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的企图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止战”。从一个比较片面的角度来理解墨家,“非攻”二字正好契合了导演的意图。为何要“非攻”,那是因为“兼爱”,这样理解也是通顺的,只是当范冰冰饰演的逸悦在向革离示爱之后,说出一句“墨家人讲‘兼爱’,你应该是知道爱的”的时候,不能不让人觉得可笑。
影片改变自日本的同名漫画,我们不能说日本人不理解墨家思想,只能说导演在实现电影的逼真性这一块上做得极不到位。当然,如果单作为一部止战的影片来看,本片并没有那么烂,虽然赶不上《拯救大兵瑞恩》的直面惨烈,也至少表达了一个积极的主题。问题则在于导演想要一口吃个胖子,非要扯上墨家。
先说说墨家思想吧。墨家讲“兼爱”,爱他人若爱自己,我认为这种思想和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比较接近的,但是相比之下,前者显得比较草根,这和墨子的出生是有关系的——墨子就一农民。墨子说爱别人的父母妻儿如同爱自己的父母妻儿,这就是兼爱。兼爱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为了让自己得到“应得的好处”(即所谓的“福报”。当然,从理论的角度这“好处”也是存在的),但是在“兼爱”个过程中,收效甚缓,甚
二十年前的三月初九正好是清明。我喜欢这个节气。
去年的这个时候,樱花正开,我亦在这季节拾起一瓣桃花。当时在一文的结尾处写:桃花遍开,落一瓣在你肩头、落一瓣在我肩头。而如今,桃花已开尽,换来一树树葱葱的绿,然后就想起“流途花开”四个字了。
我说我要拍一个向岩井俊二致敬的东西,那么同样也该向说出这个四个字的人致敬。剧本还在构思中,我试图突破点什么,也算是给自己一个迟到的生日礼物。
电影史上一般是这样记录中国电影的:拓荒期(1895—1931);探索期(即成熟期,1931—1937);发展期(1949—1966);停滞期(1966—1976);复苏期(1976—1984);繁荣期(1984至今)(根据《中国电影史纲》,王晓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0)。
此前的就不说了,繁荣期大致是从第四代淡出,第五代出现开始的。1984年张军钊和张艺谋他们在广西厂拍了《一个和八个》,被普遍认为是第五代的发轫之作。此后,陈凯歌的《黄土地》又成了第五代的奠基之作,而张艺谋的《红高粱》则成了把第五代推向国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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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把《三峡好人》放在这里和一部新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进行比较是不和适宜的。可能是因为对贾樟柯的期望较高,所以也没觉得别扭。
不管是从贾樟柯的作品中还是从他自己的言谈中,我们都知道他深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很显然,在这部《三峡好人》中,贾樟柯试图将这种情怀进行到底,但也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在影片中加入了“江湖情怀”(也就是李安所谓的“每人心中都有一把青冥剑”)。说到底这影片少了点东西,思来想去,大致就是少了“新现实主义”的那点关怀。
有人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创作者是站在反法西斯主义,同情人民苦难的人道主义立场上,从真实地反应生活的要求出发,在银幕上出现了人们最关心的生活画面”的,“是特定时代一种共同愿望的必然产物”(《西方电影简明教程》,潘天强/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诚然如是,看《偷自行车的人》的感动之深,莫过于看到里奇最后流下一滴眼泪。
《三峡好人》里的贾樟柯意图很明显,那就是借韩三明寻妻、沈红寻夫,两条情感线索来穿起大变革背景下的中国现状。三峡库区这个背景是选择得比较好的,世事变迁显得那么直接——
几天前跟一浙大的美学教授说起这事,他说:我是一个搞美学的,近十年来的研究都是围绕着“艺术自主”展开的。从而他反对我们把电影的本体提到解读电影的首位,认为“本体”只是电影基础,艺术才是这基础上的大厦。如果过度重视本体,就可能犯下“技术至上主义”的错误。我没有觉得他是故意犯下了这个幼稚的错误,只是他没有真正把电影独立出来,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来看待。电影作为一门新的艺术形式,它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即“视听”。道理很简单,好比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都是离不开文学语言的,即文字。所以不管是搞电影创作还是搞电影研究、甚或解读,都必须是基于电影语言来谈的,否则就是扯淡。
这里,我仅仅是阐述一下这个题目的由来。至于真正用“电影语言”来解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