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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资委近日公布的中央企业2008年度分行业的运行情况中,通信企业以平均112.3%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居于石油石化、钢铁、电力、通信企业、航空运输业、水运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商贸企业九大行业之首。
“通信已经摆脱了最初高高在上的姿态,成为地地道道的大众生活消费品,特别是近年来用户发展基本趋稳,运营商的用户争夺战层出不穷,可以说我们这个行业已经成为所有国企行业中竞争最为惨烈的。”这是北京通信管理局某人士的真实感叹。
竞争虽激烈,但能让电信运营商在惨淡的经济背景和激励竞争中逆势走强,以绩效考核为核心的管理体系不得不提。
作为这一绩效考核体系最为出色的践行者,从世界500强到用户规模世界第一,再到营运收入全球之首,中国移动这几年无论是在市场规模还是企业本身的管理水平上都实现了跨越。但这一管理体系也存在致命缺陷:公司各层只对KPI指标负责,而不是对企业的最终结果负责。一旦KPI的设立出现重大问题,整个企业的战略及运作就会出现导向性错误,而要调整这种导向,却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此外,KPI文化的另一大弊病在于运营商全体上下唯KPI是首,无论是员工行为导向,还是领导决策战略,能否完成KPI都成为其唯一考虑的目标,此前不时传出的运营商员工为了完成KPI不惜造假自消费的事件已经说明问题。
很多KPI,从集团下来时就高得有些离谱,然后经过省、地市、区域营销中心的层层加压,到具体业务人员身上时,就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些地方公司为了完成考核指标,甚至采取恶意绑定、强迫定制的方式,特别是在县级及以下公司,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说起目前的工作状态,运营商员工大都表现得较为激动。
“我一直认为,中国移动能有今天,靠的是全体中国移动人的努力,靠得是5亿客户的信任;而要打垮中国移动,要让中国移动从成功走向衰败只需要做两件事情:一是寒了移动员工的心;二是让移动失去客户的信任。”移动某省公司员工在博客中这样写道。
“如果公司能够对员工尤其是社会化员工再稍微重视点,提高一线社会化员工的待遇及身份认同感,那我想对公司的积极性也会高很多,现在真的是处于水深火热啊,眼看着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谁还能有积极性努力工作。”这样类似的留言还有很多。
近日,中国联通老总常小兵在江苏考察时强调,要尽快研究制定新的考核办法,将3G营销量与营业员的绩效工资挂钩,提升一线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可见运营商高层对于底层员工目前处境已经有所感知,但正如上文所说,在巨大的惯性带动下重回正确轨道并非易事。
如何在股东、客户和员工之间做到一种平衡和平等,给予员工更多的人文关怀,是中国电信运营商面临的第二次抉择和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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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总局科技司司长王效杰,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总工程师蒋林涛,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幼平,我想基本可以代表广电、电信和互联网。虽然李老一再强调自己只是一个科学家,天马行空惯了,不代表任何组织,但我想他那种追求自由的精神不正是互联网行业最经典的特质嘛!
如果情况属实,这对于整个通信行业实在是一大利好。
基站选址一直是通信网络建设中的难题,而随着人们对基站辐射担忧意识的增强,运营商在基站选址上的成本和难度更是大幅攀升。
工业和信息化部之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网络质量不佳首次取代资费成为用户投诉新热点。分析原因,一是因为老基站因重大市政建设工程不断被拆除,新基站却面临选址困难、成本和难度不断加大等困扰;另外就是3G还处于建设初期,网络覆盖有限导致用户体验差。
所以网络建设是目前三大运营商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从前期建设情况来看,运营商基站选址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这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介入就显得非常及时和必要。
如今的通信业已经脱离最初的封闭式发展,成为城市信息化中最基础的一环。而当地政府由于了解实情,和冲突相关方有共多的利益重合点,出台的一些规范往往比主管单位下发一些硬性规定的效果更好,也更容易操作。
据我所知,北京市政府目前正在委托专项工作机构审核各运营商提出的基站建设选址需求、移动信号室内覆盖需求并进行科学整合,加快办理基站站址相关审批手续。
除了基站选址之外,在共建共享的大背景下,更多的基站、线路租赁模式正在产生,如何保护设备建设方的利益,同时又要避免其“狮子大开口”,这也需要实实在在的规范。
但目前为止全国并无统一的基站建设规范,各个运营商只能通过与基站建设地进行协商签约的方式进行基站选址。此前北京、上海等城市出现的地铁无手机信号的问题,就在于地铁公司与电信运营商在入场费上难以达成统一所致。
和上海类似,北京市政府目前也正在研究建立信息管道、机房、地铁共用信息化基础设施、塔站等方面建设和使用的价格机制,并会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监管力度。
这种切实可行的价格机制一旦建立,形成地方经济和信息化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那么通信行业不仅仅是国家信息化战略的推进器,也是这一大背景下的切实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