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刘光相的MBA课程尚未过半，距离毕业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他这几个月明显焦虑起来。在2008年底，他上一届的师兄师姐中有人拿到30万年薪的Offer时，大家都还会说不要急着签，没准会有公司开出40万来。春节之后，大家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师兄师姐们带回来的好消息越来越少，最近签下来的大多都是10多万年薪。

    刘光相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2008级的学生，在入学的时候还是很乐观的，那时的经济环境看起来还很好。“30万年薪！或者更高。以前同学们都很乐观，交大的MBA拿到高薪一直不成问题。”刘光相说，“但是几个月的时间，大家就把标准调低了，15万大家认为也还可以。10万出头，如果其他条件不错的话那也会有人接受的。”

    让刘光相最直接感受到就业压力的是，他发现一夜之间甚至连实习机会都没有好的公司愿意提供。7月初开始的两个月暑假时间，当然要找个公司来实习，但是直到6月13日，他依然在到处投简历。在这之前，他已经投了几十份简历，也面试过十来家公司，不是没有被公司录取，就是自己发现这家公司不适合自己。他和他的同学都喜欢去咨询公司、投资银行或者大型外资公司实习

第四讲 创意训练解决力

光找碴儿不行，请提出建议

文/包益民

无论在亲情、友情还是雇佣关系中，我们都有个毛病，习惯把不满的情绪表达出来让对方知道，却很少提出建议。
“我觉得薪水太少、公司太小”，这都是没有用的抱怨，连我五岁的儿子都晓得如何表达不开心，但我们长到三十岁，总要学会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其对男朋友哭诉“我觉得你对我不好”，不如说：“你对我不够好，可不可以一个月带我去吃两次西餐，送上三次花，今年和我做一次欧洲旅行？”没有具体建议就没有改善。我要求员工提解决方案，还要求他们至少提出三个。因为只想一个方案的话，很可能想不清楚行不通。“三项解决方案”的好处是：一、有助于帮你把对问题的消极情绪转换成有“我有办法解决”的积极情绪；二、即使问题没有
解决，你也会发现，也许问题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不解决也没有怎样，你看得更清楚了。有一些年轻人很“含蓄”，不提问题， 也不讲解决方案。他们觉得“他是老板，理应知道我的心情开导我！”——这完全错误！老板是雇佣你工作的人，你的工作就是把事情做好，什么叫“做好”？我的观念是，要照顾自己、照顾同

伴随着政府的呼吁，“创业”成为绝对的眼球话题。
自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会中提出那句“创业带动就业”，一支《职场》编辑部组成的10人
小组就“秘密”出发，开始遍寻各种和创业相关的人和事。
从那时起，我们就在一直努力搞清楚几个问题：
2009年到底适不适合创业？创什么业？谁该创业？怎么创业？

从政府到YBC等公益创业机构，
从创业教育从事者到创业资金的来源风险投资商和银行，
从通过网络调查听取最大众

    “我要留下!!!”这或许是正在实习的那些毕业生心底最深处的表达，也许他们从大二、大三（或者研一、研二）就开始在企业实习，现在已经到了真正检验“实习成果”的时候——智联招聘华东区校园招聘部的负责人孟广认为当下已经不流行即将毕业才实习，而是在大二、大三，甚至更早就要开始，“到了大四，校园招聘期就是在这个阶段，他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学生并不愿意在一家公司浪费时间，一般都去走直接的招聘流程。”他说。

    即便如此，实习也不失为一个比同期应聘者更为有利的获得企业青睐的方式，只是我们应该开始得更早。其实当下的毕业生最缺乏的不是应聘的经验，而是认准一家企业、

IT派遣工最多的是中国人，日子现在很难过，但回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文/小静（日本某小型人才派遣公司支持部员工）

算来，我来日本也快十年了。除了前四年在念语言学校、读大学，后来一直在大阪的一个小型人才派遣公司工作，类似于人才中介机构。这个公司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老板又抠得要命，出个差也精心算计着让我赶最早的那班飞机，当天再赶半夜的飞机回来。我现在还在奇怪自己为什么始终没跳过槽呢？

虽然我自己做派遣工作，但我真是很讨厌这个差使，就是想方设法剥削人嘛。派遣制在日本叫做“步合制”，一个公司有临时工作，来找我们，我们帮他们介绍员工。这些员工为公司完成了项目，再回到我们这里来，等待下一次派遣。

其实我们也知道，日本派遣制度是为了随叫随用、解雇方便、不养闲人，也不必交纳各种养老保险。人才与我们派遣公司一年一签约，我们可以随时解雇这些人才。人才的工资核算有两种，有的有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