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不是2.1，而是2.3以上
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产，二是物质再生产。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如果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高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会增加；如果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会减少。因此，世代更替水平对于人口政策制定至关重要。
1970年代末，宋健计算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为2.14[1]。1980年宋健在光明日报撰文说：“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的时期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2]。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田雪原等人“花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梁中堂语）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超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
[3]。
可见宋健对中国人口的预测是基于中国世代更替水平为2.14。他认为中国1979年左右生育率为2.3，超过世代更替水平2.14，中国人口会在2000年增加到14亿，2050年增加到40亿，因此需要用独生子女政策降低生育率。
二十多年来，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人云亦云，一直用发达国家的世代更替水平2.1作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
其实宋健的2.14的世代更替水平是错误的。世代更替水平是一个变量，而不是常量，与社会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古代平均每个妇女生育6个孩子也才能勉强维持人口世代更替。世代更替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婴儿死亡率、儿童死亡率、育龄期死亡率、性别比等）。目前发展中国家的世代更替水平普遍在2.5-3.3，而不是2.1
[4]。中国1980年是发展中国家，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
根据联合国统计署的资料，法国、德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2005年的婴儿死亡率分别为4‰、4‰、6‰、5‰、5‰、5‰、3‰
[5]；2006年这些地区的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5‰、5‰、8‰、6‰、6‰、6‰、4‰
[6]。这些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世代更替。
而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中国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2002年的婴儿死亡率分别为85‰、49‰、38‰、32‰、30‰
[7]；中国1990年、1995年、2000年、2003年的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49‰、46‰、40‰、37‰
[8]。同样，中国的儿童死亡率、青少年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也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远比发达国家要高。
根据1990年全国生命表（两性合计），中国每1000个出生婴儿大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岁之前死亡[9]。那么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就不是2.1，而应该在2.2左右（1980年应该更高）。
联合国认定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标准是男孩：女孩=102～107:100。而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也远比发达国家要高。1982年人口普查显示出生性别比为108了；1990年人口普查显示0-4岁出生性别比为111；200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0-4岁出生性别比为120；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0-4岁出生性别比为123。考虑到中国的畸形性别比以及育龄前和育龄期死亡率，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在2.3以上，而不是2.1。笔者就这一问题请教过北京大学人口统计学家郭志刚教授，他说：“你对更替水平的推论完全符合逻辑，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高于2.1”。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教授也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在“2.31或者更高的水平”[10]。
1980年左右中国的生育率其实是非常接近世代更替水平，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会自发快速下降，当时就不应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且应该在1990年左右开始提防生育率下降，以防止人口减少。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人口根本不会如宋健所说的“2000年中国人口要超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
笔者不知道宋健1970年代末凭什么“计算”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为2.14的。同样，宋健和田雪原还预测“在实行中（21世纪初的20-30年）不用担心高龄化问题
”[11]，“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12]
