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女育女

    最近出了很多事情，媒体也很活跃，传统媒体上是所谓主流媒体活跃，新兴媒体上是自命为“社会良心”的媒体或媒体人活跃。可惜，这一切基本都与推动社会进步无关。

    主流媒体的工作，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鸣锣开道、摇旗呐喊、灭火消灾。大凡主政者要有动作，先有媒体出来呼喊，好比以前县老爷出衙，前面有两块牌子：回避。举措出来之后，媒体又跟在后面助威，好比红孩儿出了山洞，后面一堆小妖喷烟吐雾。举措出了问题，媒体赶紧出来消除恶劣影响，或是没有经验，或是交了学费，实在不行还能祭起辩证法，坏事变好事嘛，提了个醒，以后的路可以走得更稳更快。

    新兴媒体现在以“社会良心”自命的。但忘记了一件事，媒体是社会良心，这句话本身没错。不过，它说的是一种应然状态，实际上是说媒体应该是社会良心，并不是说只要戴上媒体帽子，举起相机，拿起话筒，打开电脑，就是社会良心了。社会良心不是那么好做的！

    我以为，媒体要做社会良心，归根到底需要两个自由。

    一是自由的制度。只有在自由的制度下，媒体才有可能成为社会良心。所以，上面这句话可以表述为：在自由的制度下，媒体是社会的良心。二是自由的心灵。媒体人只有有了自由的心灵，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良心。显然，这两者今天都似乎还不存在。  

    有一种看法，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不相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马克思毕生思想学问的根基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要批判资本主义，是因为这个社会中充满了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么？恰恰相反，马克思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够自由，所以要批判。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描述更加自由的社会何以可能与如何可能。

    自由好比一股大水，社会制度是容纳这股水的容器。在资本主义这个容器中，自由这股水受到束缚、限制很多。所以，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打碎这个容器，创立一个更好的容器，这就是共产主义。

    又有一种看法，马克思主义讲的那个“自由”，是哲学层面的自由。这种看法也不对。马克思是一个眼光向下的人，唯物史观是其学说的第一原理。他讲的自由首先是获取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的自由，换句话说，就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虚无飘渺的什么观念。

    还有一种看法，马克思主义讲的自由，是群体的自由或阶级的自由。这种看法也不对。在马克思那里，阶级实际上是实现摆脱个体异化状态的一种物质力量，群体的自由乃至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帮助本阶级的个体实现自由。他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世界，最后才能解放自己。实际上，无产阶级也只有解放了全世界，才能解放自己。而能承担解放全世界这个使命的阶级，也还就只有无产阶级。虽然现在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所见所闻的资本主义已经有很大区别，但阶级结构恐怕并没有实质的变化。资本与劳动力的对立，依然存在，依然是当今世界中最基本的分化和对立。因此，无产阶级仍然是实现个体全面自由的最终物质力量。

    在进化论大行其道的时候，太炎先生独提出俱分进化的思想，最近越来越觉得有道理。这个世界，是善与恶，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光明与黑暗，同时并存进化的世界。今天又找到一个例证。

    倪萍同志的一篇微博，转如下："自由是什么？我在儿子身上试过。今年六一是他最后一个儿童节，我说今天早6点到晚12点你想干嘛都行，包括不上学。自由的结果是几盒方便面下肚，游戏机玩到23:59，桌上一堆饮料瓶…儿子问：“暑假能申请自由吗？”“不能！”“自由归谁管？”“我！”“为什么？”“我是你妈！”多没力量的理由，但没办法 ”

    即便从严复提出群己权界时算起，自由这个东西，传入中国也很多年来。但我泱泱社会主义大国之政协委员，对自由还是这种理解，难怪老倪从来不投反对票，并以此为荣。

    试论自由：

    第一，自由是成年人的基本权利。倪委员放纵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这不但不是给予了他自由，反而恰恰是限制和妨碍了他获得正常成长和受教育的自由。如此戕害我中华花朵，倪委员于心何忍。

    第二，自由是天赋的。所谓天，不是那团刮风下雨的空气，也不是美髯飘飘的玉帝。天，是老子说的道法自然的这个自然。自由哪里是需要申请的呢？而且也无法加上时间的期限。小倪受老倪戕害多年。看来，自由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要从零岁抓起。

