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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5 06:55)
标签:

孔子

论语

宓子贱

    “放鲰知德”的故事,我看到的版本就有两个:一个是从宓子贱的角度说的,重在“放”;一个则从孔子的角度去说,重在“知”。两个版本并不矛盾,可以看做前后篇的。
      重在“放”的那个说:有一天,单父的邑宰宓子贱走到鱼市,看到一条活蹦乱跳的大肚子鱼。卖鱼人正在夸说这鱼肉如何鲜嫩,鱼籽怎样味美,宓子贱二话没说,就把大鱼买下。一旁卖小鱼的见宓子贱买东西干脆,也乘机说他卖的小鱼别有风味,宓子贱果然又把小鱼买下。有人认出了宓子贱,心犯嘀咕:买那么多活鱼做什么?就跟在他后边想看个究竟。谁知跟到河边,宓子贱把他买的鱼都放掉了。这使一直跟着他的人大为惊讶。此时宓子贱告诉他们说:“大鱼有孕,正是产籽期;小鱼还没有长大。如果把这两种鱼吃了,河里的鱼不就越来越少吗?”读了这个版本,我觉得自己有点时空错位,差一点误以为宓子贱是当地的县长或县委书记,正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呢!他这买鱼放鱼之举,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理念,也是杜绝短期行为以保证渔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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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1 07:05)
标签:

论语

史记

孟子

    孔子有一位学生,叫做有若,就是《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的那一位,后人称其为有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以后问了几个有关孔子的预见性的问题,有若答不上来,他的同门师兄弟们就不干了,说是“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孟子也曾说过此事,说“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后来是被曾子阻止的,理由是说孔子那种境界,“皓皓乎不可尚已”。(《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可见司马迁之所记并非空穴来风。
    这件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人启示,诸如“形似与神似”之类,但我首先想到的倒是孔子作为一个老师一个长者的人格魅力。“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说的是孔子这一辈子而不是他的某一个时期。“弟子三千”跟随他有多久,因为没有确实史料记载不敢妄断,说“贤人七十二”始终相随,大概是不算为过的——子路“结缨而死”之时已经六十几岁,颜回英年早逝也已三四十岁(颜回出世之年,孔子的年纪按《年谱》为三十岁;按《世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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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9 08:39)
    杨朱的名声不好。古代的“圣人之徒”把他当作 “群起而攻之”的“异端”,现代的“主流意识”把他当作“极端利己主义”的典范。这一切都源于他的一句话:“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我为杨朱辩,既不是要将杨朱当作“圣人”,也不想将他的话奉为“圭臬”。杨朱此言所谓之“天下”,倘若真是“天下苍生之天下”或“普天下人之天下”,那么,他确实很不高尚,却也没有那么可恶,更无违法犯法之嫌——这“毛”,毕竟长在他自己的身上,拔毛之时,毕竟痛的是他而不是别人。因此,拔与不拔,都在他自己的权限之内,这种“权限”,或可称之为人权。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譬喻如今为地震灾区捐款,捐多捐少,都是一片爱心,值得赞赏。如果真的有人一毛不拔,似也不宜而且不能口诛笔伐。
   从现有的资料看,最早将杨朱当作“异端”,把他的学问当作“邪说”的是孟子,他是将杨朱与墨翟相提并论的。《孟子》一书中有两处提到“杨墨”。《孟子·滕文公下》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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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8 07:07)
    没有做过考证,不知道“天下为公”最早出于何典。即从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孔夫子在与他的弟子言偃(即子游)说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中人们共同劳动、平等分配的情形时提及“天下为公”这个词汇算起,直到孙中山反复倡导,这句话也让历朝历代的志士仁人为之奔走呼号了两千余年。他们所向往的“大同世界”,却一直是一个不断让人去追逐的理想而又未免有些空泛的目标。这就有必要对“天下为公”重作一番审视。
    “天下为公”的“天下”,包括你我他,泛指天下人。天下人遍布天下,那么,“天下为公”这四个字要求“天下”人所奉之“公”是什么,先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说这个“公”就是“天下”,那么,这“天下为公”就成了“天下为天下”,几乎就是同义反复,毫无实际意义。这个“公”字至少应当与“天下”有点区别。按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公”即是“共”,那么,或许是天下人的“共同利益”之所在吧!这么一“共”,这个“公”字也就变得相当玄虚而又抽象了——“共同利益”放置于何处,由谁来管,又怎么落实到“天下”人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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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6 07:07)
    探讨如何摆脱“周期率”问题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尽管毛泽东在解放前夕同黄炎培的讲话中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周期率”问题的研究,似乎变得更为迫切。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向背,决定兴衰成败,这是规律。“其兴也勃”,是因为得了人心,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与他日后的当皇帝坐龙庭或许就有直接的联系;“其亡也忽”,是因为失了人心,杨广对着镜子说“好头颅,谁当斫之”,大概已陷入“人皆可得而殊之”的境地。也有将这“兴”与“亡”归结为“顺应历史潮流”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然而,潮流是什么,不就是人心向背的组合?!
    那么,能不能反过来说,得天下者得人心呢?历朝历代得了天下的主儿大概都是这么想的:要是不得人心,怎么能得天下?其实,得人心者得天下虽符合历史事实,却又是一个历史的误区。得人心可以让你得天下,得天下却往往使你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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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宣帝用兵贵在一个慎字,这就是他与汉武用兵的根本区别。
    连年征战,遭罪受苦的就是百姓。打仗要用兵,这兵都是百姓子弟;打仗要用钱,这钱就是百姓血汗;战事占用农时,百姓靠务农吃饭,最怕误了农时。汉武之时屡兴兵事,天下虚耗,百姓流离,刘询深知轻率动用边兵之祸害。公元前67年冬,他因地震而下诏说:“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即张安世)、右将军(即霍禹)屯兵!”将这两支屯兵的部队撤了回来,以减轻百姓负担。同时下诏,未使用过的皇家池塘和禁苑借给贫苦百姓从事农耕生产,返回原籍的流民,由官府借给公田,贷给种子、粮食,免除他们的财产税和徭役,各郡、国的宫室、别馆,不要再进行修缮。可见,刘询亲政之初,就将慎用边兵与关注民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当然,他能保持这种清醒,离不开“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之士的不断提醒与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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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写于9年之前,说也是9年前的事。当年“石破天惊'的,如今已无多少人说起。上网搜索,类似的'石破天惊'之新说,此前此后都有出现,此文似尚有其参考价值 
                                                                                                                  ——作者    
 
