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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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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

杂谈

     再次说明:关于流传的“论文指导教师”的说法,我曾经在不同场合澄清过,现在再一次明确的说明:不是。1、首先就没有论文指导教师的这一称号。2、我当时确实是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所有硕博士论文都要经过这个委员会审议通过,然后向校学位委员会建议是否授予学位。误会可能由此而来。希望各位不要再以讹传讹。本来,不想在大范围澄清,因为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越澄越不清,徒增议论。鉴于现在有很多揣测,为避免误解,特作此说明。本条微博也希望诸位看到就是了,就别转发了(2013年1月22日)。

     有学生告诉我,现在还有人在文章中有类似提法,再次转发这个声明,也希望见到此类说法的朋友帮助澄清,否则容易引起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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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和穷人该怎么住,已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记者:最近,屡出惊人之语的任志强(华远房地产董事长)又让舆论大哗,他说现在国内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对他的观点,本报和新浪网联合搞了个民意调查,截至24日中午,不同意的占63.5%,同意的占36.5%(5031人投票)。您怎么看这场争论?
孙:这确实是一场值得重视的争论。它和近几年涉及贫富关系的其他争论一样言辞激烈,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涉及未来城市建设的方针和格局,也涉及到在一个贫富分化不断加大的社会中穷人和富人如何共处。甚至这场争论也折射出目前我们社会中富人和穷人之间、精英和民众之间的一种现实关系,其中有些苗头是令人担忧的。
我们先要确定一点,这场争论是怎么引发的。根据有关报道,在2月19日上海国际地产大会媒体见面会上,当主持人问到“在未来几年内最不希望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生什么事情”时,一名观众表示“最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而任志强则明确答道:“过去中国都是‘穷人区’,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就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也要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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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央行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人民币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4万亿元,比上年新增两万亿以上,创造了历史新高。而与此同时,另一组经济数据却在连年下降——近5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10年来,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近20个百分点。

上述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性,即将高度依赖出口的增长转变为以内需为基础的增长。正因为如此,自去年以来,一系列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但目前一些开始显露的迹象表明,要使这次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收到预期的效果,有必要总结和汲取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次扩大内需的经验教训。

在90年代中后期,鉴于当时经济不振、市场需求不旺的状况,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刺激内需的政策。从1996年5月1日至1999年6月10日,中央银行连续7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后来又对利息征收所得税,以图推动个人消费,刺激经济增长。199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当年的具体政策,除降低利率外,主要包括:第一,增加政府支出,甚至不惜以赤字财政大兴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促进居民收入的增加,特别是公务员加薪。由于社会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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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难频频的2005年,最后一场较大规模的矿难也许就是12月28日发生的山西左云矿难。引发矿难的原因依然是透水。截至1日下午2时30分的消息,遇难矿工人数上升到15名,还有两人下落不明。
 
与那些规模更大、伤亡更惨重的矿难相比,山西左云矿难也许没有任何出奇之处。这场矿难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由于如下语焉不详的报道:“包工头名叫张朴,河南信阳人。事发当天13时,他和侄子张百学就不见了”。发生矿难的“左云县店湾镇范家寺宝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经营者朱文才已被当地警方控制,矿方银行帐户也被冻结。”。“真正的责任人到目前还是个谜,谁是矿主也很难鉴定。很多人认为被限制自由的法定代表人并不是实际控股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潘志廷认为他无论如何也摊不上这事”。
 
也就是说,这个在其他报道中被称之为“证照齐全,安全生产许可证也已领取”的煤矿,连真正的矿主是谁到现在都不清楚。
 
据有关报道说,矿主难于确定,是由于发生事故的煤矿是由范家寺煤矿改制而成,现在由范家寺村和代家沟村两家合营,其中范家寺占20%的股份,代家沟占80%的股份。即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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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4 17:23)
据媒体报道:河北定州数百暴徒夜袭村民事件中的三名主犯已经在沈阳落网。但看了这样的消息,让人心里一点也感不到轻松。
 
致死人命的凶手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是天经地义的。但仔细一想,这里所说的主犯,包括此前已经抓获的22名犯罪嫌疑人,大多不过是凶手,至多是事件的组织者。他们为了什么呢?根据有关的报道,他们当中有的只是为了一天100元的报酬,组织者的报酬也许要更丰厚一些,但他们显然不是利益中人,说穿了不过是打手。
 
利益中人当然是有的。直接中的利益中人就是媒体报道中屡次提到的定州电厂灰场工程承建方,也就是说是一个企业。在媒体的报道中,大多都或明或暗地指这个承建方就是这个恶性事件的组织者。但人们冷静一点去想,就会产生一个疑问,无论一个企业或企业家素质如何、平时是否劣迹斑斑,在正当的经营赢利与杀人犯罪之间如何进行选择,应该是不言自明的,那么,他(或他们)为何会选择制造致死6条人命的恶性事件?事实上,在此前后,由于征地和拆迁而引发的暴力事件,已有多起,只不过规模没有这次的大,死人没有这次的多,性质没有这次之严重而已。这就使得我们必须要通过这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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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最吸引人们眼球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在哈尔滨的“天价医药费”事件。139万的医药费(不算自己买药的费用),高达千万的专家会诊费用,让人们大开了眼界,也让人们看到,在利益的驱动下,真是走多远都不算远。而在有关的评论中,我特别注意到这样的一句话:职业精神失守比天价医药费更令人担忧。
 
