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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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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

杂谈

     再次说明:关于流传的“论文指导教师”的说法,我曾经在不同场合澄清过,现在再一次明确的说明:不是。1、首先就没有论文指导教师的这一称号。2、我当时确实是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所有硕博士论文都要经过这个委员会审议通过,然后向校学位委员会建议是否授予学位。误会可能由此而来。希望各位不要再以讹传讹。本来,不想在大范围澄清,因为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越澄越不清,徒增议论。鉴于现在有很多揣测,为避免误解,特作此说明。本条微博也希望诸位看到就是了,就别转发了(2013年1月22日)。

     有学生告诉我,现在还有人在文章中有类似提法,再次转发这个声明,也希望见到此类说法的朋友帮助澄清,否则容易引起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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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关系的失衡是我们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5919元,实际增长10.9%;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实际增长7.8%。这是1998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第一次超过城镇居民。与此同时,政府其他调控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也开始收到一定的效果。在2010年,不少地区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养老金标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拉升城镇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增长幅度起到了作用。

无论是统计数字,还是我们在实际调查中所见所闻都可以证明,在最近几年中,农村居民,特别是中西部比较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和生活状况,确实有所改善。农业税的取消,粮食直补和农田保护费用的发放,新农合和九年义务教育的推进,都使得这些地区农民的收入和生活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在一些地区,比如说成都,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也使农民直接得到了好处。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进展和变化有着相当大的局限,即使在出现改善的领域,进一步改善的潜力其实也并不大。在2010年,我曾经提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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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和穷人该怎么住,已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记者:最近,屡出惊人之语的任志强(华远房地产董事长)又让舆论大哗,他说现在国内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对他的观点,本报和新浪网联合搞了个民意调查,截至24日中午,不同意的占63.5%,同意的占36.5%(5031人投票)。您怎么看这场争论?
孙:这确实是一场值得重视的争论。它和近几年涉及贫富关系的其他争论一样言辞激烈,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涉及未来城市建设的方针和格局,也涉及到在一个贫富分化不断加大的社会中穷人和富人如何共处。甚至这场争论也折射出目前我们社会中富人和穷人之间、精英和民众之间的一种现实关系,其中有些苗头是令人担忧的。
我们先要确定一点,这场争论是怎么引发的。根据有关报道,在2月19日上海国际地产大会媒体见面会上,当主持人问到“在未来几年内最不希望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生什么事情”时,一名观众表示“最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而任志强则明确答道:“过去中国都是‘穷人区’,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就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也要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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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对于14万亿居民储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内需不足的讨论中,一个认识已经越来越明确,即不能将这14万亿当成一个笼统的数字,而是要看到这14万亿是由不同的人所拥有的,是由不同群体和阶层的人所拥有的;大部分存款实际上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大多数普通民众人均拥有的储蓄是很有限的。获得这样的一种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涉及到如何对待这些储蓄,如何制定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
同样的认识对于解决与之相联系的内需不足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扩大内需涉及的是民众的消费行为,但在以往的讨论和政策制定中,几乎很少考虑到民众与民众是不同的,他们是分属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他们的经济状况与消费逻辑可能是全然不同的。因此,在新一轮促进内需的政策出台之际,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说,在促进内需扩大的时候,必须将社会结构的因素考虑进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内需的扩大,不仅需要经济政策,同时也需要社会政策。
这里所说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指社会的阶层结构。社会中的阶层结构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方法,这主要取决于划分阶层的目的是要解释什么问题。就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而言,上层、中层、下层或一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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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12 16:16)

纷至沓来的消息给我们传达着这样几个信息: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消费的增长速度远远慢于经济增长速度;银行中积累的居民储蓄已经高达14万亿;但同时内需严重不足,物价在低位徘徊;而大多数民众则不断感叹生活负担的沉重甚至生活的艰难。

目前为国人所关注的内需不足,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些因素所构成的基本背景之下。同时,也恰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中,形成了我国内需不足的某些独有特征。要解决当前的内需不足问题,需要对这些特征给予充分的关注和分析。

在讨论这些特征之前,仔细琢磨一下成为议论焦点的“14万亿储蓄”本身是必要的。在目前的舆论中,虽然对这14万亿储蓄积淀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在一点上人们似乎是没有分歧的:14万亿是一个过大的数字,是造成内需不足的直接原因,应当被从笼子里赶出来。其实,这个似乎没有争议的问题,恰恰是需要讨论的。在《内需:扩大还是满足?》一文中,我曾经指出,要谨慎对待这14万亿,因为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人们的应急钱和保命钱,一味强调将这些钱赶出来,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最近,又看到刘洪波先生的文章《14万亿储蓄何其少》,他将问题就说得更是明确。他说,实话说,我对这话题向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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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央行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人民币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4万亿元,比上年新增两万亿以上,创造了历史新高。而与此同时,另一组经济数据却在连年下降——近5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10年来,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近20个百分点。

