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月，我的床头放的书是贾平凹的《朋友》。每天在躺而未睡、坐而未起之间，就去拜访他那几位浑身黄土味的亲友。平凹兄肯定是善饮的，文句短促逼仄，用情专深又隐而不发。每读一页，就象一仰脖，把一盅西凤酒一口扪下，嘴里没有感觉，胸腹却有一团火熊熊地燃起来。平凹兄信佛，字里行间探出许多禅的触须，常常引出我关于信仰的一些隐痛。妻子有几位病人是奉化雪窦寺的和尚，几次邀请她前往一游。前几日，妻子对我提起此事，我便欣然答应了。

    2006年8月12日，星期六。一早，我们全家就驾车从宁波上甬金高速，出班溪道口，再转13里山路，就到了雪窦寺。雪窦寺是笑口常开、大肚能容的弥勒菩萨的道场，创于晋，兴于唐，盛于宋，为中国禅宗十大古刹之一。雪窦寺坐落于雪窦山上，四面群岭环抱，山势和缓。寺院建筑按规中矩，朴实内敛。山无险峻，院无奇特，1600年香火不绝，必成其大气自信。仅仅提及近代蒋中

 

 

 

    一、关于牌局的名称

    这种牌局的名称大概有三种叫法。

    一是“打红心”。在此“打”字可作“玩”字解。而“红心”就是“红5”。“红5”在牌局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红5”一出，一锤定音，其他人只能臣服。以代表绝对权利的“红心”命名一局牌，犹如一个时代总是用帝王的名号来替代。“打红心”，或许其中就潜藏着当皇帝玩权力的梦想，由此吸引着大多数男人和个别有野心的女人沉醉其中。

    另一种叫法是“打拖拉机”。这个“拖拉机”在牌局中既不耕地，也不象征笨重、迟缓或卑微，而是代表一种杀伤力巨大的致命武器。也亏初创者想得出，用农用工具称呼一种武器，似乎就可以让人觉得用这种武器的杀人者是多么的温情和无奈。就如象只要插上“反恐怖”的旗帜，以色列的坦克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开到阿拉法特的床边。其实，武器就是武器，杀人就是杀人，无论叫什么,本质都一样。男人的骨子里总有退化不了的战争情结，远离了战场，看看足球，开开拖拉机，自然成了那些体力不足脑力有余的男

 

说明：此乃2004年的拙作，现在拿出来晒晒。

 

    最近，国安罢赛事件象街角热卖的栗子被炒得哗哗作响。有人称，此乃中国足球地震的先兆，中国足球革命时期就要来了。真是笑话！就象一部烂戏,一个由一群早被淘空了身子的闲人硬拼出来的花边故事，谁还真把它当会事啊！大伙儿都捧着自己的饭碗，就这么蹲着，看着，叭叽着嘴。就靠几个人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搞出个变法来,革命就能成功？扯蛋！连先人阿Q都不如！

    讲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之间重要性的比较，就是价值观。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说的就是这个。现在的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也是最深层的问题，正是价值观混乱。明摆着的球员利益、俱乐部利益、足协利益、裁判利益、媒体利益、地方利益和似有似无、可有可无的球迷利益、国家利益。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物，任何存在都有其合理性。于是，各方的对抗和冲突不可避免，而且每一次对抗都变成了一场无级别、无性别的街道闹剧。

    就是没有人关心足球规则！

    足球的真正魅力，并不在于她的外形是圆的，而是在于

 

 

     有这样一组漫画，画的是两只猫分别处在有部分交叉的两个圆圈中，当交叉处出现一只老鼠时，一只猫低首假寐，另一只猫举头望天，都嚷一句：“归他管”；而当交叉处出现一条鱼时，两只猫都腾身而起，高喊：“归我管”！

     这是我参加2002年宁波市县局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的笔试题，看图作文，800字，40分。乍见试题，只觉题型新颖，难以下笔。仔细审题，漫画有名，叫：“职责范围”，大概意在揭露讽刺某些“尖牙利爪”的执法部门遇事相互推诿、见利明争暗夺的不正之风。漫画切中时弊，寓意深刻。

     按理说，猫捉老鼠是天职，猫爱吃鱼是天性。是什么缘由使猫在天职与天性之间严重失衡？

     试想，“猫之初，性本善”。当那两只猫刚进入那两个圆圈时，也曾“遇鼠我先上，见鱼你先来”。但天长日久，难免产生捉鼠碰头、分鱼不均的矛盾，再加上身边总有些“智猫”们说短论长。知经济的说，两只猫抢一只老鼠，成本过高，是谓浪费。懂政治的说，凡事喜出头、好争名，是谓幼稚。而老市井说，多捉老鼠但鱼并未多得

 

                                                                         

       跳蚤因为能跳到身高250倍的高度而被誉为地球上的跳高冠军。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将一群跳蚤罩在一个玻璃罩子里，然后拍击桌子刺激跳蚤，观察跳蚤的反应和变化 。玻璃罩子的高度渐渐调低，跳蚤因为不断碰壁而渐渐改变其跳跃的力度。到了最后，即使罩子已经揭去，跳蚤却再也不会跳跃了。

    在此，我们姑且不论实验者的目的,或者以跳蚤的行为变化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现象是否具有实际的价值,或者这样的实验对跳蚤而言是否残酷和不人道，而重点讨论实验后这些跳蚤的命运。

   

 

 

    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三个和尚的故事传唱至今，反复地被人们用来证明中国人的劣根性:人多内耗大，即使是道德修炼如日日念经之和尚者，也必然会因为窝里斗而至集体渴死的下场。

