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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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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发按语:

此文写于十年前,曾发表于黑龙江《党的生活》杂志,并在该刊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征文中得奖。如今已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了,文中所说的“三十年前”均可读为“四十年前”。
                                    
                                                            —— 作者    
 

我的《马屁、奴才及其他》一文写于1978年6月,次年12月发表于《人民文学》。一篇短短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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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5 05:33)
                                                                 重发按语

                        此文写于1978年6月,四十年了,看看是否已成明日黄花?

                                                                 ——作者

      不久前看了越剧戏曲片《红楼梦》,不得不为薛宝钗拍马屁的功夫叫绝。随和,顺从——“老太太喜欢吃的我都喜欢”;阿谀,迎合——“二嫂子再巧也巧不过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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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十有八九,只是对他口无遮拦的一种自我调侃,日后却成了置他于死地的致命一击,用钟会的话说,叫做“害时乱教”、“非毁典谟”。当然,嵇康既然口无遮拦,要坐实他“非汤、武而薄周、孔”也不难,《管蔡论》就可为一例。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时,举了两个实例,《管蔡论》便是其中之一。他说管、蔡“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却与原文的意思有些出入。
周公旦诛他的兄弟管蔡二叔,在主流舆论之外,一直都有点别的声音,直到嵇康那时,已经相隔一千两三百年,还有人因为感到“于理不通,心无所安”,很想听到合理的解释。嵇康的《管蔡论》就是为人解疑释惑的,可谓“答疑者问”。那里面写的,就是嵇康眼中的管蔡旧案。在嵇康看来,“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并非凶顽之徒——这便是他与“古时旧说反对”之处。他的依据是,对于他们二人,“文王列而显之,发旦(按:即武王姬发与周公姬旦)二圣,举而任之,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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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大概不难弄清“不必”与“未必”的区别:“不必”体现主观意愿,“未必”反映客观情形;“不必”具有确定性,“未必”充满不确定性。比如说,这件事“不必”做成与这件事“未必”做成,前者说的是要不要,选项只有一个,不必;后者说的是能不能,选项却是“未必”,也就是说,可能做成,也可能做不成。在古汉语中,或许未必尽然。
最早接触“善作者不必善成, 善始者不必善终”这句话,是在《天津市长》(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这是“文革”之前,陈伯达去天津视察时,对时任天津市长胡昭衡说的。那一天,胡昭衡与陈伯达说到在工作中“最烦心的人际关系和种种官僚主义弊病”,他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好,见了不对的就想说,别人反映什么问题就丢不开,总要解决了才能睡觉”,陈伯达与他说《菜根潭》有辩证法,胡昭衡说《菜根潭》“调子太灰暗”,又说“我们不是要明哲保身,是想为人民办成几件实事,好事”,陈伯达说:“身不保,何以言事”,于是劝他两句话,让他“自己去琢磨”。第一句是“不要太积极,太积极了搞不好工作”; 第二句就是“善作者不必善成, 善始者不必善终”。陈伯达这番话的核心是明哲保身,“不要太积极”亦可解读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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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论“孝”,有许多流传两千余年的名言,除了“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有识之士多有非议,大多都很精辟,后人也往往依据自己的生活经历与体验,作出各种解释。孟武伯问孝之时,孔子说的那一句“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似乎就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说,父母爱子,惟恐其有疾病,常以为忧。为人之子,当体贴父母之心,以自珍自爱自重为孝;一种说,除了不得已使父母以其疾为忧,为人之子,当以不使父母因其他事尤其是因其陷于不义而忧为孝。这两种说法,窃以为均言之成理,可为世人戒。
读《资治通鉴•汉纪十九》,看到有关河南太守严延年的记载,却使我对上述第二种解释,增添了具体可感的深入认识。
严延年为官“阴鸷酷烈”,视法律为儿戏,随意曲解,随手拿捏,“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吏民莫能测其意深浅”。此公杀人如麻,流血千里,河南号曰“屠伯”。那一年,其母从东海郡来洛阳看望他,准备与他一起进行腊祭,目睹这位人称“屠伯”的儿子之“阴鸷酷烈”,便闭门不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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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有两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句是《狂人日记》中,借着狂人之口说的,叫做:“从来如此,便对么?”一句出自他给“未名先生”的信,叫做:“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这两句话自有相通之处,即说的都是检验真理(或是非)的标准。前者以是否“传统”作为标准,凡是传统的,就是对的;后者即以说话人的身份作为标准,凡是“阔人”说的,就是对的——“他田地就有二百亩”,便是一种身份,这是“阔人”的身份。说“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或许过于狭隘,这两种评定是非,检验真理的“标准”,或许是许多中国人已经用得很顺手的。
对于孔子的言论,两千多年来,人们大概也是以这两种标准去判别的。他是“圣人”,因为从来都是这么说的;“圣人”无疑就是阔人。“圣人说对的,还会错么?”这是一种逻辑。在这种逻辑之下,必然是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凡是圣人说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谁要是居然对圣人说的提出疑义,便是大逆不道。在这种氛围之中,人的思想受到禁锢,人的探索精神也会受到抑制;在这种传统之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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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时代的尊孔与反孔,就像物理学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一样。尊孔越热,反孔越烈;尊孔绵绵不断,反孔也便越是持久。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反孔”,其实也是由他那个时代的尊孔所促成的。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在现代中国,曾有过两次尊孔盛典。第一次是1914年9月28日的尊孔盛典。对于这次尊孔盛典,鲁迅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曾这样写道:“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做了离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时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两年。”第二次便是1934年7月,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提议,明令公布以8月27日孔子的生日为“国定纪念日”之后,南京、上海等地举行的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汪精卫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会上作了一个提倡尊孔的讲演。鲁迅的《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一文开头几句话——“今年的尊孔,是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凡是可以施展出来的,几乎全都施展出来了。”说的就是这次尊孔盛典。这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权势者把孔夫子当做“敲门砖”的两次礼仪运作,鲁迅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对这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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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士大夫历来都很自负,以为只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就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甚至还有曾想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这种自负,几乎绵绵延续两千余年,直至晚清,仍视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为“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顾。弱水鹅毛不浮,这是白纸黑字,写在古书里的。弱水环绕,足以御敌于外,国人大可高枕无忧。然而,事实不讲情面,足以动摇人之信念。恰如鲁迅在日后为《新青年》写的《随感录四十六》中所说:

