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飞翔

一年前还倾向于认为，北岛近年所做的事情，不过试图借香港这块想象中的“飞地”，做一些重建艺术公共空间的努力，以求从文学实践领域内部推动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批判。

然而，今天看了臧老师的文章才“意识”到，原来北岛以《今天》为自己代言，北岛杀回国内文化市场，北岛借助香港的大学搞诗歌活动，所做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原来，真到了该建立一种叫北岛形象学或符号学批评的时候了。

在此臧老师接通的是十多年前Andrew F. Jones:《“世界”文學交換中的中國文學》的那种批判逻辑和资源。尽管经过90年代初的那一轮“世界诗歌”的批判，北岛们早已开始警惕，并且更加以捍卫“纯文学”的立场自居，在很多场合发言也算谨慎小心，甚至，为了避免自身携带的文化资本被兑换为国际政治利益，不断否定dissent身份，坚决不打流亡牌，和同样孤悬海外的《倾向》划开界限……然而，一种不那么“纯”的文化政治诉求在另一种更加“纯粹”的美学眼光审视下，

基本信息：

《大众文化理论新编》

赵勇主编　杨玲副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

460千字

38.00元

目录

导论

在毕业论文的后记中曾写到：“我实在难以想象在现今一种公然‘不自主’的写作将会是什么样子”，原本指望这本书能给我一记耳光，帮我从某种深陷其中却尚不自知的小气候中抽身出来，可结果还是不尽人意。

此书之所以叫“先锋派理论”，是因为比格尔把二十世纪初包括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主义、未来主义以及德国先锋戏剧在内的先锋艺术从现代主义发展的链条中截取出来，认为先锋派是对此前“为艺术而艺术”的整个“艺术体制”的消除，从而形成了与“唯美主义”的断裂。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他认为随着西方艺术的发展，（从早期集体生产、集体接受，用于崇拜对象的宗教艺术到以再现性为目的、个人生产、集体接受的宫廷艺术，再到生产和接受都已经完全个人化，仅以“自我认识的展现”为目的资产阶级艺术）审美逐渐从生活实践中解放了出来，成为一个“艺术自律”的范畴，当这一范畴发展到最高阶段，即“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时，“与生活实践脱离”本身就成为了艺术品的内容，艺术失去了所有社会政治功能，单个作品所可能具有的社会内容和整体功能间的张力消耗殆尽，一种“自律”

冲击自由的极限

——“第三代诗歌”与1980年代中、后期的诗歌场域自主性

摘  要

本文借助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通过分析1980年代诗歌场域自主性及“第三代诗人”的“自主性诉求”，认为这种以“艺术对抗”来争取“写作自由”的出场方式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外部环境变迁，诗歌场的内部结构亦发生了复杂错动，“纯诗”理念及其依靠“运动”进入历史的激进自主性诉求渐渐与分化后的诗歌场状况脱节，这就预示着转型后的文化空间中，一种更合时宜的“新诗自主性”话语终将取而代之。

关键词：第三代诗歌 场域自主性 纯诗 八十年代

引言 “自主性”与三十年来的汉语诗歌

需承认，借助“自主性”

五

30年代关于“晦涩”问题的大讨论中曾经浮现过这样一种并未引起人们重视的观点：凡解释得“通”的就不是“晦涩”的^[1]。但什么是“通”？通过对这场解诗对话的分析，我们不妨说，读者能够获得一种自己的解释，可以自圆其说，并最终通达了某种“非个人化”的艺术体验，就是“通”。在对“晦涩”这一内蕴丰富的现代诗学范畴的探讨中，这种观点虽显抽象，但从多方面迹象看倒似乎与卞之琳固有的接受观念相合。

在1989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2]，作者再次重申了最清楚不过的文学自白：“我自己……在文学倾向上一方面继续承接中国某一路诗风传统、和借鉴西方以象征派开始的现代主义诗风新招，一方面实已在文学表层意义的传达问题上却一贯接近梁实秋的新古典主义所要求的明白清楚；一方面既多少

提交的文章。这实在是生于忧患的一篇性情之作。

                                   重识一场诗学对话

                      ——1930年代“现代派”诗歌接受视阈中的卞之琳

摘   要

上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风的盛行为诗歌解读和批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度，新诗的传播程式也由传统的诗人—诗歌—读者，转变为以诗人—批评家（解诗者）为核心环节向读者幅散的形态。迫于现实语境的压力，一方面，诗人和批评家在面向大众时，不得不一同充当起启蒙师的角色，另一方面，“现代派”诗歌的中坚力量卞之琳，亦需在“自我解读”的过程中克服掉二者之间的抵牾，赢得更具有历史“合法性”的自我想象。两种意识间的

去年寒假的作业一篇，搁了一年也没落下什么新东西，倒是对那时简简单单想问题的自己越发陌生了。发在《艺术广角》09年第1期，后期福柯的权力更是生产性的，是本文忽略最为重要的一点。

提   要

福柯的权力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管理机构是社会对个体（主体）实行规训的机制，这在现代社会文明化、科学化运作的精神病院中体现尤为隐秘。通过福柯名作《疯癫与文明》与电影《飞越疯人院》的对比阅读，我们发现福柯所关注的“疯人”与理性间的恒常冲突以具体形式展现了出来，理性对非理性的压制已然触及人类文明底线，而主体微弱的抗争不过再次证明了两者间对话的无望。

关键词 《飞越疯人院》；《疯癫与文明》；福柯；权力

必须交待在先的是，我是在阅读福柯华丽的开篇之作《疯癫与文明》的过程中，产生了重看这部经典电影的冲动的，这便在显示了两者有某种互文性的同时，也预示了我终将要带着某种理论的“期待”去解析这部电影。而且，记得若干年前，我对这部电影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也太‘福柯’了吧”，那么选择两个相近到

    由于某种机缘，最近把小枫老师的一些随笔又拿出来翻了。不得不承认，对于此人，曾经的我属于很买账的那种，但倒也没有到捧回家当块匾供着的程度，不过是在几个关键点上，命运好像总会出其不意地把我带到这人物面前，神秘兮兮的。

    在12年前的一篇结尾中他说，就像一张出入境时必须填写“职业归属”的表格，它促使学术人返身自问，自觉自己的论述和宣称的位置在哪里。无论是为了国家权力还是为了社会权利，学问总是个体性的，是个体做出来的。因而个体与学问的生存关系才是最机要的问题。所以比之于布尔迪厄和华勒斯坦，福柯的论述才是对现代学问制度的现代性或者说正当性最富挑战的，因为他涉及了知识与个体人身的关系问题，直接动摇了学问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