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在google搜索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德国人的自拍上传网页，把他长年来在中国行走时拍到的各式各样的中国老百姓的睡姿都展示了出来，并取名为：sleeping chinese。

    题解里头看到了这个有趣的德国人幽默的描述，字里行间也透露出大家对他这种视角的关注。沉睡的中国人，沉睡的中国，这两个概念截然不同，却又很容易让人勾起某种不太舒服的联想。

    而网络上为数不多的评价也态度鲜明地区别着，有人说这些照片展示的并不是一个光彩的中国人，有人说是不是人家又在玩“不在沉睡中醒来，就在沉睡中灭亡”这样的警句？有人说它展示的不是一个前进的中国，有人富于同情心地认为它展示了一个疲于挣扎与奋斗的中国，有人说它表明现代中国人活得太累太累。

    不管怎样去理解，我相信这个有趣的始甬者应当就是一个简单的写实，也许并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想法，仅仅是观察社会的一个角度而已。记得当年本科时的外教老师，一个四十来岁的澳籍人，一样特喜欢照中国，走哪照到哪，并且把很多拍得很绝的照片贴在教室里头，从那个角度去看，确实发现身边另一个不同的社会。

    bomb看过了所有的照片，发现其拍摄的人群都有特定类型，主要分布于小贩、民工、保安、拾荒者、卡车司机、的士司机、异地旅者中，他们生活、行走在中国社会的基层，为了生计奔波四地，因而对睡觉的环境、姿势都没得选择，借用自己身边的一切事务，就开始睡觉。

    从这些镜头里，你确实能看到一个正在进步的，不停自我奋斗，但已显疲态的中国社会，她在寻找休整和喘息的机会。

pictures all come from www.sleepingchinese.com

    社会成本问题是自90年代以来，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核心词汇，其普通意义即指个体或组织行为的计划外成本。这一成本问题可能并没有为当事人所意识到。

    有趣的是，广州那个表演跳桥秀的哥们被愤怒的路人推下去之后，突然有人用社会成本问题来批评这类跳楼秀。其意无非是说，在公众地点因为私人事宜而跳楼者，由于要引起大量公众围观，而且动用大量警力和消防力量来救援，其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远远超过了引起跳楼本身的事务的成本，因此，跳楼秀表演者们皆属罪大恶极之辈，该跳，该抓。

    确实，整天电视新闻里头都在报道各地的跳楼秀，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这些跳楼秀者大多都被“成功营救”，而且受到“批评教育”。之所以能被成功营救，大抵是因为本人并不想真的去死，而是运用这一方式来向整个社会表达心中的不满和遭遇。

    如果用社会成本问题来一概剥夺跳楼秀们的表演，其实也有其不正确的地方。

    其一，跳楼引起的社会成本是不是跳楼秀者本人引起的？是不是有其背后的原因？

    其二，要跳楼秀杜绝，其前提是有正常的不满情绪反映和发泄的渠道。就像新闻主播们总结的一样，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法院，可以去诉讼，可以去找相关部门协助解决。但是，一说起这个相关部门，是不是大家就想到了什么呢。

    跳楼秀行为对不对，社会成本问题用不用得上，关键还在于跳楼的动机。这类动机无非分成两种：一是私人恩怨，二是社会矛盾。

    如果是私人恩怨，比如小年轻的失恋，吵架，家庭财产分配不均之类的，这类跳楼秀确确实实该骂，该跳，那是典型地将个人成本放大为社会成本，增加不必要的浪费。这样的表演，跳下去也罢。

    但如果是社会矛盾，有如广州这位跳桥的工资问题，很多很多的农民工待遇问题，地方政府的白条问题等等，也一概说成是个人问题社会化就不对了。实际上，从根源上来看，造成跳楼带来的社会成本，也是因为社会问题本身造成。

    你没有给这类社会矛盾提供有效解决的途径，那么，个人因社会矛盾而走极端造成的社会成本，就应当是由整个社会承担。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存在社会成本问题。

