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吴毅著《小镇喧器——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

 

 

 把此二者联系起来肯定会遭致许多人的批判，因为按照学者们的观点，在当前农村人财物净流出的情况下，打工经济只可能导致农村的衰败。当然，这个判断是成立的，我也并不想推倒这个判断，但我只是想说，如果我们将目光向后推展，可能会发现打工经济或许是中国农业获得长足发展的现实契机。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自己心血来潮，一个经验主义者倘若从某些亲身经历的现象中看出了一些端倪，那就完全可以把它表达出来，尽管我不能证明我所看到的这些现象具有普遍性，但只要它们作为“黑色的天鹅”出现了，那就一定具有某种重要的意义。

    因清明祭祖，我回家小住了几日。我发现去年抛荒的许多田地今年都种上了庄稼，从山顶向下俯瞰，田野上麦地里葱茏的绿色点缀着一块块不规则的油菜花的金黄色，而这些绿色和黄色之中，还有许多的大片大片的透明色，那是农民把麦地改造成了鱼塘。我们的土地是不规则分割的，土地上呈现的颜色自然也不是规则的。我问父亲村里的田地为什么今年都有人种了，他说，“去年许多人都出去打工，自家的地没人种，想托给别人也没人接手，再说，劳力都出去了，放水排水的事没人管，想种也种不好。今年呢，

五华县垃圾处理场的困窘与无奈反映了当前部分地方在城市垃圾处理问题上所面临的难题，而枫林塘村村民的不幸遭遇则从另一个层面阐释了这个社会正在因此而发生的一些悲剧(见《南方农村报》今日第4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目前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40%，未来城市居民的比重会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无疑反映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城市化水平越高，意味着城市人口的绝对数量在不断增多。人，首先是一个生理动物，要活着就必然要吃喝拉撒，生病了还要看医生，也就是说要“生产”大量的生活垃圾；城市的发展，也不只是创造了高额的GDP，在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排泄”出很多废物。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在很早就讨论说要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是在资本缺乏、技术不足的客观现实面前，很多地方都没有将环境保护放在发展战略的高度进行考虑，片面的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导致当前中国大量的江河湖泊等生态链条遭遇污染的困境，恶化了国民的生存环境，最终也会影响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然而，更关键

 随着当下城市建设的速度和规模加大，城乡结合部地区各种招商引资和开发中的农地征用日益增多，其中，农地征用的补偿标准，往往成为这一过程中引发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民三方利益冲突的焦点。而为学界诟病者，乃地方和基层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深度卷入与越俎代庖以及借此截留土地补偿款，与农民争利。对于这种状况，初时我以为，目前我国的农地在制度规定和实际操作中所存在着的混乱与偏差，以及官本位格局下强国家–弱社会的力量对比态势，是造成农民无力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原因，但细细深究，却又感觉未必如此简单，政府的深度卷入和越俎代庖的背后，似乎也还有着某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与“无奈”。

　　按照现行法律，我国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这一规定肇始于人民公社时期，公社解体后，土地经营方式从联合性的集体劳动转变为个体承包经营，虽然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基于国情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土地的制度性规定却并没有改变。然而，面对千家万户的承包农户，人们会发现此集体已非彼集体，此时的所谓集体其实已无任何整体性的社会载体可言，制度化的集体土地与个体化的农户经营，已经造成了土地权属关

乡村治理的博弈术与正当性

 

申端锋

 

 

 ——兼谈税费改革对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乡村体制改革系列评论之四：农村基层组织的乡土性

我们来讨论农村基层组织的特点。我们可以从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一些说法开始讨论。

农村基层工作中有这样的说法：“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千条线，是指在农村基层组织以上的政府机关与部门被分成不同的条条，到了乡村两级，就不再细分条条，而是一齐对准乡村基层组织这个块块了。上面千条线，在上面，各种政策任务和部门行为可以分成条条向下布置贯彻，到了基层却很难再细分成不同的条条，而往往是一个相对分工不清的块块，是一个党政不分、乡村不清、政事不明的块块。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面，如果说上面可以将农村的事务分成不同部分的话，到了基层，细致分工就往往缺少农村基层事务的数量基础。即一是基层事务很难分得开，二是若真分开了，各项专业事务都会显得任务不足。更重要的是，国家根本就不可能自上而下建立一个严格的条条到底的体制。到了基层，很多事务已经变得细小、零碎、或然，虽然并非不重要，却很难专门对口设置一个机构来应对。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