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闻之一就来自吕祥，他一直是我们家最近的朋友，隔三差五来聊天，那个夏天他时不时地说到三联书店筹办生活周刊的事情，我一耳朵进，一耳朵出，全然与我无关。后来天气渐渐凉下来，这个话题的热度也降了下来，我记得似乎是因为投资之类的事情。到了转过年1995年，天气又热起来的时候，朱伟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在家当全职家庭妇女已经干了一年多了，新学期开始后就得回学校接着教书去。他说，那多没劲，还不如到《三联生活周刊》来。懵懵懂懂的，我居然是按照学校开学的日期，9月1日，到生活周刊上班的。

　　最初的几次选题会上，我听着一群小姑娘、小小子兴致极高地汇报着他们四处搜集来的信息，有好莱坞某明星的什么事，有某公司的什么事，我如同坠入五里雾中：这些事一向只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明明是别人的事，却如数家珍，一本正经地把它们拉到和自己这么近的距离，显得非常不靠谱，总之,"别人的爱情总是那么美丽"--这是生活周刊某一期的封面题目。接着，朱伟就要问:"角度?"这又让我纳了半天闷儿：有啥说啥，有根有据，还不行?不行，因为题目多数来自道听途说，大家都在说的事，你有什么理由再说它?全凭你从中发现了什么"角度"，也就是它之所以值得说的理由。"角度"，在生活周刊的头几年是个最让大家费心的词，后来改成了比较平易的"你怎么做"。

　　虽然来之前朱伟问过我，看不看一些时髦的书，我说看，来了之后我立刻感觉到他问的和我答的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原来以为不就找题目吗?不就写字吗?后来发觉这完全是一份新活计，根本不是我习惯的那种题目和那样的文字，好在这时候生活周刊还没有进入真正的运行，我还有时间把旧习惯调整到另一种状态。

　　很快，1996年一开始，生活周刊就进入了双周的运行，我就像揪住青春的尾巴那样，揪着这辆快车，买了不少我原来根本不看的书，壮着胆子写着那些自个还没想清楚的事，感觉是中年转行第二春。

在汉朝时《论语》有三个版本，流传的有两个版本来自鲁国和齐国，这两个版本被张禹合二为一，因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因此张禹版成为一般儒生所尊奉的读本。第三个版本是古文论语，传说是汉景帝时在孔子旧宅的墙壁上发现的，当时只有孔子的后代孔安国研究它，一直并没有传授，因为当时谁都不能确定是否伪作，这一官司一直没有真正了断。我们现在所读的还是张禹的版本。

“儒”是何意对于后世儒学也是一段公案，章太炎说是求雨的巫祝，《说文》说儒是术士之称;胡适说，儒是主持礼仪的教师，出于殷商后代，专以司礼为周朝人服务所形成的一个特殊人群。这个字在后世使用中，那种研习五经孔学并成一时气候的人被称为大儒，而衍生出的儒雅、腐儒等词汇，大概还是与拘礼仪有关联，现在它又落在了主张复兴传统文化的人口中。

《论语》中的孔子崇周公，周公重六艺，不知孔子因为崇周公而以六艺教人，还是因为他教六艺，而追述周公，当时诸子百家各自所依据的文化资源是如何被使用的？孔子以教人六艺著名，而“六艺”之名并提却见于《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艺中的《诗》、《书》、《礼》、《易》、《春秋》相传是孔子所作，更严谨的研究说，是经孔子编辑过的。其实，相隔2000多年来想象孔子的时代根本没有可能，根据《论语》来揣摩孔子的原意也是少有确证，但是其中的议论，时时会忽然穿越时空出现在今天的某一个场合，其时其景似乎遥远地对应补充着《论语》中那些没有被记录的上下文。有时候，这时间的隔阂又坚不可破，比如对“君子”、“小人”这种词汇的现实使用是具有道德含义的，而历史记述中，《论

斯坦因与敦煌的故事，在今天重提，不仅有100年这样一个纪念性的时间点，更有可说的，其实是其中的复杂性——不同的历史观，不同的历史学概念，现代知识与古典知识方式的不同。谁能说中国不重视自己的历史，斯坦因很快就发现中国人有很强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知识，也没人能说中国人没文化吧？只是现代历史学的方法和观念在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建立，所以那些材料在现代历史学中的价值还没被认识到。