    如果有啥事，找领导都可以解决，他们肯定不会选择跳楼。就算是在法治较为健全的欧美社会，你也整天一样看到示威游行的队伍，网路群体对于强势的批评谩骂。这其实是一种冲突管理机制，人类社会不可能整天像机器一样按部就班啥乱子不出，出乱子有时候是舒缓社会压力的方式。

    如果说这一舒缓的方式要付出代价，那么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成本，它在告诉社会，这里还有一种机制上的缺陷。

回顾小猪嘟嘟，貌似每年一度最能代表中国内地的芒果台选秀都有提到。从完全局外的看待05的成功，到对尚雯婕非常的不喜欢，再到对张杰的小小痴迷。奥运年之后，supergirl又回来了，只是和07年一样，在广电总局的“淫威”之下将中文名改成了“快乐”，并且直接影响了小猪的收看——严禁卫视直播非总决赛阶段的比赛。小猪艰苦的住处没有安装数字电视，只好每天中午瞄瞄卫视的比赛集锦。

幸好只看了比赛集锦！

也许是小猪年纪大了，对9×后的雷人装扮、唱腔和作风还真是不敢认同。现在的小孩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勇敢，自信勇敢到不着边际。要么黄毛烟熏，拿着双截棍喊着尖利的日本卡通腔，腿从能看到“大腿根部”的超短裙下踢到天上，唱着老人家听不懂的内容。要么干脆比基尼上阵，跳着类似钢管舞的动作炫耀惹火身材，鼻血早喷出来了，哪还注意唱得如何。个人还是喜欢当年大家穿着T恤牛仔参加海选，让人惊叹小小身躯透出的巨大能量，随着比赛推进包装得越来越精致，再让大家看到平民的美丽蜕变。有的帅气但不做作，有的性感但不轻佻。如果说以前看海选有很多声音的搞笑，那如今就是有很多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恐怖。

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看过《英国达人》的苏珊大妈，就跟着喊快女中的“中国版”苏珊大妈。这个概念的炒作也让小猪反感。倒不是反感那位大妈选手，小猪佩服她对垒一堆9×后的勇气。和苏珊大妈比起来，她没有那么丑，更没有那么惊为天人的实力。听了一次她的演唱，没合上伴奏带，所以唯一相似的只是年龄，其他完全没有可比性。

小猪一直都对欧美音乐“盲目崇拜”，也特别喜欢劲歌热舞的表演风格，现在却突然受不了了。大概是张靓颖过分的成功激励了孩子们，唱英文歌比唱中文歌的还多，别说没有西式唱腔，连单词发音都不准。假如老老实实的拣首中文歌唱，缺点还不会暴露得那么快。张惠妹李玟的歌在KTV喊喊还可以，正儿八经的比赛可不能随便挑战，蔡依林的歌虽然相对较弱，舞蹈和气息的配合也不是轻易就能掌控的。这次比赛，听她们三人的歌听得小猪两耳轰鸣筋疲力尽，可想而知唱的人有多累。声音单薄、中气不足、四肢纤弱的小女孩也来《火》一把，哭笑不得。这回彻底知道什么叫过度自信眼高手低不自量力了吧？

到目前为止，有一个欣赏的——成都赛区的潘虹樾(同样的9×后，差别咋就这么大捏？)

