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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国企改革的争论开始,对已经历时27年的改革进行反思和争论,成为最近一段时间引人关注的话题。孙立平认为,这说明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吴敬琏则指出,在这个时刻,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责任为这种反思和规划提供自己专业性的思考。不管怎么说,这场反思和讨论都会对中国的改革和未来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里我想将争论中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加以梳理,以明确分歧之所在和不同地主张究竟是什么。

在为改革辩护和积极主张深化改革的首推高尚全和皇甫平,他们的主张可以概括为排除干扰,坚持改革。高尚全作为改革的最积极倡导者,也并不讳言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实际上,高尚全在一些会议上都曾经对弱势群体、分配不公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发表过重要的意见,其中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对政府决策产生过影响。但他是这样来解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的:过去的改革,大家基本上是普遍受益,现在,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同时也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困难群体。在这个结构大变动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多样化,改革触动到利益主体,改革要调整利益关系。改到这里难度就大了,于是反对改革者有之,“假改革”的也不少

富人和穷人该怎么住,已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记者:最剑屡出惊人之语的任志强(华远房地产董事长)又让舆论大哗,他说现在国内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对他的观点,本报和新浪网联合搞了个民意调查,截至24日中午,不同意的占63.5%,同意的占36.5%(5031人投票)。您怎么看这场争论?
孙:这确实是一场值得重视的章邸K和近几年涉及贫富关系的其他争论一样言辞激烈,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涉及未来城市建设的方针和格局,也涉及到在一个贫富分化不断加大的社会中穷人和富人如何共处。甚至这场争论也折射出目前我们社会中富人和穷人之间、精英和民众之间的一种现实关系,其中有些苗头是令人担忧的。
我们先胰范ㄒ坏悖这场争论是怎么引发的。根据有关报道,在2月19日上海国际地产大会媒体见面会上,当主持人问到“在未来几年内最不希望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生什么事情”时,一名观众表示“最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而任志强则明确答道:“过去中国都是‘穷人区’,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就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也要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

理性看待富人区问题(2006-02-25 16:12)

   最近一年时间里经常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任志强再一次站到了这个位置上。这一次则是因为“富人区”的问题。根据有关报道,事情的缘由是,在2月19日上海国际地产大会媒体见面会上,当主持人问到“在未来几年内最不希望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生什么事情”时,一名观众表示“最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而任志强则明确答道:“过去中国都是‘穷人区’,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就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也要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人区’,以后才能都变成‘富人区’。”如同每次任放出惊人之语一样,媒体上反应异常热烈,新浪、搜狐等网站都开辟了专题进行讨论。但粗略地看,对于任的主张,赞成者少,抨击者多。如在笔者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搜狐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是1299和2795。而且我们注意到,相当的抨击者都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

由于是临时遭遇而发生的争论,因此,无论是主张的一方还是反对的一方,都没有对自己的观点进行系统的合乎逻辑的论证。但由此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很实质性的。问题的实质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富人和穷人要怎样居住,是混合居住在一起,还是要分区居住?同样重要的是,在这场争论中,

内需不足与社会结构(2006-02-19 16:15)
在最近对于14万亿居民储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内需不足的讨论中,一个认识已经越来越明确,即不能将这14万亿当成一个笼统的数字,而是要看到这14万亿是由不同的人所拥有的,是由不同群体和阶层的人所拥有的;大部分存款实际上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大多数普通民众人均拥有的储蓄是很有限的。获得这样的一种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涉及到如何对待这些储蓄,如何制定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
同样的认识对于解决与之相联系的内需不足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扩大内需涉及的是民众的消费行为,但在以往的讨论和政策制定中,几乎很少考虑到民众与民众是不同的,他们是分属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他们的经济状况与消费逻辑可能是全然不同的。因此,在新一轮促进内需的政策出台之际,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说,在促进内需扩大的时候,必须将社会结构的因素考虑进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内需的扩大,不仅需要经济政策,同时也需要社会政策。
这里所说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指社会的阶层结构。社会中的阶层结构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方法,这主要取决于划分阶层的目的是要解释什么问题。就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而言,上层、中层、下层或一般民
蹊跷的内需不足(2006-02-12 16:16)

纷至沓来的消息给我们传达着这样几个信息: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消费的增长速度远远慢于经济增长速度;银行中积累的居民储蓄已经高达14万亿;但同时内需严重不足,物价在低位徘徊;而大多数民众则不断感叹生活负担的沉重甚至生活的艰难。

目前为国人所关注的内需不足,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些因素所构成的基本背景之下。同时,也恰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中,形成了我国内需不足的某些独有特征。要解决当前的内需不足问题,需要对这些特征给予充分的关注和分析。

在讨论这些特征之前,仔细琢磨一下成为议论焦点的“14万亿储蓄”本身是必要的。在目前的舆论中,虽然对这14万亿储蓄积淀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在一点上人们似乎是没有分歧的:14万亿是一个过大的数字,是造成内需不足的直接原因,应当被从笼子里赶出来。其实,这个似乎没有争议的问题,恰恰是需要讨论的。在《内需:扩大还是满足?》一文中,我曾经指出,要谨慎对待这14万亿,因为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人们的应急钱和保命钱,一味强调将这些钱赶出来,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最近,又看到刘洪波先生的文章《14万亿储蓄何其少》,他将问题就说得更是明确。他说,实话说,我对这话题向来不

