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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活动详细报道
“书广场”着力打开阅读文化视野,知名旅日学者李长声应邀来深讲述
当今的日本人如何阅读
深圳商报记者 钟华生 实习生 钟诗婷 彭 勃
  ▲日本旧书店比较多,旧书街十分热闹。
  ▲角川书店里的漫画杂志常有配套赠送。
  李长声在“书广场”讲座现场。  本报记者 朱锐 摄  

  旅日学者李长声每天散步的内容之一,就是去书店。在他看来,日本到处都有书店,想买书时会觉得特别方便。

  这位日本出版文化研究专家,十几年来以随笔写作而著称。他说:“有人喜欢写散文,但对于我来说,散文比较抒情,会添加许多主观感受,而随笔则突出知识性和趣味性,加以自己的体味,我觉得更真实一些。”李长声平时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书,写随笔更离不开书。他认为,相比于道听途说,他更相信书。“书一般都比较严谨,内容都是经过推敲的,而且我还习惯就一个问题搜集到好几本书,再对这些书中的内容进行考证、推敲,然后形成自己的想法。”

  收到“书广场”的邀请时,李长声原想与读者谈谈日本“时代小说”(即武士小说)与中国武侠小说的对比,但考虑到要让题目更具“书味儿”,并使读者了解到更多的日本阅读文化,因此他又将讲座题目定为《当今的日本人如何阅读》,向读者介绍今天的日本作家们都在写什么书,书店里在卖些什么书,读者又喜欢读哪些书。8月28日晚,“书广场”在深圳中心书城多功能厅举行。

  讲座开始之前,李长声在下榻的酒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畅销的概念因书而异

  

  《文化广场》:你在日本生活了20余年,日本读者一般都会买什么书?在日本,一种书要卖出多少册才能算是畅销书?哪一类书会比较畅销?

  李长声:日本的出版业历来分工特别细,各类书的针对性强,面向的对象也特别明确。比如“轻小说”,就是特别给男中学生看的,而一些少女小说也会从装帧、内容等方面特别为女性读者所设,上班族男性则较多阅读有关经济、商务的书,诸如此类。

  畅销的概念也因书而异,像社会类、科学类的书,比较严肃的岩波书店的读物,能够卖出一两万册就算是畅销书了。日本有作家说过,正常的书,卖出2万册就可以了,2万以上都不是固定读者。日本每年出书近8万种,只有一本能够卖出100万册以上,这种一家独赢的现象是不正常的。一本书畅销有什么意义呢?日本有评论家说,日本要想文学发展就得消灭畅销书,这样才会拓展国民阅读的视野。

  

  “文化的街灯”一盏盏熄灭

  

  《文化广场》:日本人习惯在什么样的书店买书?

  李长声:日本人的书店特别多,几乎到处都是书店。我住的那个小城,大小只相当于中国一个小镇。我的住所靠近一个车站,周围就有六七家书店,这些书店既卖书又卖杂志。与中国一样,日本的车站、地铁站也会有一些报亭,报亭主要卖杂志、报纸,也卖一些推理小说,供一些人买来用在旅途上消遣着看。

  《文化广场》:中国的书店,尤其是小书店都会遇到经营上的问题,日本的书店那么多,都能经营下去吗?

  李长声:日本有一个说法:书店是永不倒闭的。因为日本出版有两个体制,一个是定价销售,就是出版社定一个价钱,到处都按这个价钱来销售;另一个就是寄销,出版社拥有书的所有权,书店代销这书,卖不出去的都可以退回出版社,所以书店就不会亏钱。而且与中国人的观念不一样,日本人办书店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维持生活。所以日本小书店特别多,基本都是老人在经营,孩子很少会继承。平常走进一个小书店,都会看到一个老头子在经营。

  近年来,日本书店也有一些倒闭了。2008年,倒闭的书店有1000余家,新开的又有300多家,从数据上看是倒闭的多,新开的少,但实际上书店的总面积还是一样的,因为现在的书店越办越大了。大书店有一个坏处,就是只集中在一处地方,而小书店则遍布各处。我还是喜欢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见到书店,随时可以逛逛书店买本书。

  日本把书店叫做“文化的街灯”,现在街灯一盏盏都灭了,当然也有通明的亮的灯,但这灯只在广场,其他的胡同里小巷里全没有了。所以我反对办一个大书店,而且大书店逛起来累,没亲切感,小书店会让人很熟悉,每本书放哪里都记得住,很容易找着。

  

  日本旧书店传统深厚

  

  《文化广场》:日本旧书店的情况怎么样?

  李长声:日本旧书店比较多,大概有3000多家旧书店,东京就有800家。与中国不一样的是,日本的旧书店不是卖古籍,不是卖值钱的书,而是卖真正的旧书。

  旧书店那么多,哪来那么多货源?就是因为日本人没有藏书的观念,读了就扔,扔的东西就都进了旧书店了。这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反复出现的情况。以前经常就是年轻人开着汽车,“啪”就从车窗扔出一本书。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自古就有旧书店的传统,而且书的质量好,十个人看了后书都还像新的一样。

  《文化广场》:为什么日本人没有藏书的观念?

  李长声:上世纪60年代,日本有过一阵“全集热”,家家户户都有名著、全集之类,但后来有了电器以后,日本人因为房子小,摆下电器之后就不能摆书了,所以他们就把书扔掉。可以说,是电器把书淘汰掉的。此外,随着经济起飞,角川书店开始宣传“书不要藏,看完就扔”。当然知识分子会藏书,一般老百姓、普通人,并没有藏书的概念和必要,加上日本图书馆很发达,图书馆自然有藏书,不用自己藏。

  

  引进日本文学作品“断代”

  

  《文化广场》:就目前中国引进出版的日本书籍来看,足以让中国读者了解日本吗?