古书里的弱水,竟是骗了我们,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

鲁迅这话,首先表达的是他自己对于“‘子曰诗云’似乎无用”的直观认识以及对于孔孟之道几近绝望的内心感受。他出生于1881年,他的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19世纪末的晚清时期度过的。在他出生前后的几十年间,所谓“天朝上国”在与他们眼中的“夷狄蛮貊”交往中遭遇的是一系列屈辱事件,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在这块吞噬中国的盛宴中分得一杯羹,攫取一块肉,力争获得最大份额。当然,《论语》感化不了德国兵,《易经》咒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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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远,反复出现的形象工程,要数封禅。秦以前的,《韩诗外传》称,泰山封禅之帝王,“可得而数者七十馀人”,在此七十馀人中,管仲能点出名字的,亦有十二位;从秦始皇起,有人统计,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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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7 05:28)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话是从“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演变过来的,几乎成了至理名言。这种“演变”犯了“真理再向前一步,就会成为谬误”之忌,远没有原话来的贴切。即使被称为“圣贤”的也依然是人,照样不能摆脱“孰能无过”的定数。在儒家的谱系中,孔子为圣,孟子为贤;日后孔子成了至圣,孟子升格为亚圣。但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也都有时代的局限与人性之弱点。如果认定他们完美无缺,也就进入了认知的迷局。
我很赞赏孟子,赞赏他的民本思想、浩然之气以及他在抨击时弊之时所体现的敏锐与思辩,还曾比较过孔孟之“尺”(衡量人的尺度)与孔孟之“仁”,作过“孔子不喜欢孟子”的“推论”,认为孟子在不少时候,比孔子更为睿智,更有骨气,更具率性而为之可爱。也曾批评过孟子,包括他的思想局限与人性弱点,尤其是他在滞留昼邑与出使滕国时的作为显示出来的人格缺陷与分裂。
我曾读过王充的《论衡•刺孟》。王充“刺孟”,共有八例。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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