最近,关于改革的话题已成为社会当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又是处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十字路口上,对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何进行判断和选择,会对未来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个人有一个看法,尽管目前的一些争论和分歧很明显,但实际上在争论中有一致,在分歧中有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对现状不满意,在这种不满意的基础上要变革。但是,要注意的一点是,某些争论是在比较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下进行的,结果是形成尖锐对立的意见与主张。过去意识形态化的争论,不仅妨碍了共识的形成了,使得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分裂成两个极端,同时也使得本来可以澄清的问题复杂化了,给实践留下的选择空间和弹性也越来越小。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一种对改革的理性的、建设性的、负责任的讨论,需要尽量使这种讨论去除意识形态化的色彩。

如何判断现在改革的进程和状况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反思改革的:改革是中国必然要走的道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是我们必然的归宿。在具体问题上,包括市场化、民营化、民间力量的发育等,都是必须坚持的方向。这是我们与借反思改革来反对改革者,与那种力图通过反思改革来复

来自央行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人民币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4万亿元,比上年新增两万亿以上,创造了历史新高。而与此同时,另一组经济数据却在连年下降——近5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10年来,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近20个百分点。

上述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性,即将高度依赖出口的增长转变为以内需为基础的增长。正因为如此,自去年以来,一系列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但目前一些开始显露的迹象表明,要使这次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收到预期的效果,有必要总结和汲取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次扩大内需的经验教训。

在90年代中后期,鉴于当时经济不振、市场需求不旺的状况,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刺激内需的政策。从1996年5月1日至1999年6月10日,中央银行连续7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后来又对利息征收所得税,以图推动个人消费,刺激经济增长。199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当年的具体政策,除降低利率外,主要包括:第一,增加政府支出,甚至不惜以赤字财政大兴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促进居民收入的增加,特别是公务员加薪。由于社会中反

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有一种说法,说是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或叫作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就是说,改革进入了一个更为困难的时期。困难在什么地方?涵义尽管有多种,但基本的一点是,改革要触动利益关系,而且在这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中,有部分人要付出代价。这样的说法虽然有道理,但却过去笼统。
 
问题是要触动的什么利益关系,由谁来承担代价。在已经进行的改革中,触动利益关系的主要有两种,一种可以称之为削特权,另一种可以称之为减福利。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在近十年改革的过程中,福利减得很快,而特权却久削不动。目前在社会舆论中出现的对改革的分歧态度,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
 
按照波拉尼的说法,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是一种再分配社会。在再分配社会中,配置资源和进行经济整合的机制不是市场,而是再分配,即中央集权的行政权力将整个国家的资源集中起来,再按照社会成员的地位进行分配。因而,在这样的社会中,“福利”这个概念具有一种更为广泛的含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从摇篮到坟墓”:几乎免费的分娩和接生,免费的入托和上学,国家分配的工作和铁饭碗,有保障但又相对平均主义分配的收入,只
利益博弈的一年(2006-01-08 16:38)
在去年的年终专稿《利益时代的冲突与和谐》中,我力图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利益的时代”。可以说,2005年的中国,利益博弈是最突出的主题之一,而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和现象都与这个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何为利益博弈提供制度安排?如何保障利益博弈相对公正地进行?如何解决利益博弈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
 
利益博弈浮出水面
 
在2005年,一系列的利益博弈事件将作为象征性的标志,表明中国开始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
 
“两税合一”受阻。2005年3月的“两会”期间,“两税合一”的议案没能付诸表决。这意味着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努力再次遭到失败。《华尔街日报》对此报道说:“这使外资企业暂时赢得了一场胜利。”
 
两税合一问题近几年就在政府部门和学术界中进行酝酿,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的利益博弈也就由此而展开。从阵营来看,可以看出,大体是财政部、内资企业和部分专家学者为一方,商务部、外资企业以及一些地方政府为另一方。2005年1月12日,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公开表示:“统一内外资企业
官煤勾结导致的矿难频发和由治理官煤勾结而形成的利益博弈,构成了2005年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而在这个话题里面,实际上隐藏着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许多令人费解的谜团。
 
8月下旬不到10天的时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22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发布,严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负责人在9月22日之前撤出在煤矿的投资。23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宣布,为打击“官煤勾结”,总局修订颁发了安监执法人员9条纪律。3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坚决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的问题,凡本人或以他人名义已经投资入股煤矿的,要在9月22日之前撤出投资。对逾期没有如实登记撤出投资或者隐瞒事实真相、采取其他手段继续投资入股办矿的人员,一经查出,一律就地免职,然后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最后的这个通知,被人们称之为“最后通牒”。
 
这里我们先不去关注这些措施执行的情况如何,也先不去讨论其取得的实际效果怎样。我们这里首先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