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我从志伟那骑来了他的自行车，并且有了一个单骑远游的浪漫念头。如果不出意外，两周之内我会利用休息日来一次至少往返100公里的远行。现代社会的节奏使人生忽略了太多沿途的风景，从而变得苍白无颜色。路遥说过：“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创造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
或许是今天与X谋面的缘故，使我真切得感觉到了季节轻巧，心绪如烟。人的心情有时莫可名状如美人发梢的花带。她拎着新买的白衬衫和两只玻璃杯，倚在门口的树下等待。我骑车从远处看到她的身影，忽然发现柳絮飘飞，田地里的油菜花正开到烂漫。或许生命的意义也正在于这些细微的感触。这些感触的力量碎玉断石，且使莽夫亦能吟风弄月。她用我的洗发水洗头发，怪墙上的镜子挂得过高。大胆地在卫生间换上新买的衬衫，没有任何男女的避讳。这一切反而使我放松，使我融化。胡兰成说：“因为青春自身可以是一种德行，像杨柳发新枝时自然不染埃尘。”我对这一切也完全是用艺术化的眼光看待，没有其他杂念。晚上我们亦约好去吃那家老店的玉米蛋花羹。我骑车穿过街道，感觉自己像是回到偷偷追逐后座女孩回家，情窦初开的高中时代。那个时候我总是藏在她回家必要经过的银行门口的两只大石狮子后面，静静地看着她消失在胡同尽头。终有一天被她识破，两个人还真得恋爱了起来。恋爱的过程当然洁白没有其他的私欲。现在忆起依然嘴角含笑。恋爱的结果是每日晚自习我必送她回家，步行十五分钟的路程我们总要走上一个多小时。每次的作文别人是一篇，我必要同题写上两篇。我甚至不曾有过牵她的手的念头，只是认为两个心里都开了花的人走在一起，真是美好。尽管我们恋爱不到三个月，我与她默默地走在白雪地上的情景早已定格成了永恒。无论在梦里，醒着抑或我老去，她永远都是我的小情人。
X说玉米蛋花羹的味道没有上次好，我也表示赞同。只是心情与上次没有改变，还是一般模样。王尔德有言：“男女之间，非爱即恨。”我与X的关系，却恰恰在爱恨之间。
回家的路上，我故意把速度放慢。看路边的霓虹，看高楼深处的灯火，看春风沉醉的夜晚，看我身处的烟火人间。
看了电影《浪潮》，思索万千。我对政治一向缺少明确的概念。只是认为政治无非也是某些人的游戏。国民党曾经有一位大员说过：“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脏，但是男人都愿意搞。一种是女人的逼，一种是政治。”两相比较，我还是宁愿选择前者。
通过这个电影，我脑中关于毛时代的集体狂热和在今日看来全民心灵扭曲的病态历史，似乎找到了一些解释的答案。在一种“浪潮”之中，有的人推波助澜，有的人被这种“浪潮”裹挟，以致于失去自我;所谓的领袖或许在最初还持怀疑的态度，但是在一片如火如荼之中，也会相信以及更加确信所从事的正是某种崇高。当一个力挽狂澜的人出现，或者一个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出现的时候，抑或领袖幡然醒悟一语道破天机，唤醒沉醉在其中的追随者。所有人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场邪恶的梦魇。
找了一篇比较好的影评，摘录在这里----《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作者：熊培云。原载《凤凰周刊》：
今日世界，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而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也正在试图从“后极权”的坑坑洼洼中走出。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当历史翻过黑暗的一页，过去那个血腥而愚昧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么？
世界离独裁有多远？35岁的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Dennis Gansel)透过他杰出的电影《浪潮》(Die
Welle)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1. 纳粹速成班
汽车摇摇摆摆，车外人来人往，影片《浪潮》在一片轻松而热烈的摇滚音乐中开场。这是一所普通的德国中学，主人公赖纳?文格尔(Rainer
Wenger)是该校一位老师。不巧的是，今天他被告知自己喜欢的“无政府主义”课被另一老师抢先一步，而且事情已毫无回旋余地，文格尔只能硬着头皮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上主讲他并不喜欢的“独裁统治”。
故事就这样围绕着接下来的一周展开：
