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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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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住太原南华门某巷内,为南华一叟。忝为作协会员,一级作家。(曾任省作协《批评家》副主编,文学理论主任、省作协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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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5 12:24)

春节前凑了两副对联

 

枯树无芽唯其老(“其”拗)

残烛有泪不关风

    横批:如是敝况

 

涵养冲虚即学问

祛除烦恼是贤能

   横批:馨香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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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8 12:15)

                                      

                                怀保忠

                                 不堪秋肃日添凉

                                 噩耗更来着雪霜

                                 曾识北山浮石趣

                                 更忆南华黄花香

                                 人心平和湖中水

                                 文气充盈岩底浆

                                 何事为民泣血子

                                 天宫催去写文章

                                                                   2018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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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0 19:01)

                      病房打油(二首)

 

                                               

                              神仙怪我惜纸钱

                              竟无香火祭中元(1)

                              即遣菌族入血国(2)

                              外施狂烧内施寒

 

                                     

                              何事急诊烧退难

                              吊针两日更升攀

                              妻孥汲汲求天使

                              闫君许我二百年

 

                                                  2018年9月8日

                                                  于山大二院病房

                                 注:

                                 (1)中元:中元节,即农历七月十五。

                                 (2)菌族:血中侵入肠球菌,谓之菌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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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矿怒涛(发言提纲)

 

    本月二十三日,平定县政府在并省人大会议室召开剧本《保矿怒涛》(翟又编剧)研讨会,乡谊難违,与会。

 

我对戏剧基本外行,对这段历史也并不熟悉。所以很可能谈不到点上。

总印象:剧本写得很成功,很抓人,很有感染力。作为一剧之本完全可以立起来诉诸舞台。一定会有很好的艺术效果。

作为新编历史剧首先是题材重要,保矿运动肇始于平定,影响深远,题材独特、重要,本身就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审美价值,现实教育意义。尤其在依赖外援与自立自强的问题上,很有警示意义。作为历史剧,从历史和戏曲两方面说,我对此无研究,这次浏览了一些片断材料。我觉得作者是把握了这个历史事件的核心内容,抓住了历史事件的精神实质。在有限的篇幅内审慎取舍,精心选取了十年?间最有说服力,最有感染力的史料与场景。题材选择、提炼很到位。 

 就戏剧要素说。构思巧妙,结构布局严谨合理。剧情环环相扣,简练紧凑,收放得体,每一场不拖沓有余味。戏剧冲突,设置合理而多变,波澜起伏,很有吸引力,矛盾冲突是戏剧性的要素,同时唱词也很比较讲究,唱词又是戏曲味道的表征。所以剧本整体面貌是完美的的。

 

一点商榷意见和疑惑的问题。有些需要强化和再斟酌。

一、第一场,作为剧情推进的由头、铺垫,很重要。但因为签约是抽象条文,很难表现。能写到现在程度已属不易。但觉得有些不过瘾。写得比较平实、中性。入戏节奏较慢。这一场,有两点应该透露或者说凸显给观众,一是条约的不公平性,危害性。这一点目前似乎写得较轻淡,强调不够。二是对人物的褒贬倾向不明显、除了对胡聘之创办洋务、开办新学等方面予以颂扬之外,对他糊涂失察的个性因素也应有所揭示、点化(现在剧本中有他两句唱词,实际是引用明代李贽的自勉的一联“诸葛一生谨慎取,吕端大事不糊涂”表明自己不糊涂,实际相反)。尤其刘铁云(大概就是写《老残游记》的刘鹗吧,小说写得不错,批判清官不清,看来,做的事远不如写得说的好,这个人物也有很有现实意义)、贾景仁的形象比较模糊,条约的不公平是人造成的。所以还得写人。我想他们作为当事人,其出卖国家资源的勾当是应该遭到谴责的,因此这一场,对他们的人格形象应该有所针砭,剧本要凸显人物性格,塑造人物,他们在剧中出场不多,但对剧情因果关系的影响分量至重。其人格形象此处应该有所彰显。据有关史料,后来对当事人贾景仁、刘鹗是“查办”了的。我觉得这里也不妨给他们加一点戏份,揭示导致他们做出出卖矿权的思想性格方面的内在原因。现在这两个人物形象基本中性的。很难对他们言行做价值判断。(或许刘鹗有多方面的建树,成就。但在这件事是错误甚至有罪的;直到最后一场才从传旨太监叩立说出他们:胆大贪婪,狼狈为奸。)这一场既重要又难写,重要是因为它是剧本情节的逻辑起点,没有它就没有后来的一切。难写是因为签约条文的抽象和胡聘之除外的那两个人物史料不充分造成出场戏份太少(好像他们不久被查办,再没有与保矿运动的相关活动,戏里不出现也是合情理的,但他们的的下场、归宿是应该有所交代的)。基于上述难写的原因,我曾设想,这场戏,作为背景内容,可不可以用画外音、旁白、字幕之类的手段,或者直接截取与签约有关的人与事做正面展示。恐怕这都有难度也未必合适的。那就试着在现在基础上添加戏份,予以点化、强调,看可否行得通。

