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产生于误解呢，还是有意的混淆，或者仅仅是表象上的所谓去崇高化。

  　我并不想突出媒体的教育功能，而是想说，这种教育的功能实际上一直很强大地存在着，即使是那些所谓的娱乐、消遣的内容，并不会因为形式上的改变而消解了教育的功能。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被娱乐、消遣之类的幌子所遮蔽，那么我们既在被教育着，而且也无法认知到自己正在被潜移默化地被改变着。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形式，只要接触者媒体，就有可能正在被教育着，只是不自知而已。

　　实际上，媒体的任何内容、其呈现的方式等等都有教育的功能，教育着人们怎么去看待世界，怎么去评价世界。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足球转播，解说员的评论再配合着所给出的场景、精彩回放、慢镜头等等，实际上就告诉着人们足球应该怎么看，什么是重要的，应该看什么，怎么来评价这场球的好坏。于是等到你自己去看球的时候，就会循着这样习得

    中国的许多事情，出发点大致都是不错的，但是总是欠缺了对制度关联性的考虑，于是矛盾就出现了，于是总是被弄成一地鸡毛，甚至演变成祸国殃民。

    现在的讨论中，还是没有分清物业税是对什么收税。比如说，是对物业的数量征税呢，还是对物业权进行征税？

    之所以说是对物业量收税，就是因为有说，对一套自住的、面积小于多少平方米（具体的有各种说法，说不定以后还会搞成按级别分类吧，就像过去的分房）的就不收税了，但这还叫是物业税吗？难道征的是超量物业税？

　　再说，如何衡量一户一套房？如果一个家庭有三口人有三处房屋（不说跨城市的，估计我们的统计水平还达不到；只说在一个城市中），登记成不同的所有者，是否要收税？如果要收，是否会出现为了避税，就会出现以前许多城市在旧城拆迁中出现的离婚高潮，这不是要扰乱社会稳定吗？

　　行了，这也不去说它了，就说对一套以上的或面积

　　这个由生产工具的革新所引发的一次社会革命，尽管其看上去首先是由物质领域的发明所开始的，而且不是在短时间内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相当长时期内逐步实现的，因此，从狭义上理解革命的话，它称不上是一次“革命”，但在其实质意义上确实是一次根本性的革命，我们现在都可以把历史成为“工业革命前”和“工业革命后”。但正由这样的划分也可以告诉我们，这绝非仅仅只是在工业或产业领域的革命，更不只是在技术手段或机械、机器方面的革命。

　　据英国学者的考证，是法国人于1820年代首先合成了“工业革命”这个词，用以指代在英国发生的变化，之所以用“革命”来命名，原意指这是于之前发生在法国的政治而非工业的“法国革命”（中文通译为法国大革命）是相对立的，带有明显的瞧不起英国人的成分在内的：瞧，我们是大革命，是政治上的彻底变革，而你们，只能玩些雕虫小技而已。

　　真正使“工业革命”这个词流行起来并普及化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汤因比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现在已被广泛地宣传，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前几十年中出于意识形态或者经济发展需要，有意无意地肆意摧毁历史文化遗产，为建设和经济利益让路，或者因为野蛮施工或由于缺乏必要的保护知识在维护中采用不当手段而导致的破坏等等，虽然现在还时有发生，但至少已经得到了非常有力的制度约束和社会有意识的抵制，从而使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许多城市和地方都开始采取积极的手段与措施来进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由于时间的冲刷、战争的损毁，或者由于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历史文化遗产必然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损坏甚至灭失，因此，对于当今留存的历史文化遗产采用恰当的保护，是当代人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但是，在实施保护的过程中现在仍然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在施行保护，但其实质却是在更为深层的、更为彻底地破坏着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有些做法不仅在全国大行其道，还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比如所谓的“重建”和“复原”，使许多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着新一轮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

　　“重建”就是在原有建筑或环境已经灭失的情况下，根据原有的映像、图纸或其他

　　前些日子，上海外滩横跨苏州河口具有百年历史的外白渡桥经过大修后的复位通车，在各类媒体很充分甚至具有煽情性质的报道下，更加地激起了广大市民的关注，每天都有不少的人自发地前往观瞻。其实，从外白渡桥准备移走大修的消息传出开始，这一事件就一直受到各方关注，不仅报刊有不间断的报道和对过往历史的发掘，而且市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时不时地提起，在为了大修而移走、大修后的复位等等时间节点上，更是蜂拥而至地前往观看、参与和体验。