说到欣赏还有点惭愧，小猪没看过她的比赛。只是有一次看海选集锦，发现了一身爵士打扮的小姑娘，长得不好看，键盘了得。小猪一下就分辨出她唱的是alicia keys的superwoman，新且难，所以听得特别挑剔。她对这首歌味道的拿捏叫小猪念念不忘，上网搜索她的信息。当时除了一段金鹰网上海选视频没有其他内容，和电视上一样，没有出现名字。后来全国三百强名单出炉，小猪抱着对成都赛区一贯的“迷信”，将成都25强的照片一个一个点开看，终于发现了这个唯一熟悉的面孔。再输入她的名字搜索，就有一些内容跳出来了，简介啦，晋级赛片段啦，那个最经典的海选片段倒是没啥人气。她从小学习舞蹈和钢琴，能唱能跳能弹的人是最让小猪羡慕的。和PUB出身自学成才的张靓颖相比，这个妹子科班出身家境优越经历单纯。同样是擅长英文歌，一个适合优美的情歌POP曲风，一个以爵士和R&B见长。有些人，你看到他唱英文歌的功力，就能了解中文歌是否能唱好，张靓颖就是最成功的例子。可有些人，明明不懂歌词和旋律的深意，却以“摇滚美女”或“灵歌女王”自居，费劲的咆哮着，比如这一届的很多人。据说潘虹樾现在是热门选手，但晋级之路并不顺利。可以想象！长得既没有张靓颖的女人味也没有李宇春的中性味更没有尚雯婕的怪味，实在平淡。唱的歌不是母语，即使懂英文的人也未必懂她那些不那么大众的歌。如果决赛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巫启贤这样的唱将而是口味“独特”的包老师，小潘同学恐怕离淘汰不远了。希望她能撑到卫视可以转播的最后阶段，也好让我再认认真真感受她的风采。

貌似这一届比往届更重视星味，可塑性，不再那么大众化。所以美女选手非常多非常受宠，比如小猪个人并不觉得有多好看的“罗校花”。小猪拙见：毕竟不是选美，只要大家看着舒服，只要经得起打扮就好。看着蔡健雅没人会吐，可谁能受得了林志玲的歌声呢！

送大家一首superwoman，当然，是alicia的原版。

    bomb慢慢喜欢上了开车，尤其是在能随心所欲地驾车做布朗运动的时候。

    大雨的夜里，睡醒了，突发奇想这时候到车里去坐坐。雨下得很大，对面是桔色的路灯，照在车窗上，雨水沿着车窗流下来，投射了流动的影子在整个车里。打开收音机，雨声和半夜里的音乐就和在一起。突然想起小时候在老家一个人玩的时候，特别喜欢把凳子围着自己摆一圈，坐在中间当车开，特有安全感和成就感。

    三年前第一次接触到了Annie Lennox的专辑，其中有一首歌里面唱到的是：city street is wet and grey，那曲调让bomb总是想起午夜雨后的空旷街道，从车窗望出去。之后就把碟找来，在这大雨里的车上放了起来。可以把车速控制在20码左右，从寂静无人的环线上慢慢走。一切都可以很从容。

    从前半夜乘的士，经常会想着自己驾车走在同样路上的感觉，想着如果小猪坐在旁边驾车的感觉。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迫不及待地载上小猪跑。现在带着小猪慢慢地沿河溜达，吹点晚风。

    从前乘车经过野外的公路，看到路旁那一座小山，或者一片河流洼地，树林之类的，总想着如果能过去走走该有多好。前些日子独自驾车回老家，正好就要经过这样的地方，于是干脆把车从公路上开进路旁的岔道，走到一片雨后的树林洼地，停了车，走出来坐坐。感觉果真跟自己以前想象的一样，周围很安静，只有远处公路上来回穿梭的车声，风把柏树吹得咝咝地响。

    昨天外出办事，回来已经晚上九点半了，开到环线下的农田旁，把椅子放倒一点，车门打开，听取蛙声一片。

    真相是什么？

    这是当今新闻调查类节目用得最多的一个广告用词。我们每天都在被鼓励要追寻真相，可什么是真相呢？

    从脑科学，神经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什么都能行，最不能确认的，就是他见到的，听到的是不是他所真实见到的，听到的。我们所有的知觉系统每秒接收到的信息量大概是2G，我们的大脑前额叶部分要对这2G的海量信息在小于1秒的时间内做出选择和适应，可以想象这种处理过程的简短以及出错的概率。当我们所依赖的知觉系统都无法客观反映所接收到信息的话，真相在哪里？

    从认识论来看，无论是经验派还是理性派都发现了一个无可否认的命题：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事物的本来面目。事物作为一个自在的物体与人参与互动之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形式，一旦你观察到了，事物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很常见，很多事情一旦在被曝光之后，当事人在作出行为决策的时候，必然会要考虑到公众反应，从而事情就被改变了——也许他本意只是提高一下身价，而不是做钉子户，但网络支持他做，他就真开始做了。