总之,我觉得对出卖矿权的人物与事件的负面内涵揭示、强调力度不够。对人物不能脸谱化,但对那些丧失人格,损害国家、地方、乡民利益人应该有所针砭。明确彰显条约的不公正

二、第六场蹈海。事件悲壮感人。略感不足的是开场有些突兀,对人物生死关头做出如此抉择的诱因渲染、背景铺垫、气氛酝酿欠点火候。唱词也有些冗长。听戏可能过瘾,为了抒发人物复杂感情,揭示内心世界的波澜,可以长,(像文昭关的伍子胥就有大段唱词戏中主要人物),但表现手段方面虽有所穿插,还略显单调。看可否插入些别的戏剧手法,尤其是可否把《绝命书》的书写及其核心内容,相关的背景人物、场面通过画面移入这一场;通过一些幻境、实景穿插或虚或实的画面、字幕、画外音等加强戏剧效果。绝命书中一些段落我觉得很精彩、感人,最好摘引若干句融进戏里。(我说的只是穿插,不求详尽。因为突转、巧合、空白本来就是不可或缺的戏曲要素。)

三、第八场,关于胡聘之等人的革职问题。一是与第一场戏相呼应需要对除胡之外的贾、刘二人的情况、下场有所交代,但在什么时候,那一场?在这个地方交代是否合适?二是胡聘之的革职时间问题。我有些疑惑,好像有不同说法,那个合乎史实。更合乎情理。下旨革职放在这里是否适当。进一步推敲。(且革职前面已经提到,此处怎么又一次革职)

四、全剧人物不少,但一色男士,(或许我看得马虎,没注意到)有无可能加一点女性的戏份,不是猎奇,也是生活化、多样化的需要。此外,尽可能的加强主要人物的戏份。

五、关于剧本台词和唱词,可以再斟酌、推敲。

1、文言文的疏解:多处引用文言,对难懂的地方需要预先或其后加以近似的白话疏解,不然就造成理解的隔膜、困难,影响接受效果。有的在剧中意义不大不大,而费解。可以不用。(见剧本摺页) 4、6、7、16两处,尤其是结尾黄守源的念白,太文了

2、一些字句和唱词韵脚的再推敲(见剧本摺页)。

总之,剧本大的框架结构已很好。除第一场外其余各场凝练丰沛,戏份很足。再于细部推敲、打磨一定会成为一出十分好看的优秀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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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1 01:53)

悼李公国涛先生

 

生则好静去不闻

昨夜星辰兀自沉

腹笥充盈堪傲世

词章旷淡总宜人

高情无碍微韬晦

大智不争小纷纭

最是殷勤桃李树

文坛谁个不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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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大中先生的学术品格与特征

 

大中先生学术研究成果面宽量大,目前出的10卷不到总体一半,可谓惊人。涉及现当代文学、文化学、人类学、神话等多个领域。质量上,学术水准高,都有独到之处。尤其是晚近后期的著述更精深老到,学术价值更高。

成就的取得缘于他卓越的学术品格与能力:

首先是勤,他有三勤:身勤、手勤、脑勤。这属于非智力因素,有目共睹,不必多说。我想强调的是他的智力因素,他睿智、文思敏捷、记忆力强,而且让人惊羡的是老而弥坚,反应、记忆、思维能力非常棒,不减当年,甚至更加好用。让人非常羡慕。

其次是他的精神状态:专注、执着、自信。这种状态形成两个学术研究的促动因素:

即问题意识与怀疑精神。他经常保持对学术前沿的关注度。经常保持学术领域“在场感”。经常保持不平则鸣、不疑有疑的治学精神。所以,就能经常发现问题,诉诸纸笔。

复次,视学术为生命第一要务的生活旨趣:对学术的热切关注是与浓厚的学术兴趣分不开的,一切学术的旨归都是求真,大中先生的“较真”是他发自心底的,是没有荣辱利害考虑的。学术活动客观上成了他可以陶醉的健身活动。与一般性的脑力劳动不一样,也是他不可或缺心灵诉求、生命需求。