星期一。文格尔来到教室时，教室里一片自由散漫的气氛。显然，文格尔并不适应这个课堂以及他将要讲的课。“如果我是你们会去上无政府主义的课，而不是听这倒霉的独裁统治。”这是他的开场白。当他将“Autokratie”（独裁统治）写在黑板上时，学生们仍在看闲书、发短信，东倒西歪，以至于文格尔不得不停下来希望大家“给点反应”、“好歹这一周要打发过去。”然而，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漫不经心地讨论独裁统治时，文格尔陷入了深思。显然，他并不相信学生们所说的“纳粹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德国人不必总带着负罪感。”或“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没有民众基础。”课间休息后，文格尔让学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他准备做一个试验，让学生们体会独裁的魅力。文格尔说，独裁的主要特征就是“纪律性”。通过口头投票，最后文格尔成为课堂上的“元首”。接下来他要纠正大家的坐姿，而且发言时必须站立，必须尊称他“文格尔先生”，不服从者可以退出。
星期二。文格尔再次走进教室时正襟而坐的学生们向他齐呼“早安，文格尔先生”。
“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这节课，文格尔要求大家站起来像军人一样踏步，“感觉所有人都融为一体，这就是集体的力量”。而且，踏步的另一个目的是，一起将楼下的“无政府主义课”踩在脚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上的灰”。显然，通过这种集体行动，文格尔试图给“独裁班”的学生们一种优越感——“无论表现怎样，我们这个班也比楼下的‘无政府主义班’要好”。接下来，文格尔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是否需要穿着统一的服装，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一种廉价的白上衣与牛仔裤定为他们的“制服”。
星期三。课堂上，只有女生卡罗继续穿着她的红上衣，其他学生都如约穿上了白衬衫。制服使卡罗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她仿佛不属于这个集体。上学路上，她的男友在说她“自私”，而现在文格尔几乎无视她的存在，同学们也不和她讨论，并视之为异类与不合作者。有人建议给班集体取个名字，最后“浪潮”从“恐怖小组”、“梦想家俱乐部”、“海嘯”、“基石”、“白色巨人”、“核心”等名字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红衣女生被冷落，她提出的“变革者”无人响应。这节课还定下了“浪潮”的标志。当晚，“浪潮”成员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他们的浪潮标志。
星期四。在“浪潮”组织中获得归属感的成员们的创造力也被激发出来。课上有人动议，既然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手势，浪潮也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势。这是一个右手在胸前划波浪的手势。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浪潮”，并以是否做这个手势与他人划分界线。甚至连卡罗年轻而玩世不恭的小弟弟也加入进来，甘愿为“浪潮”把门，凡不能做浪潮手势的人，都不许进学校。卡罗越来越觉得情况不妙，她奉劝文格尔立即中止这个游戏，因为他“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
星期五。课程接近尾声，文格尔希望大家将参与“浪潮”的体会写下来。文格尔激进的教学方式同时受到来自校方与家庭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情绪失控而掌掴女友卡罗的马尔科后悔不已，乞求文格尔能中止这一切，并指责这所谓的“纪律性”不过是法西斯的一套。文格尔知道，一切该结束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如期漂亮的结尾。当晚，所有浪潮成员都收到文格尔发来的一条短信：事关“浪潮”的将来，周六12点务必在学校礼堂开会。
星期六。学校礼堂。文格尔让学生关闭了礼堂。在选读了几篇学生们关于“浪潮”的体会后，文格尔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演讲，并煽动学生们将其间提出异议的马尔科揪上台来。在一片“叛徒！叛徒！”的高呼声中，马尔科被争先恐后的学生们举到了台上，以接受惩罚。事情本来到此为止，接下来文格尔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并宣布独裁实验结束，“浪潮”从此解散！然而，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按着文格尔的意愿发展下去。狂热分子蒂姆拔出了从网上购得的手枪，乞求文格尔不要解散“浪潮”。“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绝不允许背叛，即使文格尔也不成。电影由此进入高潮，蒂姆枪杀了一位同学并在绝望中吞枪自尽，重重地倒了下去。