上述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性,即将高度依赖出口的增长转变为以内需为基础的增长。正因为如此,自去年以来,一系列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但目前一些开始显露的迹象表明,要使这次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收到预期的效果,有必要总结和汲取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次扩大内需的经验教训。

在90年代中后期,鉴于当时经济不振、市场需求不旺的状况,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刺激内需的政策。从1996年5月1日至1999年6月10日,中央银行连续7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后来又对利息征收所得税,以图推动个人消费,刺激经济增长。199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当年的具体政策,除降低利率外,主要包括:第一,增加政府支出,甚至不惜以赤字财政大兴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促进居民收入的增加,特别是公务员加薪。由于社会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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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有一种说法,说是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或叫作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就是说,改革进入了一个更为困难的时期。困难在什么地方?涵义尽管有多种,但基本的一点是,改革要触动利益关系,而且在这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中,有部分人要付出代价。这样的说法虽然有道理,但却过去笼统。
 
问题是要触动的什么利益关系,由谁来承担代价。在已经进行的改革中,触动利益关系的主要有两种,一种可以称之为削特权,另一种可以称之为减福利。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在近十年改革的过程中,福利减得很快,而特权却久削不动。目前在社会舆论中出现的对改革的分歧态度,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
 
按照波拉尼的说法,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是一种再分配社会。在再分配社会中,配置资源和进行经济整合的机制不是市场,而是再分配,即中央集权的行政权力将整个国家的资源集中起来,再按照社会成员的地位进行分配。因而,在这样的社会中,“福利”这个概念具有一种更为广泛的含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从摇篮到坟墓”:几乎免费的分娩和接生,免费的入托和上学,国家分配的工作和铁饭碗,有保障但又相对平均主义分配的收入,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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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煤勾结导致的矿难频发和由治理官煤勾结而形成的利益博弈,构成了2005年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而在这个话题里面,实际上隐藏着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许多令人费解的谜团。
 
8月下旬不到10天的时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22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发布,严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负责人在9月22日之前撤出在煤矿的投资。23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宣布,为打击“官煤勾结”,总局修订颁发了安监执法人员9条纪律。3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坚决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的问题,凡本人或以他人名义已经投资入股煤矿的,要在9月22日之前撤出投资。对逾期没有如实登记撤出投资或者隐瞒事实真相、采取其他手段继续投资入股办矿的人员,一经查出,一律就地免职,然后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最后的这个通知,被人们称之为“最后通牒”。
 
这里我们先不去关注这些措施执行的情况如何,也先不去讨论其取得的实际效果怎样。我们这里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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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难频频的2005年,最后一场较大规模的矿难也许就是12月28日发生的山西左云矿难。引发矿难的原因依然是透水。截至1日下午2时30分的消息,遇难矿工人数上升到15名,还有两人下落不明。
 
与那些规模更大、伤亡更惨重的矿难相比,山西左云矿难也许没有任何出奇之处。这场矿难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由于如下语焉不详的报道:“包工头名叫张朴,河南信阳人。事发当天13时,他和侄子张百学就不见了”。发生矿难的“左云县店湾镇范家寺宝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经营者朱文才已被当地警方控制,矿方银行帐户也被冻结。”。“真正的责任人到目前还是个谜,谁是矿主也很难鉴定。很多人认为被限制自由的法定代表人并不是实际控股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潘志廷认为他无论如何也摊不上这事”。
 
也就是说,这个在其他报道中被称之为“证照齐全,安全生产许可证也已领取”的煤矿,连真正的矿主是谁到现在都不清楚。
 
据有关报道说,矿主难于确定,是由于发生事故的煤矿是由范家寺煤矿改制而成,现在由范家寺村和代家沟村两家合营,其中范家寺占20%的股份,代家沟占80%的股份。即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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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就是自改革以来就不断分化、演变、调整的社会结构开始逐步定型化下来。这个定型化过程,对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有着多方面而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大规模的改革都是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这一点,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显得尤为突出。目前学界有这样一种共识:在现代社会中,再分配和市场是两种最基本的经济整合机制。与一般的改革不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是两种最基本的经济整合机制的转换。这就注定了这样一场改革对于利益结构的调整是根本性的。过去的利益格局是建立在再分配的基础上的。而市场化改革则意味着将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全然不同的新的利益格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社会中的利益格局就处在剧烈的调整过程之中。
 
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转折点的意义就在于,从这个时候起,改革以来开始不断发育、分化和演变的利益格局,开始逐步定型化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力量的组合。在80年代的时候,社会学界也曾进行了许多关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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