关于他的学术特征也可以大致归纳如下:

其一、文献成果与研究成果并重:每项研究都有充足的文献资料做支撑。而且每项研究都要打深井,穷尽这个题目的各个侧面,最后形成两大系统的书籍。赵树理、高长虹都是既整理出版了文集,又写出来一系列的研究著述。工程浩大,系统性、体系性强。

其二、主体性、独立性很强:大中先生对学术上的任何问题都不盲从。不苟同、不从众。常能道人所未道、发人所未发。不管以往、不论何人是什么看法。一旦产生怀疑、发现问题必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不会浅尝辄止,必然是全面、系统的辨析、论证,文章有很强的雄辩力量。高长虹翻案性的文章,文化圈层论的三种五圈文化的观点,董永故里的论证都自出机杼,见解独到。

其三、计划性兼与随机性结合:大中先生平常每段时期都有一定研究方向。但有时偶然发现一些喜欢的作品或学术上的问题、疑点,也发而为文、一吐为快。有的是即兴文章,有的就成了大部头。前者如即兴写得评论短章(不是应约),后者如李敖评传等等。有的让人感到意外、冷僻,视角新奇。不管什么情况,一旦写出,总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随机性的写作更能看出大中先生的敏锐与快捷。

其四、开创与拓展并重:比如高长虹与董永等研究不仅有别开生面的开创意义。有的还延展到社会层面。成立相应的研究会、协会之外,还有些社会活动。比如由《董永新纶》衍生出来的“孝文化研究会”的组建与开展的各项活动,就是学术与社会结合,见出社会效果的一个很好范例。而不管哪项研究成果,一旦公诸社会并搭起了台子,大中先生就退居幕后或二线,这又见出大中先生的的通达与谦逊。

最后还想谈一点,或许有点正名的意思。就是说,以往,人们由于先入为主的习惯看法,大都只知道大中先生是赵树理研究专家,实际上大中先生是个学识广博、著作宏富的学者。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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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谈《弦歌三晋》

                                   ——在山西教育出版社《三晋弦歌》发布会上的发言

我与张恒先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同一个系的大学同学。张恒早我一年入学,是我的学兄。毕业后又都分配在同一个市里工作,七十年代后期相继调回太原。张恒在山大任教,我在省作协工作。我们一向私交甚好,过从密切。

就我所知《三晋弦歌》创编之初,曾作为先生讲授的课件,后陆续增订,终成完璧。

出版之前我曾给出版社写过一纸推荐函,很简略。今天稍微展开一点,不过在这个场合,还只能谈个大概印象,为节省时间不谈具体例证。

先用几个短句(二十四个字)试予概括:情绪饱满,用心精审。蕴涵丰赡,笔致雅丽。出浅入深、意趣盎然。

本书谈诗不止于诗,寄寓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言说三晋又超越三晋,涵盖华夏文明颇多的人文故实,它是一部卓有品位、雅俗共赏,可期以传之久远的精妙读物。

全书大致四部分,每个部分都精到而有特色。

小引,采用两句骈体对偶或大致对偶的一联文字。以近似旧小说章回回目的样式,提纲挈领、言简言赅。借由这种融合新旧、意味隽永的开篇,先声夺人。引发读者必欲卒读的兴致。虽说两句,却能见出先生对写作对象成竹在胸的洞悉、谙熟。

视域宏阔的生动导读:先生博通文史,视野开阔,在背景描述或曰导读部分,以诗篇为酵母,发而为文,纵横捭阖,议论风生。就横向看,举凡诗作者身世阅历,文学成就、交游遭际,逸闻趣事乃至所处朝代的兴替鼎革、典章制度,人文地理、舆地风情都或多或少有所涉及,这就构成了人物与环境的全息图景。从纵向看,先生对150篇从远古到近代的诗与史实逐一展示,侃侃而谈,连缀起来,大体呈现了一幅简约而生动的中国史画卷。让人们不仅感知有血有肉的诗人,意蕴各异的诗篇,还可领略各个朝代的历史文化、逸闻趣事。

