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值和题型：静悄悄的、实质性的突破

   ――评2009年高考作文题

　　　　　　　　　　　　　　　　　　           孙绍振

     每年语文高考试卷一公布，最能引起热议的就是作文题目，报刊上、网站上立即充满了赞扬或者攻忓。但是，今年却不像往年，媒体对于作文题的得失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是

                                  艾滋病虚惊

     西德当局很怪，不管你申请多长时间的签证，他都只给你三个月，然后就等着你去续签。这时，德国式的文牍主义就来折磨你了。

     首先是健康检查，我向那位主官员用英语声明，我在中国已经检查过了，现有中国卫生部颁发的“国际旅行健康证明书”；另有“国际预防接种证书”，均放到他桌上。谁知他看也不看，用德语讲了一长串话，那神情很是严肃，而且有点固执。我连忙向他说明，我初到德国不懂德语，请他用英语回答。

    他眼也不眨，又用同样的德语，以更高的声调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这时我才仔细观察了这位官员，胖胖的脸上一对圆卧的眼睛，射出来的并不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而是某种善良的自信，看

                静悄悄的变革：作文加到八十分

　　　　　　　　                         　孙绍振

     今年语文高考一结束，各大报纸、网站，纷纷热炒作文题。之所以值得炒，原因在于，作文是考生素质的综合表现，是学生水准最为雄辩的说明。实践证明，一度无可争议的拥有霸权的所谓客观化、标准化模式，只有利于提高评分的效率，而不利于区分学生语文素养。经过近十年的批判，这一点几近达成共识，客观化、标准化试题的分值从九十分，减少到二十分左右。但是，作文分值，却未能相应增加。福建于率先于各省自主命题的第一年，就把作文分值提到了七十分，去年江苏也也步福建的后尘，把作文提高到七十分。其它各省至今按兵不动。保持了意味深长的观望。

无言成病

     如果有人要问我，生平最痛苦的记忆是什么?也许，不少朋友会以为我要回答，“文化大革命”那受审查的日子。然而，比起1990年夏天我在德国特里尔大学那三个多月的暑假来说，简直算不了什么。我这个人好聊天好乱吹，在朋友赞赏的眼神中，我的智慧会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有时我自己都很惊讶，我怎么会把很普通的话讲得那么有趣，有朋友开玩笑说，乱吹，并且有听众，是我生命最煌辉的时刻!

     去德国之前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智慧相应的朋友和我聊天，那日子该怎么过!可到了德国不久，做梦也想不到的灾难发生了，一到6月底，大学放暑假，德国的大学生部去打工或者旅游了，整整一座小楼只剩下我一个人，起初，我还只是感到有点寂寞，后来就觉得有点闷，过了一星期，就感到有点难受；这种持续性的难受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还伴随着某种绝望。不管怎样你都不可能在厨房里或者在走廊里碰到一个人和你点头微笑，或者寒喧致意，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像在一个寂静的无底的深渊中不断下沉

同性恋者的妻子

     南俄勒冈学院历史系主任请我到她家便宴，作陪的也是一个女土，名字很好记：塞西尔。四十开外的年纪，虽然青春已逝，但仍然可从她的身材和端庄的五官看出她年轻时肯定形象姣好。我和她谈了几句话，便觉得分外可亲。倒不是因为她还没有完全消失的天生丽质，而是她讲话时，几乎每一字都有弹性，连轻轻带过的介词，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那时，我初到美国，对于美国口语很不习惯，一些美国教授完全没有把我当作外国人，讲起话来，口若悬河，高兴起来，吐字更是如电光石火，我根本来不及听，有时一个字眼过去，稍稍楞神追索一下，一连串的句子，就如流星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和美国人谈话，最怕的是他们眉飞色舞，兴高采烈。

     他们越是兴高采烈，我就越是全神贯注，越是全神贯注，就越容易傻傻地瞪着眼睛直直地看人。我朋友就笑我：“你又犯傻了”。平时，非正式的聊天，我还不大紧张，大不了请人家再说一遍就是了，可在正式宴会上，有时自己是主要宾客，这种犯傻就有一点

美人出丑和丑人出美

     经常听到一些朋友对于电视节目主持人长相不满的言论。对于一些人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鼻子、嘴巴、眼睛不满的评论不绝于耳。有的简直是十分刻薄，甚至毫无理性。说是“一见到他(她)那张脸就恶心”，这里也许有个乡土观念问题，一个地区的观众对于另一个地区的主持人特别挑剔，广州人、上海人对于北京的节目主持人就不一定很公平，广州的、上海的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长相是否胜于北京，也许暂时还没有条件加以研究，因为这里有个乡土感情无法加以定量的问题。但是节目主持人的长相在节目的质量中，应该占据什么地位，这个问题也许很值得探讨一番。   

