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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8 21:15)
标签:

陆扬

梵文

杂谈

分类: 学术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曾江的新浪博客(2010-11-09 22:12:54)
按:访谈陆扬先生于我是一次愉快而很有收益受益的工作,文章编版后已经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略有删减,不忍舍弃,现在自己的博客全文发表,供诸君参考。


陆扬先生是北京大学梵巴利文1984级本科学生,其后负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最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哈佛和堪萨斯大 学。陆扬从梵巴利文专业转入史学专业,先后在中国、欧洲、美国接受教育,现在他在中古史和佛教史的研究中仍常以梵文作为研究工具,由于这种种独特或说殊胜 的助缘,作为“圈外”的“内行”,陆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观察中国梵文学术的视角,这是记者执意对他进行访谈的原因。

三年前的10月底,记者曾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往北大二院(历史学系)旁听,领略陆扬谈史学问题的风采,在安谧的二院,史学系三代师生晤谈一室之内,砥砺往复,也许学术传承的因缘即在此时无声潜运。

此次,记者就一系列梵文学术相关问题采访了陆扬。这是一次愉快而很有收益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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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

论语

杂谈

分类: 学术论文
日期:2010-11-17 作者:傅杰 来源:文汇报
                     



    
    钱 先生没有专门的文字讨论《论语》,但在《管锥编》中引述《论语》及其相关著作不下百处,而在其他各类著作中亦时涉《论语》。他各有一篇散文与论文,都可以 算是对《论语》的引申发挥。其中逆着说的是早年的散文《论交友》,顺着说的是晚年的论文《诗可以怨》。后者已有学者专门讨论,这里只说前者。
    
    《论 交友》讨论朋友问题,内容自然也是横贯中外的。而中国的部分,主要就是以孔子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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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高克勤   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11-14

体现出钱先生著述的一个特点:“对自己的著作总有反反复复的‘增补’、‘补订’、‘补遗’”。

  从《旧文四篇》到《七缀集》,体现出钱先生著述的一个特点,即王水照先生所指出的,钱先生“对自己的著作总有反反复复的‘增补’、‘补订’、‘补遗’”;王水照先生还披露,钱先生曾自嘲自谥“钱文改公”。

  高克勤

  在钱锺书先生众多的学术著作中,人们往往推崇他早年的力作《谈艺录》和晚年的巨著《管锥编》。诚然,这两部著作内容浩繁,精义迭出,反映出钱先 生对中西学术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史的深刻体认,以及对社会人生的透彻感悟。但是,这两部采用笔记或札记的体裁、用文言写成的著作,尽管作者有现代的眼光,毕 竟用的是传统的形式,对于现在的初学者来说还是有阅读的困难。相较之下,他的两种论文集《旧文四篇》和《七缀集》虽然篇幅不大,但所收均为作者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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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学术论文

《文献研究》2010年第1辑

    关于古代史料的标点与校勘,早有前辈学者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前辈学者王云海和裴汝诚先生的《校勘述略》等书,照理不须我多说。但近年来,凡我阅读的史学专业研究生论文,也不论是博士或硕士论文,最大量、最普遍的错误,还是在史料标点和错误方面,因此,利用此文谈一下,还是很有必要。
  我常说,研究中华古史是容易犯错误的,其中也包括对史料的标点和校勘,即使是比我远为高明的前辈优秀学者也是如此,何况是我。《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和校勘都是高明的专家,但其中也确有不少错误,为众所周知。
  我常考虑自己所犯的错误,大致有三个方面的情况,在此不妨一并说一下。一是囿于时代和个人的史识。如我曾在《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1辑发表《试论宋代农民起义的某些新特色》。但後来考虑农民起义之类的名词不科学,所以此文只能废弃,没有编入论文集之必要。二是个人学问之短拙。例如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第1版第826页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作“王仲元《挥麈录》”,後来见到徐规先生校点此书,当校改为“王仲言”。因为《挥麈录》作者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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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学术论文

 

 

 

弥漫于士林的“党元祐”情结与愈演愈烈的“崇苏热”,对文学命运的走向产生了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首先作为“以诗赋为元祐学术”的主要对象,苏轼的典范意义得到了政见不一的作家的高度认同,形成了一个以“崇苏”为荣的庞大的文学群体。在这种认同中形成的所谓“苏轼词派”,则从正面推进了宋词的发展。

 

 

 

苏轼生前,在词坛“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具体表现为: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境、改变了词风、推进了词律 23 。这些“新天下耳目”的表现,得到了时人与后人的响应,形成了阵容壮大的词派。王灼就认为“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后来学东坡者,叶少蕴、蒲大受亦得六七” 24 ;元好问又将苏派传人一直举到辛弃疾:“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性情,流连光景,清壮顿搓,能起人妙思。亦乃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东坡发之。” 25 在北宋,苏轼词虽然得到同时代某些词人的崇尚,但较之徽宗朝的“大晟府词人”,其阵容并无优势可言,占词坛主流也是“大晟府词人”围绕“丰亨豫大”的虚幻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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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后代