从先生写作状态看,虽说时间迁延有年(先后四五年),但始终都保持旺盛的写作状态,写起来总是笔酣墨饱,酣畅淋漓。大开大合,收放自如。特别是有意味有故事的地方不吝笔墨,着意点染,非常生动。作为知识性,趣味性元素,这不是搜奇用险,而是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结撰贯穿全书,是本书一大特色。其中许多内容可谓吉光片羽,经先生钩沉索隐、披沙沥金的演绎重组再现其独特的价值与魅力。这样,我们读到的就不只是一般地解析文字,而是一篇篇可读性很强的学术随笔,文学史话。

注释方面,许多字词极为生僻,有的暗含着古昔的事典、语典。准确稽考、诠释其意蕴是需要一点文字学、训诂学的功夫的,先生不避畏途,逢难必解。而且大都精确到位,经得起推敲。

译笔流丽雅驯。由于诗作遴选原则,即一人一诗且必须关涉山西这样的自律标准。诗作难免有一定的随机性,未必尽是诗人代表作,因此《三晋弦歌》一书的魅力,诗作之外,主要体现在导读与翻译方面。这方面如前所述,导读取精用弘、熔文史于一炉,真实性、知识性兼及故事性、趣味性的叙事策略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在白话翻译中,尤其可以窥见先生行文摛藻的精炼、雅驯。翻译首先要与诗人诗作有所会心,要冥合诗心。而且要跨越古文字的艰涩,翻出今人易于感受的词语美、意蕴美,同时保有诗歌特有的节奏感、韵律感。读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这方面先生苦心孤诣练字、练意,收到堪称尚佳的效果。

总之,《三晋弦歌》看似诗歌特辑,实则远为丰富。

当年陈寅恪先生曾有以诗证史、以史释诗的研究(如《元白诗笺证稿》),不仅重视诗作的文学价值,也凸显了诗作的史料价值、历史语境。张恒先生打通文史,诗文一体的阐述,就有此种诗史互证的况味。

先生的写作既富于激情又态度谨严。作为秉有诗人气质的中文退休老教授。实现了着眼三晋纵览华夏、以诗为媒融汇文史,把文学与历史、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相融合的心愿与构想。这当中,突破选、讲、译、注的关口,显示了他考据、训诂、词章的旧学功夫。把一部枯燥单调的选本化为逸趣横生讲本。《三晋弦歌》可谓是多种功夫多重文体的整合巧构。

如所周知,在山西,前贤时彦已有类似的诗选特辑。张恒先生为什么还要再写此书呢。这里,我想到一则文坛旧事。我国中古时期文学大师刘勰曾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即是说,明知前人已有类似文论,他最终还是毅然结撰、成就了他那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其原因,除了慨叹“岁月飘忽,性灵不居”人生苦短而外,觉得前人的著述有所缺憾,认为需要异乎前人,写一部 “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文论著作,借以“腾声飞实,树德建言”。张恒先生的另辟蹊径之举与此类似,不论写作初衷还是最后效果来看都有此种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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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董大中先生《狂飙社记事》出版研讨会上的发言

 

今天会议是作协和阳泉文联联合召开,首先一点感触就是歉疚,作为一个老阳泉人,对阳泉现代文学史上高长虹、石评梅两位大家都涉猎不多、素无研究。关于高长虹及其研究情况也大半得自董大中先生的赠书。

大中兄的研究课题不少,而每一课题都没有浅尝辄止的时候,都要里里外外翻腾殆尽,不留疑点。对学术研究执着,不计得失、不计功利。这种精神实在难得。学术研究对他高于生命,高于一切。别人攻苦食淡,坐冷板凳可能觉得是苦差事,对他,则是生命需求,是精神操练,是一种适情悦性的体育锻炼。他的研究从来都是先把收集资料的基础打牢。而后一头扎下去,不见底不罢休。

这次是大中兄为高长虹鸣不平,认为高及其狂飙社在现代文学史“最不幸”,呼吁为其正名,加强相关研究。说对此“我需要的不是求证,而是反驳”。的确,有已出版高长虹全集的文本基础和已出未出的八本研究著作为底气。完全有资格给高长虹是非功过做评断,给予公正、中肯按断。大中兄可以说是高长虹世纪知音  。      

关于高长虹的命运为何坎坷且迄今未被重视,未能给予应有地位。对此,高长虹自己好像冥冥中有所预感。在长诗《献给自然的女儿》中说“我很悲哀,我这次仍是独行,我怕独行也永存,我为海讴歌,不闻海和鸣”庶近自况自喻。孤独,落落寡合,知音乏人,踽踽独行。这几句诗真成了他命运的谶语。不幸而言中了