  李长声:我觉得很不够。中国引进的日本文学作品有几个断代,一开始是无产阶级文学,如小林多喜二,接着是夏目漱石这一批作家的作品,接着是引进推理小说,再然后就是渡边淳一等人的作品,后来就是村上春树。村上春树在美国讲课,给他的学生推荐一些他认为很好的日本作家,中国几乎都没有引进过。

  现在中国引进出版日本图书,关键在于版权合作是否通畅,能够很好合作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出版社的版税额度是否足够吸引日本的出版社。

 

 

 

 

 

 

在日本看图书
——李长声“书广场”演讲内容摘编

   21年前我刚去日本的时候,最惊讶的就是日本人喜欢在电车上读书。日本也被称为最喜欢读书的国家,但据我这么些年来的观察,日本人读书大不如前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手机和网络把读者这块“大蛋糕”切走了一大块。过去日本人一般在电车上都是看书、看杂志、看漫画杂志,现在很多都是看手机。

  对于日本人来说,读书不过是一种爱好,不是什么高人一等的行为。日本文学中最稳定的,第一是武士小说,第二是推理小说。爱情小说不是稳定的,只是一时流行,而武士小说和推理小说则有很多固定的读者。

  

  图书分类

  日本图书不仅以内容分类,也以开本来分。开本有几种:单行本、文库本、新书本。第一次出版的书在日本都叫单行本;文库本大概是单行本一半大小;新书本则比较薄、比较窄。日本人认为作为一种基本的阅读,比如说古典、名著,不应该为了捞钱而在开本上做花样,就应该给人们提供基本的阅读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东西应该越朴素越好,越便宜越好。

  

  读者意识

  日本读者分买书的和不买书的,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爱读者”,相当于我们说的“粉丝”。“爱读者”里面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固定读者,一类是浮动读者。

  日本出版社的“读者意识”特别明确。他们从文学的角度,把作品分为纯文学和大众文学。比如“轻小说”的读者基本都是中学生,而且是提供给男生看的。提供给女生看的叫“少女小说”,是专门提供给初、高中女生看的。

  

  出版范围

  在日本出版社,出书是没有任何界限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出版社敢随便出书。比如说日本的漫画非常畅销,绝对赚钱,但是出漫画只有几家出版社,其他的出版社绝对不敢出漫画,因为没有作者力量、销售渠道和市场,读者也不认同他们,所以说日本的出版社虽然没有限定出什么书,但是任何出版社都有自己的出书范围。

  日本有4000多家出版社,其中半数以上每年出书不会超过5本,因为这些出版社大部分是个体户、夫妻店。现在日本每年出书近8万种,其中两成是各种各样的小说。其实,日本的出版业非常小,每年销售额只有两兆日元,日本平均书价是1200日元,现在一些小的“便携本”只售五六百日元,价钱更便宜。

  

  (本报记者 钟华生 实习生 吴 楠)

 

 

  延伸阅读:

  1

  《日下书》

  李长声且饮且歌,且行且书。出版业界人士固可从中取经,爱书人亦可一睹日本文坛风采。沈昌文、止庵专门为此书撰写的推荐序言,集合了读书界对李长声随笔写作的赞叹“焦点”。

  

  作者:李长声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定价:28.00元

 

  2

  《日边瞻日本》

  本书收入的多是关于日本图书的引介,味道隽永,兼具了日本小品与中国书话之妙,现在的读书人如果想了解当下日本文化,此书是不可不读的。

  

  作者:李长声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定价:20.00元

  3

  《浮世物语》

  从日本的衣食住行到文学风俗,内容相当丰富,不局限于一人一事,所谈之事极深极远却真正达到了深入浅出,文笔精妙,还有旧体诗穿插其中,李长声深厚的艺术功底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可见一斑。

  

  作者:李长声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定价:19.00元

  4

  《东游西话》

  李长声说:“读有所感,就走笔为文。”此书收入的多是“千字文”,有字数制约,像是在舞台上演戏,按格律作诗,别有乐趣,也防止信马由缰,耽误人家的读书工夫。注意,“东游西话”可不是“东拉西扯”。

  

  作者:李长声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定价:14.00元

  (本报记者 钟华生

  实习生 吴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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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活动详细报道
第三位嘉宾陈子善做客“书广场”,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发现”张爱玲,正在进行中
深圳商报记者 钟华生 实习生 吴 楠/文  记者 朱 锐/图
  陈子善做客“书广场”现场。
  陈子善以《张爱玲的2009》为题,将自己的最新发现在“书广场”率先公布。

  

  这些天,张爱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正忙着筹备《现代中文学刊》的研讨会。收到“书广场”的邀请时,他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决定来深一趟。原因很简单,讲座的题目有关张爱玲,他怎会拒绝?

  进入2009年以来,如果要列数读者们最熟悉又最期待的作家,张爱玲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今年4月,张爱玲遗作《小团圆》简体中文版在内地首发,并持续畅销至今。两个月后,张爱玲的另一部遗作《重访边城》在全国各大城市同步上市,又一次卷起了阅读张爱玲的风潮。该书上架后不久,就跻进了各大畅销书排行榜。据透露,张爱玲还有多篇遗作尚未出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读者将会陆续读到更多之前未见到的张爱玲遗作。

  最近,陈子善教授又有了关于张爱玲的最新发现——四小节发表在1945年4月6日上海《力报》上的张爱玲佚作《炎樱衣谱》。本来他想在一两个月后才在自己担任执行主编的《现代中文学刊》上公布,但收到“书广场”的活动邀请后,他决定以《张爱玲的2009》为题,将自己的最新发现在“书广场”率先公布。

  8月21日中午,陈子善在下榻的酒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话题依然围绕着张爱玲。

  

  张爱玲作品——

  折射出人性最复杂一面

  

  《文化广场》:《小团圆》的腰封上印着“全球3000万张迷”,你认同这个数字吗?

  陈子善:“张迷”的数量是很难界定的,这里的“3000万”所说明的是喜欢张爱玲的人数量非常多而已。我们可以说说什么才是“张迷”,有人可能看了张爱玲的书,有人可能只听过她这个名字,这些都算不算“张迷”呢?我们还是要把“张迷”和“张爱玲作品爱好者”区分开来。“迷”是会去摹仿的,张爱玲穿奇装异服,“张迷”也会穿奇装异服,这才是真正的“迷”。总之,广泛意义上“张迷”数量之多,说明张爱玲的作品是能打动人的,尤其是通过文字表达来引起读者感情的共鸣,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

  《文化广场》:我们的“万象”版总会有专栏作者时不时提到张爱玲,为什么张爱玲的文字能跨越半个多世纪一直受人关注?在你看来,她的作品与当下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陈子善:这就是张爱玲文字的魅力,因为足够深刻,所以有意无意地影响了一些作者,无论是写小说、散文、专栏的,都有可能被影响。

  我认为,张爱玲的作品折射出了人性当中最复杂的一面,甚至是最黑暗的一面。人一生当中有很多本能、深层的东西,这正是作家所追求的。人的感情有深浅,一个作家挖掘得越深刻,就越能赢得读者。张爱玲所表达的也许是读者也曾经历过的,但读者却无法表达出来,所以能引起共鸣。张爱玲作品的格局不是很大,通常是写一些家常事,用一个很俗的词来形容就是“以小见大”。

  《文化广场》: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有许多人评论张爱玲以细腻见长。她的艺术魅力来源于哪里?