实际上,这种精神的失守远非仅仅发生在医疗行业中。
 
前一段,网上流传一个帖子,叫作“国内十大著名荒唐禁令”。其中有,“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这则条款出现在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和资阳区两个教育局郑重其事颁发的“教师准则”内。还有“严禁用公款打麻将”。这是2004年8月陕西省安康市建设局用红头文件做出的规定。还有,“海关官员不得庇护走私”。这是海关总署五条禁令里规定的。还有在山东潍坊市审计局为整顿行风出台的“三条禁令”之中,就有“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辆”,“违者给予通报批评、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记过、限期调离或辞退、开除处分”的规定。还有医院规定,严禁销售假药、严禁向患者索要红包等等。
 
对于这些禁令,人们不乏嘲讽之声。像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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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8-23 17:42)
与李昌平曾经在会议上见过几面,前几年有关李昌平的报道也读过一些。但对于李昌平在上书国务院总理并获得7常委批示之后的改革以及失败过程,还是在读了温铁军先生的一个演讲记录稿和一篇有关报道之后,才有了更详细的了解。
 
据温铁军介绍,在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并获得7常委的批示之后,曾在棋盘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结果是以失败而告终。分析这些改革失败的原因,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改革过程和逻辑,甚至理解许多社会现象,是非常有意义的。正如温铁军所说的,李是硕士毕业生,本地人,有中央批示的尚方宝剑,推进改革的条件不可谓不好,但这些改革失败得却很彻底。
 
原因在什么地方?是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这个既得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部门利益。比如,当时改革要解决的第一位的问题,就是减轻农民负担。措施之一,是制止有关部门的下乡扰民。李昌平决定,对于七所八站,在一年时间里,经费照给,但不要下乡扰民,让老百姓缓一年。但这就断了有关部门吃拿卡要的路,把有关部门给得罪了。第二项改革是清理该乡历年积累下来的债务,共3000万元。但一查账,发现大部份债权人却是政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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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年一度高考的结束和高校新生入学时间的来临,农村孩子入学的问题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话题虽然是老话题,但在最近几年中,一些新的因素的出现,还是使得我们不得不对这个问题再次进行讨论。
 
几个有关的报道是值得注意的。
 
报道一:“在今年的高考中,有463万中国农村考生步入高考考场,为跳出‘农门’而拼搏”。报道说,农村的孩子比城市孩子更渴望能考上大学,因为考上大学就再不是农民了,就为进入城市打下基础。如果考不上大学,几乎没有什么退路,干农活没力气,出去打工没技术。高考,对于孩子来说,只能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应该说,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科举考试就是一种改变自己生存处境的制度化途径。就这一点来说,今天与过去的几千年没有本质的差别。也正因为如此,与其他的文明相比,传统中国是一种流动性较大,结构也并不十分僵硬的社会。不同的是,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农村,因此,即使考试不中,也没有今天这样严重的含义。而今天的社会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代,特别是在我国,由于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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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失业群体的概念提出之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出《关于积极稳妥安排“新失业群体”的建议》的议案,提案指出“新失业群体”已经超过“老失业群体”,在就业安排上,也应“面向下一代”,优先安排“啃老族”。在昆明市,16位人大代表向昆明市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请政府及早关注昆明“新失业群体”,加大职业培训的投入,提供政策、制度资源,为“新失业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由于一系列统计数据和调查结果的公布,原来不甚清晰的新失业群体的整体状况开始逐步清晰起来。劳动部《2003-2004:中国就业报告》披露,目前城镇新增劳动力中只有40%~50%能够实现就业,新成长失业青年增幅为63.2%。广东省社会和劳动保障厅调查显示,2004年第三季度全省城镇新成长失业青年为13.56万,数量已经超过下岗人员。在需要就业的人群中,16~34岁年龄段约为50.15万,占总量的83.98%。由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联合进行的《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数据表明,15岁至29岁的中国青年总体失业率为9%,高于中国目前6.1%左右的社会平均失业率,而且失业青年大部分为长期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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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次房地产热中强势的一方主要是由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和投机者组成的话,那么,另外的一方则是失地农民、城市中的拆迁户和普通的购房者。而在这两者之间,用最近流行的经济学术语来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财富掠夺关系。
 
掠夺始于土地的获得。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先看一些基本的数据。一是征用土地的规模:从1996年到2003年底,短短的7年间,我国耕地面积已经由19.5亿亩锐减到18.51亿亩,其中相当一部分为非农建设用地;二是土地征用的方式:在1987年到2001年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的3300多万亩耕地中近七成是政府用行政方式征用的;三是政府将征用来的土地出让给开发商的方式:据国土资源部的数据,2002年以前,全国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的面积占有偿用地总面积的比例,只有2%到5%。
 
也就是说,全国95%以上的土地是通过协议出让方式供应;在明确规定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的国土资源部11号令开始实施的2002年,全国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面积为12.4万公顷,其中仍有85%的土地是协议出让;四是从农民头上获得的极差地租的数量。在过去20多年中,由此形成的全部级差地租约2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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