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青龙调查随笔[1]

 
12月上旬，我们一行四人在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的一个普通村庄——草村做了为期两周的调查。不同于以往酷暑时节在中部农村完成的田野作业，这次的调查是在零下十度的严寒环境中完成的，但恰恰是这种环境下的调查，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北方农民的生活。
 
一
由于纬度偏高，气候寒冷，北方村庄的冬季相对漫长，这从村民们对“柴火”的重视程度就可以看得出来，[2]整个冬季一户普通人家所需要的木材、秸秆等燃料大约是两千斤。北方村庄的房屋结构很有特色，房屋坐北朝南，南北向的纵深度不大（一般不超过六米，只有一间房），而东西向的宽度则尽量延伸；房屋不设客厅，窗户大而宽；大门设在厨房中间，室内房间沿东西向与厨房毗邻，房间内南面靠墙设有大炕，北面放置物品，各个房间以厨房为中心一字排开。[3]这种结构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由于太阳由东向西的运行轨迹，房屋的朝向安排、纵深度以及在南方人看来较为夸张的窗户，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而以厨房为中心的东西轴向则以灶台连通屋内

    最近关于林权改革的言论，多认为以往的林权制度不适应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是制约集体林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将集体林权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分给农民所有，对于充分挖掘林地资源的潜力、提高林地生产力有积极意义。
　　然而，根据笔者对L省D村的调查经验发现，政策文本和现实运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D村现有林地面积8.8万亩，其中国家公益林5.6万亩，村集体林3万多亩。按照该省林权改革的相关政策，这3万多亩集体林都应均分到户，但D村自2006年林权改革至今只分了2000多亩，不及应分山林面积的十分之一。
　　三年来，村民就此组织多次上访，但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林地少分或不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从县、乡两级林业局来看，这种做法既迎合了国家政策要求，又不至于使自身利益受损。这方面利益主要表现在政府发放的每亩每年2.5元的管理费上。D村所在镇林地资源丰富，每年管理费就有1000多万元。
　　第二，由于近年来木材价格猛涨，地方精英凭借政治、经济等手段通过“暗箱”操作的方式，从村干部手中买了部分山林，如果均分到户，不仅使买卖林木的事情大白于天下，还增加了

——兼论中国农村研究的分析范式*

狄金华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田野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梳理出村落、基层市场共同体、乡（镇）以及县四个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并以此为基点讨论了中国农村研究分析范式的现状与突破空间。研究发现，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的兴起有着自身的学术逻辑及路径依赖，同时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与研究范式的变更之间存在着辨证互助的关系。
关键词：田野研究  研究单位  分析范式
 
20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关注和研究是国内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其关注面之广，研究成果之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仔细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发现，基于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有关中国农村的研究形成了若干个分析范式[1]，例如社区分析范式、经济区域分析范式，同时若干新的分析范式的雏形开始出现或正在生成之中。其中任何一种分析范式的提出，往往都与田野研究单位的转变有着种种关联；同样，任何一次田野研究单位的转变，也给研究范式的拓展提供了发

2009-11-25 08:06:37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上海)　

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本化”演变后，村委会离其真正要服务的对象——村民会越来越远，而与资本的结合则越来越紧密，而这显然有违基层组织的性质。
刘燕舞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税费改革以来，农村基层组织出现新的演变动向。“资本化”是一个重要的演变方向。
这种农村基层组织的“资本化”表现在村委会的“资本化”以及村支部的“资本化”。其中，村委会“资本化”现象主要表现在换届选举的运作过程中。
笔者在江西陈村的一个调查案例，清晰显示出了这种“资本化”现象。
陈村的村主任徐某，2008年12月村委会换届选举被选上，其上台轨迹基本可以清晰地表述基层组织“资本化”的演变逻辑。
这个案例仅仅是笔者所调查的七省十村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湖北丰村、山东刘村和浙江甬村等经济较为富裕的村庄均出现类似现象。

论“一事一议”政策的合理性及推进策略※

——基于政策实践悖论的反思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430074  赵晓峰

内容摘要：“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不能有效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难题。政策设计意图应该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从税费改革后国家试图进一步缓和国家与农民关系，促使农村基层组织职能转型和塑造现代公民意识的视角下去认识。“一事一议”政策本身具备实现其政策设计意图的功能。但这需要在剥离其筹资筹劳职责的基础上通过逐步落实城乡均等化的公共品供给政策，并加强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农力度。
关键词：一事一议  政策悖论  农村公共品  农村基层组织  财政转移支付
 
一、“一事一议”政策实施中的实践悖论
“一事一议”制度首创于安徽省税费改革时期，是作为税费改革的配套措施推出的，主要是指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凡村内兴办农田水利建设、修建村级道路、改水等集体生产公益性事业，如果涉及到收费和投劳等问题，必须通过村民民主表决的方式来进行。按照《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的规定：一是农村税费改革后，村提留被取消

