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贵州鸣村的个案研究
刘燕舞*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湄潭土地试验经验的核心内容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一经验近二十年来的实践客观上造成了两个消极的后果，其一是农村内部土地分化明显，少数人拥有较多耕地，而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则基本成为失地农民；其二是农村出现了大量脱离村庄但却继续拥有村庄土地的滑稽人口。湄潭土地试验经验实践的后果既不利于村庄建设与发展，也不利于城市化目标的实现。湄潭经验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将其推广全国的做法在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后必然会爆发出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湄潭土地试验经验、土地分化、失地农民、滑稽人口
原文刊于《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6期。
一、引言
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湄潭成为全国首批9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试验主题是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为核心内容的土地制度建设。该试验政策首次规定土地承包期稳定20年不变，在承包期内，土地承包权可以依法继
[关键词]
在学术之林中，人类学是一个学科定位依赖于不断自我反思的门类。由于追求以“非我”来论述“我”，以他者的文化来洞察自己的文化，[1]人类学向来注重自我反思，也因此之故，人类学非常关注自身的理论发展史。
人类学理论纷繁复杂，流派众多，而目前已有的对人类学理论史的梳理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按照理论家的国别传统加以分类；二是按照理论兴起的时间顺序逐一列举；三是按照理论流派的区别平行介绍；四是用宏观历史背景来对相继出现的人类学理论加以串联。然而，人类学理论的内容本身却存在着逻辑上的继替关系，这类似于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2]不过，人类学思想史的特殊秉性仅仅用“
赵晓峰 刘涛
内容摘要：中国农民的公平观念既植根于延续了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又依托于存在了近百年且形式不断演变的农地制度上，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而农民公平观念与税改前后不同表现形式的乡村治理性危机也有着相当强的现实关联。坚持农民主位的研究视角，从村庄内部向外看，税费改革前出现的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积重难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治理技术创新未能有效解决“钉子户”引发的农民抗税抗费行为，使农民基于享有土地承包权利和履行税费缴纳义务二者平衡关系基础之上的公平观念遭到了致命的挑战；而税费改革后新一轮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治理性危机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禁止清缴农业税费拖欠的刚性政策再次挑战了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公平观念，客观上导致村级组织呈现出“悬浮”的状态，而普通村民则开始在更多的领域均采取不合作的行为取向。
关键词：农民公平观念 乡村治理性危机 农民负担 税费改革 农地制度
一、引子
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政府仅仅用了6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农村税费改革从安徽试点
——基于对J县老年协会与地下教会的调查
欧阳静
摘要：老年协会的精神文化、闲暇生活与地下教会、打麻将等诸多表现方式同时并存于J县，特别是地下教会与老年协会势均力敌的对峙、竞争状态，不得不引起我们去思考两种精神、闲暇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以及对参与其中的生命意义的建构问题。而J县老年协会作为一开始就企图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和生命意义的文化构想，运作三年后我们必须反思这种文化构想是否达到了其原初的目的以及如何设计和转变下一步的发展策略、目标。在当前农村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地下教会趁虚而入的严峻形势，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的相关政府部门则必须从国家宏观战略高度把握并作出抉择，是放弃还是重建农村文化，以满足农民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
关键词：老年协会
一、J县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速描
农闲时去J县A村做调查，问村民是如何打发漫长的农闲时，听到说得最多的三句话是：“没事就打麻将”，“没事就去老年活动中心玩”，“没事
熟人社会的性质
宋丽娜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430074）