  陈子善:张爱玲对事物的描写确实非常细腻,哪怕是一件衣服、一条围巾。这其实是继承了《红楼梦》的写法。

  她的艺术魅力来源于自身的举手投足,驾驭语言的能力,以及她笔下所表达的复杂情感和人性。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也许在读完张爱玲的小说后有人明白:哦,原来还有这类人的存在。文学就是让你读过以后会感到震撼,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团圆》也引起了震撼。应该说,这种超脱于普通作家的写作手法是天赋使然,是其他作家无法模仿的。

  

  “张学”研究——

  受到《小团圆》争议的促进

  

  《文化广场》:你怎么看待《小团圆》和《重访边城》的出版及其影响?

  陈子善:《小团圆》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有这些争议是好的,会促使我们进一步去研究。这是一个复杂的文本,对这个文本应该怎么进入,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开始在应不应该发表上引起大讨论,现在逐步平静了,但研究界没有停止研究,而是从文学分析的层面上来分析,讨论张爱玲晚期风格的转变。《小团圆》是她最后一部小说,我觉得现在的研究只是开了个头,以后还要继续。很多中外作家都会写自己的往事,只是张爱玲写得更极端一些。

  《重访边城》是一篇很特别的长篇散文,其中写了台湾、香港等地的民俗、建筑,也写了台湾少数民族生活的情景。有一点特别出彩,就是《重访边城》中体现出绝佳的画面感,色彩感很强,体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古典写法。《重访边城》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和现实的关系,我们往往以为张爱玲是和现实生活保持距离的,实际上她是一直在现实中。

  目前《重访边城》被《小团圆》的“风头”盖过了,有点受到冷落。在内地是先出版《小团圆》再出版《重访边城》的,实际上《重访边城》去年在台湾就出版了,比出版《小团圆》要早。内地先出版《小团圆》,使读者没有足够重视《重访边城》。其实发现、出版它的意义也很大,这么长的散文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实属少见。

  《文化广场》:继《小团圆》、《重访边城》等作品之后,将来还有发现、出版张爱玲遗稿的可能吗?你认为应该怎么去发现?

  陈子善:张爱玲作品发现有两个途径,一是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先生目前保存的张爱玲手稿,而且存量还很大,不过这个就不算“发现”了,而是对尚未面世的作品手稿进行整理出版。比如张爱玲的英文小说手稿《雷峰塔》、《易经》,目前已经有人在翻译,不久后将面世。另外还有张爱玲写给宋淇的书信等等珍贵资料,近几年也会陆续出版,可以说这是出版张爱玲作品的一个主要途径。还有一个途径是回到1949年前的报纸杂志中去找,可能会有零星发现,不过真正做这项工作的人不多,主要是一些大学教师。

  

  “潜在张迷”——

  可以先读张爱玲早期作品

  

  《文化广场》:有些读者是因为看了电影《色,戒》才开始关注张爱玲的,也有读者是因为“《小团圆》热”才喜欢上张爱玲的。可能今后还会有很多人关注张爱玲,对于这些“潜在张迷”,应该如何进入张爱玲的文学世界?他们可以先读哪些张爱玲作品?你认为目前哪个版本最好?

  陈子善:其实读者刚开始还是要从张爱玲前期的作品开始看,这样会比较容易理解一些。如果要列一个大概的顺序,可以先读散文集《流言》,再读长篇小说《半生缘》,然后是中短篇小说集《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之后是中晚期作品《色·戒》,最后再读《小团圆》,这样的顺序可以让读者更加明白张爱玲的情感经历、审美趣味和表达方式的转变。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如果你非要先看《小团圆》也是可以的,多读书总是有利而无害的。说到版本,目前最新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张爱玲全集》,是止庵先生主编的,包含了张爱玲已发表的大部分作品,而且还会继续出版,我觉得这个版本值得推荐。

————

 

张爱玲的2009
——陈子善“书广场”演讲摘编

  2009年对于张爱玲研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今年文坛上发生的几件大事都和张爱玲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年初,我主编的《重读张爱玲》出版,这是2005年张爱玲研讨会的论文集,这本书的问世可以说为2009年的“张爱玲热”拉开了序幕。

  《小团圆》引发轩然大波

  今年《小团圆》的出版在读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争议不断。认为这本书写得好的人有之,认为这本书失败的也有之,还有一些人为了维护张爱玲不认同发表此书的立场而拒绝阅读《小团圆》。但无论如何,《小团圆》都是张爱玲晚年的一部重要作品。

  《小团圆》创下了两项纪录:首先是这本书的关注度非同小可,据说印数已经达到了100万册。在这个时代里,如此庞大的印数几乎是一个奇迹。其次是这本书引起的争议在张爱玲所有作品里也是空前的。作为一本16万字的小说,对这本书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这本小说是否就是张爱玲的自传”上。最初的几个月,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不同的观点纷至沓来,一度达到百家争鸣的局面。

  这部小说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争议?这就涉及到张爱玲晚年的创作风格问题。《小团圆》和张爱玲早期的《金锁记》和中期的《半生缘》在风格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很多人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张爱玲曾经希望开辟她在英语小说的道路,成为第二个林语堂,但她在美国发表的小说并没有获得成功,这对自视甚高的张爱玲是个很大的打击。再加上张爱玲生活上的艰辛,所以她决定重新回到中文写作上来。这时,她童年、青年、中年的记忆忽然复活了,这些记忆唤醒了她的灵感,于是她开始写《小团圆》。此书虽然来源于张爱玲的记忆,但她是用小说的写法来创作这本书,因此把小说里的人物和张爱玲生活中的人物对号入座是不正确的。张爱玲在这本书里完全没有考虑读者的想法,她只想表达自己所想表达的,从某一方面讲,她做到了。

