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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男，1948年生于河南。1966年毕业于焦作医学专科学校， 1986年取得英语本科学历，1987年考取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博士研究生，师从侯外庐学派张岂之先生，专治学术思想史，1990年获博士学位。

    1992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博士论文《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此后相继出版《汤用彤评传》、《反观人生的玄览之路》、《佛学与人生》、《欧阳竟无》、《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另发表《挑战与回应的百年学术》《中西文化论争的文化哲学》、《理学与禅学》、《佛教与二十一世纪》、《近代经学的思想特征》、《儒家文化的变异与转向》等学术论文70余篇（详附录）。

    先后执教于西北大学、海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现任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1939年12月7日生于山东省即墨县，汉族。

1953年～1959年，北京第26中学；

1959年～196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

1964年9月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

1979年，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85年，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教授）、佛教研究室主任；

1988年，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

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部分：

1、1981年～1988年，《中国佛教史》第1～3卷（合著）；

2、1981年，翻译《日本佛教史纲》（村上专精著）；

3、1989年，主编《佛教文化面面观》，翻译《印度佛教史概说》（合译）；

4、1991年，《佛教的起源》；

1937年生。辽宁营口人。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南开大学教授。曾任日本神户大学、韩国岭南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主攻隋唐五代文学、佛教文学。著有《柳宗元传论》、《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佛教与中国文学》等。译作有《中国的神话传说和古小说》等。

黄夏年，男，1954年10月15日生。江苏常熟市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系，专业宗教学，方向佛教学。导师杨曾文教授。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杂志社工作，任副编审、杂志社社长、《世界宗教文化》主编。曾经撰写有关佛教研究的文章与著作等多（篇）本，主编过多本学术著作。并且多次参与国内佛教学术活动，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黄夏年先生论文辑  　　论文： 　１·《巴利佛典'十四行相'与汉译佛典'九心轮'的比较研究》，１·５万，收入《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２·《觉音〈清净道论〉及其禅法》，１·

    中觀學和唯識學是大乘佛教的兩大最重要思想體系。一般認為，唯識學的出現晚於中觀學，在印度佛教史上，中觀與唯識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並行不悖，雙方就了義不了義互諍不斷。中觀主旨是般若性空，萬法假有；唯識主旨是唯識無境，內識實有。據玄奘《成唯識論》和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內容判斷，唯識學的出現受到了當時印度主流思想--婆羅門思想體系內性論、數論等宗派的理論刺激；如果撇開這方面的因素，唯識學的出現，這一現象本身意味著對中觀思想的一種檢討與反省。唯識學構築了龐大的名相概念體系，試圖對佛教的一些根本問題作出有別於中觀學的解答，這種闡釋根本問題的差異並不能簡單地歸因於門戶之見，我個人認為，這代表了大乘佛教內部核心范疇的一次替換，中觀學的核心范疇是「假名」，而唯識學的核心范疇是「識」，前者主張「唯假」，後者主張「唯識」。換言之，從「唯假」到「唯識」標示了大乘佛教從中觀學到唯識學的過渡。

    這一論述並不具比較兩者優劣的暗示，我個人感興趣的是藉此剖析大乘佛教基本理論，剖析「唯假」被替換成「唯識」的哲學意義。而且，我嘗試用西方哲學中現象學的方法來作剖析工作，以期東西

 

李四龙，男，1969年8月生，上海南汇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副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山西省忻州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山西省五台山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1991年本科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1999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楼宇烈教授，完成博士论文《智颧思想与宗派佛教的兴起》。此后留校任教，2001—2002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访学，为该年度哈佛燕京学社、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任教以来，最主要的精力是在大学教书，已开设“佛教研究方法”、“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天台宗研究”、“如何理解宗教”、“汉译佛典选读，  (《异部宗轮论述记》、《维摩诘经》、《金刚经》)、“佛教哲学”(如来藏思想研究)、“中国

　　新京报：在古琴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我们听到一种声音是“古琴不需要抢救式的保护”，你怎么看待古琴的保护和传承？

　　楼宇烈：古琴最重要的是传承问题。但是我们会遇到多个标准。有专业的要求、业余的要求，完全是多样的。同时对古琴发展的认识也呈现多样态势。有强调发展，有认为要保持原貌的。有倡议成为大众化的艺术，也有人呼吁仅局限在小圈子内的欣赏。

　　作为器物，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是作为演奏，其风格便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我认为对于古琴的保护应该定格在一种状态，成为博物馆的艺术。

　　我们现在能做的是尽量保持古琴的原生态，尽管可能会与传统有些出入。但是近代还是留下了一些古琴范式，包括对琴道的理解。我们应尽力将其保留下来，作为后人的参照，等到以后再考虑发展古琴艺术。

　　古琴本质上不可能成为表演艺术，而是一些人消遣、修养的方式。

　　新京报：在音乐多元

 在吐字运腔方面，昆曲也特别讲究。根据现代曲家的归纳，昆曲的运腔方法共有十六种，包括叠腔、擞腔，等等。由于昆曲的腔调异常丰富，情感异常充沛，可以说，昆曲的唱腔，是对歌唱艺术的一大贡献。我们现在所能听到的中国古代乐曲，基本都是昆曲声腔。唐代有很多歌曲，可是如今失传了，我们不知道。敦煌发现了唐代的一些乐曲，有人破译甚至演奏了出来，但我不敢肯定它们是不是原来那副样子，很可能被参杂进现代人的某些音乐理念和习惯。中国古代的乐谱，没有标示节奏，只标示音高。也就是说，只有腔调，没有板眼（节奏），但是，板眼倘若不同了，同样一支歌，演唱出来的效果会大不相同，可以是慷慨悲歌，也可以是靡靡之音。不知道各位是否听过由当代流行歌手演唱的所谓红色歌曲，如果你拿它们与过去的老歌唱家们的演唱比较一下，会明显发现，虽然曲调没有发生改变，但味道完全不一样了。你们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那会儿，我们经常唱革命歌曲，诸如《东方红》、《北京的金山上》、《保卫黄河》等，我们唱得有板有眼，庄严肃穆。有一次，从非洲来了一个歌舞团，他们也唱《东方红》。同样一支歌，韵味大不一样啊。由此可见声腔的重要性。原来的京剧，有的被当代

 时间：2005年3月19日晚7点至9点
    地点：北京大学电教104室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京昆社
    主讲人：楼宇烈
    
    内容提要：
    最近，白先勇先生领团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成为文化界备受瞩目的事件。这与2001年5月18日中国的昆曲被联合国列入《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名录》不无关系。昆曲曲词典雅、名著林立；载歌载舞、细腻传神；字正腔圆、清丽婉转；探规寻矩、理论丰厚。被列入名录，意味着我国被赋予某种责任：昆曲应该得到既适应时代发展又作为传统戏曲艺术范式的博物馆式的保护、继承。倘若一味讲求创新，迎合现代观众的口味，追逐市场化的步伐，昆曲可能会面目全非，甚至最后消亡。 ( http://www.tecn.cn )
    
    各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掌声）
    非常荣幸北大京昆社邀请我来谈谈有关昆曲的问题。大家知道，学校百周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