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德国电影：《浪潮》。这是改编自1967年一所美国高中历史课的真实故事，教师Wenge在学生中做了一项实验，让他们通过各种制度设计，创造出一个微型德国，了解和体验当年的纳粹主义。在7天的实验后，他惊讶地发现，学生们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无法自拔，学校的秩序陷入一片混乱，后来不得不中止。这个实验，代表了“强权下的服从性”，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研究的既是这一现象。

2  与一干记者朋友谈天，说起我们受过的教育。有人说，她当年是学校的“三道杠”。她可以行使的权力包括在黑板上写下“不听话的同学的名字”。她在一年级戴上红领巾的时候，内心充满了自豪感，甚至因为哥哥要拿走她的新红领巾参加毕业典礼而伤心不已。到了上中学的时候，她是“被入团”的。有人说，他中学时作为班长，被老师指定要站在学校的主席

    食指：食指原名郭路生，之所以起了这个笔名，是因为他说，“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绝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出现在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的时候，他已经离开福利院有7年了——这是个曾患有精神病多年的人，也是被誉为“中国新诗第一人”的人。

曾几何时，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在中国诗坛留下惊天霹雳。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

   

    胡安·赫尔曼：从1954年开始给新华社做通讯员，到1959年正式成为新华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记者，拉美诗人赫尔曼为新华社工作了5年。1964年的时候，因为阿根廷共产党走亲苏路线，而他自己又执意不肯离开新华社，因此索性退出了阿根廷共产党。1

   

    在广阔湛蓝的青海湖旁，胡安·赫尔曼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低沉的朗诵充满了有力的韵律。他身材高大，虽然眼窝已经深陷，但举手投足仍然留有很强的拉美革命者的印记。

 

在这位７９岁的阿根廷诗人的身上，集合了种种不同的身份：塞万提斯文学奖获得者、前新华社驻阿根廷记者、社会活动家、共产主义者。而胡安·赫尔曼与中国的特殊情缘也横跨了半个世纪：在阔别４５年后，他再次来到中国，参加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并接受组委会为他颁发的金藏羚羊诗歌奖。

 

   

    一些人，一些事……

    张老师：历经周折，再次见到胖胖的张老师，她已经退休十年了。她只教过我一年多，但与严厉的第一任班主任（经常罚我们一遍遍地抄写课文，害得我不能看《霍元甲》）相比，她的慈祥让我在多年后依然感到温情。回到内地后，我跟老师写过两封信，但后来便失去联系。

二十多年后重访老师，她竟然高兴得一夜未

   

    当准噶尔部落将“优美的牧场”之意赋予乌鲁木齐的时候，他们大概没有预料到，它会发展成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对游牧民族来说，最重要的资源是天山南北丰美的水草。也是应了造物主的恩典，南山牧场和天池都为乌鲁木齐带来了润泽之气：这里气候温和，夏季的最高温度也只有三十四、五度，瓜果飘香。

    乌鲁木齐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早在西汉时期，中原政府就已派人屯田驻兵。唐朝政府则在乌鲁木齐东北设北庭大都护府。而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省的时候，将军政管理中心迁出伊宁，选定风水宝地的“迪化”（乌鲁木齐的旧称），也是颇有眼光和历史考量的。
 
    上个世纪50年代，父亲曾在乌鲁木齐求学。那个时代的新疆大学，开放昌明，学术思想和文化生活都非常活

  

    在新疆，见到两个摄影记者。一个是工作了30多年、屡获殊荣的老记者，一个是出道四、五年的年轻记者。这次出差，老记者是年轻记者的师傅，但他们风格迥异，十分有趣。

    老记者，运筹帷幄，觥筹交错，社会资源调配得非常纯熟。他擅长摆拍，喜欢“组织几组画面”：“来来来，配合一下，好，就站那里别动了，自然一点，微微笑一下，看着讲解员，千万别看镜头。”他右手端着相机，左手指挥着被莫名其妙拉进画面的人们。民族政策宣讲员、游客、瓜田李下的农民、新婚燕尔的夫妇，都被这样调配和左右着。人们出于面子，不得已尴尬地“配合”着，堆砌出恰如其分的笑容，假装在饭桌上攀谈、葡萄架下剪枝叶、果园里倒果子、小院里促膝学习。有意思的是，这样的照片往往能得到上级的表扬、版面的彰显、国家奖项的钦点，

   

    对于初来乍到吐鲁番的游人，导游一定会掷地有声地告诉你这里的“十八怪”：蜂窝房子到处盖，床铺摆在大门外。高温四十算凉快，沙子能治李铁拐。井水自己流出来，骆驼刺上把蜜採。葡萄晾干才外卖，人死千年不腐败。全牛整羊平常菜，不说属猪说属亥。姑娘漂亮不怕晒，裙子穿在长裤外。男人爱把绿帽戴，胶鞋套在靴子外。高昌驴的挣钱快，残墙断壁人人爱。结婚要把妹妹带，死人坟前作礼拜。而葡萄沟的姑娘汗克孜补充说，吐鲁番有“四最”：气温最高、海拔最低（艾丁湖）、葡萄最甜、姑娘最美。这些谚语，无疑是了解吐鲁番的最浅近的解释，不过它们并不能完全梳理这座小城的机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说法在吐鲁番完全不能成立。一方面是因为跟北京的时差太长，一方面是因为这里的气温实在太高，夏

   

    当我跳下大巴的时候，我的眼睛有些恍惚。我真的在26年后，重新回到故乡了吗？我有些难以置信，更不知如何用言语形容……

    此刻是下午3点。当“口里”（内地）的人们已经在上下午班的时候，吐鲁番的市民们还在睡着慵懒而漫长的午觉。天气太炎热，因此吐鲁番的下午上班时间是4点半到8点。44度的温度，甚至到了下午7点还是骄阳似火。因为公交车不允许携带照相机，我搭乘了一辆5块钱的车进城，一路上睁大眼睛，急切地追索着我的过往。

    短短的一天半里，我彷佛走过了一条时光隧道，努力拼接着眼前的现实与我童年的记忆，并最终定格在一个个熟稔的地理空间上。一些已经被覆灭或填埋，一些依旧朝花夕拾。面对故乡，华丽的词藻是多余的，我只须忠实地记录下她的气质。

   

    金色的夕阳洒在伊宁城南的伊犁河大桥上，晚霞映照着汩汩西流的河水。20岁的维吾尔族小伙子帕尔哈提和他的朋友雪和来提游完泳，坐在桥畔的沙滩上休憩。岸边的小贩们兜售着蛋卷冰激凌、现烤的羊肉串和新鲜的杏子，几对新人手挽着手，在大桥前相互合影，广播传出的维吾尔族歌曲飘荡在游人的四周。

上个世纪60年代曾在伊宁的巴彦岱镇务农的著名作家王蒙曾写道：“伊犁是一州，一个小城，一种生活情趣，一段激动的历史和险要的位置。”我以为，这是个恰如其分的说法。

在中国历史上，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