评价

杂谈

分类: 学术论文
 
 

苏轼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史的链条当中,他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不管宋代统治者如何想方设法禁止苏轼文集流传,但苏轼的声名,代代相传,跨越时代。苏轼的人品文章,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轼继欧阳修之后,成为北宋的诗坛领袖,文艺泰斗。当时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均为苏轼门人,号称“苏门四学士”。苏轼生前,门人遍天下;苏轼身后有毁有誉。在他逝世后不久,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九月,蔡京又发动党祸,“籍元祐及元符末年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大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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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室

南渡

崇苏

词学

分类: 学术论文

内容提要 靖康覆国,宋室南渡,宣告了“绍述”政治的结束和“党元祐”政治的开始,在“绍述”中惨遭禁锢的元祐党人苏轼及其文学,也随之获得了新生,并在高宗和孝宗两朝生发了奉之若狂的“崇苏热”。这一现象既属于政治的,又属于文学的。政治上是南渡后的“拨乱反正”。文学上则全面改变了词学命运,给宋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艺术生命力,也孕育了“雅正”说词学理论体系。但由于该体系是“拨乱反正”的翻版,具有严重的政治偏见,阻碍了词向主体的多重性、功能的多样性和流变的多向性的发展之路。

 

 

近人陈衍《石遗室诗话》提出了“三元说”,并视“三元”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三大高峰。其中“下元”以苏轼和黄庭坚为代表,属于“苏黄时代”。然而,这个高峰是在激烈的新旧党争中形成的,难免党争的干扰。事实上,在元祐以后的“绍述”中,苏、黄等人的诗文遭到了严厉的禁锢。

新旧党争大致经历了熙丰新政、元祐更化和绍圣以后的“绍述”三个阶段。元祐更化期间,元祐党人在彻底废除熙丰新法和排斥乃至迫害熙丰新党的同时,又焚毁王安石《三经新义》。绍圣以后,新党重返朝廷,重执朝政。重新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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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崇宁元年始,宋廷从组织人事到意识形态都实施了严酷的党禁,直至徽宗退位。在长时间、大规模的党禁中,参政主体与创作主体均遭致严重摧残,终于走向了沉沦。他们在文学创作中,一方面响应粉饰太平、掩饰党禁的“丰亨豫大”之说,炮制了大量谄诗谀文,使文学首次大面积地沦落成为朋党政治的“侍妾”;一方面从先前的“救时行道”转向了个体的内省,专注于抒写自我的内心修为,全面孕育了内倾化的创作趋向。后者虽然改变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以来创作精神的走向,但在宋代文学史上却不乏承接与转折意义。
 

  在北宋,无论政治运作,抑或文学演变,崇宁元年(1102)都是一个颇堪关注的时间窗。就政治运作而言,此前一年,宰相曾布出面调停新旧两党的努力彻底失败;此年,徽宗—蔡京集团开始实施严酷的党禁,至靖康元年(1126)才解禁。这一长达二十四年之久的“崇宁党禁”,将熙宁以来的新旧党争推向了恶性发展的阶段,也将北宋政权引向了覆亡之路。就文学演变来说,熙宁至元祐年间形成的文学高潮余波不再;托起这个高潮的主力作家也在此年前后作古。秦观、苏轼、陈师道于元符三年(1100)至崇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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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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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发时间:2010-02-10 08:00:00 光明日报

  作为学术著作,本书的学术价值首先体现在对宋代科举研究的贡献。清人徐松《登科记考》成书后170年,傅璇琮、龚延明先生发愿仿其例,编撰一部宋代科举编年史。历十六七年的青灯黄卷,终于面世。据本书编撰者的统计,有宋一代取


士人数多达10余万人,是唐五代、明、清诸朝的4至5倍。本书辑录凡4万余人,臻于宋代登科总数的近半,远超台湾昌彼德、王德毅先生《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所收的6千余人。仅此一项,其价值就不问可知了。

  宋代以及有关宋代的文献数量庞大,梳理、采撷诚属不易,同样或更加不易的是,本书综合各种史料,为所录4万余名登科者一一撰写小传,内容包括姓 名、字号、籍贯、何年登何科、初授何官、历官、终任官等,并且每就原始材料加以甄别,对其疑误处多出按语考订,提升了本书作为学术著作的学术水平,同时也 体现出作为基础文献的严谨求实。

  陈寅恪曾提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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