  应该读一读《重访边城》

  继《小团圆》出版后,张爱玲的另一力作《重访边城》也随之在内地问世。《重访边城》是张爱玲的一部长篇散文,讲述的是张爱玲在上世纪60年代在香港和台湾的所见所感,在这部写实的散文里,我们在张爱玲细腻的笔触中仿佛亲身体会到那时香港和台湾的风土人情。有人也许会说张爱玲的作品太罗嗦,但这恰恰是张爱玲的优点,张爱玲精雕细刻的写作方法让她的作品焕发出不一样的魅力。即使在女作家里,张爱玲对事物描写之细致也是首屈一指的。《重访边城》是一部“大文化散文”,这部作品还提到了当时香港和深圳等地的互动,并写到了罗湖口岸,我觉得身为深圳人,大家应该好好读读这篇饱含感情的散文。

  最新发现是《炎樱衣谱》

  今年,我的学生肖进主编了一本书,叫做《旧闻新知张爱玲》,这本书收集了上世纪40年代上海小报里有关于张爱玲的信息,其中还收录了张爱玲的《炎樱衣谱》前言,这是一个新发现。书中注明这篇文章发表在1945年4月6号的《海报》上,但我经过查证发现这个出处有误,《炎樱衣谱》应该是发表在1945年4月6号的《力报》上。我顺势查找下去,我又在《力报》中发现了三小节《炎樱衣谱》,这是张爱玲为好友炎樱新开的服装店写的“广告软文”,全文1400多字,分成4节来刊发。她也借此机会在文中反驳那些指责她穿奇装异服的人。她写道:“对于现实表示不满,普通都认为是革命的、好的态度;只有对于现在流行衣服式样表示不满,却要被斥为奇装异服。”生动中不乏深刻。《炎樱衣谱》还引用了鲁迅的话,这说明张爱玲也很关注鲁迅的作品。可能《炎樱衣谱》在张爱玲的创作生涯中不过算是小菜一碟,但对于这样的大作家,这个发现可谓弥足珍贵。

  (本报记者 钟华生 实习生 彭 勃)

 

延伸阅读

  1

  《小团圆》

  

  《小团圆》以一贯嘲讽的细腻工笔,刻画出张爱玲最深知的人生素材,故事中男男女女的矛盾挣扎和颠倒迷乱,正映现了人们心底深处诸般复杂的情结。

  作者:张爱玲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定价:28.00元

  2

  《重访边城》

  

  这段游记张爱玲于1963年写成英文本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上世纪80年代又以中文重写出《重访边城》,是张爱玲生平唯一描写台湾的文章。

  作者:张爱玲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定价:28.90元

  3

  《边缘识小》

  

  本书是陈子善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钩沉之作,汇集了作者曾在报刊发表的序跋、书边小考等。

  作者:陈子善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定价:20.00元

  4

《旧闻新知张爱玲》

  

  肖进编这个集子,多半是为了呈现20世纪40年代小报中的张爱玲,一切以客观、原始资料为主,不虚饰、不隐恶,希望能对张爱玲的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作者:肖进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1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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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活动详细报道
与“书广场”首位嘉宾阎连科谈他的新书《我与父辈》
“我把内心告诉了别人”
深圳商报记者 王 昉/文 韩 墨/图
  《我与父辈》  阎连科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年5月  定价:25元

  

  编 者 的 话

  8月7日晚八点,在深圳书城中心城南广场的大台阶上,父亲带着孩子,三五好友,或是相依相偎的情侣,他们都早早聚拢在大台阶上耐心地等待着。由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和深圳书城中心城共同发起的一档全新的人文论坛——“书广场”在这里启幕。这是一个以书为核心与读者交流互动的人文广场,人们可以在每周五的晚上来到这里,聆听著名的作家、学者的讲座,听他们讲故事,讲人生,分享阅读的快乐。

  第一个登上这个讲台的是著名作家阎连科。从《日光流年》到《坚硬如水》,从《受活》、《风雅颂》到今年推出的新书《我与父辈》,在30年的写作生涯里,阎连科一直朴实而真诚地写作着,因此他的作品在当今文坛显得格外坚实厚重。他是一位用心力、用生命写作的作家,一位每出一部作品都会让读者“愕然和争论”的作家,一位不喜欢被媒体关注却总是话题不断的作家。他还是一位“不求大家做宣传,只希望你回去读读这本书”的作家。他的作品对现实饱含深情,彰显出当代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的可贵光芒。

  虽然离开他生长过的小村庄已逾30年,但他至今依旧乡音浓重。当晚,他带来了他的新书《我与父辈》,并以《读书阅世三十年》为题讲了他如何在煤油灯下开始写作,如何在病痛中重新思考自己的作品,如何开始阅读的改变,如何在苦难中与灵魂对话。本报特别专访了阎连科并将他的演讲内容整理刊发,同读者分享。

 

  写写我们家里的事情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写《我与父辈》这一想法的

  阎连科:十年前我曾经写过这本书的第二章《想念父亲》。去年在香港碰到北岛他和李陀主编《七十年代》他忽然发现他们的稿子来自于城市,题材也是城市的,觉得这部书缺乏真正有乡土经验和来自于乡村的作家,在这种情况下,他约我写了《我的那个年代》。

  两年前我回河南老家给四叔奔丧;69岁的四叔的离世让我意识到父亲一辈的叔伯弟兄中就只剩下一位堂叔,其余人都已“终是都丢下这世界,丢下我们这些晚辈们”。为四叔守灵的深夜里,我跪在一架白色的灵棚内,守着四叔和棺材,极度的宁静里,没有睡着的一个妹妹去四叔灵前换了将燃尽的香,然后说:“连科哥,你写了那么多书,为什么不写写我们家里的事情呢”我觉得这本书到了可以动笔的时候了。于是就把其他的事情处理了,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书。

  记者:你自己评价这部长篇叙事散文是你“六百万字著作中的真情之钻”,把这样一代人的生命痕迹记录下来。

  阎连科:写这本书的时候跟着自己的感觉在走,最主要表达的是平实和真诚,没有以往写作时对文学方面的注重,把所有文学上的探索都丢掉,放弃一切主义一切文学观放弃那种技巧的、华丽的东西放弃所有被批评家所规定的各种形象荒诞怪诞黑色幽默等等一定要在这本书中彻底地放弃掉不做任何追求。绝不对你的读者表现任何虚构。写这本书经常会让我泪流满面,总是需要不断地洗把脸再写,它从狂想回到了最为真实的现实感受,这种真实体现在日常细琐中,是一种来自灵魂的感动。这样的写作经验在我以往的小说创作中是没有的。

  记者:有人说这本《我与父辈》触及了阎连科的底线,我们明白,阎连科何以成为今天的阎连科,你觉得这篇散文是你“泄密的心”吗?

