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婴儿（汤军）的博客

1851

苍井空了。

1852

人类就是上帝创造的机器人。

1853

于丹那华丽的辞藻、贫陋的思想，正印合了CCAV新大楼与旁边被烧过一遍又重装的配殿。

1854

毛主席纪念堂对得起人民英雄纪念碑吗？

1855

不懂创造的时候，只好消费，只好奢侈，为的是获得如同创造的满足，却只能得到空虚——最后的空虚。

1856

洋人过圣诞般的春节，国人过非春节的圣诞。

1857

如果修行就是为了解脱，那么解脱又是为了什么。如果解脱就是为离开这世界，那么当初何必又来这世上。如果来这里只是为了来世，那么来世也不过今世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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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片不是风光片，美轮美奂会削弱故事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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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俗小说》环形之下，其实难圆。

1860

制度是有形的，素质是无形的。舍有形而说无形，永远没有答案。

1861

所谓政改，就是限制党权。

1862

幸福源自匮乏，终于圆满。

高晓松在其自编自导自演的脱口秀《晓说》里谈到自己的音乐事业这些年没搞出啥名堂，是因为中国正统（汉）文化历来对音乐不关心、不在乎，流传下来的音乐作品少之又少，音乐家从来不被崇拜，音乐家塑像罕见，连木匠鲁班都不如。而其他兄弟民族则大多能歌善舞，也不乏音乐史诗，实在让高晓松羡慕不已。

回想中国史书列传，确实少见音乐家的身影。即便是流传至今的古曲（古琴曲、古筝曲、箫曲、笛曲等），也都是无名氏所作。那些古代作曲家杳然无讯，不知所终。记得的只有伯牙，他的知音叫钟子期。还有个瞎子阿炳，后半生比较惨。汉民族对音乐和音乐家的尊崇确实比文学和文学家来说，要差得很远。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现在说到的中国传统文化，自然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就此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音乐与文学之对比的心理模式就是，首先，音乐附着于文学。这可以从宋词上看出来。那些曲牌必须衬托由文字组成的词，吟或唱也是为了让词更加动听，曲牌作为单纯的音乐没有价值。到了元曲、杂剧乃至京剧，都是如此。

其次呢，音乐作为表演艺术被认为不入流。操持音乐的大多是

1801

大家的悲哀就不是悲哀

1802

不创新，毋宁死。

1803

只有无所谓，才能无所畏。

1804

好电影看开头，就能看出导演的胸怀。

1805

娱乐还在，快乐没了。

宪法还在，宪政没了。

人民还在，公民没了。

政治还在，政治家没了。

1806

不缺钱缺充实，不缺爱缺被爱，不缺时间缺空间，不缺青春缺永恒。

1807

情不为己，天诛地灭。

1808

爱情是一种病，也是一种药。

1809

幸福一旦降临，故事就变得无聊了，所以编剧时一定要让幸福在最后时刻来临才好。

1810

幸福来临，无聊开始。

1811

党害怕被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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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边际效益最高。

1813

为何会称百姓为刁民，那是因为总称公民为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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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为啥要盼着长大，那只不过是为了让时间过得更慢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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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们那么热衷于常识，乃至把常识当成真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发现真理的能力，他们只会喋喋不休地说常识。可也正是由于真理之河的枯竭，才让常识之野也变得贫瘠起来。

许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于是只看到离自己最近的那片常识之林，却不能远眺真理之海。他们看重常识，翻来覆去讲解常识，以为这是啥启蒙，其实也就启蒙了自己。他们只会在常识的漩涡里兜圈子，却以为已经长征万里。他们觉得自己仿佛坐着飞船上溯了五千年，其实就是频繁地遗精尿炕没有长进。

真理总有变成常识的一天，常识只是新真理的基础。那些名流学者说自己就是在为探求新真理打基础，倒也无妨，却显现出其偷懒的本性。难道不是么，把课堂上的教案拿到课堂外再说一遍就能赚够眼球了。

真理是新常识，常识是旧真理。在这新与旧的转换中，真理与常识沟通彼此，形成知识体系的江河大海。

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感受。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东一嘴西一嘴，天马行空。这样感性地交流，或许更有助于我们之间的沟通。这里面有我的编剧阐述，亦有我内心深处的偏执和梦想，我都毫无保留地说出来。

先说说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部戏？我创作这部戏之前，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冲动缘于我对历史真实的向往。我要把当年自己埋在厚厚的资料堆中追寻历史真迹时的那种感动，传达给观众。

从前我一直生活在黑龙江，多年来对满洲国时期的历史素材非常感兴趣。当年的腥风血雨，残酷和悲壮屡屡让我震憾。这些震憾来自于真实，来自于史料中那些貌似无心，却掷地有声的对真相的描述。而我们现在所有关于东北的影视和小说作品，大都是虚假的，造作的。一部份缘于僵硬的历史观，一部份缘于作者对那个时代的不了解。我要写一部特殊背景下的情感故事。写一部以人性的真实为出发点的谍战故事。