一味的谴责斯坦因，或当时的官员，都显得是事后的觉悟。王道士一直被指责为“贪恋”，可是斯坦因的著作里很严肃地记录着，王道士把所有钱都用在了修缮庙寺上了，你也不能站在自己今天的立场因此指责王道士“愚昧”。而简单地说那些被拿走的文物在国外得到了更好的保存，也显得过于迂腐。斯坦因到中国的四次考察发掘都有英国政府的协助，那背后有一整套世界观的支持，绝不仅仅是出于对世界文物的保护的公心。保护是为了研究，研究是为了了解，了解是为了建立关联……

重提100年前的敦煌故事，如果得到的认识只是仗着中国现在富裕点了，就想着讨回那些文物，那未免浪费了这100年的时间。

100年前中国发生的种种故事都有值得细究的细节，因为我们总是忙着愤恨——或愤恨于自己的文化，或愤恨于外强的欺侮——而没有像斯坦因那样从一个个历史细节中建立对他人和自己的理解。

1907年6月，考古探险家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带走了29大箱文物。斯坦因离开敦煌时的一幕场景集中显现了藏经洞文物的流散命运：斯坦因已经预知他将在欧洲得到他梦想得到的荣誉，那个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则除了用斯坦因给他的捐款修整寺庙，还要忍受着内心的种种矛盾，这一点是斯坦因观察到的，同样被斯坦因记录下来的是他在敦煌城外受到了敦煌地方官们的盛装欢送，他们根本不知晓斯坦因带走了什么，即使知道了对其意义没有概念。此后，法国、俄国、日本等国的在中国新疆的考察队都没放过藏经洞。《敦煌史话》记，敦煌文物中国现存2万件，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总数大约为5万卷，主要流散到英国、法国、俄国、日本以及德国、美国、丹麦、德国等。

藏经洞文书经卷及艺术品呈现的是敦煌的一度辉煌。自汉武帝，汉朝的版图扩大到河西，随后在张掖、武威、酒泉、敦煌设河西四郡，长城修到了敦煌西面，设立了玉门关和阳关。敦煌成了从西域进入中原的大门。北宋的海上丝绸之路繁荣之后，这个地区相对萧条下来。明王朝在肃州西筑嘉峪关，敦煌被置于嘉峪关之外，从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道路改从嘉峪关到哈密，敦煌就不再是东西交通的中转站，到嘉靖十八年（1539年）又封闭了嘉峪关，敦煌彻底荒凉，甚至渐渐被遗忘。到清雍正三年（1725年）重新设置了敦煌县，敦煌才稍有复苏。

世界上影响深远的文明体系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季羡林先生曾说，这四大文明唯一的一个交汇点，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敦煌及西域的文书文物发掘，复活了中国及世界许多被忘怀的往事。而藏经洞里秘藏千年的文书、经卷、典籍、方志、信札、契约、户籍、账簿、曲子等，都是印刷术使用之前的手写珍品，这些文书的书写时间大约从5世纪至11世纪，除汉文、藏文之外，还有大量已经不再使用的古老文字。导致藏经洞封闭的原因虽然还没有定论，但这些文书对复活一段历史的意义斯坦因就已经明确，只是当时中国的文人官僚们对此没有意识。

藏经洞文物流散是在一个大政治背景下开始的。19世纪末，中亚和中国的西北地域是一个政治敏感的地区，邻近的印度和阿富汗已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沙皇俄国的实力已经扩展到里海，这两个大国都在为争夺新疆这个还没有被瓜分的地区做各自的准备，中亚的探险热潮在这个背景下展开。斯坦因在《考古与探险》中叙述的状况是：“英国和俄国互相监视，日益怀疑对方向新疆扩张，全把眼睛盯着衰老的中华帝国”，俄国觊觎的是新