  阎连科:是的,你可以看到阎连科的写作之路是怎么走过来的,阎连科的小说那样荒诞,在中国作家里是最关注中国现实的,是偏激的,同社会有着如此紧张的关系,而现在,他突然有了180度的转变。这本书可能告诉了批评家们,阎连科为什么关注在底层的悲苦,因为他有着如此不安的心灵和复杂的经历。你把内心告诉了别人,也许读者对我写作的理解会更加完整。

  一直有人说,阎连科是有意荒诞、怪诞、讽刺,有意让大家争论,形成话题,甚至有人说是为了得诺贝尔奖。但事实上,不是你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每个人的写作之路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一个人有天赋,什么都能写,但能写好什么只能是那么一点点。从乡村来的作家没有一个能把城市写好的,同样当年的知青文学也就是那一个时期,过去了就过去了。在这个事情上,我是绝不会犯糊涂的。

  “梦里总有父亲的样子”

  记者:你说父辈都是为柴米油盐而活着的,你怎么看你的父辈?

  阎连科:许许多多人都是这样为了柴米油盐的人生,没有什么悲哀不悲哀,更多的是无奈。但他们的人生中也有快乐,他们彼此间的爱是我们所没有的,今天我们物质上丰富了,但爱却缺少了。

  记者: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要动笔写自己的父亲呢?

  阎连科:父亲不在以后,说出来很丢人,我对死亡变得非常恐惧。父亲去世距今已经25年了,但只要我一做梦,一半的梦都和家乡、小时候读书有关,都是我的青少年时期。在这样的梦里,一定有我的父亲,父亲和梦里的故事、细节都没关系,但就像意识流一样,你会忽然看到他坐在门口拿个收音机,夏天乘凉,冬天晒暖。

  我虽然断断续续写了几千字父亲的文字,但总是不大愿意去回忆,会觉得自己写不好。回忆起来会特别投入,所以一直到他们不在的时候,才感觉到这一代人都不在了,这时候你就会非常悲伤,觉得生命就是这个样子。这时候才会想要动笔。

  记者:《我与父辈》5月上市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卖了二十多万册可以说,这个销售数字超过了您以往的所有著作,对这样的市场反应有预期吗?

  阎连科:完全没想到。我想打动人的不仅是作品中透露出的生存的艰辛更重要的是作品中的爱、温情和善良。它让人感到爱不仅是传统和美德更是我们活着的力量和我们活着的一种信仰。

  我的小说都是很荒诞、怪诞的,突然这本书让所有人都能看懂,从这本书里,大家看到,有这样一个阎连科,有特别日常、家常的一面,有特别人情世故的一面。

  “作家要给自己发呆的时间”

  记者:从《受活》到去年的《风雅颂》,你被称为最受争议的作家,你怎么看待这种争议?

  阎连科:这么多年我的每本小说都充满争论,大家说你狂想、幽默、荒诞、嘲讽,每本书都伴随着争议,而且这种争议越来越大。如果有一天阎连科的小说不受争议了,那一定是很奇怪的,那可能是我江郎才尽的时候。如果某天我的小说一片叫好声,那可能是个不祥的预兆。这么多年我都是伴随着争论走过来的,例如《日光流年》可能是叫好声比较多的,接着就是《受活》,《受活》又是狂想,大家又是一片惊奇,去年的《风雅颂》也引起了许多争议,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阎连科:读书阅世三十年
——讲座实录摘编
  《聆听父亲》  张大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
  《七十年代》  北岛,李陀  主编  三联书店  2009年7月

    我为什么要写作

  今天讲的题目读书阅世30年,我认为这个题目很适合我,因为我读书、写作也已经30年了,我到任何一个地方,作家朋友、记者读者都会问:你为什么写作呢?我是一个世俗的人,我认为写作是唯一能够让我逃离土地的方法。1975年前后, 我接触到张抗抗的一本书叫做《分界线》,那时我10多岁,每天面对太阳的劳作让我感到十分恐惧。到城里去有碗饭吃,这是我少年时期最大的梦想,就像乡下人想去深圳、深圳人想去美国纽约。《分界线》这本书的情节我已经全部忘记了,但是这本书后面有100多个字提到张抗抗通过写这本小说,留在了哈尔滨工作,原来写一本小说就可以在城里工作,于是我每天晚上点煤油灯写三四个小时,大家都在睡觉,我就一直写,到天亮时就像从煤窑里出来了一样。大年三十吃完了饭也继续写,就这样我写出了30多万字。

  后来我当兵了,这本书的写作就中断了。我当兵部队里有个教导员,他见我字写得不错,就问我的学历,我说高中毕业。其实我那时只是初中毕业。指导员又问我有什么爱好,我说爱好写小说,在家里写了30万字,他让我给他寄过来,没想到这本书已经被母亲烧柴的时候当引子烧来煮饭了,这也算是命运吧。总之我以后在部队里就经常做一些文职工作,可以说我读书是从这时候开始的,阅世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阅读的起点最重要

  然而人生的偶然有时想也想不到。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了,我们部队上前线的可能性很大。可有一天指导员跟我说,部队推荐我去参加文学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对我启发很大,在学习班里我第一次知道小说分长篇中篇短篇,作家写作一般应该从短篇开始。知道有个刊物叫《解放军文艺》。也知道自己在乡村读的那些红色经典之外的文学。

  如果你发现你的写作有问题,但其实不是智慧有差别,而是阅读有差别。从这一点上看,今天的孩子要比我们当时幸福得多,他们有条件看各种各样的小说,他们可以看金庸,可以看琼瑶等等,但即使你看再多的小说,在我30年的阅读生涯中我认为阅读的起点是最重要的。你的起点有多高,不在你的天赋有多高,而在你阅读的书籍之中所包含的价值。有的小说你看1万字胜过你看10万字,例如你看《阿Q正传》的收获一定会大于你看《射雕英雄传》,给你带来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为了节约你的时间,阅读的起点的选择非常重要。你可以不看阎连科的小说,可以不看张爱玲的小说,但你应该看看鲁迅的小说,看看沈从文的小说,这些小说能够教你如何更好地阅世。

