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喜欢读有关近代知识分子思想、行状的书籍或文章。细想一下，大概是趣味问题。当下有一些专门以此为职志的学者，比如范泓、谢泳、邵建等，他们的著述很多，比较集中于民国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上，也算成果蔚然。由此引起了思想界关于胡适和鲁迅、革命和改良等等有趣话题甚至纷争，也热闹了大一阵，或隐或显地反映了当代学人的问题意识。

    这几日看了岳南写的《陈寅恪与傅斯年》，总的来说延续了过去的感受。不同的是岳南的写作少了一些史料考据的拘泥而多了一些意气的飞扬，文字也放纵恣肆，阅读快感极强。

    对陈寅恪的了解，多来自数年前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岳南这本书大致无甚新意。只是陈寅恪的家世及其影响，在其中占了较大篇幅。其实岳南着墨较多的是傅斯年，这位颇有“粱山好汉”江湖风的一代大师，让人感觉有痛快淋漓的锐气。

    岳南的问题意识何在？看不太明显。大概就是喜欢吧。或是人物魅力太强烈，在写作中失掉了自我？也未可知。

    我特别喜欢书中引文中大师们的对话、书信或是诗作，既让我感

    吴宇森靠港片的暴力美学闯入好莱坞，要适应经过美国人的主流胃口才能进圈子，拿到大投资。此番回大陆演练美式商业大片规律，自然也要经过中国观众的考评。

    电影人（圈内的）自然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规律，因此有无量数的合理论证和呐喊和叫好。怎奈一般中国观众可不看这些电影专业的铁律，他们只能喜欢在理解范围和知识范围之内都有合理性的推理和提升。至于什么外在于一般生活逻辑和知识逻辑之外的预设、改变和提升，都不灵。

    《赤壁》故事里过去的历史意识算不上先进，但你硬要把“团结”之类的理念附着在“瑜亮”之间，老百姓非笑死你不可。再加上发嗲的小乔、给马接生的诸葛和早产的名言，那你就得赶紧开灯，允许老百姓自己低下头去满地找牙。

    妄加猜测一点：吴导演及其他一大堆信奉好莱坞商业片规律的大导演，之所以总是不能让中国老百姓心甘情愿地既买票又说好，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野心太大。

  这意味着告别过去，也意味着隐瞒的不得已。

  既是不得已，自然没有解释的必要。何况这些都不代表什么。

  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待。

  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