事实上中国1999年就进入老年化，比预期早30年；梁中堂认为宋健等人的预测在对一些计算结果的解释上瞒天过海。
既然现在生育率已经降低1.2左右，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为什么人口仍然在增长？
人口增长取决于几个因素：1、年龄结构；2、出生率；3、死亡率；4、迁移。1950年前人均预期寿命极短，1950年还只有35岁左右，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人口增加缓慢。但是1950年之后，由于医疗、经济的发展，婴儿死亡率、儿童死亡率不断下降，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这是为什么在中国妇女生育率在不断下降的同时，人口反而比前几十年增加更显著的原因。就像一段水管，进水（出生）出水（死亡）一致，水管内的水量（人口总量）没有变化；现在将水管延长（寿命延长），即便进水还所有减少，由于水在水管内流经的时间延长（延迟出水时间），暂时出水仍然会减少，水管内的水量仍然会增加。现在寿命增加明显减缓，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目前中国平均预期寿命73岁)。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年龄结构中适龄生育人口基数大(当初6.0的生育率的结果)，就算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增加人口也比死亡人口（孩子的爷爷辈）多。考虑上述两个因素，因此生育率即使只有1，出生率暂时仍然比死亡率要高。但只要出生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增长就失去动力，人口增长就只是暂时的惯性增长，趋向停止并转为负增长。现在计划生育已经推行三十多年，生育率在1991年之后就已经低于1.8了，寿命延长已经减缓，因此出生率很快就会等于或者小于死亡率。现在的增长已经是“强弩之末”。
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比如日本，1970年代中期就已经低于2.1个的世代更替水平，但日本人口2005年才开始负增长；欧洲很多国家多年以来生育率也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人口仍然缓慢增长。也就是1950年之后由于寿命的延长，人口在不断“蓄洪”；但是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老年，将出现长达几十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将死亡两千多万人口（是现在的两三倍），几十年之内每年人口负增长上千万。因此，现在的低惯性增长是急剧减少的先兆。
二、“1.8是最佳生育率”的结论是没有道理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认为中国的最佳生育率为1.8。其实当时确定这个数据并不具有科学严谨性，而是出于部门利益考虑。
所有的客观调查的数据都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在1991年之后低于1.8，1990年代中期降低到1.3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了[13]。依照国家计生委法规司长于学军的话：“如果是1.2，中国就不用搞计划生育，就不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了。”[14]
也就是说，如果承认生育率确实低于1.8，那么意味着应该停止计划生育并撤销计生委。这显然不符合计生委的利益。因此十多年来，国家计生委一直否定超低生育率的现实，而一次次将生育率“修正”成1.8。
2004年国家相关官员询问人口学家生育率多高为合适，绝大多数入会专家都回答说1.7或1.8为宜。北京大学郭志刚教授回忆说，他当时回答说1.9或2.0较好，又加了一句“略低于更替水平就行”。
当时这些入会的人口学家其实分为两种：
1、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是否定实际的低生育率，认为实际生育率就是1.8，而且生育率还面临着反弹的风险，然后说最佳生育率也是1.8，那么就意味着要维持现行政策不动摇，甚至是长期不变。
2、以郭志刚等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是承认生育率确实是很低，他们提出将生育率提高到1.9或2.0（即便1.8），这就意味着人口政策需要调整，并且很紧迫。
郭志刚教授后面也承认，他当时提出的“略低于更替水平”其实是太保守，当时是希望减少对立，使更多的人能接受。他对笔者说说：“我们都多年从事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头脑里的框框比你多得多，认识变化是一个很难的过程。我在2000年前基本上也是坚持控制数量是第一位的。但是我也变了。”
郭志刚教授说：“人口学者的主要任务是将现实情况和各种选择方案人口后果对政府和公众作出清楚的说明。关于政府是否接受，不是评判是非的标准。我们注重的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在这一点上，梁中堂教授堪称楷模，他1979年开始研究人口问题，一开始就质疑宋健的独生子女政策，并说服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在山西翼城试点他的二孩方案，他也是人口学界中最先提出要停止计划生育的学者。这几十年来梁中堂教授一直扮演一种人口学的独行侠的角色。正是因为有梁中堂、郭志刚以及其他很多人口学家的辛劳耕耘，才在中国人口学如此贫瘠的土地上开辟出一片绿洲。
人口学界“头脑里的框框”很多，有多种原因：
1、中国人口学科一开始就建立在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理论基础上的，是专门为计划生育服务的。他们要么不能突破几十年老思维的束缚，要么不敢承认过去的“成就”是错误的（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只有在不断否定中才能获得真理，search
＋ search = research）。
2、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是载入宪法的，对人口政策长期要求“不争论”。
3、人口学界依赖国家计生委获得科研课题。计生委还通过组织直接控制人口学界（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会长都是原计生委主任）。通俗地说，人口学界是“握薪藏胆”。
4、在1990年代生育率下降后（尤其是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之后）人口学界出现一些异议，要求调整人口政策。为了压制这股声音，国家计生委于2001年又推动出台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系统宣传品管理办法》。
5、人口学者角色错位，总是以决策层的角度看问题，以政治家自居，总是考虑到“政策连续性”、“给政府台阶下”，而不是注重事实判断。