  对我来说写作就是命运

  阅读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很多人不是一上来就喜欢卡夫卡、马尔克斯,我一开始也看不进去,看不进《城堡》,但看《飘》却津津有味,因为里面有爱情。

  1996年我出文集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十部中篇其实就讲了一个故事,50个人物都是一种性格,我辛辛苦苦写的200万字不如鲁迅的《闰土》一篇小说,鲁迅对小人物的理解,对乡村生活的理解太深刻了。我拼命地写作,写作太危及生命了,我的身体不好,很多作品几乎是趴在床上写的,但那时我发现我写的竟然大多数都是垃圾。

  有一年在河南的开封,我由于椎间盘突出忽然站不起来了,当面临健康问题躺在床上的时候,人就会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思考人生问题,这时他的阅读命运就会发生改变,之前无法理解卡夫卡的小说,无法理解《百年孤独》,但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我发现以前我看不进去的东西现在忽然能够看进去了,发现比过去所有小说都好看,比如说《城堡》、博尔赫斯,我读来有无穷的韵味和意义。当你不得不思考生命、生存的问题时,这种现实的、探索性的作品就可以看进去了。

  为什么呢?我想,每个天才的作家在写作时他的心理上都是残疾的,比如福克纳、海明威、卡夫卡。而我是由于身体的不健康导致了心理的不健康,直到今天我对死亡都非常恐惧。我现在50多岁了,但对死亡依然想不明白。从我生病开始,我对生与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所以我的阅读、写作也跟着发生了变化,这样我写出了《日光流年》,这部作品其实是在写自己对死亡的认识,战胜对死亡的害怕,包括以后的《受活》、《风雅颂》都是在写自己,都是战胜自己精神上的慌乱。可以说,这么多年的写作对我来说也并非一帆风顺,我先后经历了很多坎坷,对我来说写作就是命运,命运就是写作。

阅读链接:

《聆听父亲》

  ●内容简介:《聆听父亲》是张大春回忆父亲的散文。张大春是台湾当代文坛的领军人物,而这本书被称为他创作中“最为全面”的作品,被认为是其小说创作的“精神源泉”。由于年迈的父亲意外摔倒,张大春于父亲生命进入末期的时候,他开始回忆他的父亲,开始给还未出生的孩子讲故事,说的正是自己的父亲,以及从父辈那里听来的家族历史。

  

  《七十年代》:

  为什么要怀旧?

  ●内容简介:“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热刚刚过去,人们又在21世纪回望上世纪七十年代,流连那个时代的浪漫理想,继续着“怀旧”热潮。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集体回忆录《七十年代》一书收录了30篇回忆文字,它们让昨天在文字中生动地复活,让昨天在阅读中展现,让今天的人直接和昨天对话。

 

  (本报记者 王 昉 实习生 彭勃 整理)

 

 

详情请关注:

http://szsb.sznews.com/html/2009-08/10/content_7307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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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深圳商报与深圳书城中心城共同主办
大型人文论坛“书广场”启幕
  著名作家阎连科作为首场嘉宾做客“书广场”,吸引了大批读者。本报记者 韩墨 摄

  【深圳商报讯】(记者 刘悠扬)读书阅世三十年,全城再掀书香潮。8月7日晚8点整,由深圳商报与深圳书城中心城共同主办的大型人文论坛“书广场”在中心书城正式启幕,成为继市民文化大讲堂、深圳读书论坛之后,深圳又一个以书为核心、以人文为旗帜、持续时间较长的高频率人文论坛。开幕仪式后,当代著名作家阎连科在南区大台阶举行了名为《读书阅世三十年》的“书广场”首场讲座。

  “书广场”由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和深圳书城中心城共同发起。“书广场”将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为这个城市带来一场精彩的由著名读书人、书评人、文化学者和市民围绕书而产生的互动。与深圳以往任何论坛都不同,“书广场”在定位上坚持“人文之核”,暂不考虑将话题扩展到生活、励志、养生、美容、礼仪等领域。据了解,“书广场”每个月都会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主题。8月的主题是“在回望中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与空间”,10月聚焦共和国六十周年,11月是深圳读书月十周年主题,12月会和创意十二月相结合,而2010年的除夕夜,“书广场”将会推出一次盛大的以书为主题的狂欢,主题叫做“书广场大年夜·虎虎有书香”。

  昨晚,著名作家阎连科作为首场嘉宾做客“书广场”,带来一场名为《读书阅世三十年》的精彩讲座。作为当代中国备受关注的一位作家,阎连科是“老舍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国内外20余次文学奖的得主,从《日光流年》到今年推出的新书《我与父辈》,在30年的写作生涯里,他一直朴实而真诚地写作着。讲座中,阎连科向深圳读者讲述了他写作与阅读的开端,是“希望通过写作逃离土地,做一个城里人”;他坦言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张抗抗,而文学启蒙之作是《分界线》;他称全部作品都是自己的精神自传,而对“权力、城市、生命”的崇拜一直是他的文学母题。整场讲座生动活泼,现场听众反应踊跃,不断激荡出思想火花,甚至有读者不时举起手来,要求与讲者交流。主办方表示,在活动形式上,“书广场”还将不断探索如何与读者进行有效的互动,而不是传统的“我讲你听”的讲堂式论坛。

  除了现场演讲之外,“书广场”首枚具有纪念意义的藏书票也闪亮登场。这枚藏书票由受邀担任“书广场”首位“驻场艺术家”的著名版画家郝强制作,票上标有“书广场”字样,以一群聚首的小鸟为题材,既传达“广场”的空间概念,也比喻“书广场”百家争鸣的开放理念。昨晚,参加抽奖活动的10位幸运听众获得了阎连科新书《我与父辈》的签名本,书的扉页上就贴着这枚“书广场”珍贵纪念藏书票。

  主办方透露,孟宪实、钱文忠、吴思、张鸣等海内外文化名人将陆续在“书广场”与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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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最新预告

 

“书广场”今日启幕

首位嘉宾阎连科与您分享“读书阅世三十年”

