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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BLOG
境由心造的BLOG
吴
亦东
一路的紫薇，飘香了一路。
细碎而繁复的花簇，浓郁而甜美的铺排，清淡而纯粹的高贵。
突然想到一个傻傻的问题：花儿为什么飘香？
色和香，对于植物的生存来说，似乎并不总是必不可少的，但，自然状态下的草木之花，总是色香兼备的，即使是蒿草的花开，即使是柳条的飞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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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的生平简介中，有一个短语，我觉得，在以后类似的文字里，恐怕就不会再见到了，那个短语，就是“精通十二国语言”。
一个人的一生中，即使别的什么都没有做成，仅仅凭了“精通十二国语言”这一条，就足以独步天下了。
十二国的语言，是十二条路，是十二扇窗，是十二道门，甚至可以说，是十二个世界的免签证护照。
一般而言，语言的障碍，总是可以通过
东方学，是一门很古老的学科，但古老的是西方人的东方学，而不是东方人的东方学。这里的实质性区别，并不在于研究者是谁，也不在于写作者、发布者是谁，而是：他的逻辑系统、他的语言规则、他的行为准则，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
有意思的是，我手头的《东方学》的作者，就是一位西方人——美国人，爱德华·W·萨义德，更有意思的是，他的“萨义德”的英文是：Edward W.Said，一
义务献血，早已经是我们的法律了，据说，在许多地方，包括杭州、湖州在内，医院的手术所需的血液已经可以100%来自义务献血了。好事！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
当然，尽管现状喜人，但这种方式，总是需要巩固，这样的民众，总是应该鼓励。以作秀的方式，来电气氛，来点形象，来点媒体，领导们倡议一下，带头一下，题词一下，闪亮一下，应该也是一件正事，一件好事。只是，义务献血，助人救人，属于公民的行动，得靠大家，哪一个人、哪一个阶层的人，都不可能包打天下，毕竟，一个人、一群人的鲜血，是打不了几个钉的。
听到季羡林先生的故去，惋惜之余，想到的是“著名”、“知识”和“知识分子”。
季先生的名字前面，有许多的称号——“东方学家”“翻译家”“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家”“佛学家”等等，当然也有“著名”，却没有“知识分子”，大约，“知识分子”既称不上职务，也说不上头衔，甚至也不是荣誉？
而文革的时候，“知识分子”倒是一种归类，它的属性是“臭”，它的质地是“坏”，它的出路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Educated Young People，正因为是educated，所以得to be reedu
一宗案子的发生，肯定不是孤立的，且不说生生死死的命案，就是鸡零狗碎的窃案，茫茫撞撞的车祸，都会有许多许多的前因、前前因在其中起作用的。
触发灾难的那一念之差之中，有家庭背景，童年经历，个性特点，同伴影响，甚至也有身体的磕磕绊绊，天气的晴晴雨雨以及交通的曲里拐弯，等等。要考虑到所有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贡献度”，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一个案子法庭上的审理，法官在尽可能的把与案子相关的情况了解清楚之后，又要尽可能的把可以剥离的部分剥离开来，以便理清主干，就案论案。
大约，歌唱，应该是在言语之前就发育的吧，不说话可以，不唱歌不可以。
按鲁迅先生的说法，很古很古的古时候，汉子们打夯累了，锄禾乏了，就“杭幺杭幺”几下，就“伊呀伊吱幺”一番，协调彼此的行动，消解体力的疲乏，于是就有了形象的表白，就有了有效的交流。
田歌，秧歌，葬歌，山歌。
又是一季盛夏的成熟，又是一茬的孩子的长大。告别，是轻轻的摆手，微笑的再见。有点迟疑的转身，再一个侧身回头，不完整的笑脸，挽上同伴的手，再不回头。
一个一个的身影，渐行渐远。
想到1987年的一位学生。她在随笔中讲过很多故事，自己的，家人的，邻居的。读她的随笔，也就听了她的故事
“潮闷热”，这三个字在一起的时候，往往说不太清楚是一个词——“又潮又闷的热”，还是三个词——“潮、闷、热”，但只要一提起这三个字，对于熟悉江南的人来说，就是一个清清楚楚的被称为“黄梅”的样子在自己的眼前了，不仅有哭丧着的脸，——紧锁的眉头，晦暗的眼色，僵硬的脸颊，凸起的嘴唇以及失血的下巴，而且有伛偻的背脊，灰白的衣衫，失调的手足，不声不响的穿行在灌木丛的蝉鸣里。
烦躁的嘶鸣，黏稠的空气，郁闷的思绪，交融在一起，这就是“潮闷热”了。
许多的诉说，常常是不必要的。
你说，人家不听，等于你没说；人家说了，你听不懂，也等于人家没说。而有时候，表述得不充分、不恰当，引起听者的误解，就更不是个事儿了:你不说，我还有点明白，你一说我就更不明白了；我不说，人家倒也并没有想到很深的黑，而一说再说呢，人家反而越想越多，越想，味道越是不对，甜酸苦辣咸，这时候都有了。
——这样的立论，和“话不说不透，理越辨越明”相对，各站一边，各执一端，冷冷着看着前方，针锋相对，不饶不让，像两个赌气的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