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工作有时越做越困惑。

即便是和最“民间”的政府体系合作依然不能摆脱政府做事的做派，他们是合作伙伴并非下属，机构人员下基层又受限，执行效果不能保证，很难实现项目和基层能力提升的双重目标。

政府重建思路很直接，加快重建步伐，花大钱在基础设施和住房重建上，农民的负债通过外出打工（主要是参加重建基建项目）偿还。

这样以外援为主导的思路可以解决人的吃饭问题，却忽视了人的营养和自身能力的提高。有些社区以拉重建资金为重点，不愿自己多做。而且这样的模式缺少对原有发展模式的反思和更新，并没有上一个新台阶。

民间所能做的，应该是在微观的社区和政府资金没有覆盖的区域用小钱做一些小事，在绿色发展上，城乡联动上，基层自我管理上，合作经济上，人文关怀上做一些有益的探索，给政府提供一些新思路。

唯有这样才能体现民间的价值。

所以有人说，当政府携重金展开重建战役的大波过去，民间（或说公民社会）的重建才刚刚开始。

机构是作扶贫的，贫困是什么？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很多人喜欢把贫困定义为某种权利缺失，认为贫困是不公义的。似乎人生而平等，一些人富裕一些贫困必是前者剥夺了后者的某种权利。

这是典型的左派思维，我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无是处，但是这种把贫富相对立看问题未免太偏颇了。

似乎《菜根谈》中有一句话，说理想社会是贫富不相慕，穷人有穷人的活法，富人有富人的活法，只要有社会秩序，基本生活能够满足，又有跨越阶层的可能（虽然几率不大），贫富不均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不也符合生物多样性的原则嘛。

中国的农村问题，有人说是长期城市压榨农村的结果，即便在农业税全面取消后城市仍然要一方面偿还原来计划经济下剪刀差剥削农村欠的债，一方面要对市场经济中使用农村廉价劳力和市场倾销付额外的钱，所以政府的转移支付应该越多越好。

我不是不支持“工业反哺农业”，只是觉得穷人要钱不该那么“理直气壮”。虽说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教育投入流失，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农村荒漠化”，但是留在村里还是到城市是个人选择，除非找到让农民在有限的

《24城记》中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深刻，在420厂不景气第一次下岗分流时，工会特地请下岗职工吃散伙饭，一个职工哭着问工会主席：你说我有哪一次上班迟到了，哪一次工作不积极了？没办法，厂里效益不好，就只好拿两百多块的生活费回家了。41岁，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工厂里做工，有什么技能去再谋出路呢？

前一阵东北钢厂出事的时候我又想到了这个镜头。

诚然，人才可以流动，工厂减人增效比让大伙都饿肚子好。但是，一个踏实肯干的工人希望凭自己的技能在一个公司安心地工作，这要求也不算过分啊。就业权包含的不只是一份稳定的经济收入，也是一种身份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对未来可掌控的一种希望。如果把这权利剥夺了，这种希望破灭了，对未来的恐惧足以让良民变成暴徒。

其实失地农民大坝移民都可属于同一种范畴，即被迫离开了原有的社会角色，被迫为了某种虚无的经济增长作出了牺牲。减员增效，增的谁的效？

合作伙伴在板房区设立了一个社区中心，开展少儿活动，图书放映，扶弱，生计培训等工作。板房区项目执行了一年，于7月底结束，我们受邀参加了伙伴的成效评估。

我问一个村民板房区的生活和原来有什么不同及社区中心的影响，他说：从紧急救援转到板房区，人们对未来充满茫然和恐惧，表现在行动上难免有自保（自私）。外界援助的适时到来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安慰。他们一起生活，给孩子辅导，组织大家开展文化活动。在他们的带动、示范和帮助下，本地人看到生活还是要继续，也可以充满笑声。

问到印象最深的活动时，一位家庭妇女说是迎新年的晚会，她们尽情唱歌跳舞，把地震的不安彻底甩在后面。这种通过文艺活动的参与比正式的心理专家更能给震区的人心带来抚慰。

这个板房区容纳了附近三个村的村民，平时大家很少联系，如今成了一个大家庭，一起活动。他们相约即便最后重建再分开也要多走动，“象走亲戚一样”。

忙于重建的基层政

由《泰坦尼克》中的JACK和ROSE出演《革命之路》的男女主角，似乎暗示金童玉女式的爱情终将遭遇现实的考验。

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一对曾经的模范夫妻遭遇人生和事业上的中年危机，无力挣脱开始吵架。争吵的焦点是去不去巴黎。电影中巴黎成了一种象征，理想中的幸福生活。她以为到了巴黎就可以平息心中的烦躁，他的无聊工作刚好有了一丝转机让他欲罢不能。两人各有了一次婚外情。当他向她坦白表示并愿意回来时，她告诉他两人之间已经没

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美国银行把贷款给了缺乏偿还能力的人，推高房产价格；二是美国金融公司把这些高风险的次贷包装成大量金融衍生品利用卖给全球的投资人。好比击鼓传花的游戏，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可以把花传出去。全球一盘棋的今天当房产价格泡沫散去时大家发现自己手里多多少少都留了花。