这就是“浪潮”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纳粹速成班”的故事。它速成亦速朽，然而一切顺理成章。
2. 蒂姆是一个隐喻
《浪潮》是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那是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一位学生向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对此，琼斯不知道如何回答。之后他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他要重建纳粹德国，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就在他的教室里。他想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而且，不出琼斯所料，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实验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五天以后，当几百名学生在礼堂里伸出手臂向琼斯致以崇高的“浪潮”问候礼时，你首先能想到的，或许正是里芬斯塔尔在《意志的胜利》（1934）中记录的德国人向希特勒欢呼的场面。不过一切还好，琼斯最后控制了局势，戛然而止——“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在最后的聚会上，琼斯接下来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恐怖、暴力、毒气室。琼斯看着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最初的那个问题得到了回答。
相较琼斯的教学实验来说，《浪潮》的结局显然更富戏剧性，残酷的陡转让你不得不认为导演甘赛尔从《死亡诗社》的结尾中获得灵感。尽管这种剧烈的冲突招致一些批评。但在我看来，狂热者蒂姆（Tim）的出场，恰恰是《浪潮》区别乃至超越琼斯教学实验之关键所在。我甚至认为，从影片所要达到的思想高度来说，《浪潮》的主人公与其说是文格尔，不如说是蒂姆。
蒂姆性格内向、不善交流，少有成就感，在学校更是经常被人欺负，被人称作“软脚虾”。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一直希望周围能有几个“兄弟”。为此，他经常给其他男生送些小恩小惠，并在后者近乎鄙夷的目光中讨好说：“是送你们的，我们是兄弟。”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把他这个窝囊鬼当兄弟。
对于为什么加入“浪潮”，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理由。显然，对于蒂姆来说，“浪潮”更意味着一种梦寐以求的力量，就像他后来握在手里的手枪一样。文格尔的介入与“浪潮”的成立，显然给一直处于“校园底层”的蒂姆的生活带来转机。而且，他竟是那样全心全意，甘于冒险犯难。为了制服，他焚毁了家里所有名牌上衣。制服的确给蒂姆带来一种神奇的力量感。当他被欺负时，他开始试着反抗，而与他同穿制服的“浪潮”成员也走过来保护了他。因为浪潮的存在，蒂姆感觉自己不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龙的一部分。在喷涂“浪潮”标记时，他不顾危险爬上市政府大楼。他不仅用假手枪吓退了寻衅斗殴者，甚至自告奋勇要为“元首”文格尔的保镖，弄得文格尔莫明其妙。蒂姆诚心诚意地想维护“浪潮”的坚固，要光大它的荣耀。在他看来“浪潮”就是他梦想中的帝国，而文格尔先生就是能为他引领未来的领袖。
了解了蒂姆的这种近于迷狂的心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最后会拔枪。从中也不难发现，在类似“浪潮”的组织中，加入组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互相绑架的过程。它提倡以组织的名义消灭异类，却不允许成员主动退出，因为主动退出对于组织而言是一种不可控的行为。文格尔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浪潮的利益代言人。当他像赵匡胤一要被手下皇袍加身，他只能应允，而不能主动退出。
伏尔泰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荷尔德林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一个人信仰乌托邦并非恶，真正的恶是这种乌托邦被赋予魔力，从而具有进攻性。显然，在《浪潮》中，蒂姆更像是一个隐喻，被革命唤醒的怪兽，被科学家创造的弗兰克斯坦，抑或其他。“浪潮”使蒂姆获得了“新生”，他的成长远远超出了文格尔所能控制的范围。组织之我的成长，同时意味着个体之我的消亡。