     今年8月底以来,国内诸多媒体有关“建文帝失踪之迷”的报道,使我觉得特别新奇。这些报道说,8月27日下午,马渭源、潘群等明史专家在福建宁德霍童支提寺亲眼见到了一件明代的奇特袈裟,结合上金贝古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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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0 07:14)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时有评品人物,有的确有真知酌见,而且有理有据,使人信服。有的却不能自圆其说,例如,他之论李泌,我以为就很难经得起推敲。             
    关于李泌,我的最早印象是他对唐肃宗说的“五不可留”,即“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李泌懂得见好就收。倘若迷恋这五个“太”而不知“收”,事情就会悄悄发生变化。周围的环境会变,信任会变成猜疑,拥戴会变成妒忌;自己的心态也会变,功能使人变骄,权会使人变蛮,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以至像李斯那样,想当平民百姓而不得。
    读《资治通鉴》,方知李泌并不像张良那么洒脱。离开唐肃宗只为建宁王李倓的冤案,估计张良娣还会对广平王李俶下手,离去之前特以《黄台瓜辞》暗示李亨不要再作“摘瓜”之事。虽然当时也有不想再在帝皇身边的念头,但日后无论是唐代宗还是唐德宗即位,他都奉诏而往,尽力辅佐,鞠躬尽瘁。李泌为相,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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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泌其人,大有可圈可点之处,“五不可留”即是其中之一。
    李泌决意离唐肃宗而去,“五不可留”是他对唐肃宗陈述的理由:“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李亨(唐肃宗)还在东宫为太子时,唐玄宗就使李泌“与太子为布衣交”,此所谓“遇陛下太早”;李亨即位于灵武,将隐居在颖阳的李泌请出来,与他“出则联辔,寝则对榻”,而且“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此所谓“任臣太重,宠臣太深”;因为“事无大小皆咨之”,而且“言无不从”,李亨“收兵灵武”之后,动乱的局面便大有改观,李泌所起的作用自是举足轻重,此所谓“臣功太高,亦太奇”。按常人的思维方式,这五个“太”,正是李泌“五可留”而不是“五不可留”的理由,有着这老本可吃,有着这特殊的关系可靠,怎么舍得一走了之,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呢!
    李泌却决意离唐肃宗而去,这便是他高于常人之处。
    李泌能意识到“五不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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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7,即汉宣帝刘询亲政后的第二年,廷尉史路温舒上书汉宣帝说,“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那些酷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执法”氛围。“治狱之吏皆欲人死”,将此当作一种“自安之道”。因为刑讯逼供者比比皆是,就有屈打成招者以及冤假错案频频出现,于是,死于非命者不计其数,苛法苛吏成为民之大患。他希望汉宣帝省法宽刑,以改前世之失,兴太平之风。

路温舒此言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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