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本文所论及的社会，均指中国大陆。
本文注重对于中国女性群体进行批判，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女性比男性“坏”，或者说是女性道德低下；反过来也应是如此。遗憾的是，无论是现代抑或是当代中国，无论是媒体，抑或是文艺作品，在对待两性之间的差异、分歧和矛盾上，批判矛头极大地对着男性一方，这样就违背了社会公正，尤其是在当今中国城市生活中，女性的政治、法律、经济地位已经大大提高了的前提之下，依然深化“让”的哲学的话。联合国颁布的《墨西哥宣言》明确指出：“男女平等是指男女的人格尊严和价值平等以及男女权利、机会和责任的平等。”可是中国女权主义在伸张其权利时，却老是回避基于平等地位的女性责任。对此，就矫正社会正义而言，本文注重于批判女性的一面，是正当的、合理的，也是应该的。
日常语言学派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因此，理解本文务须与当代中国特定的语义场景结合起来。
创造历史的主体应是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而人民之中的一半归属于女性群体。既然在新中国，这一半群体在城市中的地位跃升之快是举世瞩目、毋庸置疑的，现在一些奶奶级的女士也早已经被称之为：“半边天”了

  “剩女”现象是当今社会处于转型期所衍生的城市之病，是“性政治”所伴生的怪胎，是社会浮躁的体现，是“女男平等”扭曲的展示。
 
      当今时代，社会上“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女性越来越“剩”了起来，于是有“剩女”之说。“剩女”现象为媒体高度关注，这关注本身就表明了某种价值取向，可以说明一部分问题。依我之见，“剩女”是由如下的原因产生。
 
(一) 舞台上的性别比仅反映性心理差异
 
当今的年轻单身男女出席各种相亲会、交友会和浪漫派对等场景，总是男性少于女性，遭遇到“牵手难”的尴尬，然而这现象并不表明社会上未婚青年中男少女多。“剩女”之说大概最早是从婚介所里炮制出来的，因为当今中国大中城市里的各家婚介所征婚登记过的资料表明，女性人数普遍超出男性。我以为，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男女的心里差异所致。
比较言之，在恋爱交往中男性通常会采取主动、大胆的出击，而女性则被动、谨慎地回应；此外，男性独立性强，女性则依赖性强。所以男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寻偶策略，就是尽量利用自己的能力来实现目标，因为如此能节省去中介的麻烦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开始加剧，关于“开放二胎”的争议日趋激烈。近日我闻悉：《专家呼吁调整计生政策 有条件放开二胎生育》，我以为不妥，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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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一种规模巨大的社会政治热情都必须保持批判性的警惕。”

——R·尼布尔

      前天在北京上演了盛大的建国60周年阅兵大典。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向世人展示其价值核心，继续沿着传统的轨道推进：“中央之国，统摄八荒”，老调重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是用当代流行词汇作了转换，无非是：“民族，爱国，统一，建设成就，强盛国力，威武军力，执政党的绝对正确，首长的英明神圣”——熟悉历史的人士知道，这些声张与法西斯纳粹分子的宣传颇有接近之处，只是中国人用自己的新式瓶子装了老皇历的陈酒而已。在表现形式上，用现代的阅兵仪式展现于世人面前的是，以整齐划一的步伐和方阵，来表达对党国的绝对忠诚，突显其思想路径：从家族→集体→民族（国族）→国家→整体主义，集权节节攀升的嚣张气焰。

     感受到大阅兵带来的审美冲击，中国民众情绪高昂、尽情欢呼：精彩纷呈，了不起也！但是即使在形式上，了解历史的人们也不难发现，这种阅兵仪式其实

（本文为上海市卢湾区文教系统“我与世博同行”主题征文的应征稿）

上海世博会开幕的日子趋近。世博会不仅展示国家对外开放的建设成就和形象，而且也充分展现上海市民的勤劳智慧和法治秩序等现代素质，这是我的想法。

可是有些人并不这么想。自从申博成功后，有相当一部分国人的心理并不满意，并不认为世博会是全国人民共享的荣耀和财富。他们总是用鸡蛋挑骨头的眼光，吹毛求疵地指责、咒骂、诋毁上海市民。如去年10月二篇新闻报道：《上海在外国人眼里比在外地人眼里有更好的形象》，以及《上海人素质低  排外严重》即是。①上海人素质究竟有多差？我上因特网搜索“上海人”栏目，发现尽有的“丑陋”：“排外”、“阴盛阳衰”、“崇洋媚外”、“自私冷漠”、“没有文化”、“门槛精”、“傲慢”、“穿睡衣上街！”、“小男人”等等，而优点却没几个。上海人为什么会如此“始终尴尬着”？②我深思着。

对于彼等种种言行，易中天评介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③譬如将上海文明的“摩登”视若为“藏污纳诟”堆积而成的污秽之物，譬如将尊重女性追求平等的上海男人视为“小男人”，而“把粗