十套专制的藏书票+嘉宾签名本现场抽奖送出

阎连科之后,孟宪实、钱文忠、吴思、张鸣……将陆续在“书广场”与您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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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纪念藏书票
“书广场”今晚8时登场,首枚“书广场”纪念藏书票制作者、版画家郝强表示
“书广场”推藏书票
阅读文化新体验
深圳商报记者 钟华生 实习生 彭 勃
  “书广场”首位驻场艺术家郝强。

  今晚8时,由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和深圳中心书城共同主办的大型人文论坛“书广场”,将在深圳书城中心城南区大台阶正式启幕。著名作家阎连科作为“书广场”的首位主讲嘉宾,将登上讲台畅谈《读书阅世三十年》。

  与此同时,“书广场”首枚具有纪念意义的藏书票也将闪亮登场。这枚藏书票由受邀担任“书广场”首位“驻场艺术家”的著名版画家郝强制作,票上标有“书广场”字样,以一群聚首的小鸟为题材,既传达“广场”的空间概念,也比喻“书广场”百家争鸣的开放理念。

  主办方透露,今晚所有到场参加“书广场”的听众都可参加抽奖活动,抽出的10位幸运读者将获得阎连科新书《我与父辈》的签名本,书的扉页上就贴着这枚“书广场”珍贵纪念藏书票。

  

  藏书票不单是艺术品

  

  “藏书票不单是艺术品、装饰品,它更大的作用是激励人们要读书、珍书、爱书、藏书。”郝强一谈起藏书票,就不忘强调这一艺术品类的“书卷气”。近二十年的藏书票创作、研究经历,使郝强的艺术生涯与藏书票紧紧联系到了一起。

  “书广场”艺术顾问、深圳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齐凤阁教授介绍,郝强作为一位版画家,多年来也一直致力于藏书票的制作,其作品拥有独特的艺术特色。

  昨日,记者在深圳观澜版画基地见到郝强时,他正在与几位来深采风创作的国内外版画家聚会。恰巧的是,在座的几位版画家也活跃于藏书票创作界,他们制作的藏书票常常能在国际展览上获奖,他们还因为藏书票而成为了好朋友。

  郝强来到深圳已有一年的时间,现在是观澜版画基地的工坊主管,还担任中国美协藏书票研究会常务理事。“我最初接触到藏书票是在1991年,当时我通过我的老师周胜华,了解到许多藏书票的知识和创作要领。”郝强告诉记者,他开始创作藏书票时,多以人体为题材,后来则扩大了选材的范围,更趋向于在藏书票中表达一些自己的哲学思考,他在创作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藏书票除了艺术内涵以外,还应该包含一定的文化内涵。近年来,郝强的藏书票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展和国际展。2005年,他的作品还在国际藏书票展览中夺得金奖。

  

  警示借书人要及时还书

  

  “藏书票起源于十五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在当时属于一种贵族艺术,存在于上层社会。藏书票标明了书的主人的信息,也警示借书人要及时还书。而且,当时藏书票还是贵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只有身份尊贵的人才能够拥有藏书票。”郝强介绍,最近他正在创作一系列以中国历代栓马桩为题材的藏书票。“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栓马桩与印章有很多相似之处,不但在造型设计和装饰上很有艺术特点,而且在粗细、大小和整体气势的强弱对比之中,还能体现出其主人的身份地位。”郝强说,他希望在藏书票中灌入更多的文化内涵,使藏书票在流通的过程中,也能起到文化传承的作用。“藏书票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品,它表达的意思包罗万象,因此在创作过程中赋予藏书票更深层次的意义,还可以使藏书票成为人与书、人与人之间沟通的纽带。”

  谈到“书广场”,郝强说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文化活动。“在现在的社会节奏下,读书、爱书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尤其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很少能像上几代人那样,能拥有安静的阅读时光和愉悦的阅读趣味。‘书广场’作为一个文化媒介,既能邀请到一些著名学者、作家担任主讲嘉宾,与读者面对面交流,又能请‘驻场艺术家’制作专门的藏书票,并向藏书家、普通读者推广藏书票,这些都将极大地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郝强认为,对于藏书票而言,“书广场”还在藏书票制作者、图书作者和读者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使更多的人能够深入了解到藏书票的文化价值,体验到全面的阅读文化。“我建议‘书广场’可以借此机会举办一次藏书票展览,既给藏书票制作者一个展示自己作品的空间,同时也让广大读者能受到藏书票艺术的浸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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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纪念藏书票
深圳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齐凤阁应邀担任“书广场”艺术顾问,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
“书广场”推出纪念藏书票,好!
深圳商报记者 钟华生 实习生 彭 勃 文/图
  齐凤阁认为,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把藏书票和“书广场”联系起来,对深圳乃至全国推广“藏书票走进藏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书广场”活动的陆续开展,这种“搭桥”作用还可以继续扩大范围。

  8月7日晚上8时,“书广场”将登场亮相。“书广场”由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和深圳书城中心城共同创办,是一个以书为核心的人文广场。为了全面推广阅读文化,诠释阅读的内涵和趣味,“书广场”还特别联合美术界,每一场论坛都将推出一款具有纪念意义的藏书票,通过抽奖的形式送给到场的热心读者。为此,《文化广场》特别邀请深圳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齐凤阁教授担任“书广场”的艺术顾问,并为“书广场”推荐有丰富藏书票制作经验的“驻场艺术家”。自本月开始,每月将会有一位艺术家为“书广场”设计专门的藏书票,将会有十几位艺术家陆续参与到这项活动中。

  昨日,齐凤阁在深圳大学文科楼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表示,推出以书为核心的“书广场”,并特别把藏书票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在做宣传、普及藏书票的工作,这非常有意义。

  与书有关,与藏书人有关

  《文化广场》:在你看来,藏书票具有什么文化特点和趣味?