因此，中国人口学界或多或少有“学术爬蚤心理”。即便开明派学者的观点，经过自己和上级的层层中和，到中央决策层那里也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中央领导根本感觉不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很显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领导最终采纳了第一种观点，中央据此于2006年12月17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认为实际生育率为1.8，最佳生育率也是1.8，提出计划生育“四个坚持不动摇”。据笔者所知，三百多位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成员中很多并不认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结论，他们对这些打着他们旗号的结论非常气愤。一些基层计生委干部也对笔者说，他们对这些结论非常失望。
关于“最佳生育率”，韩国也有惨重的教训。韩国1962年开始提倡二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1980年代后期不到1.6，1990年代初期也只徘徊在1.65左右。韩国人1990
年代引发了一场很大的辩论，结果开明派占上风。韩国政府于1996年批准了“新人口政策”，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
但是韩国的人口学科也是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建立的，即便开明派人口学家们头脑中“条条框框”也很多。而韩国劳动力仍然充足（1960年代每个妇女平均生6个孩子，1970年代还生3.6个孩子），决策层没有感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韩国的“新人口政策”认为最佳生育率为1.6，而是韩国1995、1996年实际生育率恰好是1.65、1.58。意味着韩国只需要“稳定低生育率”就行。并且韩国的“新人口政策”的有些具体方法其实是抑制生育而不是鼓励生育，比如开展“关爱女孩运动”，鼓励妇女参与生产劳动（从而放弃生育），而不是鼓励妇女生儿育女。因此，尽管政策的导向改变了，但由于政策是“夹生饭”，生育率继续下降到2000年的1.47和2002年的1.17。面对这种严峻形势，韩国人口学界和政府仍然不知道症结所在，韩国在2004
年出台了以“为使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提高到1.6”为目标的六个方面的措施。结果生育率不升反降，2005年降低到只有1.08，2006年也只有1.11。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韩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在2.1左右，但是却滑稽地将目标生育率放在1.6，扭扭捏捏，出台的各项措施都是围绕“1.6的生育率”，没有借人口政策调整有效逆转生育文化，也没有真正在分配制度上下功夫，生育率不下降才怪，怎么可能提升？
同样，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在2.3以上，最佳生育率怎么又是1.8了？1.8的生育率是非常危险的！韩国为1962年的“提倡二胎”吃尽了苦头，后悔不已；而现在中国一些人口学家提出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还赶不上韩国1962年的方案。
中国强制性计划生育已经30多年了，其对生育文化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停止计划生育根本无法防止人口锐减，今后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应该高调停止计划生育，鼓励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而不是将目标生育率放在1.8（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这个结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非常荒谬的），轰轰烈烈，给大众一击惊醒，逆转生育文化。而不要将韩国等地的教训当经验，不能太强调政策连续性(会误大事的)！
三、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根本不是1.5，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是可信的
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将客观调查的1.2-1.3的生育率修正成1.8，依据是中国的政策生育率为1.5，加上超生和漏报，因此生育率为1.8是可信的。
那我们看看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实际生育率是否会比政策生育率高。
人口学家广泛引用的1.47政策生育率是北京大学郭志刚教授与国家计生委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等人合作完成的研究结果。曾经在计生委开过一个小会将此分析结果向计生委领导报告过，被要求保密。后来获批准同意对外发表在2003年《人口研究》第5期[15]。
根据他们的原始资料，全国允许生1孩的占35.4%，允许生1.5孩（头胎是女孩的可以生二胎）占53.6%，允许生2孩的站9.7%，允许生3孩的占1.3%。郭志刚教授是假设出生性别比为107。
那么依照他们的原始数据，1000个妇女，有354个只允许生1孩；536个妇女生1.5孩，以性别比107计算，第一胎生277个男孩和259个女孩，生女孩的259个妇女每人可以再生1个；97个妇女生2孩，共194个孩子；13个妇女生3孩，共39个孩子。1000个生育妇女（其中631个妇女只允许生育1孩子）合计可以生1382个孩子，平均每个妇女可生育1.38个孩子。可见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
郭志刚教授等人是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乘以1.06之后变成1.465的。笔者认为这个1.06偏高，虽然有些特殊情况可以多生，但是也有一些情况本来是可以多生的，但是由于地方政府执行政策很严，没有宣传这方面的优惠政策，很多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很多本来符合“理论政策”的，但是都碍于“现实的政策”而没有生）。另外笔者认为即便一孩政策可以有6%的例外，但是二孩政策、三孩政策就不可能有6%的例外了。比如一孩政策下，6%的例外可以多生一个孩子，但是二孩、三孩政策下，这6%的例外就不是再生二孩、三孩了，而很有可能只再生一孩了，因此将二孩、三孩也乘以1.06偏高。
