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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0 07:27)
《汉书》中韩博讽谏王莽之“神”的“巨毋霸”,到了《后汉书》,却蜕变为衬托刘秀之“神”的“巨毋霸”,倒也颇有讽刺意味。
                                                                       ——题记

因为“巨毋霸”出现于两汉之间的王莽“新朝”,班固的《汉书》与范晔的《后汉书》均有记载,然两者所记,只有“巨毋霸”的名称相同,身高一丈体大十围无异,此外各有其说。
班固的《汉书》记载:

夙夜连率韩博上言:“有奇士,长丈,大十围,来至臣府,欲奋击胡虏,自谓巨毋霸,出于蓬莱东南五城西北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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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须要节制,这是现代的事,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这一说。恰恰相反,在中国古代,人口的多少,乃是反映社会是否稳定,生产是否发展,经济是否繁荣的一个综合指标。汉、唐之称为盛世,人口大约都在5000万左右。兵荒马乱的时代,远远够不上这个数。
    从王春瑜主编的《中国文化小通史》宋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上看到这样的一个材料:宋徽宗大观四年,全国共有2000多万户,是北宋初年的5倍之多,按每户5人计算,大观四年的人口在1亿以上,是被称为太平盛世的汉或唐的人口的两倍。北宋的版图远远小于汉、唐,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仅就人口的密度而言,超过汉、唐两代的幅度则更大。由此可见,宋徽宗时的经济并不坏。
    宋徽宗其实也很重视经济建设。别的不说,就是宋代两大水利工程之一,能灌溉关中七个县350万亩农田的丰利渠,就是在宋徽宗大观二年兴建的。宋徽宗甚至还亲自撰写农书,这在历代帝王之中恐怕还并不多见。
    耐人寻味的是,北宋之亡,恰恰就亡在宋徽宗的手中。其个中原因,即从这套《文化小通史》的宋代卷所提供的史料看,大致也能看出一个子丑寅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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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鞅徙木立信,确是千古佳话,乃至古往今来久传不衰,但这个千古佳话,常使我想起几十年前在街头看到的一幕。
    那是一个走江湖的,说是能给人治病,也曾从围观者中逮出几人,说出病症,一丝不差;出手发功,立竿见影。于是又开始送药,说是分文不取,送完为止,一送就是十几包,等到大家纷纷伸手要药之时,又说先要每人收几块钱,看看你是否真的相信他。结果是他坐收了一堆票子,送票子给他的每人得到了几粒用纸包着的像老鼠屎一样的“药丸”,作为其中的一名围观者,我把这包据说能治不少老年病的药寄给了我的父亲,却被我父亲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并且告诉我:这就叫江湖编子。
    几十年过去了,陆陆续续地也见过不少这样的江湖骗子,有商场的,有文场的,也有官场的。回头再看“徙木立信”,感到古人确实纯厚古朴,他们一定没有看到过那么多的花样,遂见“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就让商鞅一下子就把“信”立了起来。倘若摆在今天,或者说,倘若今天有人把这作政府诚信的谐模,如法炮制以取信于民,我看是十有八九是要砸锅的。见多识广的今人,会提出种种质疑——
    谁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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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9 07:14)
     商鞅车裂而死,其结局很惨。曾有人说这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报复”,且也言之有据。“秦孝公薨,太子立,是为惠文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出亡”,此间就有许多弯曲。变法之初,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人说打狗要看主人面,商鞅却是专为惩戒主子才打狗的,他们能不怀恨于心?不管惠文王和公子虔属于什么阶级,说他们对商鞅进行报复,并非空穴来风。
     然而,商鞅其实也死于秦国的百姓,死于他自己立下的法规。亡命出逃的商鞅,曾到客舍求宿,舍主人拒绝留客,说是“商君之法,舍(客)人无验者坐之”。这是以商君之法绳之于商君,可谓“请君入瓮”。于是商鞅无栖身之地,“去之魏,魏人不受,内之秦,秦人攻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这里说的“秦人”,恐怕是不能一概称之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
商鞅“不法其古”,敢于改革,这精神十分可贵;商鞅法不阿贵,即使太子犯法,也能予以惩戒,于是令行禁止,这也是为政之要;商君之法,“行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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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6 06:16)
                                                           