高长虹及其狂飙社的价值未被认识主客观原因,大中兄谈的很周到,言之成理。

我想接着他的话茬谈点看法,并做未必正确的补充。

首先我同意大中兄所说当年对高长虹作品的即时评论、阐释不够。也可能是对现代派印象派手法,当时曲高和寡,阐释推介没有跟上。以致湮没无闻。但我想,如果确系精品,即便当世湮灭,也应迟早被发掘的。可惜,迄今仍有遗珠之恨。

其次是他的为人,他傲慢,恃才傲物。孤傲导致孤独,性格影响命运。在现代文学史上,能入高长虹法眼的不多。鲁迅、胡适两位文坛巨擘。他都不在话下。鲁迅不必说了。对胡适也充满鄙夷之情。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尽管有许多不足,在当时还是开山之作。可惜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没写出下部,当时学界对此颇有微词。如黄侃甚至调侃说胡适是位著作监。我们知道古代有秘书监的官,黄侃为什么叫著作监,其实监是指太监,借以奚落胡著“没有下部”(《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部)。朱希祖认为原因是不懂佛学,难以为继。但这并不是就这部著作本身加以否定。而高长虹则对胡著本身多所訾议。说“胡适把粪土当珍宝”断定“这样的人绝不能做出一本好的哲学史来”这种刻薄狂傲的态度可能被人反感,甚至轻蔑。

另外,就是我想提出的一点可商榷的意见。即恐怕高长虹自身不太硬气。我以为就一个人的文学成就、地位评价来说。酷评别人的作品甚至嘲弄他人最终并不会完全影响其自身在文学史的地位。关键所在是自己本身的文学实绩如何。高长虹诗作、杂文、小说等门类都有著作,有些还堪称卓异。但似乎真正有影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经典或大制作却很难说个究竟,还没取得共识。做人不怕狂,作品须硬才行。

其次,那个时代的大家大都是创作与研究并重。高长虹在学术著作方面可能欠缺些。因旁骛其他,或者有想法却未能完成。这恐怕也是他难以跻身一流大家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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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唐诗书法册页》序

 

钮宇大兄《经典唐诗书法册页》编讫,嘱我赘附数语。

我一向昧于书道,规矩法度不甚了了。差可言说者,直觉而已。

册页大抵皆为行书。尤以不真不草、不激不厉之行楷为多。其字结体遒美,骨格清秀。笔道极为精致,风神备觉俊雅。间有笔画瘦硬如黄巢《自题像》章碣《东都望幸》诸什,亦架构疏朗,清隽可喜。偶或可见数纸行草,即皮日休《咏蟹》《题蔷薇》等,其娴熟流便、烂漫自然之情态,亦足悦人眼目。

宇大兄幼习二王,于今年近八秩。 游刃行书,可谓炉火纯青、艺近极诣。

册页多撷取晚唐七绝。精湛俊逸之书艺与典雅工整之诗艺,桴鼓相应,神合默契。浑然不觉曰今曰唐矣。  

行书作为书体,似不像篆隶草楷字体那样法度森严。唯其涵容,故可优游诸体,随处得缘。虽如此,倘要别开生面,亦绝非易事。就中高下优劣,更能见出书家之胸臆、境界。于此能探得玄机,臻至化境,则非胸有丘壑、堂庑广博者不能为。宇大兄摒绝尘纷,游艺翰墨,潜心涵泳。故书艺怡淡,不媚不俗,高标特立。其人则恬然自适,浮名无系于心。庶几当世之清流、书坛之隐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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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杨遥两篇小说

                               ——在杨遥小说研讨会上的发言

 

《流年》:中篇小说,《收获》2016年5期。

《遍地太阳》:中篇小说,《黄河》2017年2期。

只就以上两篇小说概略的谈点感受。

从这两篇小说看,作者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底层有一定学历背景的青年人的生活、生存状态。写他们的失业与就业、拼搏与困惑这类带普遍意义的问题。作者观察细致,思考深入,语汇丰富,表现力很强。