    那么，真相是什么？

    其实，每个人，每个组织，无论政府，企业，社团，黑帮，都有一套他们自定的信念标准和行为标准，政府永远强调它的权威与合法，企业永远强调它的利润与责任，社团永远强调它的公益能力，黑帮永远强调它的道义与范围。每个人都有他所相信和所需接受的东西，而真相，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

    为什么这么多值得关注的东西，偏偏真相却被大家讨论得最多？答案只有一个：缺乏真相。为什么真相会这么缺乏呢？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害怕真相。为什么大家会害怕呢？因为真相意味着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会逃避真相的缘故。

    绝大多数人都带着面具生活在社会舞台上，面具之舞，太多需要掩盖的东西，一旦当事人本身都是假相的时候，你怎么期待这件事的真相？

    那么，就这么忽视真相，否定真相吗？当然不是。从操作的角度来讲，真相是一个连续统，不是一整块铁板，真相是可以逐步揭示的。那么揭示到什么程度由什么决定呢？上面已经说了，真相与责任是对等的，你能负得起什么程度的责任，能把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那么就把真相揭示到什么程度。

    因此，对于真相，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到什么程度适可而止。我们能把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那么真相就到那个程度下截止。这也就是为什么农民工工资拖欠，我们只能追究到包工头欺骗农民工的真相，但无法继续深入追究“包工头为什么拖欠”这个真相；只能追究到执行定点屠宰的相关部门失责的真相，但不可能进一步追究定点屠宰制度的真相；只能追究煤矿安全责任人，相关官员失责的真相，不能进一步追究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大事故出现的真相。

    在你询问真相的时候，首先看看你能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

    如同森林发展超越其应有界限，必然加森林火灾隐患，从而通过火灾给森林瘦身一样，大自然各个生命系统都有一套瘦身的法则，维持着各种种群的力量平衡。

    最为有趣的是人类社会，这种系统瘦身不再是完全的外部力量——而是通过人类社会内部的激烈斗争实现全局的“瘦身”——战争和经济危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战争的动机有两种：其一是众所周知的资本扩张的需要，资本拼命地向外部攫取成本低廉的资源以获取癌细胞般的增长；其二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的后果，随着一个城市的繁荣和高级化发展，投资所取得的利润越来越薄，无法获取发展初期的暴力，于是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战争摧毁掉一切，然后重来。

    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人认为，花费8000亿美元区救市，还不如花费8000亿美元打一场战争，摧毁一些东西，然后刺激经济复苏——这诚然也是一种解决办法，只不过战争的不确定性太大，很难把它的范围和力度精确化实现——当然，现代战争技术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2008年5月中国的地震突然间让人们想起，大自然其实一直参与在人类社会的系统瘦身计划当中。就如同下得好好的一盘棋，突然间给外来人一把扫落，谁会想到那些棋子的悲哀。

    如果说地震、海啸这类“自然灾害”有着太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还有一类自然的瘦身力量则似乎两千年来一直紧密地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战争和经济危机，交叉起伏，不离不弃——瘟疫。

    从二十世纪初到现在，全球共发生了3次规模较大的流感疫情。第一次是1918年-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也是甲型H1N1病毒），全球死亡人数在5000万以上，最高的估计达到一亿，是上个世纪以来疫情最为严重的一次。第二次是1957年-1958年的“亚洲流感”（为甲型H2N2病毒），全球100-200万人死亡。第三次是1968年-1969年的“香港流感”（为甲型H3N2病毒），全球70万人死亡。

    其中，尤以第一次流感的影响为最大，拖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经济复苏。在这次流感中，美国死亡人数为67.5万人，GDP增长从1918年的9%，持续走低到了1921年的-2.3%，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与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前的最低水平。