在加快灾后重建的号召下大批的农村房屋建起来了。有了固定住所后一个普通农户的资产情况一般是这样：一幢100平以上的房屋造价不小于十万，其中政府补两万，运气好的民间（如红会）给五千，农村信用社贷款三万，除了原来少量的存款，其余的多是借款。简言之他们绝大多数是高负债。

农村的人均收入在四五千元，一个住在新房里的农户想着自己的巨额债务时会怎么想？

有的人会说，灾后重建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农民可以靠打工增加现金收入。且不说前期忙于建自家房的灾民错过了最佳的黄金建设期，每个人都去打工了地谁种呢？三年重建期结束的时候农民债能还完吗？

城里人已经习惯负债生活了，但他们的偿还能力建立在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分享基础上。这方面农民一直

到云南考察机构的经典发展项目之余对民间机构参与重建似乎有了清晰的认识。

在禄劝社区，机构秉持“生计提高重要，社区自我管理能力发展同样重要”的原则，十几年与当地政府、社区一起发展项目，特别是通过社区发展基金提高了社区自身管理和资源获取能力后选择主动退出，让NGO主导的社区基金和政府信用社主导的农村金融对接，实现真正的可持续性，即在外部资源退出后仍能自我发展。

云南呈现的是常态下NGO参与贫困社区发展的经典案例，四川重建政策环境不同（政府怕乱）、时间压力大（重建要快）、地区差异显著（四川比云南富裕，社区组织空心化等），很多作法不能照搬照抄，但可以借鉴的也很多，最重要的两条是宏观上（策略上）保证政府、NGO、社区之间的良性互动，微观上（项目上）踏实肯干鼓励创新。这两者之间又相呼应。

如今的三者关系怎么形容呢，NGO远离社区，政府对NGO有顾虑，社区的问题一是资源不均，二是简单重复。如果NGO不能尽快创造出一条有别于政府快速重建的新思路，不能提供可供借鉴的范例，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沦落到仅充当政府的补充融资渠道了。

到农村考察养殖项目，才知道农民养了卖给我们吃的都是阉猪（据说肉好吃）。一个村子保持原始性身份的猪很少，几头用来生猪仔的母猪和一头单独喂养向几个村提供性服务的公猪（种猪）。

回来的路上突然想：当种猪是个不错的工作，又体面又轻松，他的工作时间会多长呢？若是一年只在母猪的发情月份才工作，其余时间都休假，岂不成了“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于是上网百度了一下相关知识，发现和有类似疑问的人真不少。有人的问题问得很全面很有水平：“雄性动物有没有固定的发情期呢？如果有，那么和雌性动物的发情期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又如何解决各自的生理需求？如果雄性动物没有发情期，随时都会有性的欲望，那么（相对雌性动物没有到发情期的阶段）这些雄性动物又该如何解决这种性的需求？”

问答则更全面更有水平：“一般地说雄性动物是被动的性冲动，只有在雌性动物发情时才会产生冲动。当然偶然也有“无端”的性冲动，但因为没有交配对象，最多也只会瞎闹腾一会。对雌性动物的性骚扰还免不了挨雌性动物的踢咬。”这一改我原以为动物世界雄性为尊的想法，似乎雄性的存在只是“时刻准备着”，为

陈师傅在机构的办公室做清洁，给我们做一顿午饭下午又赶去壹基金做清洁。中午吃饭的时候同事打趣道：也许哪一天会碰上李连杰，我说，也许哪一天会碰上利智。同事问我：利智是谁？

如今的年轻人还有谁记得利智呢？

作为演员，美人利智确实没留下什么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戏中多是被男人轻薄被女权主义者痛批的花瓶角色。印象深的还是那些日历照片中的利智形象，在八十年代后那个美人稀缺的时代给很多年轻人以无限遐想。

生活中利智演绎的是一名大陆妹在香港闯江湖的故事，从当年素色的上海到花花世界的香港，在演艺圈里几经挣扎，得不到什么尊重，还似乎得罪了黑社会不得不远走美国，最后遇李连杰英雄救美，也算结局不错。

发几张照片怀一下旧吧，和如今过剩的美人们比又如何呢？

同事的姐姐通过市红会资助了一个贫困山区的小女孩，她资助的一个原因是希望她那和小女孩年龄相仿的儿子能够懂得感恩自己的幸福生活。然而小女孩放假来到她家里时她发现情况并不是她希望的那样。儿子很快学会了使唤人而小女孩很快学会了“体贴人”，每次回家时小女孩都会给她送上鞋子，还经常主动给她送饭。她开始很开心，后来对小女孩的“殷勤”感到不自在。

一次她出去自驾经过了小女孩生活的村子，看到了她更不愿看到的事情。小女孩回去后向同龄人炫耀在城里的经历，她甚至抱怨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不能给她提供同样的生活条件。

小女孩又打电话给她，“妈妈，放假了，我想你，想去城里看你。”她不知如何是好。

慈善需要的不只是好心，还有专业和基本的平等。

做了大半年的NGO让我对外来干预给目标社区带来的影响非常审慎。援助不总是好事，没有精细设计的援助可能引起旧的矛盾并带来新的麻烦。那些劝人捐钱的人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他们是否知道怎样用善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