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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地震给我们的心灵带来了巨大震撼,一定程度上影响、加深了我们对生命、生活的思考和理解。但我们仍然无法预测下一个巨大灾难和更多的、隐藏在身边的小规模灾难,接下来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形式、在什么人身上出现。这是个问题。这是个应该引起警醒的问题。
灾难的不确定性和对这种不确定性的麻痹,很大可能会使悲剧重现。这种担心,恐怕不是多余的。尽管我们不愿意回忆灾难,但我们却不能不重视对灾难的预防和应对,情感代替不了现实残酷的一面。那么,防患于未然,仍然是我们痛定思痛的最佳选择。否则,灾难来临时,我们心痛的就不仅是灾难中鲜活的生命、巨大的财产损失,还有因为我们本来有能力、有可能应对得当而减少的损失没有减少而痛心。前一种损失某种程度上是非人力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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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正常人来说,他的一生经历大致由以下片段构成:出生、成长、受家庭和学校教育、工作、交友、恋爱、结婚、生子、教子、子又成长、处理夫妻及大家庭的关系、处理同事上下级关系、子又生孙、疾病、死亡。当然,这其中很多环节是并行的,但贯穿始终的主线是自己价值观的萌芽、树立、摇摆、定型、笃行,而价值观成长成熟的过程又是不断自我认识、自我学习、自我反思、自我教育的过程。
所以,自我认识和自我确认的程度,是整个生命过程质量高低的关键。
我的理解是,在如此多的关节点上,经受一些挫折和失败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何调适的主动权永远抓在自己手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剥夺,除非自己放弃这一神圣庄严的权利。如果自己人生经历中的各个环节,能够与自我价值观的成长方向相吻合,能够有意识遵循自己价值观的指导,忠诚于真实的自己,做了一个自己向往的那种类型的人,即使不够卓越,但只要让自己的生命潜能尽可能充分燃烧,基本上就可以说是一个平衡的、有意义的人生,即使偶有倾斜,也可以恢复平衡。这样的生活可能会很平静、很平凡,但也很温馨、很和谐。在临死的时候
每年的除夕都要看春晚,但积极性却似乎越来越差。而且,事后总能印证你这种事前判断的确偏差不大。
个中原由,我以为,一方面是观众在传统文艺模式下的鉴赏水平逐渐接近甚至高于编导们的创作能力,导致两者的距离缩小,满足感降低;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观众的精神需求偏好发生了转移,而编导们却无法捕捉到这类变化,或者即使捕捉到却创作不出新的文艺内容来满足这种需求,仍然在穿旧鞋走新路,导致两者匹配出现错位。总而言之,这是艺术的创新力不足所导致的意料之中的事情。
还可以设想一下,20多年的春晚为什么一定要在中央台的1号大厅进行呢?可不可以在全国各地像“同一首歌”一样巡回演出呢?这样做的话,有什么不可以吗?如果多年前考虑到0点一到,中央领导要来晚会现场向全国人民拜年,比较方面的话,现在则无此顾虑。京外直播的技术手段早已不是问题,至于费用吗,本来已经连续几届是企业冠名了,无非标的额再增加一些,商业性赞助完全可以满足此种需要。
内容创新可以吸引观众,形式创新也许效果还会更好!
有这么一段话,请大家共同聆听:
“只有偏执狂才能真正成就大事。其他的人,就像我一样,或许生活多姿多彩,却白白浪费青春。只有富勒(几何学家)和麦克鲁汉(电视先知)这样的人,才可能让他们的使命成真。而我们却兴趣太多,心有旁骛。我后来学到,要有成就,必得在使命感的驱使下“从一而终”,把精力专注在“一件事”上。富勒在荒野上待了40年,连一个追随者都没有,然而,他还是坚定地为自己的愿景奉献一切。麦克鲁汉则花了25年的光阴去追逐他的愿景,从不曾退缩。因此,时机成熟时,他们都造成了相当的影响。而其他像我们这样有着很多兴趣、却没有单一使命的人,一定会失败,而且对这个世界一点影响力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