    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小规模的流感经常发生。经济全球化也使得流感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各国经济面对流感更加脆弱。牛津经济研究院主席沃克前日在巴西举行的全球旅游高峰会上，发表研究院准备向世卫提交的预测数据，指出“甲流全球大流行对旅游业的影响将非常、非常严重”，估计最恶劣情况是旅客急跌25至30%，全球经济损失超过2万亿美元。

    在连续不断的较小的疫情背后，疫情大规模爆并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可能性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就像战争与瘟疫往往是孪生兄弟一样，全球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会否与同样是百年一遇的全球性流感共生，还真是难说。

    很多年以后，五四青年节来了。

    八十年前的这个来回不到两公里，参与者不足5000人的游行，被历史赋予了结束一个时代，开启一个时代，决裂了一种新的传统的意义。

    让bomb一直深感兴趣的清末民初这段精彩华丽却又混杂不堪的历史，在这个时刻突然间从路边商店的橱窗中凸显出来。

    清末那一批批为中国四千年大梦初醒的悲叹而奔走赴死的青年一个个都在青苔下沉默：徐锡麟，秋瑾，邹容，吴越，张继，陈天华。这些名字过去曾是遥远的，陌生的，但随着时间的推演，他们在bomb的脑海中却分外明晰起来。

    也许是那个时代的激情感动着我们。那是个怎样的新事物层出不穷的年代啊！急剧变化的时代让今天的新思想变成了明天的陈旧物。重大的历史时间走马灯式的上演，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维新，一九零零年的义和团运动，一九零三年的拒俄运动，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战争、废除科举……一八九八年时，康有为、梁启超还是激进派人物，到了一九零一年，则已被斥责为顽固的保皇派，更激进的革命派已经兴起。

    在走马灯式的西方理论洗礼下，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吸纳了一大批热情奔放的青年，他们逐渐从制度批判、人种批判、人性批判，过渡到了个人英雄主义。他祖父一代的杰出人物们，选择了自强，以为只要引进坚船利炮就足以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比他们更年长一代的维新派则希望达成制度上的变革，但寄望于皇帝的指令。到了他们这一代，这一切都被证明为幼稚的幻影。一种新的情绪正在升起——只有清除掉满族人的统治，将中国重新收回到汉族人的手中，变革才可能真正发生。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中，排满比抗拒俄国、日本或是英国，更占据着年轻一代的心。比起将近三百年的官僚机构，这群年轻人势单力薄。暗杀成了这种不对等冲突的选择。

    他们是怎样的奔放啊！日本的清朝学监姚煜的辫子怎么被剪的？当时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仲甫挥剪，捧头的邹容已死于上海监狱中，年仅十八岁。死亡加剧了他的传奇色彩，他那本激烈的《革命军》在青年学生中几乎人手一册，它鼓舞起英雄式的殉道精神。挥剪的陈仲甫成了一个新的政党领袖，之后被历史封杀遗忘了数十年。
    如果说清末有谁阳光帅气，才华横溢，前途无量，那必然是徐锡麟，他的光芒盖过孙文，他的耿直与信念让他慨然赴死。1907年，这位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起义者，在安庆被处死，死前行刑者先用铁锤砸碎他的睾丸，死后他的心肝被挖出来，被恩铭的亲兵炒来吃了。

    吴越则是个瘦弱单薄的青年，喜欢跟仲甫、钱玄同、蔡元培他们坐在爬满青苔的巷子口纵论国事，他对政权黑暗与腐朽的愤怒，激发了他身负炸弹，冲向出国考察的清朝五大臣，突然间，一声巨响，人群一片哗然，他的腹部已被炸开，五脏六腑已经流出，刺杀失败。

    看到他们，你逐渐就会理解陈天华投海时的愤懑之情，每每经过他那朽坏而孤寂的坟墓时，总能感觉到他怒目圆睁。

    他们只是那一代青年中的一小批。他们目睹着中国的声誉在十九世纪末跌入谷底，看着外来者正准备瓜分古老的家园，亲历已经传导了上千年的价值观、知识系统的崩溃，体验着作为睁开双眼的一小群人的悲愤与无力，他们既不知如何抵御外来者的侵蚀，也不知如何去唤醒仍在沉睡的广阔内陆。

