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组织各办公室到陕西进行了一周的社会性别培训，其间看了支持机构在两个村进行妇女社区发展基金的实践，印象深刻。一群小学程度的妇女可以把上十万的基金管得有声有色，账务清晰，缓解了了基层农村金融供应极度不足的状况，而且还兼搞文化环境建设改善村容村貌，难怪说通过发动基层妇女办事效率更高。一位原先对社会性别有抵触的同事说早进行这样的培训他早就被说服了。

看到妇女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能进而增进自己的自信心固然可喜可贺，然而回到理论上我仍然有两点未解之疑，我虽然承认两性在权利义务和责任上的平等，但生理上的不同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二者在社会角色选择，以至于妇女要在社会事务中扮演多重要的角色才算是平等。其二专家们引用补偿理论说必须给长期受压迫的妇女以超国民的待遇以实现公正（类似美国给有色人种上大学减分），但事实上给社区的部分妇女赋权和能力建设在创造妇女样板的同时也拉大了妇女精英和一般妇女之间的差距。这算不算是为了填补一种不公正时造成了新的不公正？

所以没有绝对的公正，虽然要打破传统束缚也要承认秉赋差异，不仅对妇女问题如此，扶贫也是一样。

随董事局的人考察重建，得以机会听政府高层谈与NGO合作的期望。这是位中央来的技术官员，思路清晰，表达准确，讲得入情入理。

他说，政府选择与NGO合作重建有三重考虑，首先借此向世界表明政府的开明态度，其次希望NGO能够大胆试验为刚性的政府体系提供借鉴，第三是希望总结重建和扶贫相结合的经验，藉助INGO国际平台推到世界上去算作中国为这一领域做出的贡献。

他又说：既然中央政府已经做出了两年完成重建的承诺，一定要把钱尽快花出去。当然他也注意到了重建模式造成的巨大农村社区债务问题，希望尽早准备在政府时间表完成后继续进行生计提升方面的合作。

中央确实有一群技术精英对中国社会问题有着准确的认识和更高的视野，遗憾的是落到省再到县里这种视野就逐层衰减。他们更忙于应付各种工作，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和动力进行合作探索。另一方面，NGO在基层做得也未必比政府好多少，也有负政府的期望。

不管怎样，官员表达这样的期望至少说明政府和NGO有良性互动合作的基础。如何互动要看双方的智慧和项目成效了。

是的，只是一部好莱坞大片。

生活在动荡年代里的人会有末世情节。我们是否在这样的年代？翻看一份近期的《南方周末》，湘江污染，垃圾焚烧产生二恶英，甲流，教育行政化，创业板疯狂，地方政府债务黑洞。。。哪件事就可能触发动荡。可是看看成都的餐馆娱乐场所到处是灯红酒绿，歌舞生平，他们享受经济繁荣的快感，还是末世前的狂欢？这情景足以让那些千里之外为中国富裕导致肉食量大增可能引起气候变化而忧心忡忡的人扼腕。

相比之下电影《2012》就浅显的多了，既没有指出末世源自人的贪婪，还在为人类可以自我拯救而沾沾自喜，你们指望那些靠特权和财富买得生命的人在劫后创造一个美好世界？

世上并无拯救，而且末世来临时没有人可以自称无辜。

所以过自己认为好的日子

重建工作有时越做越困惑。

即便是和最“民间”的政府体系合作依然不能摆脱政府做事的做派，他们是合作伙伴并非下属，机构人员下基层又受限，执行效果不能保证，很难实现项目和基层能力提升的双重目标。

政府重建思路很直接，加快重建步伐，花大钱在基础设施和住房重建上，农民的负债通过外出打工（主要是参加重建基建项目）偿还。

这样以外援为主导的思路可以解决人的吃饭问题，却忽视了人的营养和自身能力的提高。有些社区以拉重建资金为重点，不愿自己多做。而且这样的模式缺少对原有发展模式的反思和更新，并没有上一个新台阶。

民间所能做的，应该是在微观的社区和政府资金没有覆盖的区域用小钱做一些小事，在绿色发展上，城乡联动上，基层自我管理上，合作经济上，人文关怀上做一些有益的探索，给政府提供一些新思路。

唯有这样才能体现民间的价值。

所以有人说，当政府携重金展开重建战役的大波过去，民间（或说公民社会）的重建才刚刚开始。

机构是作扶贫的，贫困是什么？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很多人喜欢把贫困定义为某种权利缺失，认为贫困是不公义的。似乎人生而平等，一些人富裕一些贫困必是前者剥夺了后者的某种权利。

这是典型的左派思维，我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无是处，但是这种把贫富相对立看问题未免太偏颇了。

似乎《菜根谈》中有一句话，说理想社会是贫富不相慕，穷人有穷人的活法，富人有富人的活法，只要有社会秩序，基本生活能够满足，又有跨越阶层的可能（虽然几率不大），贫富不均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不也符合生物多样性的原则嘛。

中国的农村问题，有人说是长期城市压榨农村的结果，即便在农业税全面取消后城市仍然要一方面偿还原来计划经济下剪刀差剥削农村欠的债，一方面要对市场经济中使用农村廉价劳力和市场倾销付额外的钱，所以政府的转移支付应该越多越好。

