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绍袁，1645—1648

我，一个人，一个父亲

一个儿子，一个为死所环抱的人

一个逃亡者、僧人、道德家

秘密抵抗者，相信暴力的楔子

与德行同等重要，本性

比死更可怕。曾经的

持不同政见者，午梦堂的主人

风雅制造商。如今的遗民、术士，山水

旁观者和惊奇者，节烈的歌者

和失败者。我搬运愤怒

灵异、精神的重力，和想象的价值

在恶的瀑布里，我深信

悲伤，被歌颂得远远不够

绝望也需要捍卫。——我不是所有人

一个未来已经足够，我

只是我：叶绍袁，号天寥

释名木拂，一部日记的作者，《甲行日注》

时间赋予我以形式，我浓缩

或省略。寂静和空白

即我的心灵史，一个被遗忘者

正如我愿，符合契约

不能数字化。1648年，9月

丙戌，晴。我久欠一死，即将超脱

最大的恶早已来过

在我的一生中，它必不会再来

2009、7、12-13

 侵晨的自我

侵晨，黑暗已不成其为问题

光亮才是。它在斗争

在书帙、价值

远树、屋脊，和蓝莓般的空气中

深呼吸，我控制着

升起的倦意。点烟，等待

烟圈成形，遁失

与虚无为伍

啊！一盒黑夜已过去

自我又一次

以自身为标尺，得到了

它所需要的黑暗

充盈，和范式，增加了

笺注，和函数值

——消逝也有重力，要有深度

2009-7-11

要无愧于自我的神秘性。

无知即是以自我为标尺和高度。

我是一个反应迟钝的保守主义者。保守已经滞后，迟钝更像加速器，所以，不断后退之后，我接近的不止是死亡，而且是陈腐的死亡。

在夜晚孤独或宴集，省思或交谈，行步或枯坐，直到深夜或天明，这应该具有象征涵义：我们往往积累、并凭借自己所拥有的黑暗与白昼并存，不丧失内在的精神。

育邦把他的小说集《再见吧，甲壳虫》送给我，已经大概四、五年了。惭愧得很，一直未读。前日，从臧北的博客上看到了关于《身份证》的诗，终于下定决心。昨日，用一个下午的时间认真读完了《身份证》，很快，我原先的、由兄弟之情产生的未读的愧疚就转化为对忽略一部杰出作品的的歉意，和对一个严肃小说家的敬意。

这是一本体现了严肃的文学态度，包含了充分学养含金量的小说，这使得这篇小说与当下泛滥的众多所谓的小说严格区别开来。严肃的文学态度既体现在小说的主旨：确认在后现代语境下身份丧失之后，生存的荒谬、艰难和对自我的追寻，也体现在小说在视角、技巧、结构等诸多方面的探索和实验，还有对语言、修辞的修养和精准表达。这种严肃的态度建立在一种对文学的神圣感、敬畏感，以

计划与诗歌、阅读中的“神来之笔”

在写作上，尤其在诗歌写作中，我很少作出预先的计划和设想，尤其是有针对性的明确设定。这是因为，艺术创作过程是“独立于理性原则之外的对世界的沉思”（叔本华语），直觉、本能与积淀、修行孕育的灵性是一切艺术结晶体离析过程中促进晶核生成的活性物质，是让我们体验到创作之飞翔、幸福的酵母。在认同艺术非独创性的整体观念之下，对一件具体的艺术作品来说，它所包孕的非理性的“神来之笔”是奠定其价值、风神和质地的主要矿脉。

对于一个诗歌写作者来说，诗写过程永远充满神秘、变数、

昨晚终于在天益网上看到了关于“石@首事件”的专题评论，本想马上做个记号，表明兴奋。谁知网络出了问题，上不上网。今天上午出去，刚刚回来，马上打开博客，谨以此记。

    老实讲，我对这一事件关注的热烈，超过了对此前其他热点事件（比如修脚刀事件）的关注程度，源于以下原因：

此一事件的起因及官府的做法极其类似于以前专制王朝中爆发的农民起义及相应的围剿：由社会不公、黑暗现状、违法乱纪等导致的民怨积聚；由最高当局发出指令，所调集、进驻石@首的近万武警和特警，以及部队所携带的武器；聚集群众涉及面之广泛，及其相应的对抗措施，在街道上筑就的路障形成的自卫区域简直就等同于据点；暴力对抗的激烈，以及冲突产生的

写作与阅读计划

    在写作上，我很少作出预先的计划和设想，尤其是具体而明确的设定。这是因为，对于写作者来讲，创作永远充满神秘、变数、偶然性和宿命色彩，我们永远无法准确地估量在写作的过程中，真正的质变是怎样发生的，对于一个对写作抱有神圣感和敬畏感的人来说，严肃而苛刻的写作过程永远是一个未知领域，创作心理学并不能完全揭秘这一过程，我们永远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创作的乐趣也正体现在这里，我们往往在写作中体验到了超越日常自我的“惊奇”，它产生于这样的感觉：自己平常无法写出的句子，在一种幻觉或降灵状态中被写出了。所以，我认同乔治·巴塔耶所说的“诗歌使人惊奇”，并且相信，文学的超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这种惊奇，我们迷恋

    谁与抽象观念相斗争，那谁就会象抽象观念一样不会得到什么东西。（来源于《鼠疫》，《加缪》，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2年版，页48）

     一个人能在鼠疫中和生活中赢得的一切就是知识和记忆，也许这就是塔鲁所说的“获胜”的含义吧。。（《鼠疫》，《加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2年版，页55）

    对于不停留在表面的艺术家来说，拒弃友谊不仅情有可原，而且是必不可免的。因为唯一可能的精神发展是在深度方面的发展。艺术的趋向不是扩张，而是收缩。艺术是孤独的顶峰。不存在交流，因为没有交流的工具。（关于普鲁斯特的论文，《贝克特》，页161—162）

    作为一个艺术家就是要去失败，因为没有别的人敢于失败，失败是他的世界，对失败退缩便是背离职守。艺术和技巧，优裕的家庭条件，生计……我知道现在所需要的一切……是理解这种对失败的屈从、承认和忠诚，一种新的关系，新的表现，这种表现，无法去表现，又被迫去表现，他作出一种意味深长的表现，即使只是表现他本身，表现它的不可能性，表现它的职责。（与乔治·迪蒂的谈话，《贝克特》，页166—167）

    ……以后他又一次更加粗鲁地谈到它（罪疚感）：“无论肉体与精神的古老遗迹做什么，对于悄悄追猎的人来说都毫无意义。只要它是人们所说的一个活的生命，你就不会搞错，它是有罪的。”贝克特笔下的人物有时可能专注地思考某些无法解答的神学问题的悖论，不过他已使自己满意地解决了所有基督教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即正如他在论普鲁斯特的论文中所宣告的，真正的原罪是生命本身。麦克曼宽慰地想道：“他的精液从未伤害过任何人”，而马洛纳则以其阳痿自豪。在这样的情况下，似乎他们是最接近于美德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贝克特保护他自己的著作不受这样的指控，即他运用无一定形式（相当于艺术上的无能）的策略赋予他的笔下人物以生命。于是一切都归为一个声音，东拉西扯的，无力的，有时是喧闹的，常常被“有关生与死的胡言乱语”激怒，但又始终是极其虚弱的。那是一个已经绝望、仅仅依靠死亡的临近而支持着的人的声音，他在那间无人问津的房间里不停地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