    但这种热情，这种激情所带来的席卷一切的不确定性却让人看到希望。

    很多年后，五四青年节来了。

    5月7日杭州飙车党在行人密集处飙车撞死一阳光男生的事情在网上正沸沸扬扬。大家又是痛骂权势金钱阶层的特权和被害者的可怜，又是无奈地把责任归结为“制度原因”和“相关部门”上去了。

    啥事情一旦归结到“制度”上去，基本上大家就都没责任了。其实这类事情的结局一般都可以很清楚：肇事者（无论是高官子弟还是有钱人）给被害者家属私了，拿出笔客观的赔偿费用，而被害者家属也因“人死不能复生”最好接受调解，之后相安无事。

    也只能这样想。况且从佛教或者基督教的角度来看，肇事者也一样悲惨，甚至比被害者更悲惨，他只不拥有了一般人梦想的地位和财富，但他并没有正常的生活，他同样生活在精神的地狱里头。反倒是被害者可能虽然生命短暂，可能却享受过生活。只不过这一件偶然的事，把两个生命都毁灭掉了。

    之后得出的结论是：

    其一，一定要有车。这年头啥不幸的事都是发生在步行的老百姓身上，无论是惨烈的车祸，还是悲壮的抢劫。有了车，至少有个铁壳壳保护一下，虽然说肯定挡不住贝吉塔或者短笛的一巴掌，但相对裸人行走来说确实安全系数要高很多。

    其二，一定要有钱。不是说有钱就能飙车或者泡妞啥的，而是从这个社会运行机制的角度来讲，钱是一种最有力的保障机制之一。层次越高，地位越显赫的人越理解这一点，钱能换命，而命确实比其他一切都重要。当然，相对于铁壳壳来说，钱发挥其保障功能的方式也更加多样。

    所以，一定要赶紧努力拼命赚钱，出行一定靠车。

    金融危机一来，湖南周边那些牛气冲天的省份的外向型经济受到重创，一下子把湖南这个开放度不高，主要依靠内部消费拉动的省份凸显出来了。当其他人增长率下降的时候，湖南保持不变的增长率就变成了成绩。于是，弯道超车这个概念突然火起来了。

    人们开始热烈地讨论弯道超车来自赛车术语，在弯道车速放慢的时候，依靠技巧与大胆来超越对手。当前的政治化解释即是，利用危机这种“弯道”，当其他对手经济放慢的时候，实现赶超。

    政治总是有这样一种概念化的驱动。这一个道理黄仁宇在总结了两千年的政治史后得出来过——中国地大复杂，不能完全实现精细化管控，于是从上到下主要依靠一种“概念化”的管理，把某一种政治理念抽象化，而且是高度抽象化，至于具体实行，各地继续按照自己的套路去落实，只不过具体做法上都要套上一个大大的概念。

    这种概念化的政治，概念化的经济，确实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历史现象。

    弯道超车理论出来后，bomb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其实，交通规则上弯道超车是不允许的，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既危险且又违规的动作，我们提倡的经济弯道超车，是不是也有这种意味？

    遥想当年打破公社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一批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的人们，无一不是在违规、违法，冒着杀头的危险，闯出来之后就成为楷模。

    现在的弯道超车，是不是也同样在鼓励人们，走捷径，走弯道，走违规、违法的路径提前发财呢？你要说一点没有，那肯定是假话。谁也不能保证现在违法的事情，10年后还是违法。

    那么就出来了一个怪题：遵纪守法到底对不对？合适不合适？尤其是在经济领域，难道真的立法就是为了让人们来突破法吗？立法本身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区分暴利和平均利润的边界线？法律不再是权威，而是告诉人们，什么是最赚钱的，什么途径最省力？

    大家肯定能想得出这些问题的“正规答案”。

    多年前沿海某市的市长说过一句话，bomb觉得非常不负责任，他说“先富起来的人都有突破意识，敢闯敢干，值得提倡，反而是那些遵纪守法的人太循规蹈矩，没有创新意识。”尽管他说的是事实。