我不是不支持“工业反哺农业”，只是觉得穷人要钱不该那么“理直气壮”。虽说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教育投入流失，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农村荒漠化”，但是留在村里还是到城市是个人选择，除非找到让农民在有限的

《24城记》中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深刻，在420厂不景气第一次下岗分流时，工会特地请下岗职工吃散伙饭，一个职工哭着问工会主席：你说我有哪一次上班迟到了，哪一次工作不积极了？没办法，厂里效益不好，就只好拿两百多块的生活费回家了。41岁，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工厂里做工，有什么技能去再谋出路呢？

前一阵东北钢厂出事的时候我又想到了这个镜头。

诚然，人才可以流动，工厂减人增效比让大伙都饿肚子好。但是，一个踏实肯干的工人希望凭自己的技能在一个公司安心地工作，这要求也不算过分啊。就业权包含的不只是一份稳定的经济收入，也是一种身份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对未来可掌控的一种希望。如果把这权利剥夺了，这种希望破灭了，对未来的恐惧足以让良民变成暴徒。

其实失地农民大坝移民都可属于同一种范畴，即被迫离开了原有的社会角色，被迫为了某种虚无的经济增长作出了牺牲。减员增效，增的谁的效？

合作伙伴在板房区设立了一个社区中心，开展少儿活动，图书放映，扶弱，生计培训等工作。板房区项目执行了一年，于7月底结束，我们受邀参加了伙伴的成效评估。

我问一个村民板房区的生活和原来有什么不同及社区中心的影响，他说：从紧急救援转到板房区，人们对未来充满茫然和恐惧，表现在行动上难免有自保（自私）。外界援助的适时到来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安慰。他们一起生活，给孩子辅导，组织大家开展文化活动。在他们的带动、示范和帮助下，本地人看到生活还是要继续，也可以充满笑声。

问到印象最深的活动时，一位家庭妇女说是迎新年的晚会，她们尽情唱歌跳舞，把地震的不安彻底甩在后面。这种通过文艺活动的参与比正式的心理专家更能给震区的人心带来抚慰。

这个板房区容纳了附近三个村的村民，平时大家很少联系，如今成了一个大家庭，一起活动。他们相约即便最后重建再分开也要多走动，“象走亲戚一样”。

忙于重建的基层政

由《泰坦尼克》中的JACK和ROSE出演《革命之路》的男女主角，似乎暗示金童玉女式的爱情终将遭遇现实的考验。

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一对曾经的模范夫妻遭遇人生和事业上的中年危机，无力挣脱开始吵架。争吵的焦点是去不去巴黎。电影中巴黎成了一种象征，理想中的幸福生活。她以为到了巴黎就可以平息心中的烦躁，他的无聊工作刚好有了一丝转机让他欲罢不能。两人各有了一次婚外情。当他向她坦白表示并愿意回来时，她告诉他两人之间已经没

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美国银行把贷款给了缺乏偿还能力的人，推高房产价格；二是美国金融公司把这些高风险的次贷包装成大量金融衍生品利用卖给全球的投资人。好比击鼓传花的游戏，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可以把花传出去。全球一盘棋的今天当房产价格泡沫散去时大家发现自己手里多多少少都留了花。

在加快灾后重建的号召下大批的农村房屋建起来了。有了固定住所后一个普通农户的资产情况一般是这样：一幢100平以上的房屋造价不小于十万，其中政府补两万，运气好的民间（如红会）给五千，农村信用社贷款三万，除了原来少量的存款，其余的多是借款。简言之他们绝大多数是高负债。

农村的人均收入在四五千元，一个住在新房里的农户想着自己的巨额债务时会怎么想？

有的人会说，灾后重建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农民可以靠打工增加现金收入。且不说前期忙于建自家房的灾民错过了最佳的黄金建设期，每个人都去打工了地谁种呢？三年重建期结束的时候农民债能还完吗？

城里人已经习惯负债生活了，但他们的偿还能力建立在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分享基础上。这方面农民一直

到云南考察机构的经典发展项目之余对民间机构参与重建似乎有了清晰的认识。

在禄劝社区，机构秉持“生计提高重要，社区自我管理能力发展同样重要”的原则，十几年与当地政府、社区一起发展项目，特别是通过社区发展基金提高了社区自身管理和资源获取能力后选择主动退出，让NGO主导的社区基金和政府信用社主导的农村金融对接，实现真正的可持续性，即在外部资源退出后仍能自我发展。

云南呈现的是常态下NGO参与贫困社区发展的经典案例，四川重建政策环境不同（政府怕乱）、时间压力大（重建要快）、地区差异显著（四川比云南富裕，社区组织空心化等），很多作法不能照搬照抄，但可以借鉴的也很多，最重要的两条是宏观上（策略上）保证政府、NGO、社区之间的良性互动，微观上（项目上）踏实肯干鼓励创新。这两者之间又相呼应。

如今的三者关系怎么形容呢，NGO远离社区，政府对NGO有顾虑，社区的问题一是资源不均，二是简单重复。如果NGO不能尽快创造出一条有别于政府快速重建的新思路，不能提供可供借鉴的范例，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沦落到仅充当政府的补充融资渠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