“真实”是它的生命和本剧存在的基础。无论事件，每个人的情感和行为，都要有深刻的逻辑和行为依据。在这部剧中，从某种意义上，“真实”比什么都重要。

谍战也有谍战的逻辑。飞檐走壁，使双枪，玩飞刀，满嘴吐钉子。一有危险，主人公永远能顺着下水道逃走的谍战戏已经

总听人说，在北京，干啥都得花钱，简直到了一步一花钱的地步。可诗仙太白曾言：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那么，北京也有清风朗月么？

1、 文化讲座

北京是中国的文化大都会，文化资源异常丰富。很多文化讲座都是免费的，如：中国政法大学承办的世纪大讲堂、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乌有之乡书店。而京城最有名的三味书屋讲座，是收费的，茶资仅二十元，文有所值。不过，最近它被迫关闭了。原因不详，但与收费无关吧。

2、 艺术中心

像798、宋庄、北京酒厂、草场地这样艺术家和画廊扎堆儿的地方，大多是免费参观游览的。艺术家和画廊老板要的不是门票收入，而是人气儿。于是，798先火了，宋庄后火了，中国的现代艺术在这些艺术基地的支撑下也火了。在此，北京的艺术中心像极了腾讯QQ，靠免费资源圈来人气，然后再把核心产品和服务附加上去。

艺术家扎堆儿，就特别喜欢自由。宋庄的艺术家因为房产纠纷曾去天安门游行抗议，草场地的艾未未更是与当局激烈对立。艺术，不过是自由的避难所。

3、 后海风景区及酒吧街

窗是光的敌人，因为它把光分割了，一部分逃离，一部分被屋子捕获。云是山的敌人，因为它让山知道了彼此高低，有的云上，有的云下。

夏一钧就坐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想着心事，望着云卷云舒。他能有什么心事，无非那些人间琐事。可就是这些琐事，锁住了他的额。无数问号如视窗飘来……哇，他睁大眼睛，看到了奇异景象。在他面前，城市上空，出现了一条大江，滚滚而来，又滚滚而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已分不清云与水。他想找一叶扁舟，散发弄月，放逐四海，指山为岛，遇崖成渡。他找着，想着，陶醉在三十米的高空奇观里。这时，

苏小可满面愁容地出现，和昨晚判若两人。

“怎么了？”夏一钧放下刚喝了一半的养颜补气茶。

“变态。”苏小可把舌头甩到了腮帮子外面，但音量控制得很好。

“说谁呢？”夏一钧在幸灾乐祸的时候，就喜欢这样明知故问。

苏小可虽然知道夏一钧知道是谁，但还是忍不住地说：“还能有谁！”

“哦，他又让你整那些国家第二档案馆不要的资料啦？”

“没有。”

“那他让你数地面的脚印了？”

“数过了。”

“去对面借纸杯？”

“不是。他让我去把刚刚辞退

1751

姜文的年代戏，拍出了寓言体的经典。

1752

除了打倒的话没说，其它的都说了；既然其它的都说了，还用再说打倒吗？

1753

我聊故我在，我在故我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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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之死地而后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1755

文革十年，党的更年期。

1756

偷换概念，也是话语暗算的一种常用伎俩。以“爱党”偷换“爱国”，以“人民”偷换“公民”，以“宪法”偷换“宪政”，以“法制”偷换“法治”，以“党国”偷换“国家”，以“党领导”偷换“人民是主人”。

1757

利比亚变了，中国呢？

1758

游戏是可以参与的电影，电影是只能看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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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无床。

1760

忙是一种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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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就是为了突破人类的生活模式吧，所以纪实剧基本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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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为了不朽。

1763

是天下为公，还是天下围攻？

1764

默谈国事。

17

因为不敢起而反抗，故只得写点文字，吐槽点东西南北全是，名曰杂文。杂文越是兴盛，越是喜笑怒骂，就越能怡情悦色，找到了不反抗的出口，不再有反抗的理由。若是因这杂文获得了些名声，那就更物超所值。若是杂文时常被删，正可替代蹲监，颇有自觉伟大之感。

笔是匕首与刀剑，但前提是没有键盘。当网络像紧身衣一般裹在时代的裸体之上，谁还敢说自己文笔优秀思维独特呢，不过是杂杂的思绪塞进一方小小的比特夹层里而已。

如果民主、自由、革命全成了杂文里的硬通货，那也就是文字游戏，仿佛金鱼的繁衍，再精彩也是畸形。为何不善杂文的乌坎农民能走出一条民主自治之路？为何一向对杂文别有重口味的中产阶级却还困惑于业委会的组织建设呢？

坑爹的不是激情，而是价值与资源的认同。想想居住在城市小区的业主，他们共同的利益不过是共同拥有的那一点点物业——车库、草地、通道、围墙，他们的人生在进入小区前并不重合，他们曾是陌生人，他们也许只是某篇杂文的共同读者——以文会友。

乌坎人就不是这样了。这就是他们能成的原因，丝毫不违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又极具中国特色的自治风格。须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