    接着又想起了热火过一阵子的“中部崛起”概念，那时候是周边省份一片红火，于是中部省份突然间觉得自己塌陷了，现在正好反过来，于是中部崛起之后就弯道超车了。

    政治真的是一个集肤浅与深奥于一体的综合体，实在是魅力无穷。

    五一节期间把长沙的中南汽车世界逛了逛，稍微地了解了一下车市的运作状况。

    发现还是道金斯厉害，能够天才地想到竞争作为经济体与生物体的关联。

    整个中南汽车世界几乎每天都杂乱不堪，购车的，赏车的，维修的，汽车物流的，配件的，办理手续的，找麻烦的，你大可想象一下从空中往下俯视，然后把所有人流物流快进播放，一片忙乱，和正在围猎螳螂的蚂蚁窝一般。如果再上升一个高度，逐渐的，具体的人和物体都变成了流动的线条，可能你就能看出那表面繁杂下面运行的规律性。

    大型的专业销售门店就和一个池塘群落中的大食客一般，他们悠然自得地占领着自己的一块领地，然后等待猎物上门，大量的人流进去，大量的车流出来。一旦新车流动出来，就好比这些大食客吃剩下的食物残渣，或者排泄物，等待在这些4S店门口的一大堆流动性鱼类蚌类就蜂拥而至——新车需要办理一系列复杂的手续，还需要购置安装大量配件。

    当然，有不少专业销售门店也实现了纵向一体化建设，从购车到手续到最后配件安置，都给你一趟办好。不过他们的这种一体化模式很巧妙，他们绝不是一口吞并供应链上各个环节，而是充分利用联盟合作的方式。就好比池塘里的巨无霸们肯定不会吞并掉他周围所有的小生物，因为这些小生物能够深入到他们自己都无法关注的细节去帮他们处理掉身体上的污秽，以及他们抛下的残渣。合作共生的网络才是最经济的选择。

    销售门店要么是通过正式的中介服务部门来帮助客户解决剩下的各类问题，要么他们就帮助你找到与他们有合作关系的组织或个体，方式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完全人情化的，这些游离在大型销售门店之间的中介体，要么是几个人合伙，要么是单干，几个人合伙肯定有其规模优势，而单干的则往往有其特殊的办事门道。

    在中介体协助下，客户往往能够很快地将新车登记、缴税、上牌、保险等业务顺利办成，当然，其中的保险业务又属于另一类生物群体。保险公司往往也是通过广泛的合作网络，与销售门店、手续中介体结成广泛的合作关系，有正式途径，有人情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手续中介体的决定作用相当大，因为他全权负责处理手续事宜。因此，保险公司又好比围绕着这个中介体周围捡取残渣的更小的鱼群。

    手续办完之后，围绕着新车的装配问题，配件商就开始出动了，同样，他们也是通过销售门店、中介组织的合作网络盯上客户的。由于新车配件种类多，因此，配件商逐渐也发展成了“一站式”服务的大生物体，他们大多功能齐全，商品种类等级繁多，服务高效。

    bomb和两个大配件商聊了很久，他们的演化发展路径都是一样的：小配件供应商，首先盯紧一个或两个品牌车型，一个或两个大型销售门店，做好个性化服务；其次，通过销售门店以及客户，拓展客户范围；再次，与零配件一级供应商合作，取得几个优质供应的品牌；再次，拓展配件范围，品牌范围。在这一过程中，合作与联盟网络是至关重要的组织形式。他们通过合作网络获取客户，通过合作网络进行融资。

    再一次提升高度，当车市中的这些流线都模糊了的时候，一切就变成了一张网——合作关系。在这张网络中，资金、信息和商品都在高效地集中或疏散，他本身就胜过任何级别的计算机计算的速度，胜过任何一个精巧模型计算的结果，在第一时间适时地反应市场最细微的变化，一切都是自动运行、自动搜索最优路径、自动纠错的。

    真是，越是深入地去观察市场，就越是深刻体会到，我们永远跳不出亚当斯密他们划定的这个圈。根本的问题他们都已经提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