  齐凤阁:藏书票是一种从国外传来的艺术,一般通过版画的形式来印制,因此藏书票可以算是版画的一个品类。藏书票最早出现在15世纪后半叶的德国,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

  一般来讲,藏书票由版画家制作,这种创作大部分属于个人爱好。在版画界,藏书票还有几个美称,叫“纸上宝石”、“版画珍珠”、“书中蝴蝶”。有人把藏书票称为“小版画”,我不同意,因为藏书票有它自身的功能,应该区别于“版画”。我认为,藏书票应具有一种“书卷气”,要和书有关系,和藏书人有关系。如果不能体现出“书卷气”,藏书票就等于丢失了自身的内涵和特质。

  我见过一些较有趣味的藏书票,往往是以画为主,让人看后还能联想到书票的主人。比如一位版画家自己刻的藏书票上有一只啄木鸟站在木刻刀上,让人知道他以啄木鸟自喻。而一位漫画家请人刻的藏书票上有刺猬和仙人球,则暗示他是一位善于讽刺的漫画家。还有一些藏书票会刻上一两句箴言,比如臧克家的一种藏书票上就刻着“一日不读书,心源如废井”,作者知道臧克家是个爱书人,因为这次体现书票主人特点的文字也十分有趣。另外,藏书票有作者的亲笔签名,有些还有编号,这一点和版画一样。

  藏书票拥有四大价值

  《文化广场》:从艺术上来看,藏书票具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

  齐凤阁:藏书票属于文学和艺术的结合物,它作为一种藏书的标记和装饰,拥有以下几个价值:首先,是实用价值,它用在书上,是为书的主人所刻的。其次,是艺术鉴赏价值,它作为版画艺术的一个品类具有其艺术鉴赏的价值。再次,是收藏价值,目前中国和国外都有许多藏书票的收藏家,一些发达国家还有专门的藏书票博物馆。第四,是历史价值,藏书票作为一种历史的承载物,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过去的人们对书的喜爱、认识和收藏等等。

  搭起读书人与藏书票的桥梁

  《文化广场》:藏书票在中国的现状如何?流传、收藏范围是否广泛?

  齐凤阁:应该说,30年来我国藏书票的发展情况是比较好的,尤其在版画界,藏书票的创作越来越盛行,只要举办一届全国性的藏书票展览,一般都能够收集六七千件的作品。去年上海还承办了国际藏书票展览会,吸引了全世界的藏书票制作者和收藏者。

  虽然藏书票的创作和研究、展览情况较好,但藏书票的收藏者一般都仅仅局限于版画家和少数收藏家的范围之内,并没有得到藏书家、读书人的广泛重视,更没有在读书界普及。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藏书家、读书人对于藏书票的渴望程度还不够高,而且,版画家往往有交换彼此创作的藏书票的惯例,虽然有一定范围的流通,但藏书票与藏书家之间的联系并没有真正打通。我认为,如何使藏书家认识到藏书票的收藏价值和艺术价值,并渴望得到藏书票,是现在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文化广场》:你认为怎么样才能使藏书票在读书界得到普及?

  齐凤阁:怎么样让藏书家和藏书票制作者建立联系,使藏书家认识到藏书票的价值和收藏意义,并得到藏书票,这是非常关键的。要达到这一步,首先要推广藏书票的常识和功能,同时也要建立一些渠道,让藏书家和藏书票制作者成为朋友,让图书收藏家团体和藏书票研究会也联系起来。简单而言,还可以用交换的方法,比如藏书家可以用图书与画家交换藏书票,新书作者也可以用适当的报酬聘请画家为其制作藏书票。

  我认为,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把藏书票和“书广场”联系起来,很有想法,很有思路,也很有眼光,对深圳乃至全国推广“藏书票走进藏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文化广场》已经搭建起了藏书家、藏书票作者与热心读者之间相互联系的桥梁。随着“书广场”活动的陆续开展,这种“搭桥”作用还可以继续扩大范围,比如以后可以专门办一个“书广场”的藏书票展览,不仅要展出一系列藏书票,尤其要展出每场讲座推介新书上贴着的藏书票,这更有意义。另外,“书广场”日后陆续邀请不同的版画家推出藏书票的过程中,也要考虑如何提高藏书票作品的质量和文化含量,如何提高读者对藏书票的鉴赏力等问题,如果一步步做下来,“书广场”在藏书票的推广、普及工作上则将发挥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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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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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广场”即将启幕
阎连科成为首位主讲嘉宾
深圳商报记者 王昉

 

    本周五晚八点整,深圳书城中心城,一档全新的人文论坛——“书广场”,即将在这个城市的中轴地带登场亮相。“书广场”由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和深圳书城中心城共同发起,是一个以书为核心的人文广场,是每周与读者互动交流、以阅读为主题的饕餮盛宴。8月7日晚,“书广场”的大幕即将徐徐拉开,第一个登上“书广场”讲台的主讲嘉宾会是谁呢?谜底终于揭晓,他就是著名作家阎连科。

 

    阎连科是“老舍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国内外20余次文学奖的得主,是当代文坛最受争议的作家。2004年,他的小说《受活》一经出版便引起文坛的强烈关注,这本书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并获得了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去年他的新书《风雅颂》更是因为直接描摹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而引起轩然大波。从《日光流年》到《坚硬如水》,从《受活》到《丁庄梦》,从《风雅颂》到今年推出的新书《我与父辈》,在30年的写作生涯里,阎连科一直朴实而真诚地写作着,因此他的作品在当今文坛显得格外坚实厚重。他是一位用心力、用生命写作的作家,一位每出一部作品都会让读者“愕然和争论”的作家,他还是一位“不求大家做宣传,只希望你回去读读这本书”的作家。

 

    在他最近推出的自传体长篇散文《我与父辈》中,作者讲述了生活在偏僻农村里的父亲、大伯、四叔坎坷而平淡的一生,以及自己艰辛的成长经历。他用最质朴真实的文字书写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与记忆,在苦难中与灵魂对话,在椎心泣血的文字中自我拷问,字字辛酸,却饱含深情,他说,“这是我的一颗钻石。”

 

    本周,阎连科将带着新书《我与父辈》和三联出版社推出的新书《七十年代》一起莅临深圳,登上“书广场”的讲台,他的主讲题目是《读书阅世三十年》,他将与读者分享自己三十年来的私人阅读经验与体会,将自己对人生、写作最深刻的思考与读者交流沟通。专题讲座结束后,阎连科还将为读者签售新书。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还专门为参加首次“书广场”活动的读者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所有到场的听众都可参加抽奖活动,幸运的读者还可以获得主办方赠送的阎连科新书《我与父辈》的珍贵签名本,并获得由深圳著名版画家制作的藏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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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04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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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最新预告

他的文字被译成10余种语言在20多个国家出版

他的著作曾震动文坛,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

8月7日,20:00

敬请关注“书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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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03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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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最新预告

 

8月7日,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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