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成功的人，多半也是很好的人际关系专家。

可以想见，两个自私固执且无能的人，在对方面前使劲儿地展示自我，得到的多半是否定，他们最终会受伤害，却不会通过此事改进自我，他们并不能学聪明，协调自己与别人的需要，全因恋爱中其实并无真正的目标。

无目标时，两人间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体现了个人趣味，无对错。人们讨论与争执的结果是，双方往往都更坚持自己了，这结果易使他们分手。

而赚钱则相

黄亚蒙是我的朋友，号称中央音乐学院的第一把钢琴，刚出了两张专辑，现在中央音乐学院天天书店有售，据说从八岁开始，她每天练琴时间不少于八小时，节假日不休息，这样的人所具有的素质着实令我辈自叹不如。她的毕业演出我担任导演，因为追求拍摄效果，在她弹奏时横穿舞台，被她瞪了一眼。她像所有钢琴家一样，奔波世界各地参加比赛，演出，穿礼服，坐得笔直，我们一帮朋友从一开始就只能欣赏她，当着她的面儿，我下流玩笑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不得不集中精神去理解古典音乐中的复杂内容，事实上，那让我从其中获益良多，我的朋友廖佳伟在五年前干脆娶了她。

拿到小黄新出的两张专辑，我第一天晚上回家听了两遍，隔了一天又听了两遍，写这篇文章前，又听了两遍，因我对她老公廖佳伟的记忆力很畏惧，怕写下文字不准确，事实上我很爱听这两张专辑，

GOOGLE推出了一项新业务，叫做GOOGLE图书，引起争议，争议的中心涉及作者版权，中国作家张抗抗和韩寒等人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个争议实际早在很久以前就在国外发生了，因为版权制度涉及社会制度的基础，GOOGLE为了推及这项业务，与遍及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出版社谈判并取得部分的成功。

总是被媒体问及与恋爱相关的问题，烦不胜烦——因我认为，这些恋爱问题并不是很基本，更基本的是个人的经济生活，现实中我观察到，中国的中上产阶级在聚会时很少谈到恋爱问题，对于他们，恋不恋爱其实并无所谓，因多半可以从工作中找到更多的乐趣。

在中国当下社会，非常适合从努力赚钱中得到乐趣，因这是一个生产方式，爱情嘛，它更像是一种消费方式，而且消费特征非常接近低值易耗品，人们不会往上面多投资，人们宁可买楼买车，也不会把钱花在恋爱上。

    所谓故事，在我眼里，总体来讲是一些信息，这些信息里包含着一个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较支离破碎的信息，是一个人类生活中涉及情景的小片段，它最具体，也最片面，它包含了某个特殊人类个体的行动，情感，思想，价值观与信念。

    较抽象的信息是数学表述，它只讲述了一组抽象主体间的相互关系，

从某种绝对意义说，真相具有开放性。

现在我相信人们更依赖于谎言获得社会适应性，据阿克洛夫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一个矿工，若是具有下井有危险的信念，他的工作将充满痛苦，所以他不得不去相信相反的信念。

每个人都会最大化自效用，说谎在很多时候，可提升个人办事效率——说谎在伤害他人，逃避责任方面也具有效率。

“个人效用最大化”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假设，只

在当代中国，文学类作家与流行类作家的界限正在消失，作家写作品只是为了好读与赢利，除自己以外，他们并不关心别人，若非说是关心，他们只关心他们与他们想法相同的人，我们的出版社并不支持有质量的作家，我们的读者更不支持，他们一个生产，一个消费，结果是，我们很难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去欣赏小说，而只是从作品中得到娱乐，在我们的时代，英国儿童作家卡罗琳最为成功，她夺得巨大的市场份额，然而她的小说在我眼里并不具备多少文学性。也可以这么说，文学性在当代作品中并不重要，它属于传统，现在过时了——真的是这样吗？

在两千年前，原始宗教为社会文化框架制定了尺度，东方的佛陀的无我倾向于极小化，因极小而渗透到一切，而西方的上帝倾向于极大化，代表一种英雄都做不到的万能，这两个极端把人类精神推向纵深，人类是在宇宙视野

我相信，每个人知道的那一点事儿，特别是他们的思想，随便写上一小段文章也就写完了——若是出个题目，叫做《我的世界观》，叫中国作家们作一作文，那么估计他们平均每人写上几百字也就没什么可写的了，若是我替他们把那些诸如“人生是痛苦的，社会是黑暗的，生活是残酷的”之类人所共知的母题套话先写完，并且规定说，他们不许再写一遍，那么我相信，他们能写下的东西几乎就没有了——你可知在他们笔下能否具有创见？

结论是，作家最好去读。

一个可能具备创见的作家则必须去读，作家并不以分析见长，他们一般很少具有拿得出手的观点，但他们又要去写，那么他们写什么呢

在中国当下社会，围绕奥数以及庞大的相关产业，多半意味着一种对于社会资源的浪费，但这一制度却在一段时间内，自加强成为一种奇怪的行业，使得中国的数学教授在理性上不同意这个制度，却不得不苦笑着把孩子送进奥数班。

然而我在其中却看到了一种中国社会对于智力资源的新态度。

首先，人们肯为那些智力体操训练买单了。

其次，我们放下了智力门槛，以一种制度去鼓励大众去尝试着摆弄那些纯粹的抽象

目前，社会积聚的道德风险开始悄然释放，由清教式的理想主义不可逆转地走至另一个拜物极端，“爱钱主义”成为一种中国社会新宗教，它的传播较之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宗教都要迅猛，因它是无助的人们的最后家园，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中国把目光的焦点放在那些刚刚被创造出的社会财富上，举国上下只关心物价、房地产与股市，未得利者用恶毒的咒骂来消解自己心头的怨恨，他们其实只是绝望而已，因他们找不到或走不上通往主流社会的道路，事实上，主流社会也不过是个财富与权利的共同体，他们在拼命加固自己的利益城堡，丝毫也不考虑那城堡也许是沙子做的。

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已被短期利益填满了，可以说，以财富论，中国社会的正负两极一直接通着，于是出现了短路，人们的头脑无法正常思考，连惯性思维被打断了，想事情的出发点成为“如果我有钱”，丝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