    故事一直没有下回分解。有一部动画片曾给出一个令人欢喜的结局：在一场大火的考验下，三个和尚认识到了团结的重要性，于是大家抢着挑水，由此过上了有水的生活。

    但细细想想，仅仅是强调团结，彼此间责、权、利不清，总难免会日久生变。不由得让人继续为三个和尚的未来担心。

    日前，偶然听到一位朋友讲“三个和尚的新故事”，据称是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所编。听后觉得很有些道理，因尚未在公开媒体上读到，就不免手痒，稍作加工做成豆腐干，与同道们咀嚼品味。

    新故事说道，三个和尚在饥渴交迫、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并没有一哄而散地逃避，而是终于抛开了身外的一切桎梏，什么师出名门，什么先进山门，什么历史功绩，什么职级职称，都抛去不论，只是作为一个平等的人来讨论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不免讨价还价

    几个月前，有人带给我一袋资料，其中有一本书，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张日铣著的《残叶集》。这本书一直搁在我的案头，今天上午，妻子上街去了，我一个人坐在初冬的阳光里打开了它。

    一读，胸口就有一股气塞上来，我不禁号啕大哭，我好痛悔啊！

我是1978年春从天元中学插班到当时还叫浒山中学而现在就是慈溪中学读高三的。那年浒山中学大概有十个毕业班，为了应对刚刚恢复的高考，抽了一些相对成绩好些的学生组成了两个理科班和一个文科班。我插班到理科二班，班主任是教数学的何宗华老师，张日铣老师是我的语文任课老师。印象中张老师身形瘦削、和颜悦色、轻声细语，不急不躁，是典型的谦谦君子的样子。我以为张老师给我上课时已经是五十多的年纪，谁知张老师在2003年去世时也仅仅是六十五岁。英年早逝啊，我的张老师！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浙江中医学院。但这个结果与我原来的理想和老师的期望是有差距的，为此，我在大学期间甚至毕业后都没有到老师家里去拜访过一次，我怕在老师面前抬不起头来。学中医虽然很苦，但我并不紧张，因为我文言文的基础比较扎实。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归功于张老师

 

    参加危机管理的培训班来清华大学已经四天了，住在紫荆公寓学生宿舍，吃学生食堂，租了一辆自行车与学生一起上课下课，好象自己又回到了学生年代。可惜自己不是考上来的。穿着的衣服也明显不对。北京比预料的冷，衣服带的不够，混在学生食堂里，一看就知道是南方来的培训学员。

    刚报到的晚上就到一个C型综合楼里上课，告知五天的培训是一个危机五昼夜的项目，当晚就算启动了。以后每天面对的不是海啸、地震、山崩，就是不明原因传染病或者突发的群体事件。

    综合楼的地下是一个超市和书店。我先去了超市，先解决健康保暖问题。

今天下午是参观，一处是北城区的应急指挥和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另一处是海淀区的公共安全馆，里面的青少年自我保护中心的寓教于乐的安全教育设置，对我很有启发。

    回清华后离晚饭还有一点时间，我便去了综合楼里一个叫水木清华的书店。书店不大，但书柜上的书却是很有意思的。我一下子就挑了八本，化了196、9元。

    三本是台湾圣严法师的“人世间”、“禅与悟”和“拈花微笑”；一本是赵松编著

 

   在人还没有完全成魔之前，只要还有一点人性，这样的事是绝然做不出来的。但在2007年10月29日“京华日报”A08版，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怪事就在眼前发生。

   这一版由一篇新闻和一幅广告组成。新闻稿是一幅照片和事件回放、最新进展和特写等几段文字，成角尺状贴在广告的两边，题目是一排黑体字“两工人尸体昨晚被挖出”。说的是2007年10月27日晚上8点左右，北京朝阳区三间房乡东柳村一在建公园内的一台钻机在施工时地面突然坍塌，两名工人被泥土埋压。一人昏迷，另一人仅露头部，但意识尚且清醒。记者特写这位工人曾对前来营救的消防员说，他在外工作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家中有一个十多岁的儿子，他非常想家。救援工作差不多进行了整整一昼夜。先是用吊车，后来用挖土机。到28日晚上6点15分左右，被埋了22个多小时的两名工人被挖土机挖上地面，此时两人都已身亡  …文稿配发了一幅照片，十来个穿着厚厚制服的人双手插在口袋或袖管里，站在挖土机前围观着。那天的天气肯定很冷，可能他们的心也早已经凉了。

   同一版的整整半版的广告里，一个一身休闲的男人却正满

    三哥并不是我的亲哥。我出生时三年暂时困难刚结束，母亲对待工作可谓是公而忘私，我一出生就被送到三哥家里寄养。

    三哥家是真正的贫农。爹爹中年丧妻，有三个女儿。妈妈有三个儿子，中年丧夫。两家合成了一个新家，我成了这个家庭的小儿子。

    我到三哥家时，三哥正在部队服役。每年都有“五好战士”之类的奖状寄来。当时家里最醒目的一道风景，就是一墙花花绿绿的奖状和中间穿着军装被照相师傅描成彩色的英武的三哥。

    三哥转业后被安排到公社的煤球厂里当书记。那时，煤球煤饼是凭票供应的紧俏物资，三哥成了小镇里最吃香的名人。三哥娶了县城里的漂亮姑娘为妻，生了两个儿子，名字里都有一个“权”字。

    文化大革命来了。我母亲因为是小学校长，成了当权派，被斗得死去活来，不到四十就白发魔女。我父亲是另一所学校的负责人，参加一个工作组当组长，为了动员别人自我揭发，就给自己编了个错误在会上带头，结果工作组未结束就被批倒批臭了。我全靠了三哥家的庇护才逃过了大难。一次，一个比我大五、六岁的男孩用肘部将我的鼻子撞破，反诬我鼻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