简介： 鄂东南农村，红白事仍然能够保持庄重不沉重、热闹不吵闹的理性氛围，根本上是因为公共性的“礼”的要求仍在发挥作用，不允许私人意志过度膨胀、主导这些公共事务。
在鄂东南农村调查，当地的人情交往让我们印象深刻。相比于其他地区农村近年来人情交往中的恶性竞争与怪异现象，比如红白事的大操大办、规模竞争、丧事上劲歌热舞等等，这里的人情交往显得要理性得多。一方面表现在村民之间的攀比不是很明显，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比较有规矩。这里说的规矩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红白事的仪式和程序传统性比较强，能够营造出应有的气氛。比如我们亲历的一次葬礼，主持仪式的老人仍然在用古文宣读祭文和操作各种程序，现场严肃而庄重，弥漫着哀悼逝者的气氛。
    第二，人情往来中送礼按照关系远近进行。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送礼体现着关系的亲疏远近”。这里的“亲疏远近”指的是以血缘和姻缘建构起来的社会网络中的距离，关系远的不能比关系近的多送，即使双方的私人感情很好也不行，因为“疏的压倒了亲的，亲的不好看”。
第三，人情往来具有强制性，个人不能随意进入和退出。即使双方

价值观念的变迁与农民自杀

——评《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

刘涛

 
（陈柏峰、郭俊霞：《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农民日常生活与价值观的转变是对当前社会的真实表述，如何描述进而解读这种转变是深层理解中国乡村的关键，也有助于农村学术研究的推进与政策的制定，本文通过解读《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一书，并以自杀为切入点，来理解当前农村价值观念的变迁对农民生活世界的深度影响。
当中国农民经历了免税的惊喜后，现代化的失业浪潮又掀翻了这支孤舟。当各界鼎力支持农村建设时，沉重的旱灾又冲击着农民返乡的喜悦。诸多的波澜使得“三农危机”的政治性话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后，各界再次把目光聚集于农村、农民、农业上，这次

 皖中农村调查：后税费时代如何改善基层治理

 贾林州 李宽

    在免除农业税费之前，一般都认为，造成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是群众税费负担过重，取消农业税费之后，干群关系状况将大大改善。但刚过去的夏天，我们在皖中江淮地区农村调查时发现，虽然国家取消了农民的税费负担，同时还向农村投入大量的财政补贴，但干群之间的矛盾并未缓和。至少，我们在趋于原子化的皖中农村看到的现象如此。

　　村民对村干部不信任，主要原因是村庄公共事务几近无人过问，低保名额分配也很不公平。笔者调查的村庄尤其典型。

　　该村在决定低保对象时，不按预订程序走，既不在村组内公开评选，也不进行全村公示，由村干部决定。名额多给了干部的亲属，或者是“给”好处费的关系户。

　　该镇干部反映，现在一半以上的上访是低保问题。低保的钱数并不多，每人每年1000～2000元不等。但村民认为，“为什么不该有的却拿了，该得的却没有得到？”

　　2002年安徽税费改革后，当地村庄的公共物品建设也成

陈柏峰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也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
内容摘要  不同地权制度方案截然对立，却都宣称维护了农民地权，且都有相应的经验材料作为支持。因为具体经验材料在农民地权诉求的整体表达结构中位置不同。在农民地权诉求的表达结构中，扩大地权方面存在城郊农民与大田农民的对立，稳定地权方面存在上访农民与普通农民的对立，套现地权方面存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对立。只有深刻把握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路径与现状

———近十年来“华中乡土派”的村治研究

刘 涛 赵晓峰

摘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村民自治政策的实施，各学科相继介入到乡村研究中，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也不断被抬升进而成为一门显学。“华中乡土派”在其中独树一帜，从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到关注其在实践中的命运，一直延伸到对农村社会自身运作逻辑的研究，研究重心不断下沉路。本文以乡村治理为关键词，分三个层面总结华中乡土派近十年的研究现状与路径，希望对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乡村治理 华中乡土派 路径与现状
在2004年贺雪峰教授曾以乡村研究的经验提出了几个目标，一是继续做好乡村建设实验基地的工作；二是建立以解释中国乡土经验为主要目标的乡村研究学派；三是建立一种国家农村政策实践的评估和反馈系统。这既是目标也是总结，要实现这个目标，在研究过程中要坚信要真正做好农村研究，就必须回到常识、回到农村和中国经验中来，对农村和中国当下的状况与处境做出理解，在中国问题和农村问题的实践语境中建构和提升理论。在这一理念的关照下，以华中乡村研究为主的学者组成了“华中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