二者各有所长,约言之:《流年》深刻;《遍地太阳》饱满。

先说饱满:丰盈、充沛的细节,不期而遇的插曲,看似互不相干情态各异的小故事,联翩而至。它们构成不同的意象、意味群组,像波高不等的涟漪或波浪,随着主人公龙啸的行踪,交互对接,层层递进,推动小说情节自然流畅的行进,衍变,有些随意,却也淳厚。看似琐碎、实则饱满似无准的,实有归趋。疑似游移,思之圆融;除了阅读本身带来丰富多样的新奇感受之外,在思想意念上也能领略到作者大致一贯的创作旨趣。可以说,龙啸收瓜子是个由头、线索、背景,那些由此串联起来的小故事小插曲,观念取向上似乎有个中心:向善,人心之善,佛学善念。五台山大朝台,放生狐狸的言说,救助儿童等等。小说出现的人物大都是善良的人和事。作者在同期刊物的创作谈中说:有段时间“每天要念一遍《金刚经》”,我隐隐约约感到小说中一种因缘果报的关系,据云佛教教义说:世界是由因缘、条件聚合而成,命运可以借着培植善因善缘而加以改变的。即我们所说的善有善报。准此,小说中写到的,如在火车上邂逅的人最后助教贫困孩子的事,龙啸无意间帮助了贫困家庭,最后这家人帮他找到了收瓜子的地方促成了买卖。如此种种,似乎冥冥中就有一种因缘果报的意味,小说由此传达一种善与爱的观念。我觉得至少在这篇小说恶与恨不在杨遥的视域之内。唯一 一个夏微燕脸上出现的刀痕,可能隐藏着邪恶,小说还秘而不宣,终了也不做交代。给人留下悬念、遐想。我体察作者创作这篇小说时心境的明净和善的。弘一法师李叔同解释什么是爱,说爱就是慈悲。杨遥的这篇小说处处有恻隐之心,悲悯之心,或许就是受他所熏习的佛学思想影响,这是佛学观念积极方面。也许我们不必寻绎小说的观念层面,只消享受丰富的阅读感受就够了。也许作者如此结构他的小说是受现代派的影响,囿于识见,对此我只有感受。 

与《遍地太阳》相比,《流年》的主线似乎更显豁更连贯更有起伏感。小说写一对生活在底层的年轻小夫妻为改变生活境遇而奋斗的曲折经历。小说开始写得很明快,洋溢着青春、时尚的气息和怡悦的情趣,他们追星,闪婚、憧憬美好的未来。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想象的容易,后来聂小倩对走歌星的路丧失兴趣,凌云飞晋升科长的路子也十分艰难。聂小倩开始信佛、念经,由崇拜歌星而膜拜菩萨,生活态度、信念、价值取向发生蜕变。变得沉静然而也淡漠消极了。而凌云飞面对妻子的冷漠、麻木和自己单位竞争的压力,他感到沮丧、无助、变得颓唐甚至自暴自弃,性情乖张、狂躁,以致迁怒于外物,摔死家猫,为了看到聂小倩难得的脸色变化不惜突破做人的底线去做偷儿。被人痛打而感到快意,迹近自虐。小说的这部分对人物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和多维人性的刻画深刻、逼真,震撼人心。把人物对理想、事业从积极进取、追求、奋斗到困顿、幻灭、而沮丧、扭曲的心路历程,写得深及骨髓,很有节奏感、起伏感。小说气氛、格调一改前面明快,而变得压抑、沉重、悲凉。悲剧效应、社会批判效应、思想启迪意义由此产生。

小说到此似乎可以收煞结束了,我觉得最后复归平静的一段已经意思不大。过去讲文章的所谓鸡头、猪肚、豹尾。结尾应该有力,有余味、发人深思。而现在这个平静、向好的结局就显得平淡无奇,给人犹如轮胎跑气的感觉。这样的结局是否受佛教观念的负面影响,说不清楚。忽视小说人物性格、命运的发展逻辑,以宗教意识或其他外因设置结局是会消解作品的思想价值的。作者在创作谈中说“怎样让小说人物走出困境,就经常困扰着我”我想,或许无须外力,真实地再现人物的困境或许就是走出小说创作的困境了。

至于宗教观念,从小说和作者直接表述看( “念《金刚经》,读《论语》” ),作者至少是有佛学兴趣的,儒释道都是传统文化,都有可取处,无可厚非。而宗教之于作家其积极与消极影响恐怕也是兼而有之的,据说托翁尚且如此,我们自也难免。我不懂宗教,但大体明白:大凡真正的宗教都是以爱为基础的生命哲学、道德哲学。作者这两篇小说都或多或少的关涉了宗教。我想,它一定会给予作者积极地思想和艺术养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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