摘要：从村庄经验层面来考察熟人社会的性质，熟人社会的基础是“自己人认同”，其现实表现是人情、面子、信任与规则。与费孝通先生关于“地缘”的论述不同，笔者认为地缘关系也可以通过“内部化机制”形成“自己人认同”，进而完善其熟人社会的性质。由此，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可以形成不同的熟人社会组织形态，但是两者发生作用的机制重点却不同。在河南董北村，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家人认同”非常强烈，所以影响农民生活的重要机制并非内部化机制，而是“内部人行为机制”，这是因为农民要面对家族大小和姓氏区分的问题，在熟人社会圈和“自己人认同”的框架中如何行为就是农民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而在贵州聚合村，熟人社会形成的基础就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人情往来的进行，这种低成本普遍性的人情往来强化了农民的“自己人认同”，这是对于农民日常生活相当重要的“内部化机制”。地缘关系不注重家族的大小和姓氏的区分，重要的是如何把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转化为
庙的传说与农民的行为规范及意义世界表达
狄金华1
（1.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2.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通过对豫西西岳庙的田野调查，将庙的传说和灵验故事放回村落场域中进行考察，探讨在各种传说与灵验故事之中所呈现出的信仰延续，以及在这种影响下农民意义世界与行为规范的选择。研究发现：在由神灵意志构成的意义网络中，乡民内心中生活的价值主体性得以展现；各种传说与灵验故事渲染了神灵意志在乡村社会的弥散，使处于乡村社会网络中的人们为了避免“惩罚”而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着诸多禁忌及其相应的行为规范。
关键词：庙；传说；行为规范；意义世界；禁忌
民间信仰和礼俗仪式在传统的乡村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影响着乡民的认知意识、行为习惯与互动关系。自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的革命话语便试图征服乡村的神灵信仰体系，“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意义中去”的政治
杨华：自己人的调解
——从农村纠纷调解过程中的“举例说明”谈起
调查中，农村管理经验老道的老支书说，农村的调解工作不像城里需要法律，调解最大的技术就是举例说明。例子举多了、举到位了，纠纷自然就解决了。这里的“举例”与西方法律判决中的有案可循不一样，后者是依照法律进行逻辑推理中的案例。农村调解工作中的举例子则完全是一种形象思维，通过例证的绘声绘色达到感染当事人的目的，使调解工作向着有利于和解的方向发展。
在举例说明中，之所以调解人能够举例，举出的例子能够为当事人双方所接受，是因为农村调解过程中的举例说明是嵌入进了一种“自己人”的情境。农村纠纷的调解多数是自己人的调解，因此调解的过程首先是重建自己人关系的过程，然后才能使纠纷在自己人的情境中得以解决。自己人调解的目的在于使自己人秩序尽快恢复，而不是主持普遍的正义。
一、举例说明在于重申地方性共识
农村纠纷的类型、当事人的关系虽然千差万别，每次纠纷都可能不一样。但是在一个狭小的生活圈中，人们经历了数代人的生活、生产和交往，密集的人际氛围肯定会发生诸多
宋丽娜
摘要：打工经济是影响农民行为模式的重要因素，其中村庄精英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据村庄经济基础的不同，农民的行为模式在打工经济兴起之后有两种运作逻辑。一个是以湖北英山伍家冲村为代表，村庄在打工经济兴起之前贫困落后，内部经济不分化不明显，打工经济之后农民在建房上兴起了剧烈的面子竞争，其中的逻辑是打工收入流入村庄并且服务于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另一个是以湖北荆门新贺村为代表，当地资源丰富，在打工经济兴起之前农业剩余就可以支撑少数村庄精英转移出村，打工经济之后有更多的农民通过在城镇买房而转移出农村，村庄内部不存在建房竞争，农民的面子竞争集中在吃喝用等注重生活质量和生活享受的方面，其中的逻辑是打工经济是农民进城的资本，村庄精英越来越退出村庄中的面子竞争。
关键词：打工经济 村庄经济基础 村庄精英
一、导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兴起了大规模的打工潮。农民外出打工成为了农民新的收入方式和生活方式。可是打工潮对于农村的影响却不仅仅在于经济
摘要：本文主要考察福建崇武解放军烈士庙这个当代信仰的生成过程。通过研究发现，“解放军烈士”能在崇武成为一个民间信仰，是一个“合力”的过程。“解放军烈士”只有在众多阶层的支持下才可能成为一个地方性的民间信仰，但同时必须付出被不同阶层赋予多种诠释的代价。另外，当地百姓对于民间信仰持“多神共存”的观点，这为“解放军烈士”信仰的生成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关键词：解放军烈士庙 民间信仰 神灵崇拜
关于民间信仰生成过程的研究，近些年来已有很多，如对妈祖、关帝、泰山女神、五通神、双忠公等神灵进行发生学性质的考察，通过历时性地了解这些神灵崇拜的起源、变化和发展，来把握民间信仰文化的内在逻辑。但是，以上这些神灵崇拜在民间至少都有一两百年的历史，要了解它们的生成过程，必须借助典籍，这就有可能错失一些未被记载的信息，也很有可能得到一些被严重修饰过的信息。福建崇武的解放军烈士庙，建于1949年，属于在当
税改前后乡村治理性危机的演变逻辑
赵晓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税费改革前以农民负担为核心，以***事件增多等为表现形式的乡村治理性危机根源在于国家汲取型体制，客观反映为乡村基层组织在压力型体制下积极行政带来的机构人员膨胀和经纪体制的复活。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性危机则是在国家治理转型和社会转型期村庄内部潜在矛盾凸显的新形势下乡村基层组织悬浮于社会之上不能有效作为引发的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危机。以税费改革为分界点，乡村治理性危机在性质上都表现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紧张，而诱发根源则从国家汲取型体制转变为村庄内生矛盾。本文通过透视乡村基层组织角色与行为在税费改革前后的变异逻辑，认为在后税费时代保持一个强有力的维持基础性社会秩序的常规性力量对于化解潜在的各种乡村治理性危机大有裨益。
关键词：税费改革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乡村社会出现了以农民负担为核心（贺雪峰，2008），以农村***事件增多为重要表现形式（于建嵘，2003）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