    第三，自由是一种以契约形式确立的权力让渡。自由不是宠物狗，无法用链条将其管住，谈何有谁来管。强为之言，只有确认群、己权力分割方式与程度的契约勉强可以管。这种契约，在民主国家，叫做宪法。

    第四，自由确实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但不是因为自由是“自由妈”怀胎十月的结果。自由的成立本就源于害怕互相伤害。如果说自由有一个成长的母体，那就是文明的觉醒。

    专制者总喜欢用慈祥的母亲来做隐喻，这是一种亵渎。比如党错怪了党员，好比母亲错打了儿子之类，倪委员的言论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这里存在很多逻辑不通的地方，试举一二：

    第一，人民不是心智不健全的小孩。我们的领袖总喜欢把人民说成愚昧的很。不仅我党如此。国民党领袖中山先生也是一样。因为人民愚昧，所以要训练，就是要训政。在这些所谓先知先觉者看来，似乎自由、民主这些东西是火，人民既然是小孩子，当然不能玩火。结果，大家只能过着茹毛饮血的野蛮生活。

    第二，统治者也不具备母亲的条件。相反，统治者既然标榜民选，那么自然是人民的儿子。小平同志不是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么？退一万步说，统治者即便真的想成为人民的母亲，他也不愿意留下一分钱的遗产给人民。我又想起秦晖那个比方，既然为了保证农民有养老的退路才不允许他们卖土地，那么，儿子也是农民养老的退路。国家为何不把农民的儿子们都养起来呢？大意如此。

    我想即便真要在仕途上讨生活，至低也要保持思考的习惯。清代有个官员汪辉祖，做过幕僚，也做过县官，写了很多官场机关心得，很有意思。不过，这些东西，虽也有价值，但还不是我所说的思考。帕卡尔说，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苇草。人的一切尊严，都来源于思考，甚至人之为人也是因为会思考，因为思考，人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但什么是思考？谋划盘算自己的利益、前程、柴米油盐，即便绞尽脑汁，也很难算是思考；针对时事发发议论牢骚，也算不上思考；跟着别人既成的判断，变着法子重复一遍，更不是思考。我想，所谓思考，它必然是一些关涉终结理想、普世价值的系统化的想法。我说要保持思考的习惯，就是这样一种习惯。

读书这件事情真是很有趣。多年前，我信奉开卷有益，是书就读。

后来，发现读书需要知道门径。不然，胡看一起，反而读乱了心智。

再后来，受到解构主义影响，看什么都是文本，都希望探究背后的意义，书忽然变得毫无意义。

再后来，对读书很灰心，觉得读不尽读。

再后来，读书就是为了找材料，练就刀功不凡，把书切得七零八落。

再后来，行尸走肉般读书，左眼进去，右眼出来。

再后来，又觉得读什么书都很有意思。

最近，忽然悟得读书就是消磨时间，又找到了小时候读金庸，读古龙的快意。

记起上学的时候，在系里的地下书库读书。听得两位同学在聊天，甲说：最近读了某某的自传，觉得读书还是要有些法门。乙答：哪有什么法门，你只管读去便是了。

    红歌中是否有精神？回答是肯定的。红歌中是一种什么精神，简言之，是一种反抗压迫、造反自救的战斗精神。红歌中是否歌颂了党，是否歌颂了人民？回答也是肯定的。红歌歌颂的是什么样的党，什么样的人民？简言之，是为了人民，不惜牺牲，清正廉洁的党，是搞武装斗争、谋求自救的人民。

    那么，今天唱红歌，是要弘扬上面说的这些精神吗？回答是否定的。今天唱红歌，只是强调红歌歌颂了党，却避而不谈红歌中的党与现实中的党有多大的差距！

    在我看来，唱红歌，更多地是不是教育人民爱党。更多地恰恰是提醒人民，要用红歌中的价值和标准来衡量现实的党，批评现实的党，匡正现实的党，同时，又是警示现实的党，要像红歌中的唱的那样，淬励自己的思想，纯洁自己的组织。