        重阳那天,随单位男女老少同往市郊,其中一个项目,便是游览并瞻仰×氏宗祠。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百家姓中的每一姓,几乎都是“故家大有闻人”,×氏自也不会例外,既有“三部尚书”,也有“一代帝师”。据说还有一副对联写着:子为天子门生,夫有门生天子。如此这般,“先前阔”是不必说了。而且,既是历史,也不妨聊备一格。
        ×氏宗祠欲将古今熔于一炉却又很难兼容的格调,则使我感到不伦不类。
        祠堂正殿上并排挂着的匾额,不但有“一代帝师”、“三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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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2 07:04)
     景泰年间,有人说于谦权柄过重,太监兴安为之执言:“只说日夜为国家分忧,不要钱,不要官爵,不问家计,朝廷正要用此等人,可寻一个来换于谦。”
兴安完全有理由这样说。他曾与另一位叫舒良的太监一起奉景帝之命前往探视卧病在家的于谦,“见于谦自奉俭,相与叹息,因以闻”,结果连油盐酱醋、萝卜白菜也是景帝派人送去的。以于谦之功高权重而清贫如此,实在堪为一世楷模。兴安此言,伸张了于谦的浩然正气,使人为之振奋。
    对于兴安这番话,满朝文武作何反应?史书记载的只有四个字:“众皆默然”。这“默然”的原因无非有二:一是事实俱在,无话可说;二是内心有愧,无脸再说。当官本来就该与国家分忧,权力本来就不该用来图谋一己之私利,于谦所为其实只是为官者之本份。然而,“可寻一个来换于谦”这句话,竟然难倒了满朝文武,可见廉洁奉公如于谦者,确实只是凤毛麟角。因而,兴安此言,又使人感到悲哀。
    由此想到于谦死后发生的一件事。
    明英宗曾命有司将从陈汝言家抄出来的赃物列于大内廊庑之下,召大臣入视,说:“景泰间任于谦久,籍没无余物。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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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9 06:11)
        我之所以想说说郅都,不仅因为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的郅都引起我的兴趣,还因为现实中的铁腕人物也往往恰如郅都,极易成为争议人物。
《纲鉴易知录》在写到“以郅都为中尉”时这样评述郅都:

        始都为中郎将,敢直谏。尝从入上林,贾姬如厕,野猪卒入厕。上目都,都不行;欲自救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上乃还。都为人,勇悍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谒无所听,及为中尉,尤严酷,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

        这段话与《史记》说的并无出入,估计是从《史记》摘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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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4 07:03)
        张汤也是被司马迁写入《酷吏列传》的.。实事求是地说,在那十位“酷吏”之中,此公还算清廉。“汤死,家产值不过五百金,皆为所得奉赐,无他业。”但对于公正执法而言,清廉只是必要前提,并不是充要条件。在张汤的事迹中,使我最不以为然的是对大司农颜异一案的处置。颜异是管经济的,“以廉直”而位“至九卿”,他得的“腹诽罪”。这个“腹诽”罪就是张汤发明的,比宋高宗时岳飞所得的“莫须有”罪,明英宗时于谦所得的“意欲”罪,都早了一千几百年。
        关于颜异的“腹诽”罪,《纲鉴易知录》有简要介绍:

        上既造白鹿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壁,直数千,而其皮蔫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上不悦。人有告异他事,下张汤治。异与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见令(缗钱等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按:同例),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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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2 06:59)
        在杭州西子湖畔,有两个民族英雄的冤魂,一个是宋代的少保岳飞,他得的是“莫须有”罪;另一个则是明代的少保于谦,他得的便是“意欲”罪——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巧合?
       于谦的“意欲”罪,是徐有贞发明的。明英宗“南宫复辟”之后,此人便唆使言官诬谄于谦“迎立外藩”,并将于谦投入监狱,由“有司勘之”。如此“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结果却是一无所获。于是徐有贞说:“虽无显迹,意有之。”司法部门为了讨好石亨、徐有贞之辈,“乃以‘意欲’二字成狱”。
        说于谦“迎立外藩”,当然是颠倒黑白,且如史家所言,对于朱明皇朝,“谦有再造功”。倘若不是于谦力主抵御外敌,不仅大明江山会陷于“外藩”之手,就是英宗皇帝也不得生还。因此,连刚刚复辟归位的英宗也不得不承认“于谦曾有功”。然而,徐有贞说的是“意欲”,这就灵活得多了。“意欲”是谁也看不见的,构陷“意欲”罪的,无须提供任何依据;被构陷“意欲”罪的也很难提出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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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绍兴有一位叫胡世庆的农民,八十年代初期,以研究《红楼梦》出名,而被人称为农民红学家。其实,胡世庆最花力气研究的并不是《红楼梦》,而是中国文化史。他的《中国文化通史》已出版两个版本,第二次修订的《中国文化通史》一百二十万字,也即将闻世。在胡世庆的名片上,印着的第一个头衔是“绍兴农民”,压在“胡世庆”三字底下的“工作单位”,则是“浙江绍兴县湖塘镇西跨湖村”。
        陪同我去拜访胡世庆的陈家檐对我说,绍兴有不少像胡世庆这样的人,他们都是极平凡的人,从事极平凡劳动,却在不声不响地做着自己的学问。有一位专门给用户送液化气罐的师傅,正在撰写有关绍兴桥文化的著作,你到他家去,看到的就是一屋子的书。今年春上,我在绍兴县报上看到介绍陈家檐的文章,才知道这位和妻子一起着开米店,把大米整袋整袋地背到用户楼上去的陈家檐,也在研究柯桥古镇的历史,挨家挨户地挖掘着有关这个江南重镇的史料。
       在绍兴这样的历史文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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