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一个冬日午后，姨终于死了。

城里一辆专门从医院拉死人的面包车将她从县城医院拉回家，要价180元。这是一个会让她心疼的价格。她去过几次郑州看病，回去的时候，总要坚持坐公交车到南郊，挤私人的小巴，据说只要20元，而我推荐她坐的长途汽车中心站的票价则要98元，她觉得自己可以多受点罪，只要少花点钱。要知道，她可是一个全身转移的食道癌患者，从3年前发现开第一次刀，她就一直晚期着，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

在她43岁的生命中，她几乎没享过什么福。那一天，母亲和大妗母为她换了最后一身新衣服。“熬干了，都熬干了……”妈在电话中似乎要哭起来，“你姨她瘦得很呀……”

换完衣服，姨夫招待帮忙下葬的老亲旧眷吃饭，母亲和妗母没说话，离开了姨家。那个村庄，不再有一个叫王桂香的女人，亲戚们也会越走越稀，直到断掉。

我替母亲解脱，“死就死了，省得受罪。早死一天，少受一天罪，你就别往心里去了。”我在农村长大，死从来就是一个很俗常的字眼。我刚上小学，就开始帮父母干农活，在一块责任田里，就埋着我的老奶奶，十年后又埋了我二爹。兄妹三人在坟上打闹，我爹会说，家里除了我妹妹，其他人以后都

唐小东曾想用炸药，了结他跟县委书记的恩怨。

他所在的湖南省道县，矿场很多，炸药并不是太难弄。但他最终没有成为一起自杀袭击案的主角，不是胆怯，而是他讨回了公道。

唐小东是道县蚣坝镇农民。3年前，因县委书记易光明参与股份的一个水电站修坝，淹了唐小东村子的地，断了他和乡亲

三个刚刚到大学报到，怀揣一腔梦想的少年，集体被淹死，只因为他们想去救两个落水的男童。此景思来，难免让人唏嘘。当你知道就在他们在水中挣扎之时，有划船的人眼睁睁看他们呼救、扑腾、没顶,为三具——可以赚取

中国特色之一的人造处女膜，在中东的埃及遭到贸易歧视，当地甚至还有一名专家（又是专家）提议，对该国贩卖处女膜的人判处死刑，以维护传统美德和社会和谐（又是这一句）。

我无意冒犯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事实上，无论是做官方记者，还是做宣传官员，伍皓都属于那种比较性情，敢于担当的人。不过，话又说回来，伍皓在展示性情和担当的时候，他并没有将臀部挪出他的那个座位。鉴于中国国情，谁都知道那个座位除了要“为人民服务”和“实事求是”外，还系着一生的尊荣。
伍皓副部长就座后，云南先后发生的“躲猫猫”和“处女卖淫”两起案件，也因这位宣传部新来的中年人的参与变得精彩了很多。做为记者，我认为这里的精彩意味着：它搅拌出了更多沉潜于盛世和谐表象下的沉渣，将更多公众不愿意看到的事实，塞到公众眼皮下，告诫——谁让你不幸出生在中国？
伍皓指责数家媒体的不职业，本人不才，恰好就职于其中一家，我不会曲护东家，但也不屑于隐瞒身份，以貌似更公允的身份在讨论中获益。我要说的是，伍皓指责媒体的不职业，而忽视媒体语境的中国特色，也许可以理直气壮，但首先就是不公平的。做为“云南各媒体的最高领导”（伍皓自语），云南媒体在此次事件中几乎完全失语，伍皓先生是否可以将手中的高倍望远镜放下，先批评一下云南媒体的“不职业”呢。因为对本地重大事件集体失语，是媒体最大的“不职业”。
至于

教育部说，他们不公布重庆民族成分造假学生的名单，是因为关爱这些“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

青年学生当然需要关爱，这个世界上，除了极端弃世的自杀者除外，没人会拒绝关爱，没人会认为自己不需要关爱，这个似乎与年龄无关。教育部这样做如果合理，那么，公安部是不是可以发文，以后凡是犯罪分子一律不得公开其姓名，仅仅因为他们需要关爱？

教育部既然祭出爱护未成年人的令牌，又不公布涉案人员的任何信息，公众又如何得知这31名造假者是否真的未年满18周岁，是否真的被取消了录取资格？假使这些都属实，但教育部知道内情，并不代表公众知情，公众也没理由相信教育部所述。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公权部门的公信力，都源于公开，而非隐瞒。教育部一方面隐瞒真相，一方面要公众相信自己，是不是过于自信了点？

如果真自信，请教育部协调下新闻管制部门，先把新浪网上关于此条新闻的评论功能解禁，OK?

高考造假者理应像何川洋一样付出代价，那是自然。但笔者认为，公众对此案的关注，还牵扯到对高考加分体制的检讨，以及对造假幕后人员和部门的追责。而后两者，必须要求对造假考生信息公开，让公众看看他们以及他们的父母究竟有何德何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