     今天，上海憧憬世博会的盛况，它既带来发展的机遇，又给与了历史的挑战。数十年来，作为大陆最具现代性的城市上海，一直忍受着大陆其他地区的批评、嘲讽和丑化，而外界施加的种种负面形象对于世博会主办地的场景是不利的。现在，上海开始对此展开反击，在市政府的规划下由上海本地学者策划了二项调查报告，试图以事实来扭转上海人的不良形象。但是效果远未理想。现今，从全国范围内对这二项调查所表现出的种种讥讽和辱骂，我们可以期待的是，关于上海人素质和形象的争论将持久地延续下去。

本文试图表明，在现行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下，欲达成上海人与全国其余地区人士的真正和解，难乎其难。

     上海人被全国各地的人们辱骂丑化已是岁月久远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三尺之冰亦非一日之暴。更本质的问题是，这一边在努力“解冻”，另一边又在不停地“制冷”，因为有一个功率强大的“制冷机”始终在工作着，这个“制冷机”就是“大一统”的政治机制。所谓“制冷”，就是遏制住统辖区内各个地区的各自独特性（国粹曰：不均也），使之失去主体性活力（四毋也），莫能有非份

——对《上海人形象研究报告》的深刻反思

摘 要： 给他人乱扣帽子，强贴标签，是我们社会常见的事情，这正是表明了“符号政治学”的诡秘所在。上海人下层的群体，有二个被得宠为“全心全意依靠”的对象，长期来受左倾主义的教化因而显得十分丑陋不堪。第一类：“咋巴”。第二类：棚户区居民。这二类人群是长在上海人群体身上的二枝毒瘤，病灶未除，毒素依旧。可惜外地人士的口诛笔伐，却将锋芒全对准着上海普通的男人、普通的市民和海派文化，正是落井再下石，左了还要再左下去！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

——余秋雨：《上海人》

     给他人乱扣帽子，强贴标签，是我们社会常见的事情，这正是表明了“符号政治学”的诡秘所在。

学者顾晓鸣指出，文革时期人们相互攻讦、打派仗，都习惯用“标签”来指称双方，以辨明“敌”与“我”，都以为自己总是站在“革命”的阵线上，而对手则是“反革命”，再打上“兴

[摘 要]：中国白领的工作生态是在“高压锅”中折腾，纷纷成为“过劳模”，且无应得的荣誉和保障，他们普遍生存于：无休息日、睡眠不足、三餐不定、还得遭遇蔑视、倾轧和冷暴力的处境。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社会快速变化、创新缺乏、自由度低下、过度的物质攀比、打工者人格尊严的匮乏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这些症状都是呈现为我们社会的异化态，远不能单靠白领自身的心理调节可以消解的，就如生存于污染环境里，不能单靠吃抗生素来弥补一样。

[关键词]：白领  工作压力大  冷暴力  脑疲劳  过劳模  面子  攀比  电脑脸

    我已经预料到，说中国的白领工作压力大，定会有些国人起来辩护，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彼此差不多云云。其实社会呈现某种倾向、特征的，需要社会宏观的数理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并非得以“一票否决制”形式决出胜负，以偏盖全。正如有人指出：中国流行“东方式嫉妒”、诚信缺失、人情淡薄、性别歧视等等现象，总会有国人跳将出来辩护“西方

     动物爱好者大都知道，世上的许多动物都有领地的“意识”，也就是有它们自己的领域属地。在动物自己的领地，不准许有非此领地的动物侵犯入内，凡是外来者（尤其是同类物种）只要领地意识清晰的，到了此地便知“耻”而退，由此，在动物界形成公共遵守的“领地规则”。

     在进化阶梯上，动物等级越是高的，大脑结构和神经脊椎越是发达，一般说来，领地意识也就越强。人，作为登上顶峰的物种，理应是领地意识最强了吧？可实际状况却不是由这么简单的推论说决定的。

人类社会的价值体系远为复杂而庞大，在人类伦理价值的大系统里，人的社会行为不仅要得考虑各级别核层次的“领地”，如隐私权、财产权、社群和国族的地域主权等，还得同时考虑其他的价值诉求，如基本的人权，以及定居权、迁移权等等，于是人们常会顾此失彼，带着自己强烈的主观性愿望去看问题，最终出偏致谬。唯有以公正的价值观来统筹兼顾权衡之，方可实现正义的理念，可这需要有健全的心智。

假如，当一个民族的阳刚之气萎靡，而阴性特质浓厚时，其思维特征便是相当主观性的女性化的个体

      林昭女士，您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留得英魂在，不怕伸冤屈。

自古英雄多磨难，宝剑自磨砺出。以正义理想抗争邪恶现实而大受磨难的经历，使得您以个己有限之小我融入进宇宙大我之中，从而实现了无比的崇高和壮美，真诚地还原了“刀在口上之日”之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