    人都是爱美的，因而总是希望在电视、电影上看到比较漂亮的演员、主持人之类。但是人又是很理性的动物；对于美的爱好，不可能是停留在视觉的表层。一般的说，总是从表层的漂亮，逐步进入深层的美的欣赏。如果一个主持人外表的漂亮和内在的美能够统一，那是最理想的了。但是完美的可能极小。更多的是外表和内在的美有一点矛盾。在二者发生矛盾时，一般的观众往往对于外表漂亮的主持人

                                      自序

      从七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的新诗评论绝大部分都在这里了。翻阅之余，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毕竟生活证明了，青年时代所信奉的诗的信仰没有被历史证伪，当年为朦胧诗率真的抗争，义无反顾的坚守，已经为历史所确认；如今看来，其精神价值，不仅限于诗论，同时也不失为一代人对思想牢笼冲击的一朵小小的音符，这种超越了纯诗范畴的价值，也许是历史最大的报偿。但是，这不但不能使我沉迷于沾沾自喜之中，相反，我不能抑制自己的忧惧。

     从少年时代就立志以诗为生命，到青年时代，更升华为以生命为诗。在文革浩劫中，我被困于绝望之中，除了读诗能给我一点生命的精彩以外，我作为一个活人的一切感觉都麻木了。那时，我是世界最贫穷的人，贫困得只剩下诗了；同时，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当我打开诗，我就比任何凌辱我的左派

天堂和地狱之间

     我曾把所教过的学生分成两类，一类是可爱的，大都是日后可能为我增光的，一类是可恨的，不少是日后可能为我添麻烦的。对于那些有才气的，日后可能为我增光的苗子，我特别器重。他们之中也有一些日后果然不负我的厚望，成了作家的，我特别引以为自豪，这当然是属于可爱的一类。但是其中有一个，虽然很有才气，却不但没有给我增光，反而以他的行为向我的划分标准提出了挑战。在好长一段时期里，他带给我的是一大堆久久萦绕心头的疑问。我一直弄不清，他究竟是可爱还是可恨。

     这是一个清瘦得有点苍白的少年。第一次做作业，我就看出他的才气不凡。他小小年纪，就把人性描写得很有一点阴冷，就连亲子之间都有一些叫人心灵颤惊的自私。我看出来，他对于生活有个人化的、私有的感觉的。

    什么是才气?这就是才气。上帝对人是很不公平的，他在一切方面都很大度，不借把最美好的品行给于人类，但是在才气方面却很吝啬。而所有那些稀有的才子，大抵都有一点怪，不为世俗所容。也正因为这样，伯乐才比千里马更为难得。

                           谢冕的书斋和童话

    谢冕教授家的书迅猛地膨胀。当我来到他那显得窒息的书房的时候，不由得笑了起来。向来号称整齐的谢冕连过道里都堆着高及胸口的杂志，而他那书房则成了书堆的峡谷，我只能像海底的鱼一样侧着身子进去。

    就在前不久，我听说，他宣布拒绝买书了。这究竟是幽默还是愤激，我没有细想。

    倒是想起来他在香港的报纸上的文章，说是他需要一个书斋。当时我正在香港。觉得很是奇怪。内地的教授固然比较贫寒，但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多多少少有一点例外。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地可以轮流到日本或者澳门大学讲学。只要出去一两年，就有足够钱买下一套比较像样的房子。又听说，有一次，北大中文系已经安排他去澳门大学当系主任了。可是人们说，谢冕觉得这么长的时间，离开内地的诗坛，是不负责任的。那时，正好他的弟于张颐武先生在我那里，我就对他说，这个人真是个书呆子

朱德熙剥笋壳

    1992年，朱德熙先生过世的时候，我正在美国，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登着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医院逝世的消息，不胜惶然。

     我不知道如何形容我的心情，说悲痛罢，我的确还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我不过是朱先生的一个普通的学生，普通到先生即使当面见到我，不管是在当年还是后来，都不可能认得。我没有那种朱先生在一群学生中一眼就认得出来的荣幸。

     在五十年代中期，我对他所讲授的现代汉语没有多少兴趣。同学之中，醉心于文学的是绝大多数。在三年级分专门化课程时。志愿学语文的才只有百分之27。   

    然而我对于朱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课程却十分欣赏。从欣赏到赞赏，以致于日后，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种崇拜的感觉。这在当年像我这样多少有点狂傲的青年来说，是很稀罕的。

    朱先生能把语言课上得那么出神入化，在中国大学中文系如果不是惟一的，至少也是少见的。哲学楼可以容纳二百多人的大教室，座位总是挤得满满的。我们年级文学班和语言班加起来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