妈这样生活过来的人，像我这样不知不觉有点被惯坏的孩子，又不知不觉长大了决定担起担子。当然只能是如此。生活尚不算沉重，所以我没有理由不勇敢。不勇敢又能怎样？既然本来也没有别的选择，我当然还是选勇敢一点。

    妈妈生病期间，我的脑袋好像完全不能想事，几乎真空状态。也写不了什么，倒是看到很多有趣的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把它们写下来的记忆力和能力。

    感冒渐好。

    赵老师生了病，是不太严重的脑出血。去看过，表面上我们都笑嘻嘻，说点没关系的话。他自己也是，还是一贯的有点冷幽默。但是心下凄然。嘉凝和我一去的，她说起另一个赵老师，是如何在病到了最后阶段，鬼使神差地缓了回来。现在已经好了6年，在课堂上挥洒自如，还评了博士导。是非常有派头的大学摩登老太太架势。看了就有几分喜欢。嘉凝也在讲女性主义思潮。她比我印象中的女性主义学者温婉了太多。对于生病的人，后一个赵老师当然是最好的榜样。我们都在心里向她学习。

   这都不算能拿来笑谈的事，略记一笔。以舒缓脑袋的真空。

   11月没到中旬，竟然接连下了两天的大雪了。好大的雪。

   频繁跑医院。昨个又去了医大。在医大的高楼电梯迷宫里，想起了《白色巨塔》。果然就是那种地方啊！

   关于妈妈看病的事，有机会再慢慢记下来。

    咳嗽真是个微妙的东西。

    它好像是年轻时一个怎么按都不按不下水面的欲望，一直纠缠不放，非得让正在运动、睡眠、吃饭的你从眼下抽离出来，去体会气管里边的另外一个自己。你实在压不住它了就想遂了它的心愿吧，就狠狠地咳一阵满足了它吧，它又不依不饶起来。它逮住你不放，它被放出口腔像妖怪出了所罗门的瓶子，直把你折腾得全身发颤，面红气短，弯背弓腰，一口不知道是什么的分泌物在剧烈的震荡中被吐出来，人才在咳嗽的风浪里慢慢恢复过来。咳嗽是一个自由意志的体现，它不是在实现中，就是在酝酿中，你几乎洞彻它的阳谋，它一直在你气管里，很快成形成一团新的欲望；它像我们年轻时的所有欲望。年轻时的欲望大部分最终还是被压在了水底，但是咳嗽永远都能如愿以偿。咳嗽不停地在考验人的意志，看你多长时间放行它一次——虽然它最终是必然获胜的，但是我们以延缓它的间隔时间来证明自己的努力。这种西绪福斯式的咳嗽也具备某种悲剧般的美感吧？否则为何它总被表现主义地赋予那些失意的诗人和才女？

   咳嗽带来的感受好像是很抽象，可是压力来源于它的具象实现。

   你说咳嗽是客体还是主体呢？我们是存在于咳嗽之中，还是咳嗽存在于我们之中？我们对于咳嗽的情感投射和创作是体现在咳嗽将形成未形成的时候，还是表现在它冲出口的一瞬间呢？是我们通过咳嗽来找到自己，还是咳嗽通过我们来实现自己？就比如说现在吧，本来我拿着鼠标想把一段话换个地方，但是还没等鼠标到达目的地，咳嗽就把这段话送往了另外一个位置。等我咳嗽完了一看，放那也很不错，所以就同意了咳嗽的安排。你说，是谁在说了算呢？

我带着妈妈带着她的胸积水一起迁到了沈阳的医院。日子又有了新的面貌。

今天晚上从医院回来，路过华府天地的时候，还穿过模糊的暮色努力看着那些大大的广告牌，想起十月一的前后在那里接连看了好几晚的电影，景象似乎比这傍晚还模糊。在车载电视上看到有记者在探秘《风声》，也觉得感触陈旧，提而不发。

怎么才一个月么？

一过市府广场，像是放松了警惕，倏忽睡去。等到站的时候，我才怵然而起，仓皇奔到车门，车已经缓缓开动。我就又静待到了下一站。

下一站是菜市场，最显眼是那家水果超市。带叶的柑橘上市的好早啊，我狠狠买了5斤，提回家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