　　由此可见，外白渡桥的大修已经成为上海的一项城市事件，不仅为市民提供了日常生活中的谈资和活动的小插曲，为平凡、刻板、有规律的日常生活提供一些调剂，消解掉日常生活中的常规性，也凝聚了不少人的注意力，唤醒了对于历史的共同记忆，从而密切了市民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而外白渡桥本身所承载的百年历史以及由此而铺展开来的外滩史和城市史，和外白渡桥与市民生活所关联的历史演变及其社会意义，更赋予了诠释这一事件的深度。

　　外白渡桥的大修，提出了并具体实施了回复到其建造时的状况。从功能上讲，这是完全必要的，它必须保证其使用的安全性，甚至应当具有更强的承载力。但从形象出发的回复

    兜了一个大圈子，现在再来找些可以直接对应的内容。

    首先当然是上海的世界主义特征。无论是在英租界还是在法租界，其实都具有这样的特性。这种特性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人口来源的多元性，文化的多元性等等。当然还包括了如李天纲所说的，在南京路上可以买到世界各国的产品，任何一个人在巴黎或伦敦所习惯使用的特定品牌的某种商品，在上海都能买到。而且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聚集在一起，不管是人还是物，而不像现在人为地弄出了很多的隔阂。

    就两个租界而言，英租界内西式建筑更多的是经济性设施，不论是办公楼还是商店，法租界则主要是商业和文化娱乐业，还有大量的建筑。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伦敦和巴黎有得一比（在19世纪末，伦敦的贵族之类的建筑主要分布在郊区，而在巴黎则在城市的中心地区，这直接影响到当代这两个城市居民对居住地选择的取向）。在英租界，除了跑马场，

    把上海说成是“东方的巴黎”，其实已经是很难辨别最初是谁这么说的，是对谁说的，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这么说的等等。因此，这里就有很多的偶然性，比如说，最初是法国人对其同胞说的，其实有可能只是说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城市，上海的地位有如巴黎在法国，或者在中国，上海相对而言更接近于巴黎的繁华程度。这样而延续下来，或就成了约定俗成的说法，大家也就口口相传了。这也就无法排除掉为什么不称上海为'东方的伦敦'这样的说法，之前所作的分析只能作为我们的推测而已。

    既然我们无法分辨最初的言说背景，也就无法对此再作更进一步的分析。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说，当这样的说法形成之后，在国人的口中为什么也能接收下来，并得到广泛的传扬。这种传扬至少说明，我们也认同了这样的说法，并且愿意继续传扬下去。

    与此相关联的是，对于相当多的国人，存在着一种近法国人（文化）、远英国人（文化）的现象，这种现象也不只在上海存在，而且在几个开埠城市中都有这样的社会情绪。前些年曾在广州与人讨论过这个话题，他们的解释是英国人在广东做了太多的坏事，比如三元里等等，所以抗英在广东是有

　　从租界的设立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从租界的废止距今也已六十多年， 但是它们不仅留下了许多的话题，同时也遗留下了不少的问题，有些还真的挺费思量的。

　　当然这样的思量并不需要将之归于宏大叙事的所谓后殖民主义的思考，即使在非常细节的日常生活层面上也同样有大量的问题值得关注。

　　自1842年的《南京条约》和1845年的《上海租地章程》后，上海被相继设立了英、法、美租界，尽管名义上是租地（这显然是被迫的、政府也是没有什么收益的，但听起来多少还是有点像现在的土地使用权出让），但实际上就出现了几个独立的王国，上海也就分裂成多方割据的城市了。

　　当然，在上海的租界中，最为主要的就是英租界和法租界（美租界于1863年即与英租界合并为英美租界，自1899年后改称公共租界，但其中主要的统治力量还是英国人，

　　经济适用房的产生，是由于社会中存在着以其收入难以在市场上获得能够满足其基本住房需求的人群。这与房价的高低并无什么直接关系，无论房价再怎么降、降低到再怎么低的程度，这样的人群始终是存在的。

　　正是由于社会上存在这样的人群，他们的住房需求无法通过市场途径得到满足，因此，这就需要有其他的途径来为这些人群提供住房。经济适用房的供应，无论是供购买的还是供租用的，都必然是要低于市场价格的。至于政府能否提供经济适用房，是否仅有政府予以提供，或者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提供等等，这是需要通过社会机制予以明确的。因为这既涉及到社会再分配的问题，也涉及到社会价值观的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是需要由社会机制来予以设定的。

　　就我国当前的状况来看，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既是对过去十多年来伴随着住房制度改革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和欠账的偿还，也是缓和当前中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的具体对策，是在当前形势下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但我们更应当将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看成是社会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性设施。

　　尽管经济适用房主要是供应给社会中的中低收入群体，但我们必须对其中“经济”和“适用”有正确的认识，切忌搞混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