3. 通向奴役之路
“纳粹速成班”不仅为观众展示了一个微缩的纳粹德国，也清晰地呈现了这些学生如何通向奴役之路。与之同时进行的是个体被集体化如何被异化。
在第一节课上，当被问及“独裁统治的基础是什么？”学生们回答包括意识形态、控制、监视、一位元首等等。同样，高失业率与社会不公、通货膨胀、政治信用破产、民族主义等等，这一切都有利于独裁的诞生。不过，这都是一些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当这一切变成一种日常的和风细雨时，“浪潮”成员们似乎都失去了警觉，而是沉醉于他们的同志友爱和共同理想。
在《浪潮》中，观众几乎可以看到所有有关独裁的典型元素：没有原则的集体主义，泯灭个性、消除差异的制服，对异己的隔离与言论自由的取消，一个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类似黑话的手势，煽动性的反政府演讲，利他名义下的强迫，对未来利益的许诺，标榜团结的仪式，归属感等等。
而且，“浪潮”不仅是一个平等的集体，也是一个健康的集体，站起来回答问题首先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星期六的会场上，当文格尔指责马尔科是受女朋友唆使的“叛徒”时，旁边一位女生称马尔科“已经被传染了”。在他们看来，谁反对浪潮谁就是瘟疫。只有拥护“浪潮”的人才是健康的。为了维持这种健康，文格尔在演讲中指责德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输家，政治家根本是经济的傀儡。“当我们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时候，那些富人却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间站，还想从高处来欣赏这一切。此时此地，我们要创造历史。从现在开始，浪潮将席卷全国，谁阻止它，浪潮就将它吞噬。”也正是这个原因，觉醒者马尔科被当作敌人要被浪潮清除、吞噬。
关于为什么加入并沉醉于“浪潮”，文格尔选读了学生们的部分感想：“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从前我总是惹事生非，‘浪潮’让我投身于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就足够了。”“如果我们能够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愿为此重新做人。”
然而，这种平等，正如托克维尔在1848年的一篇演讲中所提到的：“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显而易见，浪潮寻求平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通向奴役之路的过程。
正如文格尔最后打开谜底时所说的：“你们还记得我曾经问过的问题吗，独裁统治是否会实现，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法西斯主义。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优秀，我们将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排队在这个集体之外，我们伤害了他们，我们不知道还将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浪潮”本是个中性词，当它成为一种暴力，便成了吞噬一切的恶。
4. 人性没有终结
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时，一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著名的极权主义研究专家阿伦特发现了一种基于日常服从的恶。也就是说，艾希曼之所以恶行累累，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在于他在一种恶的体制中“尽职”，而这种尽职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还是一种美德。
为此，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74年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请一批实验志愿者在一群实验组织者——心理学家们的监督下，考察一群被实验对象的单词记忆能力。每个实验对象的身体被联接到一根电击棒上，电击棒由志愿者们操控，被实验对象每次背错一个单词，志愿者就要对他进行电击一次，电压强度逐次提高15伏，最高达到300伏。实验过程中，很多被实验对象在高压电流的刺激下，反复挣扎，发出惨叫，请求停止试验，当时情形如同梦魇，按照一般人的逻辑，目睹被实验对象的种种挣扎，很多志愿者会一定会停止电击，放弃实验。然而事实是，所有志愿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停下来，其余全部完成了实验，也就是说，对被实验对象都实施了电击，最高达到450伏。也就是权威在场时，人们会服从权威，即使作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心理不安。