笔者就这个问题请教过郭志刚教授，郭教授说：“你对我们计算政策生育率的1.06调整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我们实际上给政府留了更多余地，也是为使我们调整政策的依据处于更保险一侧。当时我做这些时，本来只是想说明自199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不是像计生委说的那样是多年稳定在1.8上，而是在向政策水平接近。政策当然是总和生育率降低的一个原因，奇怪的是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一边认为超生严重、政策形同虚设，一边同时力保维持现行政策，一边还能大谈计划生育成绩。”
可见，郭志刚教授1.465的政策生育率其实是为了给政府留下更多余地。但是国家计生委却在这个“余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余地”，对外宣称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是1.5，并否定中国是一胎化的现实（国家计生委法规司司长于学军说：“我国已有30％－40％的人口是可以生二孩的。怎么能说是一孩政策呢？”）
[14]。并据此认为他们1.8的生育率是可信的。
计生委如此，主流人口学界也如此。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人口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陈卫说：“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数据计算出的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大大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这种结果显然不合乎逻辑。因为按照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如果全国没有一例计划外生育,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政策生育率)也应该为1.47”[16]。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也说：“按照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即使全国老百姓没有一例计划外生育，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政策生育率也应该为1.46，在广大农村仍然存在大量计划外生育的现实下，怎么可能低于1.46呢？”[17]。
但是他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不生育人群。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的不孕率发病率上升了10倍，单身、丁克、晚育比例也在急剧增加。用当前国际上的不孕率标准口径对2001年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原发性不孕率高达17%
[18]。而中国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19]。意味着不愿意生孩子或者只愿意生一个孩子的比例很高。以最保守的15%不生育人口比例计算，那么每1000个妇女只能生育1175个，如果响应政策的话，中国平均每个妇女只生1.17个孩子（现实政策生育率），这不是一胎化又是什么？如果以20%不生育人口比例计算，那么现实政策生育率只有1.1。
越南都允许生2孩，加上一些特殊情况，政策生育率是高于2的，但是近年实际生育率只有1.9左右，低于政策生育率。韩国、台湾的政策生育率是“无限”，但实际生育率不到1.1。
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农村地区从1980年代开始实行“二胎方案”，这八百多万人口的地区政策生育率为2.0，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1.4-1.6，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新疆建设兵团、湖北长阳、五峰现在也实行“二胎方案”，但是建设兵团的总和生育率在整个
“十五”时期都稳定在1.0左右，湖北长阳、五峰现在实际生育率只有0.9，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因此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是非常可信的，仅仅放开二胎是不够的。
在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界的一再“质疑”下，国家统计局其实也在修正他们的客观调查的数据。比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根据原始数据，生育率只在1.2左右，但是最终公布出来却是1.33（国家计生委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仍然不满意而没有采纳）。
郭志刚教授认为，只能用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这些客观数据修正其他数据的，哪有有用其他主观数据修正客观调查数据的道理？计生委这么多年来并未在提高调查质量、收集有关信息上下什么功夫，原因在于他们未必真想证明极低生育率，相反他们对能作为较高生育率的证据的一些东西却绝不会放过，不失时机地向上、向下“炒作”。
即便不采纳任何中国官方数据，光凭着中国发展水平就可以推测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达不到1.8，加上政策执行力度就足以得出中国生育率在1.3以下的结论。根据中国发展水平、传统生育文化被破坏程度、教育产业化程度、医疗负担、自杀率（自杀率高的国家生育率低，中国自杀率是世界平均的2倍多，并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男性自杀率远远高于女性，而中国是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而女性是生育的承担者）、就业压力、产业结构、妇女劳动参与率、妇女受教育程度、离婚率、不孕症发病率、农村育龄人口进城比例、中国目前的工资占GDP的比例、城乡（包括农民工）收入的差距等等，再对照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泰国、巴西、伊朗、越南地区当年和现在的情况，笔者认为中国即便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不可能达到1.8，再结合中国政策执行力度尤其是对生育文化的破坏程度，笔者认为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生育率1.33是偏高的。就是说，很多人口学界和计生委的官员认为统计局的数据偏低，而笔者认为偏高（中国生育率在1.1的可能性比1.4还要大）。
发博文
加载中…
添加到我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