    这段时间，唱红歌在中华大地蔚然成风，不过这股风是被鼓动起来的，是人工发风，而不是自然风。如今科技进步，社会昌明，逢到干旱过甚，我们不再鞭晒龙王，而是高空射炮，实行人工降雨。人工降雨虽有违自然节令，但却可缓解人间旱情，无可厚非。不过，即便是人工降雨，也需要天空中有蓄雨的云彩，否则，即便发射催雨牌令，也只能如西游记中的虎精那般悲叹一声：风雨雷电四位神仙今天不在家。

    红歌，自西南一隅鼓动起来，看似声势浩大，但似乎也都是表面文章，仅靠宣传机器支撑，恐究非长久之计，肇事者终将哀叹：爱唱爱听红歌者今天不在家。

    最近参加一个选拔考试，初试不是很好，勉强进入复试。参加复试前，我跟老婆讲，大概从读研究生时候起，忽然不太愿意为了某个目的而刻意隐瞒自己的价值观了。我愿意说出我信仰的那些价值，任凭听者去抉择。研究生毕业找工作，工作了以后考博士，也经历了好几次面对面的复试，面对领导和教授们，我一直秉承这样的脾性，未曾改变。这次依然如此，没有准备，也没有隐瞒，仍是讲我自己对世事的价值判断。复试结束后，我觉得效果并不好，而且还谈了很多看起来离经叛道的东西。

    今天知道复试结果了，竟然很好。我忽然想到，对于这些人类的基本价值，看来大家还是认同的，即便内心认同的那些人表面上装作不认同。这些价值，卑之无甚高论，就是自由和平等。

    忽然想起钱穆先生来了。他似乎在一本书中说过。他不过是个集市上练摊的老头，卖几件自产的货物，若过路的人觉得好，便买去，若不好，也无妨。我想，人生也就是练摊。不过不同的人，摊上的东西不太一样。有些人卖的是自己秉承的理想，有些人卖的是肉体和生命，有些人卖的是尊严和面皮……

我向来有一个观点，持之多年，未敢舍弃。当发现某些人做出某些看似道德高尚、人格伟大但又不太好理解的举动时，首先应该想到的不是这个人有多么高尚，而是应该思考，这个人是奸还是傻？鉴于伟大的人物太罕见，一般来说，那些貌似高尚的人不是奸人就是傻人。

说实话，我的这个观点主要是针对政治人物而言的，没想到在娱乐圈也适用。当年陈冠希和张柏芝的艳照出来之后，谢霆锋宠辱不惊，实勘为我中华丈夫之表率，相信很多女性尤其作如是想，心中有鬼者尤然。但这次谢霆锋的老婆和老爸都出来说他其实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好，再一次验证了我的看法，谢霆锋也不是那么人格完美，但究竟是奸还是傻？还需要等待爆料，深入研究。

为什么这个看法屡试不爽，因为人性本就是有很阴暗的东西的，史学家张灏称之为幽暗意识。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强调对政府、对当权者的限制，讲求权力之间平衡与制衡的制度设计，经济学中强调市场的自由调节，强调信息的对称性，史学中强调在无疑处设疑，讲究孤证不立，注重档案的考辩，社会调查要随机抽样，讲求研究者的第三者立场，等等，在根源上都是对人性的不信任。

对人性的不信任不等同于不相信人。我们往往把单个的人与作为类概念的人等同起来。把主张人性恶的人本身看作恶人。其实，人性恶只是考虑问题和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只是一种思考假设。

主张人性恶的最高境界中承认并时刻警醒自己，自我的人性中存在恶的成分。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自我修养。古人讲慎独，作为人格修炼的至高境界。其逻辑出发点也是人性恶，如果人性是善的，又何必要慎独呢？

中国古代也有讲人性恶，也有人讲人性善，至少是所谓“善端”。但这种人性争论与现代政治学中对政治制度设计的思考完全两码事。我有一个感觉，古代那些讲人性善的人，其实是讲天子善，意思是当权者是善的，应该把所有的权力赋予他。那些讲人性恶的人呢，其实是讲百姓恶，所以要想出严酷的制度来约束这些流氓无产者们。

从娱乐圈扯起，扯得太远了，不过道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