　苏格拉底以清明的思想为正确生活的条件，他认为，世俗中的食物仅仅是为了解决饥饿问题，衣服的价值仅仅局限于遮蔽和御寒功能，对女人的需求仅仅出于生育的需要。这样的城邦生活，被他的对话者格劳孔感叹为“猪的城邦”。苏格拉底问，“缺了什么呢？”格劳孔答:缺躺椅、桌子、点心之类平常的文明用品。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指出，这种别有他求的城邦是“癫狂的城邦”。他所指的不是道德上，而是医学上的癫狂症状。2000多年后，同样被他的时代视为思想者的建筑师库哈斯在研究了现代大都市的典型城市纽约之后，作出的判断与苏格拉底对格劳孔的指责几乎相同——癫狂的纽约。他的定义同样不是道德意义上，而是有医学含义的癫狂。区别在于，库哈斯并没有像苏格拉底那样期待一个“真正的、健康的”的城市，他的对策是像读一首诗那样解读它，适应它，并服务于它。
　　2000年中，思想家们对物质生活的评判，终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被翻天覆地。

　　◎舒可文

　　柏拉图的理想国在讲究享受的 男人和被阉割的男人之间建立了 一种关联，这种关联后来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响应。

　　柏拉图以苏格拉底对话形式来规划的物质生活就只有衣、食、住这三项与肉体相关的最基本需要，并且认定这些需要是可以被满足的，因而也就是有限度的。按人的自然倾向，满足之后再要更多的内容就对肉体没有意义了，纠缠于各种现象的艺术也都是多余的，它们都不能摆脱肉体和现象的拖累。只有理性沉思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因为在理性沉思里，人面对的是一个没有拖累的世界，人才能超越各种桎梏，而且只有理性才能找到完整永恒的世界。

　　反对的一方以为人从绣花衣服上能找到快乐是因为绣花，而不是遮蔽和御寒，而所谓癫狂的城邦指的正是人对这种物质的欲望。不过从这种的争辩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以理性著称的古希腊，人的这种欲望也从没有在现实中消失，只不过古希腊的主导精神是排斥感性享受的。斯多葛学派的芝诺虽然在哲学论述上有别于柏拉图，在这一点他也把理性的生活看作是自然的、高尚的生活，他认为，理性生活是一种不为所动的生活，对任何事情的冲动和激情则都是非自然的反应，都会使人丧失独立和自由。

    因为王朔接受了三联生活周刊采访，其中一部分是说他自己，一部分是说别人，弄得我这两天见了什么人都被问起这件事，而且说的都是王朔骂了谁谁谁，完全没看见王朔自己的事。所以，我得出结论，现在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人”，也很少人真正关心他说的对还是错，只有蜚短流长才能引起兴趣。真没劲。

贴上我在三联写的关于王朔的短文，没改过的——

    王朔在读着《时间简史》和《金刚经》，人却在12月25日出现在海淀人民法院，因为他在公众期待中有特殊的位置，所以出庭为朋友代理民事纠纷的事情足以引得媒体追逐，而其中的关键被猜测为“王朔要再度发表作品了”。

    最早利用商业传媒和读者舆论的作家当属王朔，所以这种动机猜测也不算是空穴来风或小人之心，从他的小说和电视剧作为最早的大众文化作品广为传播开始，无论他的写作如何真诚严肃，如何表达他的感受和理念，但解读他这个人却永远是一种事件。

    王朔曾经以“无知者无畏”为旗，横论中国文化名人，他的语言的攻击性和恣意直率构成了那个时期的一种文化姿态，如果说那时他所针对的是文化领域的权威和偶像，那么当商业娱乐文化成为社会生活中更有压迫性的力量时，他原来那种颠覆权威的文化姿态将任何面对？2000年《看上去很美》之后的6年，也正是商业娱乐文化蒸蒸日上的时候，王朔几乎退出了追踪者的视野，6年之后，当我们约请采访他的时候，我们的期待似乎还是想听他对文化名人们的评点，以及他那种具有攻击性的恣意畅言，只不过，轰轰烈烈今又是，换了一茬人。

    如果说他真的是把为朋友主持公道作为再次发表作品的一个出场象征，抛开这个具体情景即时的故事性，这个象征也并非没有令人期待的深度。

    可能的深度来自与王朔与社会现实的一层紧张关系，当他往文学殿堂奔的时候，他奔到来的成功却是被推进大众文化庙会，这一方面让他有世俗的得意，另一方面是与那个殿堂的关系紧张起来；他被当成了大众文化的急先锋，吸引了一批后学者，几年之中他们很快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