当民主政治在全球攻城夺池、遍地开花时，弗兰西斯?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然而，即便如此，谁也不能打保票说，人类可以坐享民主之成，从此一劳永逸，因为“人性没有终结”，因为任何制度都不如人性古老，亦都比人性更早消亡。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抑或是其他形式，皆出自人性。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屡屡读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闻。
比如2008年4月13日晚，昆明某高校发生一起内衣丢失的小事，激化成一桩恶劣的校园暴力案件。10个女生围住另一位不停殴打，有人向她头上浇淋吃剩的方便面汤，有人在她脸上用眉笔写字。更为恶劣的是，甚至当着男生的面，这些人强迫这位女生脱下裤子暴露下身，并用手机拍下施暴与受辱的照片和视频……
谁能想象，这些恶正是被视为善与美的象征的女人干的。我曾经说，没有底线地合群，人类会走向疯癫。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也都有灌溉独裁的潜力。只要条件成熟，这一切难免会与一种恶的集体主义里应外合，长出独裁的恶之花。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让我们回到1967年4月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就在试验结束之时，罗恩?琼斯对他的学生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昔日那颗病牙在昨晚又开始疼痛。我在梦中觉得有无数个人在用利器敲击我的牙齿。清晨醒来，感觉半边的脸肥胖臃肿。今天亦是张国荣的六周年忌日。我认识他也是从电影《霸王别姬》开始。记得蝶衣当年曾把戏词说错：“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被他的师兄小楼用烟袋锅在嘴里乱搅，碰得牙齿咯咯乱响。蝶衣满口鲜血，忽然灵动，终于念对了戏词：“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为何腰系黄绦，身穿直裰……”
自从我医过一次牙齿，每次坐车或者赶路。碰到口腔医院或者诊所都会心有余悸。就近医牙的诊所是邮局旁边的鱼化齿科。上次我医牙完毕曾写过一篇日记，提到过写作《活着》的作家余华曾经是一个小镇的牙医。我臆想当年的余华是不是也有开一个“余华齿科”的志愿。“鱼化齿科”和“余华齿科”同音不同字而已。所以，这家门诊我是有非常格外的印象。
去了之后，一位丁丁香香的小女牙医接待了我。由于不能确诊到底是不是旧牙新疾，顺便还给左边的三颗牙齿拍了“裸照”。隐藏的秘密果然大白天下。我亦看到她脸上窥视到秘密的浅笑。我的心，便也一起温暖。完全忘却了牙齿的疼痛。她拿着一个小钻头要在牙齿上钻洞，对我说：“感觉到疼，就举起左手。”我亦是笑，感觉到这也像是心照不宣的秘密。这秘密只有两个人才知道。我完全把这一过程想象成一幕电影的桥段，想象成一对男女的腼腆地谈情。疼痛，在这一刻又算做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上药之后，便去开治疗卡和付款。她问我的名字，我看到她扭捏的字迹在纸上写道：
姓名：朱建民 性别：男 年龄：成
诊断及治疗方案：根尖炎
，开髓，拔髓，即开放，隔日复诊。
出门的时候，她嘱咐我：“不要用这颗牙齿咬东西，刷牙的时候不要碰到。不要漱口，免得药物失效。”我便特意问道：“吸烟没事吧？”她怔了一下，笑了回答：“烟也最好别吸。”
我想她一定纳闷我的疑问，然而她却不知道这颗牙齿所负担的记忆。的确，这颗牙齿是有记忆的。他上次的作怪，Y还在。
上次Y陪我去土门的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看牙。她讨厌我的吸烟便问医生是不是吸烟引起的牙痛。她当然希望医生的回答帮助她戒掉我的吸烟。我像抢答的小学生完全不顾当时医生的存在，声音极大地回答：“不是，和吸烟没半点关系。”几个医生马上就看出了这里的蹊跷，都大笑起来。我窘住了，而Y在那一刻却深情地看着我，对我说：“你怎么就这么像个孩子？”
这份温情的记忆，便被这颗时常病痛的牙齿承载了。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Y已经嫁做别人的新妇，我一个人去医治旧牙。唯有记忆和怀想的梦，依然风轻云淡，天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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